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1984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思路的演进（上）

　　本文从决策与实施互动的角度，描述1978―1984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思路的演进过程。中国的改革是自上而下发动的。改革的酝酿直接根源于领导层追求现代化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因来自内部（长期未能摆脱贫困）和外部（日益扩大的发展差距）的压力而强化。中国的改革不是依据理论预设，而是诉诸实践和试验，从局部开始，“撞击―反射”式地推进。从最初放权让利改革到确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改革方向，经历了重大的观念和理论的突破，包括激烈的争论。这种突破得益于理论界的不懈探索和领导人的正确决断。国际交往的扩大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为反思中国体制弊端，探寻改革之道提供了多样性的参照物和丰富的思想资源。但是，改革思路突破最有力的推动，还是实践本身。改革的最初成效扩大了自身的支持力量。尽管理论上争论不已，改革和开放的实践却始终朝着市场化的方向发展，而市场机制一旦被引进，如果不受人为遏制，就会形成不可逆转的趋势，产生自我扩张的力量，对改革旧体制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初期改革在一些国有部门步履蹒跚，非国有经济却获得快速发展的历史机会，支持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并导致结构性变化，初步形成体制内与体制外两种经济并存，计划内与计划外双轨运行的格局。这种情况及其带来的矛盾、摩擦和问题，推动决策者必须采取进一步的改革措施，寻求改革的整体突破。中国改革初期已经确定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的路径。


　　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酝酿

　　中国改革开放方针的酝酿可追溯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初，特别是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许多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政治领域，但最高决策层从一开始就意识到，摆在他们面前的最大难题其实还是经济问题。就是如何尽快恢复“面临崩溃的边缘”的经济，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这不纯粹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是一个严峻的政治问题。邓小平的一段话说得最透彻：“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所以，一定要加速发展生产力。“这是最大的政治，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1)

　　寻找中国经济更快发展的方法，首先是从拨乱反正开始的。“拨乱”是纠正错误，“反正”就是返回到过去正确的东西。经济领域的拨乱反正，就是要纠正在“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前形成的一系列“左”倾观点和政策，回到《论十大关系》、中共八大、两次郑州会议以及20世纪60年代初期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曾经提出过的现实稳健的观点上来，包括从来没有认真实行过甚至受到批判的一些观点和想法。1977、1978年拨乱反正涉及的重大问题有四个：一是纠正否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观点，重新肯定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二是批判对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和按劳分配原则的错误批判，重新强调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三是批判对“唯生产力论”的错误批判，强调生产力发展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事实上提出了体制评价的生产力标准；四是提出按经济规律办事，提高经济管理水平。这些问题的讨论受到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领导人的重视和肯定，特别是邓小平直接推动了这个讨论。(2)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贯彻执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发表前，邓小平就看了两遍，并两次找起草者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谈意见。(3)另一本影响很大的著作――林子力、有林著《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最后也是因邓小平批示“可以出版”才得以正式出版。(4)这一时期，邓小平讲得最多的是按劳分配问题。在他看来，物质利益原则仍然是调动积极性以加快发展的最直接有效的手段。体现这种思路，1977、1978年调整了部分职工的工资，恢复了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

　　经济体制改革正是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酝酿成熟的。在过去的经验中就存在一种改革的思想资源，中国是最早看出苏联模式存在弊端并决定改革的国家之一，虽然并不成功也没有贯彻到底。同时，拨乱反正也不止于回到过去。积极投入拨乱反正的不少人已经具备了改革意识。由拨乱反正走到改革是很自然的，是思想的自然深化。“从‘拨乱反正’到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明确体制评价的生产力标准。”(5)以这个标准衡量，传统体制的弊端暴露无遗。生产力长期停滞和徘徊，是中国决定进行改革的主要推动力。有学者指出，从1957年到1978年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呈现整体下降趋势，使国家财政困难日益严重，财政收入甚至几年出现负增长。1977年已经发展到极点。靠财政支持国有企业发展的老模式遇到了国家财政能力的制约，再也走不下去了。(6)过去20多年，中国走的是一条高速度、低效率；高投入、低产出；高积累、低消费的道路。如果说在毛泽东时代这种勒紧裤带搞建设的办法还可以勉强推行，那么“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就难以为继了。改善生活成为人民迫切要求，促使决策者另辟新路，实行战略调整和体制改革。

　　同时，一个新的因素对中国领导人思考和决心改革起了重要作用，这个新因素就是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重新认识。1978年春，以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乔石为副团长的中共中央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回国后，代表团给中央写了报告。报告认为，斯大林试图把苏联经济体制模式强加给南斯拉夫，被铁托拒绝，导致苏、南关系恶化，南斯拉夫不失为社会主义国家，南共不失为坚持社会主义的政党。根据代表团的报告，中共中央决定承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恢复和南共联盟的关系。只是不接受南斯拉夫的“自治制度”。这意味着，在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问题上，中共中央的观点有了变化。这个认识的变化对于党内在思想上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起了作用。(7)

　　影响更大的是1978年上半年的出国考察潮。当中国重新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时，中国领导人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国外，主要是日本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寻找利用外部资源（包括资金、技术、设备、管理经验）来提升自己的发展水平的可能性。决心“把世界最新的科技成果作为自己的起点”(8)。在中央决策层，对外开放的决心已经下定。他们思考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开放，而是怎么搞好对外开放。(9)先进技术设备的引进在1973年开始恢复，“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加快了引进步伐和规模。1978年5月17日，国务院决定成立以副总理余秋里为主任的引进新技术领导小组。在政治上，中国通向西方发达国家的障碍在毛泽东、周恩来手里开始打通。1978年，邓小平重新主管外交工作后，又在两个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一是中日缔约，一是中美建交。为了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1978年上半年派出多个经济代表团出访日本和欧洲一些主要国家。这是中国在封闭半封闭几十年以后，再一次打开国门看世界，再一次向西方学习。与近代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以被动挨打的孱弱者姿态面对世界不同，这一次是以一个独立的政治大国的自信，主动采取“拿来主义”(10)。然而，外部世界的发展对中国领导人的思想冲击同样巨大。

　　在这些考察中，影响较大的有3月至4月，林乎加率中国经济代表团对日本的访问；4月，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成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对香港、澳门进行的实地调查研究；5月至6月，谷牧带领中国经济代表团访问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德国等西欧五国。各个代表团回国后，都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并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写出考察报告。这些报告不仅提供了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可能性，而且提供了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和管理经济的经验。(11)访欧代表团的报告关于法国农场主不能把自己的农场随便传给儿子经营的例子给人很深的印象。为了保证农场的经营，法国政府规定，儿子要经营父亲的农场，必须取得农业学校的毕业证，还要在其他的农场实习两年，考核合格才能继承。这使大家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有些好的制度，值得借鉴。(12)这对“腐朽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是一个冲击。这些考察强化了中国领导人的紧迫意识和改革意识，并为领导人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一系列出国考察带来的新信息，直接推动了国务院务虚会的召开。华国锋要求出国考察的人共同研究，提出几条，在国务院务虚，一面议，一面定了就办。(13)国务院务虚会由李先念主持，从7月6日至9月9日，断断续续开了两个多月，到会的有几十个人。参加会议的主要是国务院各重要部门的负责人，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康世恩、耿彪、谷牧、王震、陈慕华全都参加。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加快中国四个现代化的速度问题。会上在发展速度和引进成套设备方面表露出急于求成的情绪，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的新的大跃进”。然而，这次会议的意义在于它对经济管理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大胆、广泛的讨论。在国务院务虚会上有几个材料受到注意：一个是南斯拉夫考察结果；一个是谷牧访问西欧五国的报告；还有一个是胡乔木、于光远、马洪以国务院研究室名义写的《按照客观的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文。会上的一些发言很有见解，如姚依林引用列宁的一句话“在狼群中要学会狼叫”，说明要了解资本主义，要善于和他们打交道，很有说服力。(14)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都很重视这次会议。在23次会议中，华国锋只有一两次没有参加，在会上发言和插话至少有13次。(15)这次会议虽然是务虚，不作决议，但9月9日李先念的总结报告，集中了会议的主要成果。报告提出，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勇敢地改造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不适应经济基础要求的上层建筑，放手发挥经济手段和经济组织的作用。报告批评说：“我国已经不止一次改革经济体制，并取得了许多成效。但是在企业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往往从行政权利的转移着眼多，往往在放了收，收了放的老套中循环，因而难以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提出“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改革，一定要同时兼顾中央、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努力用现代化的管理方法来管理现代化的经济。”要坚决摆脱墨守行政层次、行政区划、行政权利、行政方式而不讲经济核算、经济效果、经济效率、经济责任的老框框，掌握领导和管理现代化大生产的本领，尊重客观经济规律。(16)胡乔木等撰写的《按照客观的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文吸收务虚会的议论，修改后发表在10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在国外引起重视，被看成是中国改革的重要信号。于光远评价说，国务院务虚会“可以看作党的高级领导人开始重视改革的―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17)。在国务院9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进一步明确提出经济战线必须实行三个转变：从上到下，都要把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从那种不计经济效果、不讲工作效率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地结合起来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18)“三大转变”思想的提出，标志着关于经济体制必须改革的酝酿已经成熟。

　　邓小平当然不是完全根据他人的汇报来判断世界形势的。邓小平非常清楚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有多大。1978年，也是邓小平出访最多的一年。年初访问缅甸和尼泊尔，9月访问朝鲜，10月下旬访问日本，11月访问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次年初出访美国。邓小平如此频密出访，除了外交需要外，很重要的意图，就是要亲眼看一看世界现代化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寻找中国可以借鉴的经验。他自己的亲见，加上其他考察团提供的信息，强化了他的紧迫意识，也使他的改革思想更加清晰起来。他在9月访朝时同金日成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19)朝鲜访问回国途中，邓小平在东北和天津等地反复地谈到中国必须改革。他说，中国的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要来一个革命”。他说，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后，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和经营方法来管理，“要在技术上、管理上来一个革命”，“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20)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说1978年在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上酝酿已经成熟，不是指个别领导人，而是指多数领导人，包括华国锋。从这一时期华国锋的一系列讲话看出，他对经济改革有明确的积极的态度，而对引进先进技术的热情，更不让他人。只是与许多领导人一样，要求太急。除了中央高层对改革的酝酿以外，改革的原动力还来自一些地方领导人的主动和群众的自发行动。这主要反映在农村政策方面，1977年11月，以万里为第一书记的安徽省委制定的“六条”，1978年上半年以赵紫阳为第一书记的四川省委制定的“十二条”，都是从“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传统思路之外寻找农业的出路。其基本精神都是要松绑，给生产队以自主权，给农民以经营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和多种经营的自由。而少数穷极的农民利用这种已经松动的政治空气走得更远，开始秘密地搞起过去反复批判过的“包产到户”，如有名的安徽凤阳的小岗村。尽管他们只是为了找一条生活出路，未必理解他们的自发行动与一场改革有什么联系。但这也说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走上改革之路，具有深刻的内在根源。

　　尽管改革在1978年已经酝酿成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仍然可以认为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它以中央全会的权威形式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当然，更准确地说，许多问题的解决是在全会之前召开的36天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的那篇著名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就是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的。他在谈到中国改革的紧迫性时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21)。三中全会公报写道：“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22)


　　二、放权让利：改革的最初思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方针已定，但对改革的认识还很初步。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很多，思想路线问题、历史遗留问题和人事问题的讨论占去了大部分时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讨论没有充分展开，有关讨论是与讨论李先念国务院务虚会讲话连在一起的。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及有关讲话看出，中央领导人最初的改革思路，可以归结为放权让利调动积极性的改革。全会公报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23)这实际上重申了毛泽东1956年《论十大关系》关于“调动积极性”的经济哲学。怎么调动积极性？办法有两条：一是将更多的决策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和生产单位；一是给予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以更多的利益。邓小平把这称之为“经济民主”。这种放权让利的改革在1958年和1970年曾经进行过两次尝试。就“放权”和“让利”原则这一点说，三中全会的改革的基本思路同1958年有类似之处。但是，这一原则的应用范围大大扩大了：1958年改革的特点是中央与地方的行政性分权，而1979年以后则更加注重扩大企业的自主权；1958年改革主要在国有部门中进行，而1979年以后的改革大大扩大了范围，特别是在农村中进行并扩及到对外经济关系。(24)与调动积极性的经济哲学相一致，邓小平还提出了一个经济政策：允许一部分人“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的确是一个大胆的政策，首次把利益驱动而不是“革命精神”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以承认差距的方法来激励进取，增加财富总量，达到最终惠及全体的目标。这对崇尚平均主义的传统社会主义观念来说，是一个大胆突破。确如邓小平所说，这一个能够影响全局的“大政策”，就是这么一条，把人们积蓄已久的利益动机和致富欲望调动起来。不仅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而且成为经济改革的驱动力。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与此前改革尝试最大的不同，在于对市场力量的估计上。吴敬琏说，20世纪70年代末市场经济目标已经“初露端倪”。第一次正式提出这个问题，是在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上。许多经济学家批评了要求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左”倾观点，提出应更多地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例如，孙冶方重提“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薛暮桥提出应当为长途贩运平反，要利用市场活跃流通等等。(25)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作总结时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口号。这个口号显然是从陈云1956年的“三为主、三为辅”脱胎而来的。1979年2月22日，李先念在一次会议上说，他同陈云谈过计划与市场的问题。陈云同意“在计划经济的前提下，搞点市场经济作为补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是补充，不是小补充，而是大补充。”他还说，“国内要竞争一下”。(26)当时对于市场经济和市场调节这两个概念往往是混用的。所以，这里所说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和陈云3月8日在《计划与市场问题》提纲中讲的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必须有计划和市场“两种经济”的观点，(27)以及李先念在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以计划调节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的口号，(28)其含义是相同的。邓小平为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闭幕讲话所准备的手写提纲，也有“下放权力，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来调节”这一条。(29)1979年11月，邓小平在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副总裁吉布尼等人时指出：“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30)这些都是讲要在计划经济中引入市场调节和竞争。

　　陈云率先提出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结合的观点，对突破传统的单一计划体制具有重大意义，成为改革起步和最初方案设计的依据。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工作由新成立的以陈云为首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具体负责。在财经委下成立了四个调查研究小组，研究改革的具体问题。(31)这是中国经济决策引入咨询机制的开始。几个小组非常活跃，研究了许多问题。关于经济改革的方向，出现过三种设想：第一种设想，以中央各部为主集中管理，适当扩大地方和企业的权限，并在一定的范围内采取一些经济办法。第二种设想，在中央统一领导下，以省、市、自治区为主分散管理。第三种设想，根据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主要采取经济办法、通过经济组织管理经济，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扩大企业自主权。在体制小组9月草拟的《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中明确表示：“改革以采取上述第三个方案为宜”(32)。这是第一份关于改革总体设想的意见，虽然还没能提到决策层面。从中看出，在经济中引入市场机制的改革方向，在参与决策者中间一开始就很明确。

　　1979年，经济工作进入调整阶段，4月中央工作会议确定扩大企业自主权、财政和外贸三个方面的“小改”原则。加上农业，改革实际上主要从四个方面起步：

　　一、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企业改革是循着放权让利，适当引进市场机制以搞活企业的思路进行的。1978年10月，四川省委在省内6家企业实行扩权试点。三中全会后，试点单位增加到100个。1979年5月，国家经委、财政部等六个单位，在北京、天津、上海选择了8个企业，(33)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许多地方和部门积极性很高，纷纷效仿。1979年7月，国务院连续颁布了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开征固定资产税、提高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使用办法、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等5个文件。要求地方部门选择少数企业试点。1979年底，试点企业扩大到4200个。1980年6月又发展到6600个。约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数的16％左右，但产值和利润分别占60％和70％左右。(34)扩权内容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在利润分配上，给企业以一定比例的利润留成；二是在权力分配上，给企业以一定的生产计划、产品购销，资金运用的权力，以打破企业是政府机关的附属物，吃国家“大锅饭”的体制。其基本思路是希望把企业经营好坏与企业和职工利益挂钩，以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

　　二、放权让利的农业改革。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的25项政策，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条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和所有权。一条是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直接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前者是“松绑”，后者是“让利”。1979、1980、1981、1982年连续四年提价。四年间，农副产品收购牌价共提高24.5%，其中1979年一次提高21.1%。如果包括议价、加价和市场收购部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共提高41.6%，平均每年提高9.1%。(35)提价的范围和幅度都是建国以来没有过的。在给予生产队自主权和给予农民自由方面，其宽松度大大超过了以往。最初的政策底线有两条：一是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基本制度；一是保障国家对农产品的足额收购。在这个基础上，生产队有权选择自己的经营方式和责任制形式，自主安排生产计划；农民有经营自留地、家庭副业和进入集市贸易的自由。在继续实行统购统销的前提下，农副产品购销体制也开始松动：实行定基数和超购加价、奖售政策，缩小统购范围，减少统购、派购品种，恢复议购议销业务，同时恢复和开放了农村集市贸易和城市农贸市场。在农业内部，走出“以粮为纲”的旧轨道，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允许和鼓励农民在种植业乃至农业之外寻找脱贫致富的门路，国家通过增加粮食进口来支持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

　　三、在对外开放方面放权。相对于国内经济工作，邓小平对尽快打开对外开放局面给予了更具体的关注。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邀集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周叔等5位工商界著名人士共商对外开放大计。正是因为邓小平的直接支持，由荣毅仁主持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于10月成立。7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随后国务院颁布了其他有关法规，对外商来华投资、转让技术，在劳务费用、场地使用、税收、利润、生产经营的外部条件和自主权等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待遇。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和福建两个省委的报告，决定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并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出口特区”，使之发挥靠近港澳，华侨多的优势，先走一步，加快发展。198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确定在广东省的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各划出一定的区域，试办“经济特区”。中央对两省特别是四个特区，在对外经济活动和经济管理体制试验方面给予了比内地更多的自主权。为适应对外开放的新形势，国务院着手改革对外贸易体制。通过下放进出口贸易经营权，打破外贸部所属公司独家垄断经营的局面，允许部分工业部门和生产企业经营进出口贸易，以调动地方政府、工业部门、外贸公司和生产企业的积极性。

　　四、实行中央与省、自治区两级财政新体制。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中央与地方的权力配置始终是改革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这项被称之为“行政分权”的改革，就是将由中央掌握的计划、生产、资源分配、投资决策的部分权力和责任下放给省级政府，其核心是财权的划分。从1980年起，除北京、天津、上海3个直辖市继续实行“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体制以外，中央对各省、自治区实行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改“一灶吃饭”为“分灶吃饭”。当年增加地方机动财力30亿元。(36)1979年经济进入调整阶段，财政压力很大，财政体制改革预设目标有两个：一方面希望扩大地方财权，为地方注入活力，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希望增强地方政府增收节支的积极性，承担起财政平衡的一部分责任，“在中央统一领导和计划下，各过各的日子”(37)。

　　这些以放权让利，调动积极性为目的的改革，却从多方面引入了市场因素。农村政策的调整和农产品购销体制松动，城乡农贸市场恢复了很久没有过的繁荣和热闹。一些传统的集墟，如早市、露水集、夜市、夜交会、山会、古会、骡马大会等都得到恢复。一些城市如广州等地率先放开蔬菜和鱼类等鲜活产品的价格，市场供应很快丰富起来，人们担心的价格暴涨的现象并没有出现。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使试点企业开始关注市场。一些因调整缩减计划濒临困境的企业，通过寻找市场救活了，(38)一段时间，四川出现了“推销员满天飞”的现象，在同行业中引起了竞争。企业扩权改革对市场化的起动起了重要作用：企业获得产品自销权，使一部分生产资料开始作为商品进入了市场；市场竞争产生了市场价格，双轨制价格初步形成；生产领域双轨制运行，推动了计划外生产的扩大，也创造了市场生成和发育的空间，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对计划体制、价格管理制度、物资供销制度、利润统收统支制度等传统体制都形成了冲击。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强化了地方的利益驱动，地方政府介入市场竞争，这是中国市场生成过程中的一个独特现象。（未完待续）

注释：

　　(1)1978年9月16、17日，邓小平听取吉林、辽宁省委常委汇报时的谈话。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0―81页。

　　(2)韩钢：《最初的突破――1977、1978年经济理论大讨论述评》，见《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

　　(3)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第102―104页。

　　(4)陈敬：《经济理论20年――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9页。

　　(5)陈敬：《经济理论20年――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第12页。

　　(6)赵凌云：《1978―1998年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生与推进过程的历史分析》，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5、6期。

　　(7)陈敬：《经济理论20年――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第9―10页。

　　(8)1977年9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英籍作家韩素音时说，我们已经损失了20年或者30年时间，再不能再搞关门主义，不搞闭关自守，把世界上最新的科技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那末，我们就有希望了。见《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44页。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页。

　　(10)《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45页。

　　(11)《回忆邓小平》（上），第156页；李同文：《从封闭到开放》，金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52―53页。

　　(12)陈敬：《经济理论20年――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第10页。

　　(13)转引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第338页。

　　(14)陈敬：《经济理论20年――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第10页。

　　(15)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第342页。

　　(16)《李先念论财政金融贸易》（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376页。

　　(17)陈敬：《经济理论20年――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第10页。

　　(18)马泉山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管理大事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年版，第319页。

　　(19)《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76―77页。

　　(20)《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77―83页。

　　(2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第4页。

　　(24)张卓元、黄范章主编：《中国十年经济改革理论探索》，中国计划出版社1991年版，第7―8页。

　　(25)吴敬琏：《二十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见《百年潮》1999年第11期。

　　(26)《陈云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36页。

　　(27)《陈云年谱》（下），第238―239页。

　　(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第164页。

　　(29)《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98页。

　　(30)《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139页。

　　(31)6月27日，姚依林主持会议，成立四个调查研究小组：体制组由张劲夫、房维中负责（后由薛暮桥负责）；结构组由马洪、孙友余负责；引进组由江道涵负责；理论方法组由于光远负责。见《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144期。

　　(32)彭森、郑宁铨主编：《中国改革20年规划总集：构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蓝图》,改革出版社1999年版,第6―8页。

　　(33)这8个单位是：北京内燃机总厂、首都钢铁公司、北京清河毛纺厂、上海汽轮机厂、上海柴油机厂、上海彭浦机器厂、天津动力机厂、天津自行车厂。

　　(34)1980年7月21日，新华社报道。

　　(35)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编：《新中国商业史稿》，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4年版，第385、386、397页。

　　(36)邓力群：《当代中国的财政》（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2页。

　　(37)邓力群：《当代中国的财政》（上），第295页。

　　(38)四川宁江机床厂1979年面临国家压缩生产计划，企业任务严重不足，为了增加生产和盈利，6月25日，在《人民日报》登出“承接国内外用户直接定货”的广告，结果订户盈门，销路大开，相继签订国内外合同1000多台，致使国内同类厂家受到巨大压力。见中央办公厅研究室理论组：《经济体制改革的开端――四川、安徽、浙江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调查报告》，（《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51期。）

　　萧冬连，《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