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点击历史——读徐友渔《直面历史》

　　近来读到不少“青年一代”对于文革充满浪漫想象的论述，心头总是不禁一震：最多才一代人的时间，一桩并非只与极少数人有关、因此决非扑朔迷离的“秘史”，而是涉及千家万户的重大历史事件，而且这千百万“当事人”现在还都“正当年”的时候，这幅历史图景竟如此迅速地“模糊化”了。历史能如此轻易地被忘却，被涂抹，着实超出人们的想象。对历史的无意遗忘和有意涂抹、伪造，将使那一代人的青春、生命、意义真正“白费”，真正成为“无意义”。

　　为与遗忘作斗争，必须不断“点击历史”；对“错”与“罪”的历史，更要有敢于直面的勇气和冷静客观的理性分析。徐友渔的《直面历史》，便是这种与遗忘努力斗争的力作。

　　作者是当年的红卫兵，曾积极投入文革，甚至当过学校一派组织的核心人物。但几年后在现实面前对文革的憧憬不能不幻灭，开始觉醒、思考、探索……一直到文革后考上大学、研究生、出国进修，都不曾停止。这本书既有作者当年丰富生动的“个人经验”，又有建立在深厚学理之上的理论分析。借用一个比喻，就是作者既在队列之中，同时又能跳出队列观察、分析队伍的行进状况。这一难得之处使《直面历史》格外值得重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直到现在，多数人对红卫兵几乎在一夜之间变得那样残暴感到难以理解。其实细细想来，这并非一夜之间的转变，而是长期封闭式“阶级斗争教育”的必然结果。就大环境而言，从1957年起，中国的政治形势便不断“左”倾，“阶级斗争”日渐为“纲”。在青年学生面临的所谓“红”（政治态度）与“专”（文化知识）的关系中，越来越强调“红”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文化知识被作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而被批判、被禁绝；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一度在青年中影响颇大的苏联文化也被冠以“修正主义”而被批、被禁。同时，对“暴力革命”的热烈赞扬、对人道主义的批判使广大学生产生暴力崇拜。一代青年，就是在这种极端封闭的“革命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因此极为孤陋畸形，偏执残酷，充满所谓“革命理想主义”色彩，坚信自己肩负“亲手埋葬帝、修、反”和“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神圣使命。随着对“资本主义复辟”、“剥削阶级时刻要夺回失去的天堂”的宣传不断加强，青年中更产生了一种草木皆兵、近乎病态的政治敏感。文革来临，当他们的老师、同学甚至自己的父母被宣布为“敌人”时，他们毫不犹豫地用最残忍的手段对待这些“敌人”。种种细节，书中都有具体的记述，不是“过来人”实难以想象。作者的父亲是“脱党”的“旧知识份子”，在60年代初病逝，对此他写道：“我有时竟感到有点庆幸，如果他活着，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劫难中，他肯定会遭到无法承受的凌辱，而依我在当时“阶级斗争教育”下的觉悟，一定会对他做出伤天害理，一辈子忏悔不完的事。”

　　作者以社会学的方法对不同阶层、不同地区、不同观点的红卫兵作了个案研究，对红卫兵运动中的意识形态因素，青春期激情，社会矛盾，当时的党内矛盾，文革发动者的策略等作了综合研究。作者又更进一步对文革对红卫兵一代的影响和后果作了细致的研究，如对他们的职业分布、社会地位以及生活和思想一般状况作了扫描分析。文革对这一代人人生道路的影响是巨大的，历尽坎坷之后他们多数处于社会低层，“成功人士”只是少数。但现在这少数“成功人士”却掌握了话语权，以他们的经历制造出“劫后辉煌”的神话。文革更使这一代人精神深受创伤，产生了深刻的道德危机，对相当一些人来说，神圣偶像的倒塌不仅是政治方面的，也有精神道德方面的。作者的研究表明““文革”不仅改变了大多数人的政治信念，而且还改变了许多人的道德观念。”“道德倾向的改变首先表现在从“驯服工具型”变为“无视规则型””，从以前的道德至上主义变为道德虚无主义，一些基本的规则都不被遵守。文革的政治风云瞬息万变，“从政治上锻炼了红卫兵，但也使不少人学会了政治斗争的手腕，练就了政客的头脑和意志”。下乡插队当农民使千百万红卫兵从“天之骄子”顿时堕入困境，在这种环境中，为招工、当兵、上学彼此争斗无所不用其极，在“森林中”起作用的自然是“森林法则”。虽然早已时过境迁，但精神上的烙印却无法消除……

　　这一切，我们都必须勇敢面对，但并不容易，因为人类总想摆脱历史的重负而轻松自在。一切的一切，最多化为“历史教科书”上一小段无足轻重的文字或几个干瘪枯燥的数字，而这些抽象字符背后所凝缩的生离死别、血泪生命，则是后人所难以体会的。但是，当摆脱一切历史记忆之后，“人变得比大气还轻，会高高地飞起，离别大地亦即离别真实的生活。他将变得似真非真，运动自由而毫无意义”，而这“暴露了一个世界道德上深刻的堕落。这个世界赖以立足的基本点，是回归的不存在。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预先被原谅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许了”。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这段名言，值得久久回味。

　　雷颐，《二十一世纪》2006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