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辛亥革命的两位外国记者

　　当年，身在海外的孙中山是在《丹佛邮报》上得知辛亥革命的消息。中国两千年封建统治被推翻，在这一重大事件中，一批外国记者从自己的视角进行了报道和传播，被称作“第三只眼看辛亥”。

　　当年，身在海外的孙中山是在《丹佛邮报》上得知辛亥革命的消息。中国两千年封建统治被推翻，在这一重大事件中，一批外国记者从自己的视角进行了报道和传播，被称作“第三只眼看辛亥”。

　　莫里森：《泰晤士报》万字电文

　　10月11日，武昌起义第二天，在北京的莫里森就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专电“北京被革命爆发和军队叛乱的消息吓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清朝危在旦夕，满朝文武，忧心如焚。”

　　接着，莫里森马不停蹄奔赴武汉。10月11日至24日，他向《泰晤士报》发出近万字电文，向世界报道首义后的武汉：“人民死伤不多，但财产损失严重。革命党人秋毫无犯，北洋军队肆意淫掠。”“清朝必须推翻，这大概是民心所向。”

　　在武汉历史上惊鸿一瞥的这位莫里森，不可小觑。他是澳大利亚人，医学博士。1894年仅花十八英镑完成从上海到仰光的徒步旅行，第二年出版游记《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由此成为《泰晤士报》驻华特派记者。

   　 如果你只站在某个单一立场就很难定义莫里森的为人，义和团包围外国使馆区时，是他第一时间向国外发出求救讯号，而八国联军在中国的烧杀抢掠，他在发回《泰晤士报》的电讯中又一再“控诉”。

　　他是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袁世凯的顾问，甚至北京著名的王府井大街，一度被命名为“莫里森大街”。但袁世凯与日本人签定的二十一条文件却也是由他“无意间”泄露给澳大利亚记者端纳。一经公布，舆论大哗。

　　巴黎和会期间，顾维钧等中国外交官拒绝出席和约签字仪式。远在英伦的莫里森评论：“和平条约全文，对中国来说，比她原先预料到的还要坏得多，简直是灾难性的。我不相信任何一个活着的有地位的中国人，有足够厚的脸皮，敢于签署这个条约。”言辞辛辣，堪称毒舌。

　　此时的他已重病缠身。他说，如果不能不死，那就死在北京。却未能如愿，内外交困的北洋政府已经顾不上他了。

   　 丁乐梅：黎元洪和汉口大火

　　埃德温·J·丁格尔（Edwin J.Dingle），1881年生于英格兰康沃尔郡。身份是记者，作家和旅行家，也是传教士，1909年来华，取名“丁乐梅”。

　　武昌起义爆发时，他作为上海英文《大陆报》记者正在汉口。他对起义并无预感，和在汉的其他外国人一样，炮火响起时也感到 “突然和震惊”。但很快，职业的敏感就攫住了他。他不但采访交战双方众多重量级人物，如唐绍仪、萨镇冰、张彪等，还是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接待的首位外国记者。

   　 11月20日，在湖北军政府“长方形楼房第二层走廊尽头的宽敞房间里”，丁乐梅对黎元洪进行了独家专访。他看到的黎元洪剪掉了辫子，有中国人特有的儒雅，用英语同他交谈。“他说，现在的时间归我支配，无论我向他提什么问题，他都尽最大努力回答。”

　　黎元洪对他说，中国必须建立一个以美国式联邦为样本的共和国，联邦制的中国必须尽快开放。

　　丁乐梅还擅长摄影，在他的镜头下，既有在京汉铁路南端刘家庙车站，革命军正赶着骡子变换炮位，左臂上系着白布以分敌我的场面，也有骑着马匹、挥舞长剑的清军侦察兵的姿态。

　　与莫里森的一针见血不同，丁乐梅尽量公允地进行采访和记录。但是，看他一百年前写清军纵火烧城的报道，虽无一处说是暴行，仍叫人背脊生出森森的寒意。

　　他认为汉口蔓延的大火只能用草原之火可以形容。“透过厚重的浓烟你能看到不计其数的屋顶、教堂尖顶及拱形的中国建筑，好像在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地躲闪着，像整个疯狂溃逃的装甲兵团，他们在不停地跑着，然而却没有前进一步，拼命努力，但却毫无用处，他们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地原地跑动，最后放弃了所有希望，被迫绝望地倒在浓烟里，永远地消失了。”

　　“大火发生的时候，估计已有数千人在那座现代的索多玛城和葛莫拉城中死去。清军有一种疯狂的战争欲望。一两天以前，袁世凯为了重新攻占汉口，许诺给予他们巨额奖赏；况且，这些人对赃物非常眼热。”

　　1921年，丁乐梅定居美国奥克兰市，长袖善舞的他又涉足心理学，还于1927年创精神意念治疗法。病逝于1972年。

　　叶军 李少文，武汉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