2013年7月18日 星期四

戊午科场案的信息经济学


一.科举考试的意义,解决人力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

古代皇权政府在和平时期选拔代理人的主要渠道,是科举考试,卖官鬻爵虽普遍,但毕竟不是正道。对于民间读书人而言,科考则是挤身上层社会的唯一机会,其激励功能显而易见,所以读书人每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自勉。科考始于隋唐,到宋代趋成熟,明清时虽也以《四书》,《五经》内的文句为题,但须用八股的形式作文,所以广受抨击。明代话本小说《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的故事,让我们看到科举制度下读书人说不尽的辛酸。不过若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看,科考倒是颇值得玩味。

辛亥革命前的一千余年时间内,皇权政府每次选拔的代理人不会很多,但企图通过科考进入上层社会的读书人却很多。如此僧多粥少的条件下,究竟哪些人真的拥有皇权政府所需要的巩固政权的学问,朝廷不具有完整的信息,但每个读书人大体知道自己是否具皇权政府所需的学问,还是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这在经济学上称作信息不对称,结果是出现“逆向选择”。面临信息不对称怎么办?对皇权政府而言,方法只有一种——通过科场考试,让每个读书人在试卷上发送出“合格”或“不合格”的信号,即当场写出令朝廷满意的锦绣文章,以证明自己是真学问。信号理论之父麦克尔.史彭斯(A.Michael Spence),是2001年因在信息经济学领域作出重要贡献而获诺贝尔奖的三位经济学家之一。正是因为人力资本市场总处于信息不对称,皇权政府才需建立科举考试的制度。

皇权政府既可借助科场考试,让读书人发送出信号,以解决人力资本市场上因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逆向选择”,为自己选拔出优质的人力资本,但同时一些不具有真学问的读书人,同样可以借助信息不对称,用各种不同作弊手段发送虚假信号,达到蒙混过关、骗取功名地位,由此混入上层社会。同时又因读书人多,参加科场考试的考生也多,真正在乎通过科考能选拔合格代理人者,只有唯一的委托人——皇帝。但皇帝即便学富五车,也无法对考生一一亲自选拔。于是任命考官,作为自已选择人材方面的代理人。在这一委托—代理关系上,委托人与代理人各有自己不同的目标追求。作为代理人的考官,他总是将“忠于皇上”挂在嘴上,但在行动上,他又会暗中借助权力与职务趁机寻租,以获取最大收益,同时又不得不将自己真实行为隐蔽起来。由于作为委托人的皇帝,不可能观察到代理人(考官)的真实行为,代理人可以隐蔽自己的行为,从而给委托人造成“逆向选择”的后果,这在经济学中称作“道德风险”。最早提出“道德风险”的经济学家,同是2001年获诺贝尔奖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h E.Stiglitz)。

考官无论在与皇帝的委托—代理关系中,还是与考生的委托—代理关系中,都居于代理人的位置。有趣的是,尽管考生与考官的代理关系属“一次性交易”,但双方通常都能遵循游戏规则。相反在皇帝与考官的代理关系中,违背规则的舞弊现象却很普遍。因此,可以说正是因为人力资本市场总处于信息不对称,加上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科场舞弊案才得以屡屡发生。清咸丰八年(1858年)发生的科场舞弊案,即是典型一例。这一年正值农历戊午年,故又被称作戊午科场案。

二.考生在科场上发送虚假信号的方法

一位实为南郭先生的考生(下文简称“南郭考生”),如何才能借助科场考试向朝廷发送出有效的虚假信号,从而获皇权政府的青睐?方法之一是“夹带”。具体而言,就是将相关资料夹在隐蔽偷偷处带入考场,以便于作弊,从而借以发送出虚假的“合格”信号。上海嘉定区有一孔庙,规模远不及苏州孔庙。约20余年前我在那里曾看到清朝某年乡试时,应试秀才所夹带的实物。其中一件白色内上衣,上上下下、密密麻麻用工笔小楷抄满了“四书”“五经”之类的典籍。细想起来,如此“夹带”其制作成本也极高,现今即便文史类博导与教授多如牛毛,大概也无人能制作那样的“夹带”。

方法之二是“枪替”,即考生雇用枪手替考,枪手的学问功底好,就能替考生发送有效的“合格”信号。此方法在现今外语考级中也时有所闻,其实是考生与枪手合作,所建立的又一委托—代理合约(不须书面合约)。合约内容无非是:考生(委托人)付费,可占有代考的成绩;枪手(代理人)代考成功后,拿钱走人。按理此类合约属不完全合约,但奇怪的是,从未听说有考生违约。

方法之三,是递“条子”。“条子”也称“关节条子”,一张“条子”可以使考生与考官形成合作的代理关系,由考官帮助考生向皇权政府发送一个“合格”的假信号,从而将考生真实水平的信息掩藏起来。这是一种比“夹带”和“枪替”

更高级的虚假信号发送,其中不仅包含考生与考官的委托—代理关系,而且朝廷中央与考生、考官的信息战也更激烈。绝大多数科场舞弊案中,考官都是关键人物。在与考生的一次性交易中,考官充当代理人,而考生则是委托人;在与皇帝的长期交易中,考官作为朝廷大臣,仍然是代理人,皇帝是永远的委托人。两种不同的代理人角色,迫使考官总处在“忠于皇上”与“职务寻租”之间,作出选择。

当考场笔试一结束,许多考生忙着放松——逛妓院,而考生中有些“南郭考生”,则开始忙于向主考或副主考递条子。条子上列明的信息早已约定俗成,主要是考生姓名,以及试卷上暗藏的信号(这在下文详释),还有就是交易价格——准备孝敬主考大人的白银数量。通常在条子上画一个圈,表示酬劳100两,多数条子上为3—5个圈,最多者能达30个圈。明以来直至清道光年间,科场递条子已蔚然成风。为递条子,考生要找关系寻门路。官场形成普遍的游戏规则是:考官若未能收到条子,必以为耻;而考生则以能递上条子为荣。

但皇帝对于钦定的考官受收条子,并帮考生发送虚假的“合格”信号,会给予打击。故清顺治时起,凡官员涉科场舞弊,只要被发现必加以惩治。因为皇帝与官员的代理关系中,作为委托人的皇帝,当然不希望代理人吃里扒外,向自己发送假信号,最终只能找几个“南郭考生”高居庙堂充数,由此对政权稳定带来隐患。皇帝需要的是受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训练,有维护政权稳定的“真才实学”的人材。因此,自宋代以来,为防备考官们受收条子,朝廷中央推行“糊名易书”制度,由此考生、考官与朝廷中央的信息战也更激烈。

“糊名易书”是什么意思?“糊名”者,是指将试卷上考生的姓名“糊”(掩盖)掉,等发榜后再将试卷上“糊”的部分清除。此举是隐藏考生姓名的信息,目的是让考官即便收到条子,却无法识别哪份试卷才是该考生的试卷,自然无法在递条子考生的试卷上乱添不客观的溢美之词,也就无法帮助考生发送虚假的“合格”信号。然而总会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科考是考生与考官共同完成在试卷上发送“合格”信号的合作,所以尽管有“糊名”的措施,以防止考官舞弊,考官与考生依然有应对策略。譬如递条子的考生,在条子上与考官约定,作文中使用“至若”、“若夫”、“甚矣”、“哀哉”等词为信号,然后考生在考场所作文章内,夹在文字中发送出这些信号。考官阅卷时看到这些信号,便立即明白这是某考生的试卷。

“易书”的工程更大,交易费用也更高。由于汉字的结构特殊复杂,书写时又是用毛笔醮墨色完成,故有100名考生,就有100种不同笔迹,这不同笔迹也就成了自然生成并无法掩饰的信号。只要考官在前期见到过那递条子考生的笔迹,阅卷时即便考生姓名被“糊”去,甚至文章内也未发送“至若”、“若夫”等暗号,考官也能凭笔迹判定此是某考生的试卷。怎么办?朝廷的对策无论怎样设计,都不外乎在信息传递层面上做文章。具体而言也就是设法阻断考官与考生之间的信息传输。如此看来,信息经济学在朝廷中央与考官、考生的博弈中,多么举足轻重!

“易书”就是将考生完成后的试卷,由专人用红笔完全照原样誊写复制。誊写后的复制卷称“朱卷”,原来的试卷正本则为“墨卷”。考官拿到手的只能是“朱卷”,也就无法接受考生笔迹的信号了。设计“易书”策略的官员,自以为此举可阻断考官与考生的合作舞弊。殊不知,考官只要买通誊写的同考官,照样可以在“朱卷”上大做文章。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明清两朝屡屡出现考生的“朱卷”与“墨卷”全然不同。同一考生的“墨卷”狗屁不通,而“朱卷”的文章竟眉清目秀。易言之,用“易书”防范联手舞弊,结果是扩大了联手合作的范围,以致考卷尚未到考官手中,考生原先“不合格”的信号已被掩藏,代之以“合格”的信号已经发送。科考制度中的信息战何等激烈,由此可见。

三.戊午科场案中最先浮出水面的“第七名”举人

清咸丰八年(1858年)秋,三年一次的乡试在顺天府拉开帷幕。这一年是农历戊午年,正式开考在8月6日,考生千余人,为期月余。走进贡院的考生,当然也包括所有“南郭考生”在内,都力争向朝廷中央发送出一个“合格”的信号,实现梦寐以求的金榜提名,并以此捧上金饭碗。但到9月发榜时,榜上有名者仅300名。

这倒毫不足怪,但不久即有信息传出,据称一位名叫平龄的伶人,居然高中第七名举人。伶人即优伶,民间俗称戏子,近代中国也称艺人,现今又称“表演艺术家”。按清廷颁布的游戏规则,凡娼、伶、皂、吏之流,一律无资格参加科考。而作为伶人的平龄,不仅顺利进入贡院参加科考,而且榜上还高中第七名,可见科场中信息隐蔽有多深。

10月7日,御史孟传金以平龄事向咸丰皇帝奏了一本,责问:“士子身份不明,何以录为举人?”奏本直指舞弊者的死穴——平龄的“朱卷”与“墨卷”完全不符。假若平龄的“墨卷”与“朱卷”完全一致,也许将会激起人们对有才华的伶人寄予同情,而眼前的结果显示,考官中有人得了平龄的条子与银子。

咸丰帝一怒之下,当即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兵部尚书全庆及陈孚恩四人会审查处(顺便指出,这陈孚恩当年所收条子即达5张),平龄很快被捕入狱,不久便不明不白地死在狱中。最终审查结果是,平龄虽经常粉墨登场演出,但不属伶人,相当于玩票。“朱卷”与“墨卷”不同,是因同考官邹石麟(翰林院编修)擅改“朱卷”。不久朝廷将邹石麟革职了事。

四.戊午科场案中委托人(皇帝)与代理人(考官)之间的鼠猫游戏

按大清规制,当年乡试发榜后,为防止错误与纰漏,还须对中举试卷作磨勘——复核检查。戊午年10月26日,磨勘的结果出台:300份中举的试卷中,疑云密布者达50份,其中38份试卷错别字连篇兼文理不通者比比皆是,其余12份则是“墨卷”谬误五花八门,而“朱卷”中谬误全已不见。不用说,这都是同考官在誊写时,掩盖了考生关于真实根底的信息,同时帮助考生发送一个“合格”的信号。假如磨勘是到位的,即戊午年所有科场舞弊都已被查出,那么磨勘的结果起码表明,这50名假冒伪劣的中榜举人加上文的平龄,全都差点被当作优秀的举人获皇权政府的重用,与此同时肯定又有51名读书人本该中举,却因科场黑暗反遭淘汰,这就是上文指陈的“逆向选择”。这与 J.E.斯蒂格利茨在《不完全信息市场中的信贷配给》一文中所分析的状况完全一致:即在金融市场上,银行对各公司的风险程度不具有完全信息,而风险高的公司却愿接受高利率贷款,由此使银行提高放贷利率,结果反将本该顺利获贷款的低风险公司,排斥在信贷市场之外。科场人材选拔的“逆向选择”,表明皇权制度下对人力资本的选拔,几乎成了委托人(皇帝)与代理人(考官)之间的鼠猫游戏。

在后12份试卷中,还有一份试卷的考生名列榜上第238名举人,此考生姓名为罗鸿绎。罗系广东肇庆府人,家道殷实,曾付费捐官——当了个七品芝麻官。清朝花钱买官早成惯例,纨绔子弟、酒囊饭桶只要肯花银子,就能当官。那罗鸿绎还觉得官不大,不足以光耀门庭,想混个举人,为将来仕途更高辉煌作铺垫。又因未经十年寒窗的成本投入,自知乡试无成功的可能,便通过同乡会馆找门路,找到任兵部主事的李鹤龄。罗仗自己与李有同乡之谊,便将意图告知李,双方谈判将酬报约定为500两白银。谁知李这一年未担任副主考或同考官,钦命担任戊午年乡试的主考,是军机大臣、户部尚书柏葰(道光六年进士);副主考为兵部尚书朱风标与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户部侍郎程庭桂;还有同考官浦安(翰林院编修)。不过机会总会有的,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上。浦安与李鹤龄私交不错,又是同一年的进士。于是李鹤龄找到浦安,开门见山地建议浦安一同加入罗鸿绎的代理人行列,帮罗鸿绎借助乡试机会向朝廷中央发送一个“合格”信号。这对浦安而言,正是送上门的租金,浦便一口应承。贡院笔试一结束,浦安根据罗在试卷上向考官发送的“至若”、“若夫”等信号,很快发见罗鸿绎的试卷。细看罗的试卷文字实在平庸,如果没有浦安加入代理,罗本人也就只能向朝廷中央发送出一个“不合格”的信号,榜上也断不会出现罗的大名。

但浦安追求的是个人收益最大化,面对皇帝或中央,他可以隐藏自己的行为,皇帝也很难获得有关他真实行为的信息。于是浦安在令人用朱笔重新誊写时,对原来的“墨卷”作了许多修正,掩盖了“墨卷”上的垃圾文字。最终浦安在罗鸿绎的“朱卷”上批了八个字的荐语:“气盛言宜,孟艺尤佳”。老实讲,此一评价虽不算低,但却很空洞。试卷最后到了主考柏葰手中,柏并不知考生罗鸿绎递条子的信息,也不知浦安与李鹤龄合伙舞弊的信息,仅看了浦安曾作荐语的试卷,仍觉难以中举,便将试卷列入副榜。副榜上只能是正榜的候补名额,只有当正榜经磨勘后,取下其中不合格者,才能依次以副榜上考生补上,这意味着柏葰不同意浦安的荐语。回家后柏葰让家仆勒祥到浦安府中通报此事,谁知勒祥见了浦安通报后,反被浦安说动,也许还受了浦安的小恩小惠。估计这勒祥办事很灵巧,回到柏府后反替浦安向柏葰说情,称如果把罗鸿绎从正榜拉下,同僚面上难堪,不如做个顺水人情。柏葰想了一下,便将正榜名额拉下一个,又将罗的试卷换上,罗也就成了第238名举人。

应该说,在这千疮百孔、腐朽不堪的科场中,由于官员浦安、李鹤龄和“南郭考生”罗鸿绎隐藏了自己的行为,柏葰不具有充分信息,其处理虽有不当,但数不上大罪。发榜后,中举的士子须按惯例拜访考官,相当于现今“谢师”,当然这“谢师”不能是口头的。罗鸿绎先到浦安府中,敬呈银子10两;后到柏葰府中,呈上16两。罗在此前递“条子”时,向李鹤龄承诺的白银500两,李想独吞。但官场混了多年的浦安岂会罢休?浦亲自到李府,也顾不得什么斯文或“君道臣节”那一套,干脆以急需用钱为借口,从李处取走300两。

五.科场反腐成了铲除异己为目标的借势恶斗

如此科场案真相既白,咸丰震怒。柏葰、浦安、李鹤龄很快被撤职,罗鸿绎亦被撤去举人身份。柏的家仆勒祥也被投入大狱,酷刑之下很快勒祥送命。剩下的事,是对戊午科场案所涉官员的处置,尤其是对柏葰的处置更令咸丰皇帝十分为难。柏葰刚由从一品升正一品兼大学士,加上原任军机大臣,己相当于宰相。况且当官32年,颇得上下器重,这次不幸卷入此丑闻,仅拿了当事考生罗鸿绎登门拜访的16两银子,难称脏物。

当咸丰皇帝在勤政殿召集大臣,商讨戊午科场案的处置意见时,专横跋扈的户部尚书肃顺觉得这正是铲除异己的好机会,当即高调表示:“柏葰罪不可宥,非正法不足以儆在位。”咸丰无言以对,这使原本对科场舞弊的打击,变成政客间的借势恶斗。顺便带一笔:柏葰在菜市口被杀头的三年后,咸丰帝于热河驾崩,位居顾命八大臣之首、又是科考反腐斗士的肃顺,很快又被慈禧与恭亲王奕联合扳倒,并很快也送上菜市口刑场,刑前双腿被打断,舌头也被割去。不过,此时离科举制度的寿终正寝,也已为期不远了。

    沪北听风室,博客中国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

明鏡新聞 - 歷史

明鏡雜誌 - 歷史

明鏡博客 - 歷史

明鏡出版 - 歷史/傳記

明鏡書店 - 歷史/傳記

明鏡書店 - 新史記雜誌社

明鏡電子書 - 歷史/傳記

明鏡雜誌 - 新史記

明鏡雜誌 - 名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