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意深味长：我看是有人为保存自己把高岗搞死的

杨继绳：高岗秘书赵家樑谈“高岗事件”（下）

　　再访赵家樑

　　时间：2001年10月4日上午

　　接着上次谈。今天讲的是主席怎样下决心采取行动，把高岗端出来。即1953年第四阶段。

　　前面介绍的有闲言碎语、流言蜚语，也有确有其事的高岗反刘的言行。这些引起了毛主席对这个问题的全面考虑。处理高岗问题毛主席是审时度势的。

　　当时的形势是，朝鲜战争刚刚结束，国内要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急需稳定的安定的国内形势。国内人民也要求稳定、安定。党内各山头逐渐统一。经过财经会议，明显感到党内需要安定团结。毛主席在文革中讲到：当年（指1953年）要开展反对资产阶级右倾思想，响应者了了（指财经会议上批薄指刘响应者少）。我联想，财经会议开了这么多天，组织会议的起来反对，说明大家希望团结。既然反刘的问题影响党内团结，说严重一点会引起党的分裂，现在反刘不好。从1952年冬到1953年春，毛、高二人在接触时讲了很多私房话。高岗后来在检查中说：“我对刘少奇政治上的看法不是我自己的，是我听别人讲的，是我捡的。”“别人”指谁？是毛。高岗进京前，毛让他查东北的敌伪档案，看刘在东北被捕的表现如何。如果高岗把这些问题端出来，毛就很被动。我说毛审时度势，也包括这方面的内容。毛审时度势，反复权衡比较，才决定把高端出来。

　　1954年1月，四中全会开会前，毛在杭州让杨尚昆带回信，说“四中全会只自我检讨，不要点名批任何人”。即让有错误的人自我检讨。我发现高岗的检查提纲旁边批了这样一段话：“主要讲自己，不要讲别人的，除非他本人讲了。”这和杨尚昆带回来的信内容一致。这句话不是高岗加的，也不是我加的，安志文说这句话是马洪写的，可问马洪。四中全会开会时的确是按这个方针办的。主席有意避开，不参加四中全会（这是他唯一的一次不参加中央全会），让刘少奇主持，但他对会遥控，谁作什么发言，讲几个问题，多长时间，他都要安排。全会开完后，接着开两个座谈会，内容是揭发批判高、饶。请注意，四中全会没有揭批高、饶，四中全会结束后，中央书记处召开的两个高级干部座谈会，才揭批高、饶。两个座谈会，名单由书记处确定，批饶的座谈会是邓小平主持的，批高的座谈会是周恩来主持的。参加两个会议的人也不一样。这两个会没有见到毛的文字指示，但我想是经过毛同意的。没有毛的同意，是不敢开这样的会的（那时毛反对分散主义，曾说不经他看过的文件一律无效）。

　　四中全会是和风细雨，两个座谈会是暴风骤雨。

　　毛在端出高以前，采取了一系列行动：

　　1953年11月底、12月初，毛个别接见了几十个地方的和军队的领导干部。

　　12月中旬，毛让刘少奇、陈云、高岗三人开会，谈一谈。刘和陈都作了自我检讨，高也作了自我检讨，然后互相提意见。刘、陈说话占了四分之三的时间，高说话只占四分之一的时间。高对自己的检查是轻描淡写的。事后，高说没解决问题。后来听说，高岗这次没有很好地检查自己，失去了一次机会。

　　12月24日，政治局开会，毛主持。提出毛去南方以后，刘代理主持工作问题。起草决议，决定开四中全会，这次政治局会议不点名地端出了高岗。毛提出有两个司令部，把手掌张开，说，这个司令部是阳的，又把掌翻过来，说这个司令部是吹阴风的。虽说没点名，但实际点了名，说东交民巷车水马龙。

　　12月24日晚，毛去杭州前，高岗约罗瑞卿谈话。罗向毛汇报，毛说，好，你去听听他有什么看法。罗到高家，只谈了很短时间。罗回去给毛说，高岗让我好好保卫你，保证你安全、健康。

　　12月25日，毛到南京，到上海，在上海住一天到杭州。元旦时毛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和参加鞍钢三大建设项目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伊·费·捷沃西安，毛同他两人谈话中谈到，中国可能发生突然事件，可能发生大事。毛指着师哲说，他（师哲）和我是秦、楚之战，他是陕西人，我是湖南人。两位苏联人不解其意，感到莫名其妙。其实，陕西人指的是师哲，说的是高岗。

　　1954年2月初，四中全会前，毛从杭州来信说，高岗要见我，他不必来了。由少奇、恩来、小平一起，听听他有什么意见。刘、周、邓三人跟高岗谈了两次，没有结果。事后（1954年8月17日）高岗夫人告诉我，在刘、周、邓约高岗谈话前，高岗自己在裤裆里缝上了20多颗安眠药。

　　2月6日－12日，七届四中全会。

　　2月15日到25日，高岗问题座谈会。共40多人参加。在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办公室旁的会议室开的，每天下午，只开半天。会上暴风骤雨。第三天高岗自杀未遂。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2月17日下午一点一刻。高岗家里的二楼中间餐厅。餐厅有一条桌。当时我坐在他的旁边。在我们这一边还坐有别人。当时卫士站在门口，高的大儿子在屋里，高的夫人在条桌对面的壁炉里烧材料。突然，高用左手在裤袋里掏出手枪，对着太阳穴扣扳机。我立即发现，用我的右手使劲向上推他的左手肘部，枪口向上推开了，子弹打在后面墙上。我死死地抱住他，椅子倒了，我们两人也倒在地毯上。当时我听到枪响，不知道枪打在什么地方，以为高岗中枪了。连忙喊：“快打电话！快打电话！”意思是叫医生。他们也不知给谁打电话。手枪掉在地上，在我们左边。高岗发现自己还没死，他使劲转身要抓枪。但我抱住了他，他转不过来。他用脚顶着地毯向左转，用左手够着了手枪。但胳膊被我抱住了，枪口转不过来。我叫：“快来！快来！”机要秘书董文斌，高岗夫人、儿子，卫士都过来了，扳开他的手把枪夺过来了。他不抵抗了，大儿子把我们两人扶起来，坐在沙发上。

　　报刊上写了种种各样的自杀情况，都不是真实的。杨尚昆文章中说是摸电门，更是不对。

　　2月25日，周恩来据座谈会的发言，作了总结。周的总结现在可以找到。不多说。

　　座谈会过程中作了一些预防和警戒。当时我不知道，事后才知道的。当时说怕高岗“犯横”，怕出意外，在要害地方也布置了警戒。高岗自杀未遂以后，座谈会继续开，高岗缺席。

　　这里还有一个插曲。座谈会刚开始，15日或16日。陈云到高岗家找高岗谈话。两人在二楼高岗的办公室里谈的。声音很大，发生了争吵。门一开，陈云满脸通红地气呼呼地走出来，高岗脸青青地黑黑地走了出来。陈云从二楼走下来后接着走，高岗在陈后面走下来。既没打招呼，也没送客。事后听说，陈云要高岗先承认罪名，在主席气头上认了，以后等主席气消了再解释。承认什么？承认篡党夺权，承认有野心。高岗说，我没那么回事。我干什么你还不知道？说我反党，你干什么？没有的事，我不能承认。事后听说，陈云是奉命而来。陈云走后，高岗大骂陈云：鹰钩鼻，商人，我算认错人了！

　　高岗自杀未遂后，中央派三个人和高岗谈话。毛从杭州打电话，从这以后，高岗被管教。

　　接着，东北局开高岗问题座谈会。开会之前，周恩来去了一次，找东北局的林枫、张明远谈话，然后东北局开座谈会。东北局座谈会有罗瑞卿、马洪、安志文参加，马洪成了“五虎上将”之一，后来没参加会。安志文被保护过关。东北局座谈会后有一个报告。刘少奇将两个座谈会的报告和周恩来的总结转发全党，这事就算告一段落。东北局的报告提出“五虎上将”：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实际不只这五个人。陈伯尘等很多省委领导人都有牵连。彭德怀、凯丰、黄克诚等有关的人都保护起来了。后来在不同的时期又说他们是漏网分子。陈云、王鹤寿、陈正人和高岗也关系密切。

　　总之，高岗在进京一年多时间经历了信任器重—注视考察—猜疑警惕—决心行动的过程。毛主席的决心行动是在审时度势、认真思考以后进行的，最后决定联刘除高。

　　决心行动是特殊的险招，经过全面部署，统筹安排。其步骤是：仁至义尽，预防周全，逐步前进，听其自然，胜利实现，但留下了永远遗憾。

　　毛信任他，重用他，两人说了很多私房话。那时高和毛接触机会很多。除了上午在家里处理事情，或在计委开会以外，下午到中央办公，他们办公室都在一楼，天天可以见面，谈话。高岗后来在检查中说，我的水平没有那么高，我说的还不是别人讲的话，是我捡的！

　　高岗写《我的反省》时我天天跟他在一起，他说我记录、整理，最后他定稿、修改，抄写。最后送给中央。这一段时间他讲的事，我知道哪些是主席讲的。在管教期间，我每个星期向周总理当面汇报。在和周接触过程中，我也知道一些情况。高岗反刘少奇的观点大部分是从主席那里来的。他说中央的“若干自由主义者”没有指谁，我想这里面一定包括毛主席。但他没有说毛，也没有说别人。他在给毛的信中讲到中央有的同志有不利于团结的言行，但这封信烧毁了，最后还是没有送给主席。

　　这封信是怎么回事呢？这封信是我帮他写的。写以前他再三向我交代，要我以党籍作保证，保证不向任何人讲，然后向我讲了两三个小时，才写成这一封信。信没有写抬头，后面也没有署名，没有写日子。抄清给他后，他把底稿记录稿全部烧掉。第一次自杀以前，抬头填上了毛主席，后面写上自己的名字，写上1954年2月17日。叫机要通讯员把信送出去。一封给刘，一封给周。他自杀未遂后我们发现两个信封上有血迹（后来才知道他刮胡子时刀片割破了手染上的），我们打开看，才知道这两封信的内容。给刘的信封内装的是给毛主席的信，没有给刘写一个字。给周的信是托孤，说看在多年友情份上，他死后照顾好他的妻子和孩子。写得很有感情。从这两信可以看出他对刘、周两人不同的态度。他是不反周的。看了这两封信后，我拿上楼对他说，不要这样，劝他别自杀。他说，不了，不了，烧掉吧。就把这两封信放在壁炉里烧了。

　　后来中央让我把这封信回忆出来。由于是我起草的，当时我的记性好，我几乎连标点符号都回忆出来了。写成后，以我和安志文的名义交给中央了。现在可能存在档案馆里。为什么让我和安志文署名呢？因为这封信高岗给安志文看过。

　　文革中，“九一三”事件后，三位解放军到我劳动的干校找我调查，问我这封信的内容。我说，我不记得，你们到中央档案馆去查吧。他们问我除了你以外还有谁看过，我说安志文看过。董文斌只看过信封，没看过内容。现在我也记不清其中的内容了。只记得有林彪、罗荣桓、彭德怀、黄克诚、陈云、陈正人等人对他说的一些话。

　　毛让高岗查东北的敌伪档案，看刘少奇被捕后的表现。高岗让组织部的人去查的。郭峰是布置这件事的主要领导人。这事高岗告诉了陈云、张秀山。但他们从来不讲这件事。文革中，郭峰下面做这件事的人把调查的材料交给了“四人帮”，成了刘少奇的一大罪状。郭峰还在，干这件事的人还在。

　　在处理高岗时，毛主席是反复权衡了的。毛和刘的关系前后有50多年。从长沙开始，到安源，到中央，到长征，到北方局，中原局。一个在白区搞工人运动，一个在农村搞农民斗争。刘在安源时毛还去过7次。毛对刘应该是很了解的。从1941年开始，六大的整风学习，到后来的整风运动，毛靠刘为得力助手。1942年底1943年初刘到延安后两人在一起，成了毛的接班人，第二把手。但关系很复杂。文革中毛对斯诺说，1964年就想把刘端下来。这不是实际情况。公开是1964年，毛想把刘拿下来不是1964年，也不是1962年，而是1953年。这个历史将来会有人证明。从高岗问题上我感觉到了。为什么让高岗查敌伪档案？为什么对高岗说刘对他帮助不大？说刘和他不合拍，不行则把他挪挪地方。说刘可以搞些出出风头、迎来送往的事，我才不愿干这些事呢。这些话要不是高岗讲出来，别人是不知道的。七大后刘作为接班人是公认的。毛是不是想换一换？1953年就发生了。1953年6月15日，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报告中说，讲到资产阶级右倾思想，讲到右倾情绪，讲的是邓子恢，实际内容是刘少奇的。1958年初毛批反冒进，批得很厉害，名义上是批周恩来、陈云，实际还是批刘。所以，刘少奇很主动，1953年财经会议上主动作检查，八大二次会议又主动作检查，成都会议又作检查，没有人让他检查，为什么总是要作检查？

　　1964年6月16日，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十三陵召开的）讲到接班人五个条件时，讲到高岗，说是如果不自杀，准备保留中央委员让他到陕北当地委书记。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高岗的死，我看是有人为了保存自己把他搞死的。我听到这个传达后几天没睡好觉。我是管教组长，谁搞死他？谁要保存自己？我想这是影射刘少奇。

　　1964年7月14日，在《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里，有一段黑体字，是毛加的。意思是中国共产党各级领导要警惕赫鲁晓夫这样的野心家、阴谋家。这里提供了一个信息：中央有赫鲁晓夫这样的野心家、阴谋家，当时我想这就是指刘少奇。但我不敢说。

　　毛和高岗的关系自高1953年进京以后由信任到采取行动端掉他，这是一年多的过程。毛在1955年的党代会上讲了几个思想，没有错。高岗在进北京以前和刘的关系并不坏。到北京以后反刘，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还是毛的思想。

　　到1953年底，由于种种风声，高岗和刘少奇相比，毛觉得还是高岗的危险性更大一些。刘还主动检查，高岗过去什么都跟毛说，到后来不跟毛说了（不检查）。高有军队，有东北，刘没有，还是高岗比刘危险。另外，如果高岗把毛的私房话都端出来，那毛不成了分裂党、成了反党？所以决心把高岗端出来。

　　顺其自然。管教后，长期不理他，让他自己等待，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你自杀了更好，我更主动，我们间的私房话就没人知道了，这一段公案就算了了。曹操对孔融和杨修就是采取这种办法。

　　高岗和饶漱石的关系。高岗没有去过饶家，饶也没去过高家。高岗不知道饶家在哪里。《死亡联盟》里写的是编造的故事。饶1952年到大连休假。行前，毛对他说，高岗把东北搞得不错，你去看看，还可以学习他是怎么搞的。饶到大连后，高也到了大连，他们见面是陈伯尘介绍的。当时张鼎丞也在大连。饶问：高岗文化不高，怎么把东北搞得这么好？陈伯尘作了介绍。要说有“高饶联盟”，介绍人不是别人，就是毛主席。是毛让饶去找高岗。到了北京以后，饶看到高岗受到毛主席的信任和器重，饶虽然是刘少奇培养出来的，但是看到毛对刘的不满，就有点看风使舵，也跟着高岗反刘了。他思想品质上有问题，但不等于政治问题。《党的文献》上杨尚昆的文章写饶比写高更具体，可以参考。

　　历史就是历史，总要回到本来面目。

　　杨继绳，《炎黄春秋》杂志 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