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文并不知道蒋介石在日记中发泄对他的不满

　　宋子文自踏上仕途，官职便一路攀升，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他相继出任财政部部长、中央银行总裁、行政院副院长等要职，并连续担任国民党第二至六届中央执行委员，算得上是民国时期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了。


　　不受待见的小舅子

　　宋子文虽然与蒋介石、孔祥熙都是至亲，然而彼此之间的关系却相当复杂。由于理念、性格各方面的差异，特别是涉及权力和利益，他们三人既相互利用，又存在诸多矛盾。1933年10月，宋子文由于在理财方针上与蒋介石发生重大冲突，继而辞去财政部长，他的所有职务均由孔祥熙接替。1935年3月宋子文担任增资改组后的中国银行董事长，并参与币制改革方案的制定，但毕竟与政坛高层的距离还是远了些。抗战爆发后，宋子文主要在香港活动，其间一度想重新出任财政部长，但他要价太高，最终被蒋介石否决。直到1940年6月，蒋介石为了寻求美国的援助，再次起用宋子文，让他作为蒋的特别代表前往美国进行外交活动，但并没有任何官衔。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宋子文出任外交部长，虽然并未返回重庆，仍在美国活动，但总算是重新回到政治舞台。1945年6月1日，宋子文正式担任行政院院长(在这之前的大半年只是代理)，终于登上他在政坛上的最高峰。

　　然而蒋介石起用宋子文的目的主要还是利用他与美国政经界的关系，对宋本人其实并非完全信任，在蒋介石的日记中就经常出现责骂宋的文字。1942年1月4日，宋子文刚出任外交部长还没有几天，蒋介石就在日记中写道：“子文对财政无自立方针，始终受英人之迷惑，不能脱离之羁绊，而且执迷不悟，殊可叹也。应善导之，使之觉悟。”当蒋介石得悉美国欲通过借款来达到控制中国军队的意图后更是十分恼火，并立刻将这种愤怒的情绪记在宋子文的头上。他在1月15日的日记中又写道：“子文私心与野心不能改变，徒图私利，而置国家于不顾，奈何？”“英美以借我军饷，且每月分拨，尽用心之鄙吝与侮辱中国已极。而子文赞成，尤为痛之至？？子文赞成美国提案，尽失国体与人格不顾，痛愤无已。本拟电稿痛斥其非，后乃克制缓和，重拟复电，免致怀恨抱怨也。”特别是1943年10月，蒋宋二人为是否罢免史迪威之事彻底翻了脸，当然最后还是宋子文认错道歉才算了事。


　　在口诛笔伐中黯然下台

　　抗战胜利前夕，宋子文以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的身份前往苏联谈判，其间曾回国汇报详情。1945年7月19日上午宋子文在向蒋介石报告谈判经过时称，如果下面的谈判不能按照他的意见进行，他就不准备再次赴苏参加谈判了。此时因孔祥熙卷入美金公债舞弊案，蒋介石决定撤掉其中央银行总裁之职。宋子文得知后即向蒋介石表示，中央银行新任总裁的人选必须由他来推荐，否则他将无法担任行政责任云云。蒋介石闻之大怒，他在当日的日记中说，宋的举止“非强迫即威胁，而以美国外交、财政当局是其知交而眩惑。呜呼！国人心理，媚外自私如此，而以欺制元首，不问政策，一以个人名位自保，不知国家与政府为何物”。到了第二天蒋介石还没有解恨，他又在日记中写道：“昨日受子文压迫，动以不能负责、以美国外援自眩，其性其气并无一些改变也。”蒋在发了一通感慨后又抄了一段《圣经》——彼辈口如蜜，心中含辛螫，祈主按其行，报彼诸罪孽。下面还有几个字被涂改，虽然现在已分辨不出，但肯定是骂人的话。紧接着蒋介石在“上星期反省录”中又写道：“子文自俄回来，其不愿负责签约，是否有意为难，故不能断定，但其重身轻国之行动，昭然若揭。对于独占财政经济之心思，更不可自制矣。此实为我一生最痛苦之一事。”

　　宋子文并不知道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发泄对他的不满，此时的宋子文可以说是踌躇满志，一心想作出一番成就。抗战胜利后不久他急于修改战时的财政措施，冀望通过开放外汇和黄金市场，实现其制止通货膨胀和发展经济的计划。然而事与愿违，新政策实施不到一年，大量外汇和黄金流出国库，进入私人的腰包，并在上海爆发了金融风潮，国民经济陷入危机之中，国内外舆论群起而攻之。在这场“倒宋”的风潮中，尤以著名的历史学家、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傅斯年的抨击最为严厉，他先后发表了《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子文的失败》、《论豪门资本必须铲除》等一系列檄文，指名道姓地攻击宋子文官商不分、公私不分，“自己(包括其一群人)又是当局，又是人民”；傅斯年还指责宋子文具有“无限制的极狂蛮的支配欲”，提议立法院、国民参政会彻查孔、宋等豪门在国内外企业经营的内幕，包括营业范围和外汇来源，并征用孔、宋家族的财产。此刻蒋介石也对宋子文失去希望，1947年2月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责骂宋子文“失其脑力与主宰者然，而唯贝祖诒与罗杰斯之计是从，为之忧戚无已”，最终决定换马，因为他认为“经济失败，亦在余一任子文所为，以致误国至此也”。

　　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形之下，宋子文只能于1947年3月1日宣布辞职，他在立法院临时会议上表白：“本人也是一个普通的人，自然亦不会毫无过失，所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所以本人决不敢说所做的每件事，都是确当而有效的，不过都是为一个共同的真实的目标，绝对无私人利益的打算。”他强调说：“本人自从担任行政院的职务以来，一切尽心力而为之，政策方面，可能有错误的地方，而在良心方面，在离开行政院的时候，觉得绝对对得起国家民族。第二天国内各大报章都在头版位置刊登了宋子文辞职的消息，并说他“退出会场登车时，步履艰迟，由左右扶登车厢，面部疲惫之态，一若大病初愈”云云。

　　3月2日《申报》社论〈政局的新动向〉，对宋子文的评判倒还较为公允：

　　宋氏为人，自信甚强，其为政亦颇具毅力，在中国敷衍搪塞相习成风的官场中，不失为别具风格。惟其自信过强，故不易兼听，惟其有毅力，故往往流于执拗；加以平时所接触的范围，又只限于经济金融之若干人士，而未能默察社会舆情与人民心理的归趋，以致其所采取之政策，未必即能对症下药。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获悉，宋子文在辞职前曾与蒋介石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谈，但“谈话无论如何都是不友好的”。蒋介石尽管坚持让宋保留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但仍准备接受他辞去行政院长的职务，最终还是接受他辞去经委会的职务。司徒雷登在致美国国务院的电报中说：“从情报中获悉，在第一次谈话中蒋向宋提出强化内战的特别计划，考虑到目前的物价，此计划会在最近增加军队的薪水和供应。一方面是无情的战争需求，一方面是日益棘手的物资短缺。”司徒雷登认为：“宋对自己曾充满信心，直至最近他还认为蒋需要他甚于他需要蒋，但蒋不会因财政和经济的困难为宋公开承担任何责任，他让宋离职甚至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以至于蒋夫人都认为他们让我哥哥成为替罪羊。”


　　部下道出宋子文下台缘由

　　步下政坛的宋子文闭门谢客，原先车水马龙的宋宅大院一下子变得冷冷清清，门可罗雀，世态炎凉，由此可见一斑。然而还是有几个心腹亲信致函宋子文，并向他效忠，虽然为数不多，却为忧郁不已的宋子文带来些许安慰，要不然他也不会将这几份函电细心予以珍藏。宋子文去世后，这些资料都被他的家人捐赠给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保管，从而为历史留下一些记录。

　　第一个来信的人叫陈质平，他与宋子文是同乡，也是广东(今海南)文昌人，抗战期间曾任西南运输处处长，主持滇缅路的运输事宜，与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共事，然而他是戴笠的亲信，并在军统局内任职的真正身份却很少有人知道。抗战胜利后，陈质平先出任驻印度加尔各答的总领事，1946年7月改任驻菲律宾公使。1947年3月3日报纸刚刚宣布宋子文辞职的消息后，他就立即致函宋子文表达敬意。陈质平在函中先是赞扬“钧座急流勇退，清高劲节”，接着便对众人的攻击深表不满，最后他甚至竭力表白自己，声称“在斯颠倒是非、淆混黑白时会，职拟辞去此间职务，藉获随侍左右，而与恶势力相周旋”云云，向宋子文表忠心。

　　3月5日，宋子文的另一位部下洪轨(时任江西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也来函致敬，其形式与陈质平来信差不多，不过内容更加详细，文字更具感染力。洪轨在信中首先表示，当他听到宋子文辞职获准的消息后“不禁扼腕者久之，缅怀我公受命于危难之际，时值战事失利，财政奇紧，我公以大刀阔斧之手段，毅然缩并机构，裁汰冗员，使政治风气因以丕变，前方军心为之一振。迨后胜利突然来临，全国物价陡告惨跌，我公复运用黄金及贴放政策，使全国工商业得以安渡难关”；接着洪轨就为宋子文打抱不平，他在信中说：“胜利以还，和平未能实现，战乱反而更殷，支出浩繁，交通不便，任何人当此危局，均难避免经济风潮”，但“我公仍持危扶颠，采用各种措施”，从而避免了一次次风波。而“此次沪上金融风暴波及全国，原因复杂，事出意外，非我公之咎也”；而且“我公于事发之后，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强制执行，不数日而风潮平息”，就在此时，“我公以责任已尽，良心已安，然后引咎辞职，退避贤路，此种大政治家之风度，求之近世，实不可得。我公去矣，是非功过，天下后世自有定评”。写到这里，洪轨又不禁将宋子文与宋代的王安石及明代的张居正加以比较：“昔者王临川推行新法，不见容于当时；张江陵革新庶政，屡见阻于同侪。今则谈政治者，对于王、张二公之政绩每津津乐道，不置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洪轨在信的最后还不忘安慰老上司“以一身系天下之重”，辞职亦“正所谓求仁得仁”，但最重要的乃是保重身体，因为“复兴伟业，将有待于东山之再起”。

　　第三封信出自于宋子文的亲信吴秀峰之笔，这封信虽然来得晚点(大概是1947年的4月)，但信的内容却透露了宋下台前后政坛中的某些秘密。吴秀峰在信中说，他在离沪去京前曾专程到监察院于右任院长家中辞行，谈到宋子文去职后C.C.分子依然在会上吵闹不休时，于右任不禁慨然曰：“国家培植人物，何等困难；打击人才，何等容易。国家及本党均尚待宋先生宣力，今已去职，岂可更多攻击？幸经总裁撤销此案，甚以为慰。”吴秀峰在信中说，他听了这些话原以为“此不过老先生久于世事，发为公正远大之意耳”，然而事后他才知道，于院长所发出的感慨实在是事出有因。吴秀峰有一位以前的同事叫李世军，北伐时曾在冯玉祥手下任职，与复兴社的关系相当密切，后来一直担任监察委员。据李世军后来告诉吴秀峰说，当初奉命查办黄金风潮的何汉文等4名监察委员在提出弹劾贝淞荪之同时，另外还有项目弹劾宋子文失职误国。于右任先生因为想取消此项目，特派李世军进行审查，并从中予以疏通，希望他们撤回提案。围绕此事先后斡旋了三个星期，但均没有成效。实际上这几位提案人背后得到C.C.系的支持，因此他们不仅不同意撤销提案，反而还联络49名监察委员具名备函，指责于院长违法，故意压制提案，对提案加以拖延，不予办理；同时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姚大海、邵华还向于先生索要此案，要求他依法将提案送交中央监察委员会。在此情形之下，于右任院长仍然拖延不办，并让李世军继续疏通。因此李世军以为，“鉴于监院内部及外间之压迫，如得总裁向于先生提示，此案不应成立，则C.C.当可停止进行”云云。

　　这封信让我们得知，宋子文最后没有被弹劾，除了监察院于右任院长暗中保护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出自蒋介石的制止。至于蒋介石出面袒护的目的是不是真的考虑到他与宋子文之间的亲情尚不可知，然而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尽管蒋介石对宋子文有诸多不满，但他决不允许因此案的公开而危及党国的命运与家族的荣誉。


　　国民党最后一任广东省主席

　　在宋子文保管的资料中还有一封他写给张学良的函稿。宋与张之间关系密切，西安事变爆发时，宋子文曾亲自前往西安进行斡旋，终于得以和平解决。然而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却被长期关押，抗战胜利后不但没有获释，反而被蒋介石下令秘密押送到台湾的新竹继续监禁。因此长期以来，宋子文、宋美龄兄妹对于张学良都有一种内疚之情。而此刻正当宋子文从政坛的最高峰突然跌落之时，这种感觉恐怕更为明显。信的内容全文如下：

　　汉卿兄如握：违别多时，望云增念。闻台从到台后起居佳胜，深慰驰怀。兹值柳忱兄来台，特托带奉三畬堂财产清理委员会致兄函一件，及附件四份，敬祈詧阅。弟于二月底辞准院务，暂住沪滨。两年以来，愧乏贡献，而心力交瘁，亟须摄养，得遂初愿，颇慰私衷。知兄爱我，特以奉闻。屡从在美友人处询悉许太夫人及尊夫人以次均甚安好，尚希纾念为祷。手此。

　　这封信是宋子文委托即将到台湾的东北耆宿莫德惠当面交给张学良的，信虽然不是宋子文亲自拟写(宋子文的中文程度不高，他的阅读水平应无问题，但书写时错别字甚多，更不要说写如此文绉绉的书信了)，但还是能代表此刻宋子文的心情。

　　“三畬堂”是张学良之父张作霖的堂号，张作霖是奉系军阀的领袖，号称东北王，在他统治东北之时曾兴办的众多企业、商号和钱庄，多以“三畬堂”为号。东北沦陷后，张家的产业大都被日本侵略者所强占；抗战胜利后，张学良曾向蒋介石提出清查三畬堂财产的要求，并获得蒋介石同意。此刻宋子文正出任行政院长，对清查之事甚为用心，特别成立由彭贤、鲁穆庭等东北军旧部组成的三畬堂财产清理委员会，接收了张氏原有的财产。张学良此时虽然仍陷囹圄，这笔财产对于他来说只是可望而不可及，但宋子文还是认为应将其下落告诉他，同时这可能也是对自己长期以来负罪感的一种解脱。

　　宋子文下台半年之后，即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宣布，将其个人在中国建设公司及其他公司中的股份全部捐出，并成立一个基金，专门接济那些在抗战和内战中死难的党员家属。很可能这就是一种交换，因为没有多久，蒋介石就任命他为广东省主席，于是宋子文又急匆匆地南下任职。

　　1946年9月29日宋子文刚到广州就给蒋介石发去一份电报，由于此次任命并未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通过，因此引起党内外及社会舆论的反对，而监察院更是抓住宋子文在黄金风潮中的过失不放，宋子文有些担心。蒋介石立即于10月1日回电予以安慰，说党内同志只是对程序有些意见，其实“并无其他恶意”，“至监察院卑劣言行，已设法警告”。同时他还嘱咐宋子文“应即日就职，勿稍犹豫为要”。然而此刻蒋介石和宋子文可能都没有想到，这也是宋子文在政坛上出任的最后一个官职了。

　　吴景平 郭岱君，《国家人文历史》 2013年第7期，原标题为《宋子文政治生涯的浮浮沉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