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不喜欢看电影的毛泽东有很多看电影的故事（上）

　　毛泽东不喜欢看电影，起码在1950至1960年代是这样。但看电影是1949年以后中南海两项主要娱乐形式之一（另一项是跳舞），电影也是毛泽东时代屡屡引发各种政治风波的重要诱因。于是围绕着一个本来不喜欢看电影的人，萌生出一个又一个“看电影”的故事。按电影文学的分类，其中有情感剧、惊险剧，甚至，悲剧。


　　一

　　据说，1949年底毛泽东出访苏联期间，比较集中地看了《彼得大帝》、《拿破仑》、《库图佐夫》等十几部欧洲历史人物传记影片。斯大林知道后评价说：“毛泽东真聪明，有空就看人物传记片，这是了解历史最简捷的办法。”毛泽东于1949年12月6日离开北京，1950年3月4日返回，访苏时间差两天就满3个月，若按15部电影计算，每个月才5部，不算多。但题材集中选择了欧洲历史人物传记，可见其即使娱乐也很看重其“资治鉴政”功能。其后他观看电影《武训传》、《清宫秘史》，掀起全国范围的大批判运动，推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做铺垫。究其初始，与战争年代既已形成的从政治层面审视文艺作品的思维定势密切相关。

　　1950年代，他的家人及身边工作人员让他看电影，多是煞费苦心想让他多休息休息。比如毛泽东的两位女儿李敏、李讷就常常奉命监督他少吸烟，拉他去跳舞、看电影等，调节紧张的脑力活动。江青还把毛泽东看不看电影与身边工作人员扯上了关系。卫士长李银桥说，“江青劝毛泽东：‘看一看吧，你不看小鬼们也看不上。’于是，毛泽东便跟着江青来到含和堂看电影。坐下来，他还指指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我是陪你们，我不来你们也看不上。’”（《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十三章）

　　负责挑选影片的毛泽东1950年代初的保健医生王鹤滨并不这样轻松，他承担着风险。风险主要来自江青的指责。当时，王医生从报刊、杂志上知道了美国的滑稽明星劳来、哈代一瘦一胖搭档演出的片子，幽默逗人可以消遣，正好有他们合作演出的片子，就请毛泽东来看。但他事先也没有看到过，看过之后，江青不满地说：“王医生！你怎么选这样的片子，结尾是两个骷髅在那里走路，使人看了紧张……”（《紫云轩主人：我所接触的毛泽东》，第278页）。

　　更严重的“事故”发生在中南海西楼放映厅。

　　中南海西楼系“特灶”（即“小灶”），也兼作电影放映厅。每周3、周6放映电影，中央领导、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可以购票观看。电影除新中国的影片、苏联影片外，有时也选些1949年以前拍摄的影片。有一次，放映了一部1930年代江青在上海演的电影，在座的人看见银幕上出现“某某蓝苹饰”（江青当时叫“蓝苹”）的文字时，顿时发出了一阵轻微的惊诧声。江青在电影里扮演的是一个举止轻浮、不算正面的角色，所以给人的感觉相当沉重。散场时，王光美习惯性地回头看看大家，突然一惊，发现江青的女儿李讷也在场，就大声说：“这个片子的内容我们事先不知道，服务科的同志也没有告诉我们一声。”这句话引起了更多人的尴尬。邓小平出来解围说：“算了，算了，回家吧！告诉他们（指服务科），这里不要再放这种片子了。”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再放映她过去在上海演的那种电影，影响不好。所幸此事无人查问，平静地过去了（参见张宝昌口述，张事贤整理《中南海内部电影》，《百年潮》2010年1期）。

　　随着毛泽东年事渐高，看电影的次数更少了。

　　戏剧性的转折出现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当时毛泽东的视力衰退相当明显，走路也困难。江青为了调节其生活节奏和增加活动量，搞来了若干香港片子给他看。再后来，本来不愿意看电影的毛泽东反倒喜欢上了这项娱乐，看电影成了他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他生病期间不舒服，就要求放电影，看电影时可以喝口水、抽口烟，旁边的人再和他说说话，就转移了他的注意力。这样一天能断断续续看完一部电影。

　　1976年5月，毛泽东病情加重，医疗组的医生专家认为，看电影按照病情已经不适宜了，张玉凤仍然要毛泽东看电影，而江青觉得现在看电影很不利了，汪东兴一向和江青唱反调：“主席生病，没有任何娱乐，看电影也要受限制吗？”结果，电影照看不误。毛泽东病情稳定下来以后，王洪文专门为毛泽东进口了一台反光式电视机（即投影电视），此后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放映一至二部电影。

　　中央领导人所看电影，大体上分为工作片和娱乐片两种。比如关于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由战争罪犯改造为新人的纪录长片；关于1964年11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影片。美国阿波罗宇宙飞船登月的影片出来后，周总理很快就在国务院小礼堂，邀请各部部长和有关领导前来观看，并极少有地在放映前讲话，他说：“今天我和几位副总理请大家一起来看这部影片，是要了解现在世界科学技术已发展到了什么水平，看到了他们，也就看到了自己。高级干部当然要抓政治、抓业务，但也要重视国外的先进技术，要不断开阔眼界，增加知识……我们不能长期落后，长期落后是要吃亏的。中国有过沉痛的历史教训。”在这方面，张宝昌说“工作片在一定程度上为党内高层分析形势，做出判断，决定问题提供了不少有参考价值的资料”（参见张宝昌口述，张事贤整理《中南海内部电影》，《百年潮》2010年1期）是有道理的。但对工作片范围的解释不能随意扩大，比如苏联影片《雁南飞》、《第41》，美国影片《罗密欧与朱丽叶》、《苏伊士》、《出水芙蓉》、《孽魂镜》、《血海飞雷》、《基督山复仇记》等以及一些西欧、日本的原声片（现场配同声译员翻译讲解），香港影片《精武门》、《猛龙过江》、《唐山大兄》等则多是供人娱乐休息的。或许毛泽东在1950至1960年代多少还有从电影观察国外资产阶级文艺动向的意图，到了他临去世的前两三年，看电影终于回归到其本身固有的娱乐功能上。据说，毛泽东喜欢看的电影，一是获得国际大奖的影片；二是传记类影片，《林肯传》、《拿破仑传》等；三是园林风光影片，尤其是英国片最喜欢。他往往听说有好电影，就会把看着的文件放下，马上去看电影。1974年，有关部门通过特殊渠道借到了当时风靡世界李小龙工夫影片，他见李小龙打外国人打得起劲，往往一个人一边看，一边鼓掌：“功夫好！打得好！”对从香港借来的李小龙电影，他要留下一个月，反复看。

　　毛泽东看戏看电影很容易入戏。从1940到1960年代初一直在毛泽东身边的卫士长李银桥说，他看戏时坐在沙发上，肚子不舒服，往往要替他解开皮带。但他很入戏，一激动站了起来，裤子就掉下来了。1958年他在上海工人俱乐部和群众一起观看李玉茹主演的《白蛇传》时，几次为许仙和白娘子的生离死别所哽咽，当白娘子被压在雷峰塔下，竟拍“案”（座椅扶手）而起，激动的说：“不革命行吗？不造反行吗？”看电影也是一样。1975年，工作人员小孟、小张陪毛泽东看电影《雷锋》。画面上出现了风雨中，雷锋送一位抱着孩子的大嫂回家的情景。他看得那么聚精会神，简直是种入迷的神态。当画外音传来了雷锋的声音：“我是人民的儿子，我是公社的儿子，您一定要收下儿子这点心意”时，毛泽东用手帕擦起了眼泪。1976 年春节，毛泽东请护士长吴旭君吃饭。饭前看了一场电影《难忘的战斗》，他悄悄地流下眼泪。电影演到解放军入城受到群众热烈欢迎时，毛泽东问吴旭君：“那欢迎的学生里有你吗？”吴旭君是上海学生，毛泽东是知道的。当年她确实是在欢迎的群众之列。她说不出话，只是流着眼泪点头。这时，毛泽东泪如泉涌，再也无法控制。会场哭成一片。不等电影结束，医护人员赶紧把毛泽东抬走了（《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二十章）。

　　1974-1976年，毛泽东开始痴迷于自己曾严词批判过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题材的传统戏剧。他“一向喜欢京剧昆曲，爱看戏曲片，有时边看边听，自己也情不自禁地跟着唱起来。这时，若小张、小孟在他身边坐着，他会用手一正一反拍着她们的手，一下一下地打着点，真是一种自我陶醉，自我娱乐”(郭金荣《毛主席看电影《雷锋》看到流泪》，原题《一个富于感情的人》)。这一现象在号称“党的理论主管”康生那里也发生过。康生一贯主张批鬼戏，但他自己却要求演员为他演此类戏目。这种现象颇值得玩味。毛泽东也爱看喜剧片，几次要求工作人员为他放侯宝林主演的《游园惊梦》，喜剧片《新局长到来之前》、《锦上添花》、《废品的报复》、《第十二夜》等，这些片子常常使他笑得前仰后合。当夫人江青忙于在全国各地文艺界大批“封资修”，铲除思想政治倾向不正确的“大毒草”之际，“阎王殿”旧中宣部主导下拍摄的各种影片却在游泳池的客厅里连连放映。1975年8月份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和几个工作人员在一起看关于李玉和的电影，却不是“革命样板戏”《红灯记》，而是当时在全国范围内禁演的电影《自有后来人》。如果说毛泽东本人政治水平高，不会被“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话，身边工作人员大都是年青人，自然谈不上有多强的“政治免疫力”，却没有像当年上海译制片厂的配音演员和编导一样，每天辛苦工作之余还要受一遍“思想消毒”的折磨。

　　1976年，他让人在长沙用电视录制和为他一个人播放旧戏，在北京和上海派人拍摄旧戏电影，表露出对这些“封资修”作品情趣的某种新态度，对影片的议论也不再完全从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1975年以后担任毛泽东护士的孟锦云曾谈到，一次与毛泽东一起看香港凤凰电影制片厂出品的越剧片《云中落绣鞋》。故事的内容是﹕一个富有的员外的千金小姐不慎跌落后花园的枯井中，生命危在旦夕，员外贴出告示，谁能救出小姐，便把小姐许之为妻。有两位青年同时应召，商量好一个下井，一个用吊绳在上面照应，救出小姐后，随小姐的意愿，想嫁给谁便嫁给谁。于是一位用筐栓上绳子把另一位青年送到井下，逐个先救小姐，再让青年上来。在井外负责放筐下井的青年，在救出小姐后，为了独占小姐，便狠心地不顾另一青年死活，并用大石堵死井口，便抱着小姐去领赏，成全婚姻美事。在井下的青年叫天不应，加上井面盖上石头，只见黑茫茫的一片。但他却手拿着小姐留下的一只绣花鞋，是小姐被往上拉时丢下的。已婚嫁的小姐一夜忽作一梦，天上飘下一只绣花鞋，即是她在井下丢失的一只。梦中醒来，这位梦中的青年却出现在自己面前。结局是由父亲做主，赶走那位狡猾的青年，迎接这位死里逃出的青年。至于井底的青年如何能逃出的，当然好人有好报，是神仙救他的。看完电影，毛泽东问看电影的人们，“你们说说看，这两个救小姐的青年，哪个好些？”小李说，“当然是在井下的那个青年好啦。”孟锦云也说﹕“还用说吗？井上那个青年真够坏的，他不仅贪人之功，据为己有，还陷害别人。”毛泽东转头问张玉凤，张说，“差不多，这是很明显的道理，我不明白，您干么要问这么个问题﹖”毛泽东说，“我和你们的看法不一样，我觉得，还是那个井上的青年更好些。”“为什么？”毛泽东答道﹕“那个井下青年，对问题的考虑太简单，他缺乏周密的思考，他早就应该想到井上的青年会使出这一招儿，他太蠢了，还是那个井上的青年聪明噢﹗”众人不服气，有人说井上的青年太奸猾，不老实。毛泽东答道﹕“老实，老实是无用的别名。”还说“就有一个小姐，他不去害，他能得到吗？”（郭金荣《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第166-167页）只是毛泽东从道德角度对片中人物的评价，竟然与高举着共产主义道德旗帜的“老三篇”精神截然不同，为什么？不解。

　　周恩来心里清楚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刻意营造的“文化沙漠”不能持久维持下去。中南海游泳池客厅里的“旧文艺路线”的“复辟”给了他有限度“开放”的契机。熟悉中南海电影情况的张宝昌说，“文革”末期，中国先后引进了美国的《巴顿将军》，日本的《山本五十六》、《啊！海军》、《大海战》，美日合拍的《虎、虎、虎》以及欧洲和北非国家的一些影片。对于这些反映历史、战争或描写某国现状的片子，周总理在不同场合都十分明确地讲过：“就是要花点钱买进来，因为我们同各国都共同生活在地球上。过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搞禁运、搞封锁，想孤立我们，用尽各种办法不让我们见识世界先进技术，但搞了几年就搞不下去了。再说我们自己也总会有打开国门、面向世界的一天，所以不仅要正确认识和总结自己的东西，也要不断了解和研究外国的东西。看他们--些有价值的电影，是我们了解世界简易而直观的办法。”在他的安排下，进口电影首先在中南海西楼大厅、国务院小礼堂放映，让中央首长先看，然后逐步转为机关内部看，最后上市公演，广大群众都能看(参见张宝昌口述，张事贤整理《中南海内部电影》，《百年潮》2010年1期）)。


　　二

　　谈到毛泽东看电影，不能不谈中南海其他中央领导人、工作人员及家属子女是如何看电影的。

　　中南海因安全保卫的缘故，分成甲、乙等不同区域。凡是能进入甲区或在甲区内工作、居住的人，不分干部工人，职务高低，除了个别情况以外，都能在每周三、日这两天晚上的7时30分，到西楼大厅买票看电影，每场票价两角，包括首长及其家属，无一例外。1966年之前一直在中南海生活的陈伯达之子陈小农说，西楼餐厅原本是为领导人就餐而盖起来的一个特灶食堂。它的东半部分是厨房，西半部分是餐厅，北边有一过厅连通二者。厨房很宽大，可容四五个大师傅同时做菜。餐厅宽敞明亮，室内约有两层楼高，地面大约比一个篮球场稍大些，铺着平滑的原色木地板。1950至1960年代，每逢周末或节假日的晚上，西楼餐厅经常放映电影，又成了兼职的电影厅。放映的电影以国产片为主，也有苏联和友好国家的，偶尔也有香港片。这些影片大多数都早于外面的电影院在这里上映(陈小农《看看50年代中南海的娱乐生活是什么》)。从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常在西楼大厅看电影的首长有刘少奇、邓小平、李富春、杨尚昆、谭震林、胡乔木、张际春等，特别是前四位，几乎每场必到。

　　据说，在1960年代初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上，邓小平谈到干部作风时，还专门以此为例。他说：“这是中央以身作则，带了个好头，它好就好在：（一）不论是谁自己掏钱买票；（二）坚持同机关群众一起看，并且形成了制度；（三）在规定时间、地点放映，没有谁等谁、照顾谁的问题，到时间就放；（四）不搞首长个人专场，没有特殊化。”（张宝昌口述，张事贤整理《中南海内部电影》，《百年潮》2010年1期）

　　当事人的感受与上述总结并非完全一致。当年在春藕斋看过电影的陈晓农说：“这个地方我记得自己只去过五六次，一次是看大人们跳舞，一次是看20世纪30年代的老电影《桃李劫》，还有几次是看当时亚洲电影节的影片，有印度的《流浪者》、《两亩地》、《章西女皇》，等等。看《桃李劫》这一次，刘少奇也去了。记得当时观众不少，到了放映的时间，却迟迟不开映，说是要等领导人，等到刘少奇来了，电影才开映。”(陈晓农《看看50年代中南海的娱乐生活是什么》) 。

　　“不搞首长个人专场”说法也不对。不说别人，毛泽东确有个人专场。从1952年起就在中央警卫局警卫科放映组工作的于器海说：“我给好多中央首长放过电影，有时还去首长家里放。毛主席、刘少奇主席、朱老总、周总理、任弼时等，也包括林彪，我为他们服过务。但在所有的中央首长中，我给主席放电影的次数最多，工作时间最长。春藕斋、西楼、玉泉山、新六所、游泳池，这些地方我都去给主席放过电影，直到主席在1976年逝世”。身为放映组长的于器海还专门记叙了他一次为毛泽东放电影的经历：1955年秋季，主席在玉泉山老一楼休息。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说，主席要看电影。我当时在中南海，接到通知，我赶紧准备好机器、片子，飞快地赶往玉泉山。在主席休息的老一楼里，有个不太大的放映厅，我和我的同事赵琳一切准备就绪，只等一给信号就放映。就在这时，主席推开门，慢步走了进来。我们立刻站起来，向主席问好。主席和我握手，并围着电影机转了几圈，慢声慢语地说：‘你们这个工作很好，风吹不着，雨淋不着，还能经常看电影。’主席说着，离开放映厅走到里间屋坐下，等候放电影。时隔多年，主席当年看的什么电影，名字我早已忘记，但主席讲的这句话，我却记忆犹新”（于器海《我给主席放电影》，载《在毛主席身边》）。

　　接下来读者可能关心的还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为毛泽东放电影都在什么地方？

　　这个问题颇不易回答。应当说，在全国各地为毛泽东所盖的住所里，大都有电影放映设备及相应的放映场所。在中南海内，主要是春藕斋、西楼餐厅、含和堂，游泳池客厅和“2O2”住所。

　　春藕斋位于颐年堂旁边，也是古老的建筑，殿堂前后有种莲藕的水池。它是周末舞会的场地，逢年过节为了招待大家，增加节日气氛，在舞会结束后放映一至两部香港片或苏联片。。

　　西楼餐厅每逢周末或节假日的晚上，经常放映电影，在中南海内的领导人、工作人员及家属们购票观看。

　　含和堂是毛主席早期看电影的场所。据张宝昌说，他从放映组一些零星资料中了解到，毛主席在此看过的美国片有《罗密欧与朱丽叶》、《苏伊士》、《出水芙蓉》、《孽魂镜》、《血海飞雷》、《基督山复仇记》等（张宝昌口述，张事贤整理《中南海内部电影》，《百年潮》2010年1期）。

　　游泳池客厅是毛泽东移居游泳池后接待客人的地方，因为它是游泳池建筑内最宽敞的房间，也用来放映电影。

　　“2O2”住所是在中南海内为毛泽东新盖的住所。一开始他不愿去住，但该住所的管理清洁都按毛泽东随时入住的标准执行。1975年，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机要秘书张玉凤经常陪着毛泽东在这里看电影。1976年唐山地震后，毛泽东移居该住所。


　　二是谁在为毛泽东放电影？

　　这本来不是个问题，放电影的肯定是放映员嘛，但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另有说法。

　　1951年被调入公安部八局警卫处工作的于器海（放映组长）说，1952年他在中央警卫局警卫科放映组，从那时起学会了放映电影。放电影成了当时的主要工作。在所有的中央首长中，他给主席放电影的次数最多，工作时间最长。春藕斋、西楼、玉泉山、新六所、游泳池，这些地方我都去给主席放过电影，直到主席在1976年逝世（参见于器海《我给主席放电影》，载王震宇主编《在毛主席身边》）

　　毛家生活管理员吴连登说：“毛主席原来很少看电影，后来因为身体不太好了，工作时间太长了，我们就想让主席休息一下，有一次看电影，主席问，这个电影是你们放的吗？我说，主席，不是，是中南海放映室给放的。他说以后我就不看了。从那以后，我们就知道了，毛主席身边所有的事，都是身边的工作人员来完成。后来我就开始学放电影，我们学好了以后，我说主席以放了。主席说了，那好吧。第一部片子是‘鸡毛信’。第二部电影就是原子弹、氢弹研制和爆炸的电影”（《吴连登谈“我给毛主席当管家”》）。

　　按照吴连登的说法，不是其身边工作人员放的电影毛泽东就不看了，这是什么时间发生的事，他没有说明。但中南海放映室放映组长于器海显然不会同意这一说法，于器海说他为毛泽东放电影直到其1976年逝世。1974年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并负责为毛泽东从香港调片的刘庆棠说，当时给毛泽东放电影的放映员姓康。每次来文化部取影片，都由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亲自出马，张玉凤、毛远新和8341部队的政委等都亲自来过文化部取影片，没有提到吴连登。


　　三是毛泽东所看的电影都是从什么渠道来的？

　　张宝昌说，提供给中南海的影片有电影局的送审片；文化部通过发行的，由中影公司提供的国产片、外国片、香港片；中国电影资料馆购进或交换来的外国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及文化动态方面的内部片；中央军委的特殊片；解放前留存下来的旧片，等等。其中，有关部门为了保证中央负责同志能及时看到国产新片，也曾安排过专用拷贝。虽然后来取消了，但发行公司得到新片时，仍优先供应并收每场折旧费10元 (含新闻、科教短片)，如借用影片厂留用拷贝，则每场收折旧费15元。西楼电影同外面影院一样，取片是要付钱的，所以看片就得买票，没有公款招待一说（张宝昌口述，张事贤整理《中南海内部电影》，《百年潮》2010年1期）。

　　电影发行公司的供片程序，在全国大同小异，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值得一说的是中央军委的特殊片、“过路片”和“文集内片”。

　　（一）中央军委的特殊片。以1964年11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影片为例，因为该片涉及到中央决策、具体研制过程等高密级内容，中央军委作了严格的分级监管，按不同部门和干部的不同级别，有针对性地选择密级放映。张宝昌回忆该片在中南海放映时的情景说，“1964年12月中旬的一天，当片子由部队几名武装干部护送到西楼，给中央领导层审查观看时，其安全保密程度之高，让人颇感意外。原本在现场值班的工作人员，也被明确规定一律不准擅入放映大厅，除非有急事要找首长接电话，才能进去通报并须尽快退出。就连在放映室内，都有随片而来的武装警卫严加保卫，以防他人进入。这种措施对我们来说，还是第一次遇到”（张宝昌口述，张事贤整理《中南海内部电影》，《百年潮》2010年1期）。（未完待续）

　　卸甲一书生，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