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不喜欢看电影的毛泽东有很多看电影的故事（下）

　　（二）“过路片”。“过路片”是指由香港派专人选定送到广州，再由广州当天将片子送上飞往北京的客机，片子到北京后归江青管，别人不能过问，相当保密，一般不超过三天即送回香港（张宝昌口述，张事贤整理《中南海内部电影》，《百年潮》2010年1期）。作为中南海放映室的工作人员，张宝昌只了解北京接片之后的事。当时具体负责操办此事的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则提供了向香港借片的细节。他说，1974年毛泽东因患有白内障，医生和秘书都希望他减少看书看报看文件。毛泽东晚年脾气大，限制看报纸看书就会非常不高兴，会骂人。身边工作人员因此建议他多看一些电影。华国锋考虑到毛泽东已经看过很多外国电影，就叫文化部分管电影的刘庆棠想办法弄一些香港影片回来，看看毛泽东喜不喜欢。刘庆棠带着华国锋的条子，到广东找到当时的广州军区政委、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华国锋的条子上并没有说明是毛泽东要看香港电影，只是写着：“刘庆棠分管电影，他要看一些香港的电影，希望韦国清同志帮忙解决。”韦国清看了条子，不相信是刘庆棠要电影，就试探着问：“是不是你看？你看要华国锋批示？是毛主席要看吧？”刘庆棠说：“你说是谁看就谁看吧。”当时大陆和香港没有文化交流渠道，韦国清一时也没有门路，只好把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梁威林叫到广州来商量。正好，梁威林的一个朋友是香港大律师，也是香港邵氏电影公司老板邵逸夫的好朋友。梁威林就通过这位律师向邵氏电影公司借影片。大律师带着刘庆棠开列的毛泽东喜欢看的电影清单，到邵氏电影公司的片库里挑影片。当时李小龙的电影在世界上已经引起轰动，刘庆棠知道李小龙电影在当时很风行，特别交代李小龙的影片也要借几部，借片的钱由文化部出。大律师说不要钱，但他对新华社香港分社一下要看这么多影片感到非常奇怪，问为什么看这么多片？梁威林说，是大陆文化部的人要看。邵逸夫当时吃了一惊，以为大陆要批判他的电影。律师朋友安慰他说：“怕什么啊，现在尼克松都到了北京，你为什么不能够以电影为纽带，和北京搞好关系呢？新加坡的李光耀不是一边和台湾联系，一边和北京联系吗？”最终，邵逸夫接受了律师朋友的建议，同意把影片借给大陆。当时借到的李小龙主演的电影有三部：《精武门》、《猛龙过江》、《唐山大兄》。影片从香港到北京，一路快件，谁都不准拦。到北京后，刘庆棠先看，看完马上送给毛泽东看，每次来文化部取影片，都由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亲自出马，张玉凤、毛远新和8341部队的政委等都亲自来过文化部取影片(《刘庆棠回忆 毛泽东爱看李小龙电影》，《古今故事报》1120期)。可见张宝昌关于“过路片”由江青管的说法并不准确。

　　（三）“文集内片”。“文集内片”简称“内片”，是专为病重的毛泽东拍摄的娱乐性影片。毛泽东曾指示要搞传统剧目的录音、录像，拍电影。1974年他在长沙养病时，中央电视台特意派出电视转播车，为他播放当地演员演出的传统剧目。1976年中央电视台再次派人南下为身在北京的毛泽东录制传统剧目。中央电视台编导黄海记得，大约从5月份开始，北京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不要大戏，只录小戏，不要悲剧，只录喜剧。此后他们录制的节目以短小的花鼓戏为主，如《讨学钱》、《丑人计》、《扯萝卜菜》之类（黄海《为晚年毛泽东一个人办的电视台》，《钟山风雨》，2006年第1期）。在长沙录好的节目，第二天由专机运回北京，用投影电视放给毛泽东看，可以算是一种特殊的“电影”吧。

　　与此同时，由文化部长于会泳主持，在北京与上海各成立一个“文集内片”组，正式开始拍摄电影。京、沪两地摄制组的活动都严格保密，参加对象尽可能少，知情范围尽可能小。因为毛泽东交办的这件事与江青十几年来打倒一切所谓“封资修”电影戏剧的做法完全相反。顶着不办，在毛泽东那里交代不过去，于是以“给中央负责同志作调查研究”、“给今后文艺革命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留下宝贵资料”的名义，在严格管控下悄然进行。

　　著名京剧演员、上海“文集内片”组总负责人齐英才回忆道：“1975年深秋，天气特别阴冷。一天上午，当时上海市文化局负责人孟波同志突然来到我家，很神秘地对我说：‘老齐，咱们俩有些事要马上去北京。’他这没来由的话，把我弄得如坠云雾，不着边际。那时，我刚被宣布解放，虽然说是让我和陆汉文、胡冠时等同志负责上海京剧团（即现在的上海京剧院）党委工作，但我是心有余悸，处处小心，大事小事都请示，生怕再被靠边批斗。出于谨慎，我问：‘是什么事情？’孟波不露声色地说：‘到了北京就知道了。’他秘而不宣。我更加要刨根问底：‘你不说清楚，我就不去！’他犯了急：‘嗨，你这个人真死心眼，告诉你，是搞传统戏的事。’一听说是搞传统戏，我急忙摇头说：‘个事情我不能去，打死我也不去。’孟波见我如此认真，便朝我面前凑了凑，轻声说：‘你放心，这是中央最高领导要看，不会有问题。’他特别强调‘最高领导’，使我感到有了几分安全感，于是便点了点头。孟波见我同意，便交代了第二天去北京的事宜，留下机票后告辞了。”第二天在飞机上，孟波才趴在耳朵边上悄悄说“是毛主席要看”。

　　上海“内片”摄制组正式成立与开拍是在1976年5月初，地点选在泰兴路文艺俱乐部（也叫丽都花园，即现在的上海市政协）。齐英才说：“这是一座花园式的别墅庭院，门口有大铁门，院子里很宽敞，有游泳池、办公楼、会议厅、放映厅等，大门一关，即与外界隔绝，确是一个理想的拍摄点。按照拍摄计划，各路人员很快进入拍摄点，成立由我担任组长、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齐闻韶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齐英才《“文化大革命”中秘密拍摄传统戏始末》，《炎黄春秋》1992年第2期）。由于参加拍摄的人员都按照样板团的伙食标准，免费供应中、晚两餐，待遇颇为诱人。

　　时任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导演的作家叶永烈说，上海“内片”摄制组内部又分两个组。他负责的那一组赶拍过《驯兽》和京剧唱腔音乐。另一个组负责拍摄京剧“旧戏--才子佳人戏”，这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奢侈：拍给毛泽东一个人看的电影》）。由于“内片”的要求是质量高，速度快，限时限刻完成。在任务下达之后，必须在半个月以至一星期完成影片--这在当时简直是不可想像的速度！素有“手脚快”导演之誉的叶永烈因此被选中领导一个组50多名工作人员，他自己写剧本，自己导演，从1976年5月接受任务，到9月9日毛泽东去世，短短4个多月中，完成了9部影片(叶永烈《我为毛泽东拍“内片”》)。整个上海“内片”摄制组完成的影片更多达20余部。片子送审通过后，只准印4个拷贝，一个送中央，一个送国务院文化部，一个送钓鱼台，一个送中央电影局资料库（齐英才《“文化大革命”中秘密拍摄传统戏始末》，《炎黄春秋》1992年第2期）。


　　四是毛泽东看电影付钱吗？

　　毛泽东看的电影分两种，一种是工作片，一种是娱乐片。前者包括电影局的送审片，中国电影资料馆交换来的外国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及文化动态方面的内部片，中央军委的特殊片，自然无需付费。但由中影公司提供的国产片、外国片、香港片主要是供人娱乐的，每次放映都需要付10元折旧费。所以西楼餐厅放电影时，每位观看的首长、工作人员及家属都要花两角钱购票。毛泽东通常单独（或与少数中央领导人及身边工作人员）看电影，无论是在春藕斋、西楼、玉泉山、新六所、游泳池哪一个地方放映，按道理都需要每次交纳10元折旧费。以每周放1部电影计算，1个月就是40元，占毛本人每月404.8元工资的十分之一，这对“捉襟见肘”的毛家财务来说，是不小的负担。特别是1975年以后，几乎每天达到1-2部之多。以每天1部计算，每个月需付影片折旧费300元，占毛泽东每月工资的四分之三。就算香港邵氏影片公司的片子是免费借给的，但其他公司影片及外国影片仍需付费租借，这笔钱也要由文化部来出（刘庆棠在准备借李小龙主演的影片时有此表示）。1976年，中央电视台南下长沙拍摄传统剧目的电视电影，北京、上海“内片”摄制组开始拍摄旧戏、京剧唱腔音乐等，专供毛泽东一人观看。对于这类影片，应当支付的已不仅仅是10元折旧费，而是全部拍摄费用。

　　至今没有任何公开的资料谈及毛泽东看电影付不付钱的问题。笔者希望毛家生活账本早日向外界开放，以便最终解开这一谜团。


　　三

　　据说中南海西楼当年放映刚制作完成的新片《早春二月》时，因为有著名演员孙道临、上官云珠、谢芳等人主演，因此来的首长和机关工作人员较多，快把整个大厅都坐满了。大家看后反应热烈，纷纷叫好，尤其是邓小平夫人卓琳兴奋地说：“电影拍得真好，演员演得也好，我们当初不少青年参加革命时，就是这个样子……。”其他几位首长夫人也赞扬道：“故事编得曲折生动，人物感情含蓄细腻。”不久，这部电影却因为“宣扬小资产阶级人性论”而受到批判。问题反映到高层，周总理亲自过问。放映组组长于器海说，总理在西花厅看过片子后，还找导演谈了话（张宝昌口述，张事贤整理《中南海内部电影》，《百年潮》2010年1期）。

　　可见一部电影的命运，不取决于观众们的好评，哪怕这些观众是中央领导人的夫人们。“阶级斗争”的理论和政治斗争的需要远比艺术性、欣赏性来得重要。类似看电影这样的生活琐事在毛泽东时代会不时掀起“泼天”的政治风波。

　　先谈两个 “看电影”故事，情节类型——惊险剧。

　　（一）毛泽东看《园丁之歌》后两次鼓掌，江青发动的大批判立即收兵。

　　左大玢1954年考入湖南戏校学习湘剧，毕业后分配到湖南省湘剧院当演员，才华出众，早在1960年就被授予湖南省青年表演艺术家称号。1973年湘剧院排演《园丁之歌》，左大玢在戏中扮演主角俞英，不久北京电影制片厂就将该剧拍成了电影。影片送审时，江青说：“这是一棵毒草！”因为电影中俞英有一句台词：“没有文化怎能把革命的重担来承担。”江青认为这是与她们树立的典型“白卷英雄张铁生”唱反调，说：“没文化就不能挑革命重担？咱们老一辈无产阶级战士不也有很多人没有文化？”最后，江青干脆指责主演：“左大玢演得像个少奶奶！”8月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文章，通栏大标题是《深入批判大毒草〈园丁之歌〉》。9月初，“四省一市”文艺团体到北京参加戏曲调演，左大玢刚下火车就被通知去北京展览馆的五千人大会上作检讨。有人特意叮嘱她说：“作检讨时要说普通话，不能说湖南话，不然大家听不懂。”左大玢说：“我不会说普通话。毛主席也说湖南话，毛主席热爱，我也热爱；他讲家乡话，我也讲家乡话。”待到作检讨时，她用长沙话将检讨书快速念完，赶紧钻进事先安排在台后的大汽车，离开会场。

　　不久，毛泽东来到长沙，想看湘剧。因《园丁之歌》被批得灰头土脸的湖南文艺界领导认为是个难得的“咸鱼翻身”机会，只有“最高指示”才能否定“文艺旗手”的判词，于是冒着风险把电影《园丁之歌》塞入送给毛泽东的节目单里。

　　这确实是一次冒险赌博，却也不是没有一点把握，因为主演左大玢是毛泽东的忘年之交，从1959年起就陪他跳舞。她可以喝毛泽东杯子里的茶水，抢毛泽东抽了半截的烟，毛泽东从来不生气。每次毛泽东来湖南，在舞会上，第一个请跳舞的一般都是省委书记夫人，第二、第三个分别是湘剧院著名表演艺术家彭俐侬和刘春泉，第四个就是左大玢。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怕跳得太多会累着毛泽东，悄悄地对左大玢说：“主席很喜欢你，你就在主席跳了几支舞后，陪着他到走廊上的沙发上休息会儿。”毛泽东跳舞时长袜子常常会滑下来。左大玢见了，就立即蹲下来把它拉上去。后来她便对毛泽东说：“毛主席，您的袜子系根带子吧，这样就不会掉了。”毛泽东却说：“不要系带子，将袜子口打个砣扎进袜子里就不会掉喽。”逗得左大玢咯咯直笑。

　　果然，毛泽东在省里送来的节目单上圈点了电影《园丁之歌》。电影中左大玢扮演的俞英一出场，毛泽东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不是那个娃娃左大玢嘛。”看完电影后，毛泽东鼓起掌来，旁边陪同的人悄悄地对毛泽东说：“主席，这是大毒草，全国都在批判。”毛泽东愠怒地说：“什么大毒草，毒在哪里？我看很好！”说着他又站起身，再次鼓掌，在场的人也跟着鼓起掌来。《园丁之歌》的噩运至此结束(参见张承永《乾坤段子：九十九个毛主席的故事》之52《与毛泽东忘年之交的神秘女性》)。

　　（二）江青禁演电影《创业》，毛泽东批示“此片无大错”。

　　1974年底，长春电影制片厂把故事片《创业》送国务院文化组(后改称文化部)审查，该片是讲石油工人艰苦创业英雄业绩的。时任副组长的于会泳向江青汇报工作时热情推荐了这部影片，之后上报中央，请示该片能否于1975年春节公映。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和主管宣传舆论的张春桥、姚文元均批示同意，江青也在报告上画了圈。于是新成立的文化部下令印制拷贝，供国内外发行，并在报刊预告《创业》上映的消息。谁知大年初一，江青突然把于会泳等人叫到钓鱼台，怒气冲冲指责道：“《创业》这么糟，你们为什么批准发行？”于会泳喃喃地说片子公映是中央同意，江青也画了圈时，她蛮横地说：“我画了圈了又怎么啦？画圈不等于同意！”原来，江青不满影片里中央给石油工人送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的情节，说是刘少奇这个骗子叫送的，还说当时主持大庆工作的是余秋里、康世恩，片子替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老家伙评功摆好，江青勒令于会泳他们检查一下《创业》还有什么问题，叫长影厂“修改”，于会泳等人则要对此做出检查。不久，文化部发出了对《创业》的“十条意见”，禁演此片。

　　当年7月，《创业》编剧张天民就影片遭禁写信给毛泽东。25日，毛泽东在两次看了《创业》之后，批示道：“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于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 江青得知后，把责任全都推给了文化部。张春桥则对文化部长于会泳表示：“电影自然是重新发行。还有，你们得给主席写个书面检讨，检讨要深刻、诚恳，该负什么责任，不要推诿、扯皮；否则，既不符合党性原则，主席也不喜欢。”(戴嘉枋《于会泳：才子-部长-囚徒》，《同舟共进》2009年第8期)

　　不过，接下来的两个“看电影”故事，主创人员所面临的就是悲剧了。

　　（三）电影《武训传》上演受到好评，毛泽东发文开展全国大批判。

　　电影《武训传》是在1948年7月由中国电影制片厂正式投拍的，反映了清末时人武训“行乞兴学”的事迹。1949年底，编导者孙瑜对剧本做了重大修改，经文化部和上海市“文管会”审查，1950年初获得通过，同年2月投入拍摄，年底摄制完成。

　　该片在1949年以后的修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将原本歌颂武训“行乞兴学”、劳苦功高的“正剧”，改成兴学失败、劳而无功的“悲剧”。2.增加一个农民起义人物周大，把武训的“行乞兴学”和周大的造反起义，当然后者也以失败告终。3. 在电影的序幕和尾声中，根据领导的意见加上由黄宗英扮演的“新的女教师”于武训墓前给一群解放后的小学生讲解武训的历史，评价武训这个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并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纪念武训，要发愤用功来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要认识他的勤劳勇敢的、典型的中华民族的崇高品质；要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参见王宝民《〈武训传〉与新中国电影“卡里斯玛”核心的重建》）

　　电影很快通过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宣传部、文化局的共同审查。1950年底在上海试映，1951年初在京、津、沪等地公映，受到广泛的好评。据《人民日报》不完全统计，仅北京、上海、天津三地的报刊在4个月内就发表了40余篇赞扬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文章。

　　毛泽东是什么时候看《武训传》的，一开始反应如何？目前说法颇多。

　　据编导孙瑜等人的回忆，1951年2月，孙瑜带着影片《武训传》的拷贝到北京请周恩来等领导审看。2月21日晚7时，周恩来、朱德、胡乔木、茅盾、袁牧之等百余位中央领导在中南海某大厅观看了此片，“大厅里反应良好，映完获得不少的掌声。”毛泽东与江青当晚没有去看，是几天后调看的。

　　江青事后的描述则有两个截然不同的说法，一是她在“文革”期间多次提到，毛泽东看电影《武训传》时，平时惯于谈笑风生，此时则一言不发，只是一支接一支抽烟。电影一完，毛泽东没有起身，说：“再放一遍”。江青和工作人员都很奇怪，为朝鲜战争和“镇反运动”等工作忙得不可开交的毛泽东从来没有雅兴把同一部电影看两遍，当然谁也不敢问什么，又把电影放完，毛泽东沉思了片刻，对江青，也对在场的人说：“这个电影是改良主义的，要批判。”又叫工作人员给他接通周恩来的电话……。二是1974年江青在与美国副教授维特克（Witke Roxane）女士长谈时说：“1951年毛主席到外地，看《武训传》，我们俩人都不高兴，主席没有说话，我说这是改良主义的戏，主席不吭声。”

　　那么，毛泽东到底是在北京看的《武训传》，还是在外地看的？

　　2009年3月18日凤凰网的专题片《建国后第一场大批判：武训传遭批》中，中国电影家协会研究员孟犁野证实，1951年2月21日之后几天，毛泽东与江青在北京，从华北电影管理处调来片子，看了《武训传》。

　　毛泽东看了电影之后，一开始态度如何？江青的一个说法是毛泽东当场就认定影片“是改良主义的，要批判”，又叫人给他接通周恩来的电话。笔者认为，这个说法明显是错的，很可能是文革期间她为了颂扬毛泽东明查秋毫而编造出来的。如果他当场就决定要批判，并给周恩来打了电话，周怎么会不积极贯彻执行？但直到3月10日以后，《新民报》、《天津日报》、《进步日报》和《北京文艺》等报刊仍然在发表称颂武训或电影《武训传》的文章。江青的第二个说法倒是更接近事实（除了观看地点）。事实上对江青说它是“改良主义的戏”，毛泽东一开始并没有明确表态，“不吭声”。江青跑去找主管文艺的文化部负责人周扬，要求批判这部“宣扬改良主义”的影片，“没有一个听她的”。江青从当时京、津、沪报刊上赞扬该电影的文章上找到突破口，汇编成材料，她说“我们党的高级领导人也有赞成《武训传》的。我带了材料到主席那里了去，见了一面以后，他就看不见我了。有天突然到我房里来，我满屋子都是材料。主席说，我到处找你不到，你原来在搞这个。陈伯达、胡乔木路过我们那里，主席告诉他们《武训传》的事应引起注意。他们回到北京后，周扬大概觉得不好过了。”

　　据当时的文艺界领导人之一林默涵回忆：“电影《武训传》出来以后，不少人说好，据说毛主席看了这个片子，几个晚上在院子里转来转去，最后下决心要批判的。”

　　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亲自撰写了批评《武训传》的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从而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群众性的批判运动。后来由江青带队，组成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到山东堂邑等地调查这个本是历史人物的电影主人公的身世，回京后给武训定的结论是--大地主、大债主和大流氓（《批判电影〈武训传〉的酝酿内幕》）。江青后来因此被称为“文艺路线的流动哨兵”。

　　据说武训历史调查团出发之前，毛泽东曾明确指示：武训本人是不重要的，他已经死了几十年了，武训办的义学也不重要，它已经几经变迁，现在成了人民的学校。重要的是我们共产党人怎么看待这件事──对武训的改良主义道路，是应该歌颂，还是应该反对？

　　伴随着批判电影《武训传》所宣扬的“阶级调和”与“改良主义”背后的“资产阶级思想倾向”，是对知识分子的大规模思想改造。1951年6月4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开展电影＜武训传＞和“武训精神”的讨论与批判的指示》，要求把这一运动普及到每一学校每一教育工作者，以肃清“武训精神”的影响，澄清教育思想上的混乱，并要求“专署以上教育行政机关及中等以上学校，在7月中旬以前，必须将这一学习运动的结果逐级上报”。《人民教育》二卷二期发表的题为《开展〈武训传〉讨论，打倒“武训精神”》的长篇社论指出：“凡是对于《武训传》已发表过自己意见的人，不论歌颂过《武训传》和武训的人，或批评过《武训传》尚不彻底的人，就应该检查自己的思想，分析自己的错误，严肃地作公开的自我批评”。“还没有看过《武训传》的人，自己对武训的看法怎样，也应该藉此机会进行检查”。不管是否宣传过“武训精神”，每个教师都必须得对自己的思想进行检讨或批判，“检查检查自己，看看自己脑子里有没有有形的或无形的武训，看看自己脑子里有没有反动的改良主义思想”。于是，冯友兰、费孝通、雷海宗、金岳霖、林砺儒、汤用彤、郑昕、郑天挺、范文澜等教授都发表了表态性或批判性的文章，肃清自己头脑中的反动思想（《试析毛泽东批判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原因》）。与《武训传》评论有关的一切人，还要做出适当的结论。

　　《武训传》的编导孙瑜早年在南开中学与周恩来同学，也是中国最早在国外学习电影专业并回国搞电影的人，从1926年起在上海开始他的电影生涯。在《武训传》遭受到全国范围的大批判之际，有人写了剧本《宋景诗与武训》，反映当时农民起义领袖与武训“行乞兴学”尖锐对立的不同道路。在上海待罪的孙瑜抱着“略赎前愆”的心情向领导请缨，希望允许他执导这部歌颂农民革命领袖的影片。但在北京，江青等人搞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坚称宋景诗“假投降”的故事却让信奉讲真话的孙瑜头大目眩，他说，自己“得了高血压，身体日见不支……从此，我脱离了《宋景诗》的工作。郑君里在1954年底独立完成了《宋》片的导演。”（孙瑜《影片〈武训传〉前前后后》，《中国电影时报》1986年11月29日）孙瑜的电影事业至此一落千丈。此后，他完成的作品中真正公映的只有《乘风破浪》（1957）和《鲁班的传说》（1958）。“文革”期间，孙瑜受到了无数次地抄家、批斗，身体更为虚弱，被干校批准回家养病，但仍被批斗多次。1990年7月11日，孙瑜逝世（武成广《电影〈武训传〉编导孙瑜先生》）。

　　（四）香港电影《清宫秘史》在大陆热映，毛泽东5次提出要对这部“卖国主义”的电影进行批判，最终它充当了一块打倒刘少奇的“石头”。

　　《清宫秘史》是一部近代历史题材的影片，是根据中国现代剧作家姚克当时生活在日本军队占领下的上海，不能公开反目，为抒发爱国情怀而创作的文学剧本《清宫怨》改编的。1948年，该电影由香港永华影业公司摄制完成，由朱石麟任导演，次年传入内地，在北京、上海等地陆续上映，反映很好。

　　江青得知《清宫秘史》在内地上映，也想看一看这部片子。她并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就把这部影片推荐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提出，这部影片有问题，不是宣传爱国主义，而是宣传卖国主义，影片用以观察问题的是地主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历史观，这部影片应该批判。1950年的一天，在江青的提议下，中国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召开了一次会议，邀请中宣部和文化界的领导人陆定一、周扬、胡乔木参加。会上，江青说：“我对《清宫秘史》这部影片是不是公开上映的问题，提点个人意见。我认为这不是一部好片子，是内容很反动的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组织人员进行批判。”大家面面相觑，不敢发言，有一个搞文艺评论的干部说：少奇同志认为这部片子是爱国主义的。江青说：我刚才讲的，不完全是我个人的意见，我算老几？大家都表态同意组织人写文章，批判《清宫秘史》。但执行时不太积极，毛泽东对此很不高兴。1954年10月，毛泽东在关于《红楼梦》研究批判的一封信中提到：被人称为爱国主义的影片而实际上是卖国主义的影片《清宫秘史》，一直没有受到批判。这封信没有公开发表。此后毛泽东又先后两次提到此事，一次是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伯达、艾思奇、胡绳、关锋、田家英开会。会上，他主要是谈哲学、历史、形式逻辑、辩证法等问题，却突然提到：《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是彻底的卖国主义……。据说毛泽东前后5次提到这件事儿。

　　1967年第1期《红旗》杂志发表了姚文元的长文《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该文发表前，毛泽东做了审阅和修改。这篇文章中，公开了毛泽东在1954年10月的那段话：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是卖国主义的影片。同时，在文中加了一条长注。长注中说：“这部卖国主义电影出来后。由于党内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鼓吹，不但没有被批判，反而被捧成是‘爱国主义’影片。那些反毛泽东思想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竭力阻挠对这个影片的批判。他们实际上‘爱’的是地主资产阶级，他们用以观察问题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他们是真正的‘保皇党’，这不是很清楚的吗？鼓吹《清宫秘史》的‘大人物’当中，就包括有在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保护剥削阶级、仇视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本质，早在建国初期吹捧《清宫秘史》时就表现出来了。”另一位红的发紫的人物戚本禹知道了毛泽东对《清宫秘史》的态度，撰写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毛泽东亲自动笔修改了三遍，并决定在《红旗》杂志上发表。1967年3月31日，先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戚本禹这篇文章，第二天，刊载戚本禹这篇文章的《红旗》杂志大量发行。为了配合文章的发表，江青下令全国各地将电影《清宫秘史》作为反面教材放映。

　　该片导演朱石麟时居香港。他是著名的香港爱国人士，1949年以后把孩子们送到大陆来读书，他自己也于1954年起担任全国政协特邀代表。在香港读完这篇文章后，他哆嗦着想从帆布椅上站起来，几次都没有成功。妻子想帮他一把，可他固执地不要，最后使劲拉着椅柄站了起来。他成功了，可没走几步就倒地了。他被送到医院抢救，当晚因脑溢血告别人世（参见琪葵《朱石麟和〈清宫秘史〉》)。

　　刘少奇在1956年3月曾说过：“负责同志看戏，不许议论不行，议论了对人又有压力，怎么办？若是随便讲几句，不能算批评，可以不听；如果是正式意见，那就讲清楚。当然组织决议还是要听的。……议论有时是正确的，有时不一定正确。外行提意见应采取商量的态度，不要站在作家之上。”刘少奇也是讲政治的，但其上述意见主要是从工作程序出发，眼界太低，在惯于从政治思想高度看问题的毛泽东那里就行不通。可以说，在政治敏感性、运用政治斗争手段的高超性方面，刘、毛天悬地隔。1949年以后，刘少奇倾向于当执政党领袖，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毛泽东则一直是革命党领袖，发动一场又一场群众运动，把群众的正常要求消解于运动之中，并让运动成为改造思想的最佳方式。毛泽东批判电影《武训传》、《清宫秘史》，背后皆隐藏着掀起全国范围的改造知识分子思想运动，发动“狂风暴雨式”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目的；对电影《园丁之歌》、《创业》的肯定，则与其准备着手调整文艺政策有密切关系。毛泽东的平常生活琐事都具有不平常的内涵。

　　不喜欢看电影的毛泽东，自1974年起从目光犀利的政治审判员重新回归为普通观众之后，欣赏趣味有了很大改变：他开始喜欢看电影，这项活动成了不带任何政治功利目的的轻松事儿。他为影片《云中落绣鞋》中哪个青年能娶到小姐操心，为影片《精武门》中李小龙的功夫叫好，而不必去考虑这些来自“资本主义社会”的影片究竟“是革命还是改良”，“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重大问题。笔者为毛泽东从政治人回归为自然人击掌，可惜只是在其生命走向尽头的最后两三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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