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已有了许多受难叙事，乐见刘伯勤的罪孽叙事

　　61岁的退休干部刘伯勤先生在最近一期《炎黄春秋》杂志刊登了一则广告，就自己当年中学期间作为红卫兵参与批斗、抄家和骚扰众多师生、邻里道歉。就这一道歉广告，有媒体进行了深入报道，进一步向人们介绍了刘伯勤先生的文革反思。

　　从三十多年来的文革当事者叙事而言，主流是有限的受难叙事。之所以说有限，是因为这种受难叙事有着两个方面的折扣，一是受难事件经常被轻描淡写，二是话语方式受着抑制，比如戏剧、电影的相关创作是被控制的。不过，受难叙事毕竟还是主流。相应于这一主流，几近空白的则是当事者罪孽叙事。几近空白不是完全空白，而是有当事者的罪孽叙事，但非常之少。刘伯勤先生的道歉和反思，正是稀少的当事者罪孽叙事最新一例。

　　刘伯勤先生的当事者罪孽叙事价值，在于其作为稀少的一例。这种价值不仅在于填补空白的重要，更在于其焕发出的不死人性，有着伟大的意义。文革当事者的受难叙事主流本身是正当的，但当缺乏罪孽叙事时，就成了一种后文革荒诞剧。一方面，文革成了只有受难而几乎没有罪孽的故事；另一方面，由于几乎没有罪孽叙述，受难故事也就失去证据，随着时间上的远离文革，而越来越成为了一种虚无。不过，毕竟受难是文革普遍的事实，因此，在善于坏事变好事的中国，也就造就出了文革后“英雄”“与‘四人帮’作过斗争”成了无数人士希望获得的组织结论，并被追求写入自己去世后的悼词当中。正是在英雄辈出的后文革时代，刘伯勤先生的当事者罪孽叙事便有了真正的英雄本色，具有了伟大的品德。

　　仅仅就稀少的文革当事者罪孽叙事本身而言，刘伯勤先生也有其特别的重要意义。一般而言，以前的文革当事者罪孽叙事比较多有着两个特点，一为当事人在文革期间即有着一定地位，二为曾经所经历的罪孽是严重的导致他人死亡、伤残等事件。刘伯勤先生则不然，无论他本人还是被斗争对象，都不过是非常普通的人，也没有造成什么严重事件。但是，正是因为普通，才体现出了文革受难和罪孽的普遍性，才体现出了文革灾难对于民族的深刻性和广泛性。受难，或者罪孽，或者既受难又罪孽，是每个文革期间人所无法逃避的命运。

　　我有一个老朋友，儿子考上大学了，一次喝酒时，我朋友千叮万嘱儿子以后父母不在身边要注意各种安全，厌烦了的儿子嘲笑父亲胆小到连鱼也不敢杀，我跟他说：“你老爸读小学时候是红小兵团长，可厉害啦。”然后告诉他，他老爸当初一个小孩子，但有时候全校开大会在主席台上一拍桌子，对着话筒叫一声“把某某揪出来示众”，哪个同学或老师就倒霉了，立即被押到主席台上低头认罪，甚至“乘飞机”，当场在台上当着全校师生面被打得鼻青眼肿。朋友儿子无论如何不能相信自己胆小如鼠的父亲，还是小学生时就可以做那样事情，尽管我朋友跟他说自己那时候受工宣队背后指挥，让很多同学和老师低头认罪，做儿子的还是无法相信只是小孩子的“红小兵”就能那样。我朋友只能叹口气：“唉，所以老爸胆小啊。”

　　文革是如此超乎人类正常思维，所以，垂垂老矣的先生、夫人们，仅仅为了现在和将来的孩子不要再次遭遇那样的时代，也应该超越受难叙事、英雄叙事，直面罪孽叙事，刘伯勤先生则是勇敢的践行者。

　　顾则徐，《云南信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