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11日 星期二

“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员会”成立新说


  “契卡”是俄文缩写词,其全称是“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员会”,也简称为“全俄肃反委员会”。关于“契卡”的成立,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其意义上都有不同的说法。在苏联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官方说法是,“契卡”是红色恐怖反对白色恐怖、捍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工具。在苏联解体、一系列档案解密之后,这种说法显然有重新再认识的必要,也有了用事实来破解其实质的可能性。
 
  “契卡”从1917年建立到1922年改编建制,实际上只存在了4年多的时间,但契卡的领导原则、工作方法、权限及实施权限的机制、在国家权力机构中的无上的和无视一切法律准则的地位,都深刻影响并制约了苏联其后近70年的历程。从国家保卫政治总局到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契卡”精神像红线一样贯穿于苏联时期的整个国家安全工作,幽灵一般地附着于整个国家的运转机制。那种捷尔任斯基式的“剑与火”的精神被后来者一再发扬和扩大,变成了一种不灭的光环和神话。
 
  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究竟是怎么夺权的?
 
  在苏联时期的官方历史著作中,十月革命都被说成是布尔什维克一党之力,而且这种“一党之力”是通过武装斗争来实现的。这种说法一直流传,并影响了数代史学家和普通老百姓对此问题的看法,因而,十月革命被经典地解释成为武装夺权的典范和唯一的一条夺取政权的金光大道。苏联的这种历史评判由于下述原因而加深了布尔什维克党和苏联共产党强加给他人的偏见:十月革命后,列宁对多党联合夺权的否定并采取行动加以消除这种“联合夺权”,而从列宁一去世,斯大林就把自己描绘成为与列宁并肩战斗的超越于其他人的精英。“列宁-斯大林”这个标签实质上就意味着:十月革命是列宁和斯大林共同领导的,列宁之后斯大林是唯一合法的继承人,斯大林执行的路线是唯一正统的列宁路线。
 
  1917年的10月,布尔什维克面临的情况是十分复杂的。一是,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并没有自己的武装部队,党的高级领导人中几乎没有一个人从事过地下的或者公开的武装斗争;二是,集结起来的赤卫队、工人和士兵的队伍并没有切实做好以作战方式夺取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的准备,而糅杂于其中的无政府主义、暴动式心态以及混迹队伍中乌合之众的胡作非为使这场“攻打”变成了某种程度的“逼宫”;三是,临时政府首脑克伦斯基已经逃遁,只留下几个不起作用的部长,也没有部队守卫冬宫,只有一支几十人的妇女卫队在看守;四是,赤卫队、红水兵向冬宫冲进时,并没有发生真正的战斗,也没有死几个人;当冬宫卫队队长打开宫门时,随同赤卫队、红水兵蜂拥而入的尚有大批看热闹的市民、无业游民和流氓无产者。
 
  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布尔什维克和其他党派,尤其是左派社会革命党的联合就是大势所趋。十月革命的最后胜利是当时俄国的一些政党联合展现政治力量并赶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余孽的结果。一个突出的,但被人们忽视的事实是,当时在斯莫尔尼宫中负责策划攻打盘踞在冬宫中临时政府的指挥机构,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里所说的什么“党的总部”(就是列宁也是在最后时刻才来到指挥所的),而是彼得格勒苏维埃所属的军事革命委员会,其负责人是托洛茨基。但是,应当指出的是,在危机时刻是列宁本人的决断、意志力量起了关键的、绝对保证的作用。若没有列宁的果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观望和托洛茨基的犹豫不决,都会严重影响革命的胜利结局。(请参见我的《十月革命:阵痛与动荡》)
 
  关于这种联合夺权,列宁自己就说得很清楚。在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所签发的文告里,他没有说政权归于布尔什维克,而是说归于苏维埃:“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国家政权业已转到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机关,即领导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的军事革命委员会手中”(引文中的黑体字为我加--闻一)。那时,这个苏维埃不是纯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而是多党参与的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在这个苏维埃中只占少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力量是占很大的比重的。
 
  在十月的那些日子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俄国,尤其是在农村的影响要比布尔什维克强大得多,许多工厂的工人赤卫队、波罗的海舰队里的水兵工作以及农村里对农民的发动,左派社会革命党所做的工作都很多。那时,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几乎没有一个在俄国农村做过实际工作。尤其关键的是,布尔什维克尚没有一个明确的、形诸文字的农村和农民纲领,所以在十月革命后政府公布的《土地法令》中,布尔什维克就是借用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农村纲领。这是列宁自己说过的。
 
  但是,与此同时,列宁并不认为要永远借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纲领。所以,在苏维埃新政府一成立后,列宁就开始了一个成立“清一色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工作,其核心有二,一是将参与十月革命的其他党派人士逐出政府,确立布尔什维克的完全的、绝对的领导;二是摆脱布尔什维克党在施政纲领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影响,按照布尔什维克的“世界革命”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原则,即“战时共产主义”,来解决土地、粮食、农民和农村问题。
 
  但是,十月革命的这种最初结果并不是列宁所愿意见到和接受的。对于列宁来讲,政权必须完全归布尔什维克,新政府必须是无产阶级专政。列宁的这种决策就势必要改变这种多党联合执掌政权的结构。
 
  主持了十月革命具体事务的军事革命委员会为什么在十月革命后马上被解散了?
 
  在一个已经形成的联合夺权的胜利形势下,为建立“清一色布尔什维克政府”,就要将其他党派的人逐出政府,甚至逐出革命营旅,这需要理由和采取相应的方式。当时,最令列宁头疼的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势力甚大,在政府中掌握着相当大的实权。而且,在当时履行着政府职能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势力甚众。
 
  十月革命成功后,彼得格勒的形势异常混乱,造成这种局面的尚不是“反革命的叛乱”和“怠工者的破坏”。当时,影响政权稳定的一个致命因素恰恰是十月革命的行动主体--赤卫队、红水兵和士兵队伍中的无政府主义(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十月起事时,布尔什维克并没有自己的军队,所有能集中起来准备向冬宫冲击的赤卫队、红水兵和士兵都受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影响和调动。关于这一点,列宁肯定过。)。这种无政府主义表现为“酒洗劫”和其他一些街头及房舍中的抢劫行为,尤以冬宫中“酒洗劫”为最。冲进冬宫去的队伍把沙皇的酒窖抢劫一空,酩酊大醉和酒液到处流淌的现象令人吃惊。这里所表现出的危机不是名酒的损失,而是赤卫队、红水兵和士兵的没有革命纪律,尚不知道新政权应该为什么而斗争。这使原本不稳的社会更为动荡不安,连同情革命的高尔基也发出要求迅速制止这种动荡的“不合时宜”的声音。约翰·里德在他的《震撼世界的十天》里也有过详细的记载。尤其是在布尔什维克尚没有自己的部队的情况下,靠这样一支队伍来保证政权的稳定和新政府的行使权力是难以想象的。
 
  对此情况的危急性和危机性,列宁也看得十分明白,只不过他把这种无政府主义完全归咎于反革命:“建立最严格的革命秩序;无情地粉碎醉鬼、流氓、反革命士官生和科尔尼洛夫分子等等制造无政府状态的一切活动。”所以,军事革命委员会在行使新政府权力的最初几天,就几乎是声嘶力竭地呼吁要和这种现象作严酷的斗争。托洛茨基发布过这样的命令:“不要让洗劫酒窖和胡作非为玷污了我们革命的荣誉和破坏我们革命的兄弟情谊。不要给反革命以新的挑衅的机会,因为他们正试图将十月革命的成果淹没于葡萄酒和血泊之中。对进行洗劫的反革命乌合之众给予坚决的和无情的还击。让所有的人都清楚,那些在组织和从事洗劫的过程中被揭发或是被发现的人都将被认为是人民的敌人并将体验到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的革命意志的全部力量和不可动摇。”托洛茨基也是把这种无政府主义动乱看成是反革命的,他的这句话集中反映出列宁的一个原则性思想:反对布尔什维克及其政权的人都将被认为是反革命。
 
  正当军事革命委员会为彼得格勒局势的稳定展开工作时,军事革命委员会的结构和地位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彼得格勒苏维埃掌握了三天的国家权力交给了人民委员会,它被降格为全俄中央委员会下属的一个机构。人民委员会酝酿着要将军事革命委员会所掌握的“维持革命秩序”和“与反革命作斗争”职能转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与此同时,新的军事革命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该委员会的领导人进行了大幅度调整,调原本不是军事革命委员会成员的彼得罗夫斯基当负责人,又将6名支持列宁政策的人充实进该委员会的领导班子--部务委员会:穆拉诺夫、温什利希特、捷尔任斯基、拉齐斯、乌里茨基和卡基米尔。但是,新的军事革命委员会仍然不能令列宁满意,列宁下令解除了军事委员会的一系列职能,12月5日,军事革命委员会解散。
 
  这时,虽然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人民委员会,但是它的下属各委员部工作开展得并不顺畅,而与它们相比,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却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在这样的时刻花如此大的力气改组并最终解散军事革命委员会,列宁肯定是有考虑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而不是“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成了列宁必须面对和迅速加以解决的难题。而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斗争与最后决裂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因此,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组建和调整必须达到三个目的,一是使曾经进行过联合夺权的苏维埃不复存在,二是使布尔什维克成为最高苏维埃和人民委员会中的多数,三是使原来在苏维埃和军事革命委员会中占多数的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力量大为减弱,处于受布尔什维克制约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从受限制到被解散应该是列宁创建“布尔什维克清一色政府”的第一步,是随后解散立宪会议的序曲。当创建“布尔什维克清一色政府”的大幕在肃清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敌人的轰鸣中启开时,只存在了一个月零几天时间的军事革命委员会的身影就永远地消失于“赤卫队的进攻”之中了。
 
  列宁为什么和怎样坚持“清一色布尔什维克政府”?
 
  1917年11月初,列宁重新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因为这时的苏维埃已经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了。列宁这样强调,有两点理由,一是强调布尔什维克党对国家权力的绝对权利,二是强调国家政权绝对不能归社会革命党人占优势的立宪会议。因此,“全部权力归苏维埃”还是“全部权力归立宪会议”成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生死抉择。
 
  列宁反复强调和重申布尔什维克党的“党的权力”。11月4日,列宁明确告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政权属于我们的党,属于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信任的党。”这事实上就在警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你们是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信任的党,别再染指国家政权!11月5~6日,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宣言》中清晰提出“清一色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概念:“我党中央委员会向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了清一色布尔什维克政府的人民委员名单,而代表大会批准了这个清一色布尔什维克的政府的名单。”
 
  这个“清一色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概念是与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发出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中允诺的“将保证按时召开立宪会议”概念完全不同的。此时,对于列宁来说,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就是行使布尔什维克权力的惟一机构。不可能想象,在这个政权之外,还会有一个如同“立宪会议”那样的权力机构。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立宪会议是不可能并存的。
 
  因此,把召开布尔什维克党承诺的“立宪会议”改成终结“立宪会议”,就成了成立“清一色布尔什维克政府”的第一步。这种情况招致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其他党派的强力抵制,也引起了布尔什维克党内的严重分歧。各党各派,尤其是参与了政府工作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则坚持召开“立宪会议”,由会议来决定俄国的未来。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及其他党派人士在政府机构里的矛盾和碰撞,使政府的运转因此产生了很大的阻隔。

  于是,终结“立宪会议”和将社会革命党人定格为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分子就是势在必行的事。但是,终结“立宪会议”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因为各地选出的,尤其是农村地区选出的“立宪会议”的代表绝大多数都不是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全部79个选区中,有9000万选民参加了选举,58.5%的选民投了社会革命党(包括左派和右派)的票,投布尔什维克的为25%、孟什维克的为2.6%,投立宪民主党的只有5%。结果总计选出了715名代表。列宁承认:“人民实际上把票投给了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党”。11月28日的《对游行示威口号的补充》中,已经表述得十分明确:“劳动人民要求立宪会议承认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政府”。这就意味着,立宪会议的召开并不是要赋予这个会议以国家的最高权力,而是要立宪会议承认
 
  布尔什维克的清一色政府,并在会议后自行退出历史舞台。
 
  列宁本想通过各地“召回”“已经不存在的党”的代表阻止立宪会议的召开,但同时又允诺,立宪会议的代表若有半数(400人)来参加会议,则召开立宪会议。但出乎列宁预想的是,竟有410名代表到会议所在地塔夫利达宫报到,而其中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只有175人,不足半数。
 
  列宁不得不召开立宪会议了。1918年1月4日,调动1000名水兵埋伏于塔夫利达宫的周围。1月5日,立宪会议在塔夫利达宫召开。在斯维尔德洛夫宣读完《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切尔诺夫当选为会议主席后,布尔什维克代表在列宁的建议下退出立宪会议。当夜,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列宁在1月5日立宪会议召开前就起草好了的《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草案。会上,列宁作了解散立宪会议的讲话:“我们说,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我们为了这个目的而斗争。人民要求召集立宪会议,于是我们召集了立宪会议。但是,人民立刻就感觉到这个名声显赫的立宪会议究竟是怎么回事了。现在我们执行了人民的意志,--人民要求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列宁在讲话的最后说:“立宪会议立即解散,苏维埃革命共和国一定胜利。”尽管对此决定有人反对,有人弃权,但大多数委员同意了这一决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解散立宪会议。”
 
  立宪会议的解散表明,右派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想组建联合政府的梦想彻底被粉碎,也表明列宁的“清一色布尔什维克”政府的组建过程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是,人民委员会里还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
 
  十月革命后,左派社会革命党对布尔什维克政权表示支持,而布尔什维克党也对左派社会革命党表示了合作的意愿。这时,列宁的这句话体现了两党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即使农民还继续跟社会革命党人走,即使他们使这个党在立宪会议上获得多数,那时我们还是要说,就让它这样吧。”在组建“清一色布尔什维克政府”的过程中,列宁曾说:“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不愿意讲价钱,我们不愿意搞二次拍卖。”两党经过频繁和激烈的协商,最后于1917年12月9日,布尔什维克还是在人民委员会中让出了4个委员部给左派社会革命党:农业人民委员部、司法人民委员部、邮电人民委员部、城市和地方自治委员部,此外还有两个“人民委员”:无任所人民委员和共和国宫廷事务人民委员。
 
  在政权问题上,此时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存在严重分歧。焦点集中于:是所有的权力(立法权和执行权)都归布尔什维克控制,还是立法权和执行权应该由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分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坚持分掌,因为他们担心如果布尔什维克控制一切权力,将会导致它对权力的滥用。
 
  此时离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为抗议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该有3个多月的时间,所以,这时列宁组建“清一色布尔什维克政府”的进程还没有完结,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还没有彻底决裂。
 
  “契卡”是何时和怎样出现的?它最初的矛头指向了谁?
 
  在回顾了这一段历史进程后,有几个日期必然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个日期是1917年12月5日,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委员会被解散,另一个日期是1917年12月9日,布尔什维克把几个人民委员部让给了左派社会革命党,第三个日期是1918年1月5日,解散了立宪会议。
 
  十月革命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国家政权是由彼得格勒始,再向地方推进的。这一进程是十分艰难的。就在军事革命委员会被解散的同一天,12月5日,捷尔任斯基向人民委员会建议应当成立一个专门机构,来从事粉碎旧的地方权力机构的反对和维持首都秩序的工作。所谓“首都秩序”,指的是以“酒洗劫”为风向标的大动乱,而旧的权力机构的反对,则是指当时的邮电工会罢工以及可能出现的国家机构内的大罢工。这次人民委员会讨论的结果是,让伏罗希洛夫了解一下需要不需要这样办。12月6日,人民委员会责成捷尔任斯基组织一个专门委员会去弄清有无可能采取激烈的措施去与罢工作斗争,但人民委员会一直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最后的决议,12月7日,传来消息:国家工作人员可能举行全国性的大罢工,列宁作出了决定。他把自己起草的《关于同反革命分子和怠工分子作斗争》法令草案交给了捷尔任斯基。列宁在法令草案中写道:“资产阶级、地主以及一切富有阶级,正在拼命破坏以保障工人和被剥削劳动群众利益为宗旨的革命。资产阶级正在进行极其疯狂的罪恶活动,收买生活渣滓和堕落分子,纠集他们去制造大暴行,拥护资产阶级的人,特别是高级职员、银行官吏等等正在实行罢工,组织罢工,来破坏政府为实现社会主义改造而采取的各种措施。他们甚至对粮食工作也实行怠工,使千百万人面临饥饿的危险。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同反革命分子和怠工分子作斗争。”
 
  捷尔任斯基受命组织这个委员会。这一天的晚上,他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作了关于这个非常委员会的任务、组成和结构的报告。捷尔任斯基报告中的一段话充分说明了他组织的这个非常委员会的实质:“你们不要认为,我在寻找革命公正的方式。我们现在不需要公正,我们是在进行一场短兵相接的战争,要把这场战争进行到底,生或者死。我所建议的,所要求的是一个与反革命进行革命清算的机构。”他建议通过列宁起草的法令草案。
 
  人民委员会当天的会议记录上这样记载:“委员会定名为人民委员会下属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员会”,其任务是:“1。制止和消灭全国范围内的一切反革命和怠工的企图和行动,不管它们是何人发动的;2。将所有怠工者和反革命分子送交革命法庭审判并制订同他们作斗争的措施;3。委员会只进行事先的侦查工作,因为这是采取强制措施所必需的;4。委员会分为三局:a,情报局;b,组织局(组织全国的与反革命的斗争)及其分局;c,行动局。”
 
  在决议通过后,列宁再一次讲话:“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任命这个全俄非常委员会的主席了。应当找一个优秀的无产阶级的雅各宾党人到这个岗位上去。”捷尔任斯基就是列宁心目中的被给予厚望的“雅各宾党人”。
 
  军事革命委员会解散,契卡随即成立,这决非偶然。这表明了列宁对当前面临危机的态度和采取措施的立场。契卡成立后的第四天,列宁在《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里表达了这种态度和立场:“苏维埃政权要采取最有力、最迅速、最坚决的革命手段来反对立宪民主党人和卡列金分子的反革命势力,而不管他们用什么口号和机构(即使是立宪会议代表资格)作掩护。凡试图在这场斗争中束缚苏维埃政权手脚的行动都是帮助反革命的行为。”在这里,列宁提出了契卡活动的一个标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行动是反革命行为,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人是反革命分子。
 
  在当时以实行工业企业和银行的国有化以及在农村实行余粮征集制的“战时共产主义”状况下,反对苏维埃就具体化为反对国有化和余粮征集制。这是布尔什维克面对众多人口和众多反对者的战争,要打赢这场战争谈何容易。在列宁看来,夺取这场战争的胜利,必须有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清一色政府和清一色的执法队伍。军事革命委员会是不符合这个要求的。关于这一点,当时契卡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拉齐斯说得很清楚:在军事革命委员会中,相当多的成员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他们提出了自己的‘全人类的’道德标准、人道主义和反对限制反革命分子的言论和出版自由。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显然明白,和他们一起进行反对反革命的斗争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才提出了创建一个没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的新的机构的想法。”
 
  拉齐斯的这段话是对军事革命委员会被解散的一种很有道理,也很有权威的解释。列宁要最终实现“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最严重的,最后的阻隔就是曾经参与过联合夺权,十月革命后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布尔什维克,包括在解散立宪会议问题上采取相同策略的左派社会革命党。
 
  从十月革命胜利到立宪会议解散,这短短两个月进程里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清一色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基本确立,只是布尔什维克将几个无足轻重的人民委员部交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暂掌权力,而这些权力最终被布尔什维克收回是势在必行的事。
 
  从这两个月的历史进程来看,大致可以得出下述几个结论:
 
  一.契卡的成立是在国内战争大规模爆发之前,布尔什维克所面临的最大危险尚不是外国武装干涉者、白匪军,而是联合夺权中的曾经的同盟者、自己队伍里的持不同政见者。因此,契卡所要肃清的反革命并不是(或者大多数都不完全是)那种持枪持刀、明目张胆要推翻现政权的分子,而是卡列金分子、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最后是左派社会革命党。
 
  二.契卡所要对付的怠工者,主要是工会等群众组织和地方各级机构中的公务人员。十月革命是先在首都夺权,然后是国家权力再向下、向地方推进的。这个推进过程又是和组建“清一色布尔什维克政府”的过程并行的,因此,在各地方的国家机关里职员的阻力与反抗又是和反对布尔什维克一党掌权的各党派的斗争交织在一起的。
 
  三.契卡建立时,正因为大规模的外国武装干涉尚未开始,白匪军的抗拒和战争尚未成为一个主要的危险,“白色恐怖”还没有形成,而这时,尽管列宁强调要用最严厉的手段来对付反对者,但尚未提出“红色恐怖”。因此,契卡成立是“红色恐怖对白色恐怖战争”说不能成立。
 
  四.总之,契卡的成立是为了把十月革命的成果转变为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从组织上讲,就是依靠契卡的力量,最终完成组建“清一色布尔什维克政府”的艰难工作;而从意识形态上说,就是把契卡作为工具,来强烈推行以世界革命为主线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这时,离列宁主张并力促实行的《红色恐怖》法令的公布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一场空前规模、空前残酷的白色恐怖的战争以及红色恐怖反对白色恐怖的战争还有待大幕的拉开。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研究员)

  闻一,《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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