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14日 星期五
学人从政:知识与权力的两难——从雷震谈民国知识分子风骨
搜狐历史会客厅嘉宾范泓
陈布雷:忠而不愚
主持人:各位好,欢迎收看搜狐第二期历史会客厅。今天我们邀请的是文史学者范泓先生。范先生,最早知道您是因为您的那本《雷震传》,那应该是内地第一本关于雷震的传记。但是我发现近年来您的研究一直聚焦在“学人从政”这一话题,为什么会从这个角度切入?有什么契机吗?
范泓:是的,我研究的是1949年离开大陆到台湾或者海外去的一些知识分子,具体说,就是民国时期的"学人从政",如王世杰、朱家骅、翁文灏、蒋廷黻、罗家伦、浦薛凤、陶希圣、高宗武这些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知识分子进入政府,这些人进入政府后的实际作用,即如何处理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实在值得探究和反思。有些人的作用和贡献是明显的,位子越高,越能产生积极影响,如陈布雷,在权力中枢,始终能保持头脑冷静,忠而不愚,一切非为做官而去,就像他自己坦承的那样:委员长是全国领袖,系国家安危于一身,譬如说他是"火车头",我(陈布雷)的作用就等于"刹车",必要时可使速度稍减,保持平稳??陈布雷在国民党高层属于超然分子,这在权力派系纷争的国民党内部是难得的,从这一点看,尽管位高权重,却能保持从政报人的本色,这是需要公心的。我的研究标准,就在于置身权力中是起到积极的作用,还是消极的作用,所以要从其言行去考量或判断,并得出自己的看法。
高华老师知道我做"从政学人"研究,认为有意义,可以让我们去了解和思考知识与权力之间的两难,其中有许多教训是可以引以为戒的。我做这样的研究,其中有对当下的关注,或是某种情怀,不过,我没有任何功利性,我是一个很简单的人,写作没有任何外在需求,只有理念,不会单纯为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单纯为民国写作而民国写作,我以为中国近现代史在许多方面被遮蔽、被扭曲,需要重新梳理,让它回到原来的真实面貌,我的方法是从个案入手,兼及其他,是什么就是什么,必须站在中立的立场上来看待我们前后的历史。
雷震:从拥蒋到反蒋
主持人:雷震的角色又是什么?
范泓:严格来讲,雷震不算是一个从政学人,尽管他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院,但他本人在学术上的成就并不高,他是一个老牌国民党员,很早就在日本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入党介绍人是国民党的两位元老,一位是戴季陶,一位是张继,若论资排辈,这两人在党内比蒋介石都要高。不过,国民党内部的人际关系和派系斗争长期存在,雷震从一个中学校长在十年间跻身国民参政会担任要职,并深得蒋介石重用,这样的人不多见。但有一点,南京政府成立后实施训政,最终是要朝着宪政方向去走的,尽管被"918事件"、"芦沟桥事变"等所打断,但战争结束不久,即开始制宪并予以实施,在这个过程中,雷震参与制宪,协调各党派之间的关系,最后成为全国政协秘书长,也是某届政府的"政务委员",这是雷震赴台之前在权力中的角色,可以说与他的顶头上司王世杰一样,完全是拥蒋的,但雷震有民主政治的意识,这也是赴台之后与当局渐行渐远的原因之一,雷震的后半生更具历史意义,对后来的台湾有正面影响。
主持人:您觉得雷震和其他知识分子间有什么共性和不同?面对读者,他们去了解的意义是什么呢?
范泓:雷震和一般的从政学人是不太一样的,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在学术领域没有突出的建树,雷震是一个政治人物,他个人的历史意义,应当是在赴台之后,创办并主持《自由中国》半月刊,宣传民主自由思想,对抗威权政治,从议政者角色,转向了参政者角色,与台湾本土政治精英筹组新党,以期与国民党在政治上有所竞争。
雷震本是国民党高官,最终因其理念分歧,与体制分手,本人也被注销了党籍。后来国民党也不给钱印杂志了,之前它有大量的军队订阅,后来这些全部停掉了,就靠雷震那么多年在国民党高层里面的人际关系维持,包括印刷,全是靠他一肩扛啊。这个是不简单的。
后来台湾民众对于民主、自由、宪政的概念,基本上都来自五十年代的《自由中国》半月刊,而"党外运动"的兴起,也是受其这批从大陆来台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影响,只不是运动主角变成本土人士而已。1986年民进党强行出世,当年追随雷震一同组党的《自由中国》社编辑傅正,在当时既是传承者、指导者,又是协调人;筹组新党准备了三波名单,一波十人,若第一波十人被捕,第二波十人上,第二波被捕,第三波再上,一切都在精心筹划中,傅正自告奋勇把自己放在第一波,他甚至通过中介人带话给国民党高层,"人可以抓,党不能毁",如此坚定的决心。
而党外这帮人,包括后来台湾政坛上我们所熟悉的施明德、陈菊等人,他们是读着《自由中国》成长起来的,陈菊、施明德在雷震去世之前,彼此都有密切交往,还有更年轻一点的康宁祥,创办《八十年代》的那个人。
所以,我们就能从中看出雷震和《自由中国》对于日后台湾社会转型的影响和意义,雷震无疑是一位坐标式的人物,他绝不是一个普通、简单的政治人物,他对于民主宪政抱有坚定的信念,不仅有理念,也是有行动能力的人。很多人是有理念,但没有行动能力。
台湾"威权时代"可办民营报纸
主持人:您提到很多"威权时代"下的人,他们在当时的环境中是如何度过的?
范泓:"威权时代"不是密不透风的环境,是有空间的。它不仅有《自由中国》,还有其它一些民营的报纸。国民党组织结构很有意思,比方说中宣部,只到中央这一级,到省市县就没有了。省主席是大家都知道的人物,但是省党部负责人一般老百姓就不知道了。国民党是一个世俗党,跟老百姓比较接近,而且整体上来说到了四十年代中期的时候,二战之后,还是希望向着宪政框架走的,必须承认这个事实。
我们讲的"威权时代"是什么概念呢?1947年行宪之后,因为国共内战而导致有一个"戡乱条例","戡乱条例"就是冻结了宪法中的某些条款,后来他们有三次和台湾有关的戒严令,从此台湾就进入了一个戒严社会,这个戒严社会是在世界上是历史最长的一次戒严——38年零56天,很漫长,没有一个国家和社会会戒严这么长时间。所以说我们称之为那是一个"威权时代"。
而且国民党那时候经过一个改造运动,因为它在反思为什么在大陆会失败,从组织结构,各方面都要进行调整,所以有一个改造运动,很多部门运作停下来了,包括上一届中央委员会要对大陆失败负责,甚至考虑到是否把党名都改一改,但是雷震他们一帮老人是不同意改的,认为主要是把整个方向改一改。当时两条路选择,一条更加的控制,更加的严厉,以苏俄的方式。还有一种是更加的开放,回归宪政。仅仅是戒严嘛,暂时冻结了很多东西。后一条是胡适、雷震,包括王世杰等国民党内部自由派的一些想法。实际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仅仅是把CC派的力量打掉了。因为当时有一个说法——"蒋天下,陈家党",国民党的组织控制一直是在陈氏兄弟手上,并且把蒋介石至高无上的地位决定下来了。再加上对全党各方面进行的控制,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威权时代"。台湾人说法最早称之为"白色恐怖时代"。
傅斯年:愿做"诤友",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
主持人:我记得之前也有人问龙应台,你之前是做一个"诤友",现在进入权力怎么保持独立?
范泓:龙应台当了"文化部长"之后,许多语境变了,这比较正常,但她本质上还是个明白人,对权力的腐蚀能保持一种警觉。记得胡适说的,知识分子进入权力后,弄不好会成为政府的尾巴,这是一个实际问题,好像回避不了,应当承认"从政学人"中有保持独立人格和立场的,但大多数则认同党派意识,甚至是党派利益,甚至为新的意识形态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如北大教授陶希圣、清华教授浦薛凤等。当然,也有一些著名学者,是不愿进入权力的,哪怕政府征召也不去,其目的就是要做国家的铮友,傅斯年在信中对他的老师胡适就说: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这是大家所熟悉的一段话,就是想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必要时可为国家说说话。傅斯年赴台后出任台大校长,胡适也回到台湾出任中研院院长,当年的大学校长或中研院院长,与今天的大学校长具有行政级别是有本质区别的。
主持人:因为那个时代跟我们现在的情况不太一样。
范泓:我想起这么一件事,傅斯年担任台大校长之后,发生了"四六学潮",这在台湾影响是很大的,警备总司令部拘捕了不少左倾学生,不乏中共分子。据王世杰回忆,最后许多左翼分子被装上船,送到对岸??陈诚当时是台湾省主席,台湾大学属于国立,作为省主席,陈诚无权干涉傅斯年作为台大校长对于学潮的处理,他只是征求意见。那时陈诚的权力是很大的,既是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又是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委,都无法左右傅斯年,当时傅斯年代表校方提出四点要求:一是凡在名单之内被捕的学生,应立即移送法院审讯;二是不在你那个名单内的学生,必须立即放人;三是若不发生新的事件,绝不许再拘捕学生;最后一点是校方派人探视被捕学生。从这个细节来判断,我认为当时的台大校长是有独立身份的,否则,态度不可能这样强硬,而胡适担任中研院院长,这只是一个学术机构,许多行政事务是不过问的,在我看来,这也不能算是"从政",如何界定,需要进一步研究。
复旦校长:不怕撵走上门"财神"
主持人:现在谈民国的人特别多,主要是因为民国人物身上的这些风骨?
范泓:民国人物身上的风骨,包括率真、儒雅气质,就是陈丹青说的"民国范",在今天确实少见了,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面对金钱的,一个是无视权力的。那时私立复旦大学校长叫李登辉,美国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先后做了二十年校长,被认为是一个十分纯粹的人。某年,香港一富绅来到上海,许多学校竞相邀访,此人独垂复旦,嘱人请李校长出面接待。李校长见了,不卑不亢,就是不提捐款之事,这位香港富绅忍不住了,说:学校要办好,必先充实经费。未料,李校长却说:这是你们有钱人的事!出语率直,四座皆惊,硬是放走了一位活财神,这就是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很有代表性;傅斯年代理过北大校长,后来是台湾大学校长,大陆易帜前,有次蒋介石单独请他吃饭,是让他出面请胡适出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胡适当时是北大校长。傅斯年一听就说,此事不妥!北大不好办,校长实在不易再找人,一点不给蒋介石面子??王世杰知道此事后,直说托错了人!这些都是真实的历史故事,在今天听来会让人特别感慨,这样的大学校长和学者好像在过去的年代才会有,或是在今天的台湾,因此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余续不在大陆,而是在台湾,甚至是在日本、韩国。大陆有两次运动对传统文明摧残得最厉害,一次是"五四"打倒孔家店,还有一次就是"文革",何其所幸,台湾没有遭遇这两次运动,没有这样的精神折磨。
主持人:您认为一个知识分子本来面目应该是什么样?
范泓:以我的看法,站在权力之内的,或站在权力之外的,一个号称知识分子的人,或者说是读书人,应该保持独立的人格和立场,因为你们是具备思考能力的人,可以明辨是非,要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在更多的时候,应当与权力保持一定距离。我认同台湾电影导演侯孝贤的一句话,知识分子就应站在权力的对立面,我一直很欣赏这句话。知识分子可以清贫,但思想不能苍白,立场不能丧失,要有风骨和勇气,如果确实面临权力的压力,也不能以其媚态而保存自己,民国知识分子能做到的一些事情,为何今天做不到呢?我们丧失了什么传统,值得思索!
范泓,搜狐历史会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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