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文革”后恢复高考上大学，兼谈七七级

 　　1977年是我下乡的第九年了，那一年大队中学临时请我代课。我虽号称中学毕业，实际在中学念书不到一年，却要教中学三年级的语文和化学，实在也有些误人子弟。记得是放农忙假时，我回到成都家中，母亲既惊讶又高兴地说：这么快！上午才给你打电报，下午就回来了。原来家里得知停止多年的大学考试真要恢复了，所以要我赶紧回来准备。于是在家中补习了一个多月，因上中学不到一年就进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了，那是名副其实的“补习”，与今曰高考“复习”完全不是一回事。

　　由于“时间短、任务重”，可算是真正的拼命。每天睡觉也分成两段，一次约睡三个钟头，其余时间基本都坐在窗边的桌前。对面楼里也有一家的小孩正做同样的事，后来其家长说，早就推测我一定考上，因他们几乎就没看见我离开过桌子，颇叹我何以能不必睡觉。其实偶尔也要出门请教，记得还去成都二中学习怎样写作文，请教以前教过我二哥的费绍康老师，真如醍醐灌顶，获益良多。考试前又回大队中学上课，教作文的段数突飞猛进，怡好全公杜举行统一的作文考试，我的学生还获得第一名。一个大队民办学校的学生超过公办学校的学生，在当年乡下也是不小的新闻（其实主要是该学生自己聪明，后来一路念重点中学、上海交大，更到美国常春藤大学念博士，是乡村孩子中一个异数）。

　　我就这样白天教书，晚上继续学习，准备即将到来的考试。我所在的仁寿县是个大县，人口过百万，当年应届毕业的高中班就有上百个，全县还有和我一起下乡的知青近两千人，绝大多数学历都在我之上，不少是老高中的。这样，在填报志愿时，我第一志愿填的是成都师范学校的中文高师班，即所请中专“戴帽”的大专，第二志愿是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到第三志愿需要换专业，才填了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完后已近过年，我也就回到成都家中。大年三十的前一天，我正在城里一老同学家中喝茶，忽然我弟弟从郊区的家里赶来，告诉我录取通知到了，我被取入川大历史系。

　　那是长期停招后的第一次，录取不太看志愿。所以我能被第三志愿的重点大学先录取。大学毕业后我才知道，取我的老师当初也担有政治风险，因我的家庭出身有些“问题”，经过争议，终以“重在表现”的理由取了我。且我本是在农村考试，通知应是寄送到乡下的。川大招生办的人竟然査到成都我家的地址，特地寄到家里，让我们能愉悦地过年。下乡已九年的我是家中的“老大难”问题，那次过年的气氛当然好极了。我会永远记得这一经办人的细心周到，我猜其家中或者也有知青，所以很能体会这个通知的重要吧。那时“文革”尚未完全结束，“斗争哲学”之余威尚在，而川大从招生到发通知都相当有人情味。非常不容易，使人难以忘怀。

http://www.21ccom.net/uploads/allimg/130715/13592_130715111141_1.jpg
约1979年于四川大学门口

　　开学已是1978年了，我的农村好友姚仲文兄用背篼背着我的行李把我一直送到学校报到；这一图景似乎象征着人生的一段结束，又一段开始。那几年学习的经历恐怕也是中国大学教育中前所未有，后亦未必会再现的。大学停止招生已12年，同学中应届生很少，彼此的年龄相差甚远，班上年龄最大的恰是最小的两倍，25岁的我则属于中间一段。而当时的师资几乎动员了全体高段位的老师，有些现已不在世的老师，当年还没有资格给我们上课呢。

　　晚来的学习机会不易，那时暑假也住在学校，记得第一个暑假就是读《资治通鉴>，而一些同学还曾组织起来共读《史记>。我自己散漫惯了，经常逃课，到学校图书馆看各种内部书籍。曾经有那么多年，全部公开的读物不过几十种，突然可以使用图书馆，而且可看，“文革”中给老干部准备的各种翻译书籍。那种感觉说是如饥似渴，全不过分。

　　同学中不少人相当注重语言工具的掌握，我在乡下背过半部《古文辞类纂》，离桐城正宗自然还远，或可说稍得皮毛。但英语则完全是从头开始，摸底考试仅得10分，即写完字母而已。最初学英语也不过跟着走，过了一学期，参与读《史记》的好友葛小佳说，他的英语己远远超过班上的进程。那时同学中有的英语甚好，已在看所谓原著，而小佳的英语也同样是进大学才开始学的，那时与我的水准就不可同日而语了，他为让我能赶上，自己特意停学英语一学期。这祥的义气大概现在较难见到了，我不能不拼命追赶，到二年级差不多赶上他的水准，大家又继续前进。

　　川大历史系当年的学风是重基本功和语言，后来考外校研究生的，不分中国史还是外国史，大多在古汉语和外语上得到高分。现在有些同学的记忆中，也说我们那时就一心想出国。所以努力学外语。其实如我前面所说，当时“文革”的“结束”还在进行之中，在成都这样的地方，几乎无人能有出国念书一类的“高瞻远瞩”。简言之，那根本不是一般读书人上进的“选项”，历史记忆在不知不觉中常随后见之明而移易，于此可见一斑。不过，当年的形势发展确实日新月异，到毕业的时候，去外国读书对一些人就成为实际的可能了。

　　后来同年级中真有不少人到欧美读书，且所读多是名校，反倒是如今在外国治学最有成绩的葛小佳念的是一般州立大学。我想，当年那批留学生大概也和国内的77级学生一样，进入什么学校基本看机缘，但其训练未必都在课堂上获得，所以在国内国外读什么学校不特别重要，主要还是靠自身的修为。我自己是在毕业工作五年以后才负笈远游，紧赶慢赶，博士答辩时已经41岁了。

　　川大历史系77级学风的另一特点是眼界较宽，思想开放，大部分留学的都转了行。朋友中小佳始念社会学而转治心理学，霍大同念了精神分析，而戴思杰干脆进入著名的巴黎电影学院学导演。念什么专业就教什么的，也就一二人而已。我念的课程是以美国史为主，不过因拟追随的老师退休，一时后继无人，系里许我改换门庭，遂转入中国史，大大缩短了读书期限（普大的亚洲史要学两门亚洲语言加一门欧洲语言，而美国史则仅要求一门外语）。所以我一共就念过两门中国史的阅读课，如今所教的专业，也还是半自本科的教育，半从自学而来，算不得科班出身。

　　也许，这就是77级的一个特征：学生多来自社会，阅历丰富而志趣广泛；老师也不仅为一校一专业培养人，而是放开眼界为时代为社会育人。与后来人比，77级学生多少都有些迂远而放不下身段，但不论治学从业，并不十分拘泥；却又始终保留几分理想的色彩，故与日趋现实的世风稍感疏离。

　　罗志田，《永远的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