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12日 星期三
高岗带一批高官探视林彪后,主席对他产生了怀疑
杨继绳:高岗秘书赵家樑谈“高岗事件”(上)
赵家樑 1941年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时参加革命。
第一次访谈:2001年9月26日,在赵家樑的北京寓所。
我是1952年5-6月间调任高岗秘书的。马洪、安志文两人熟悉我,梅行也熟悉我。那时马洪是东北局的副秘书长。我是从东北局宣传处副处长调任高岗秘书的。调动工作是由马洪、梅行执行的。安志文是东北局工业局的,曾经是高岗秘书。我到高岗处以后,正赶上开舞会,我不会跳舞就和一个人在一旁下棋。正下着,一个高个子靠近了我们,他身穿白衬衫,戴眼镜,在一旁支招,让我的对方这么走,那么走。不一会说,你不行,我来,就跟我下了起来。下了一半,又被别人请去跳舞去了。他走后才知道这就是高主席。他爱下棋,输了还不认输。他这个人不拘小节,开会时当众卷起裤腿,揪下腿上的毛,用手拧了拧,用火柴点着,满屋都是臭味。
高岗进京,是我和安志文陪同。那是1952年10月初。来京后又回沈阳安排工作,是1952年11月正式来北京工作的。
高岗在北京的情况我是清楚的。1954年2月“高岗事件”发生后,我是管教组组长。不过,在这之前我不知道他有问题。他的问题是我作管教组长以后才知道的。对高岗的管教工作由周恩来负责,我同周直接联系。有什么事周直接跟我讲,有的让我向高岗转达。在管教期间,高岗写了《我的反省》(长达两三万字),是他自己写自己抄的,我也帮了忙。在管教早期,我和安志文住高岗家,帮助高岗稳定情绪。开始马洪也在高岗家呆过,也是帮高岗稳定情绪。后来马洪成了高岗的“五虎上将”之一,就不来了。
1954年3月,东北局召开会议,揭发高岗问题。会议由罗瑞卿负责,安志文作为知情人去参加会议,就不住在高岗家了。
现在还活着的人知道“高岗事件”的人只有我、马洪、安志文、郭峰。
最近几年,就高岗问题我给中央写过信。但没有任何回音,中央对我的信是什么看法我不清楚。我不只一次写信,最后一封信是1999年冬天写的,都没有答复。
《党的文献》杂志在2000年第一期、第二期连续刊载了杨尚昆“回忆高岗事件”的文章,我看了,这文章有不实之处,有可疑之处。我给编辑部打过电话,提过意见。他们说要来看我,当面谈。我同意他们来,两三个月了,一直没有来。杨尚昆当时是中央副秘书长,他是有资格说清楚的。这里面涉及毛、刘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很复杂。
“高岗事件”涉及习仲勋和西北局一大批干部,小说《刘志丹》的事情也是和“高岗事件”相联的。所以,“高岗事件”影响非常大,不仅影响中央干部,也影响西北干部,不仅在党内有影响,在社会上也有很大影响。所以我向中央写信。
高岗进京以后中央对他的态度有四个过程:
首先是器重;第二是注视,即观察;第三是怀疑;第四是决心行动。
因高岗和刘志丹建立了陕北根据地,使中央红军长征后有了落脚点,所以中央到陕北后很器重他,让他当西北局书记。在这个岗位上他执行中央精神,和大家一起,又把陕北建成了抗日和向全国发展的出发点。两点论:落脚点,出发点。
1946年,作为西北局书记的高岗主动要求去东北。先到东北北满分局,任副书记兼军区司令员。陈云任书记。陈云让高岗当书记,高岗执意不肯。两人合作得很好,打土豪,建立了北满根据地,使东北工作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在这个过程中高岗起了重要作用。从1946年到1948年,东北工作进展很快。1946年,东北局改组,林彪当书记,彭真当副书记,林彪在前方,高岗在后方(陈云到辽东去了,罗荣桓有病,高岗主持工作)。新的东北局执行了中央方针,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由10万大军发展到百万大军。林彪率军入关以后,高岗为东北局书记兼东北军区司令员、政委、东北人民政府主席。据说是林彪经过西柏坡时向中央推荐高岗的。
高岗积极主张抗美援朝。他在东北主持工作时,承担了抗美援朝的后勤任务。所以彭德怀说:要说给军功章的话,后方有洪学智和高岗。
在1952年进京以前,中央对他的器重,不是他个人钻营,不是搞权术的结果,而是由于勤勤恳恳的工作,在西北、东北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2年抗美援朝接近尾声,东北的经济建设全面展开,全国也开始搞建设。中央成立计划经济委员会,调高岗任计委主席。当时他已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那时的计委不是现在的计委,地位是很高的。各大区的一把手都是计委委员。彭真、马洪、安志文是专职委员,后来从河南调张玺任常务专职委员,主持日常工作。
1952年9月20日到25日,高岗将到北京时,毛主席给高岗发了两份电报,问高岗什么时候到京,他好派车去接他。这是很少有的情况。高岗一下火车就被接到东北驻京办事处(翠花湾,在西单六部口里面)。《党的文献》上杨尚昆的文章说接到东交民巷,是不对的。杨尚昆肯定知道高岗被接到翠花湾,可见这篇文章不是杨尚昆写的,只是用他的名字。有人说现在的三里河的幼儿园当年是高岗的住处,不对。这个幼儿园原来是计委领导人办公的地方。高岗、李富春、贾拓夫都在这里办公,但邓子恢没在这里办公。当时有一种说法:“五马进京,一马当先”,当时调进京的五个大局书记:东北局书记高岗,中南局副书记邓子恢(实际主持工作),西南局书记邓小平,西北局副书记习仲勋(书记是彭德怀)。高岗排在第一位是很自然的。
高岗到北京后就着手筹办计委。计委的筹办是高岗一手操持的。调干部,选地点。同时他还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当时中央没有常委,只有一个“中央小会”,高岗是参加“中央小会”的成员。他以什么名义参加的,我不清楚。有人说他是书记处书记,不对。所谓“中央小会”是毛主席和几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毛、刘、周、朱、董是经常参加的,邓小平、陈云、彭真有时参加,有时不参加。高岗是每次都参加的。
那时中央传阅文件时,传阅的顺序是:毛、刘、周、朱、高,高岗排在第五位。在1953年春节前后一段时间(半个月到一个月间),周总理批给中央领导人参阅的文件时还批主席、高岗,把高岗排在主席之后。当时传阅的东西很多,开始没注意,后来还是我提醒高岗:这不行,很危险。高岗给总理打电话,叫总理千万不要这么写。在高岗的再三要求下,总理才改了过来。
从当时办公室的安排也可以看出中央对高岗的器重。当时中央领导人的办公室在中南海西楼。一层只有两个人办公,就是毛主席和高岗。他们两个人的办公室在斜对面,中间隔一个会议室。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的办公室都在二楼。中央领导开会就在一楼会议室,他们开会时我就坐在高岗的办公室,开会前,毛主席谈笑声听得很清楚。
毛主席起草的东西常给高岗看,听取意见。我记得1953年春天,山东省委书记向明写的报告(关于新“三反”的),毛主席用铅笔写了很长的批示,第一个送给高岗看。后来以正式文件下发。这些都说明,高岗在毛主席心目中地位很高。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中央讨论谁去苏联参加悼念。开始提到让高岗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去,高岗还作了些准备,后来是让总理去的。毛主席到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去悼念,高岗随同毛主席去大使馆。
很多事情表明,当时的高岗在中央有很重要的地位。
1953年6月,苏共中央通知我党,派一个负责人去苏联听取苏共中央的一个紧急通报。中央讨论结果让高岗去。这个紧急通报的内容是“贝利亚事件”。高岗带回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和一些有关贝利亚的资料,其中有贝利亚在斯大林面前说中共中央坏话的情报。后来有人说,贝利亚说中共中央的这些坏话是高岗提供的,说苏共中央把高岗出卖给毛泽东。这些说法都是靠不住的,如果贝利亚的这些坏话是高岗提供的,既然苏共中央出卖高岗,为什么要高岗带回来呢?既然出卖高岗,高岗为什么还要带回来呢?
1953年二、三月间,刘少奇提出关于中共中央人员安排名单,刘起草,征求高岗意见,高提了意见,认为这个名单只是人员安排,不解决实际问题。四、五月间,安子文起草了一份八大政治局委员的名单,有薄一波,没有林彪,“有薄无林”。安子文这个名单怎么送到主席那里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主席让机要秘书把这个名单直接送给高岗看,看后就带了回去。事先高岗不知道有这个名单。主席对安子文提的这个名单很不满意。主席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批评安子文:一个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哪来这么大的权力搞这么一个名单?安子文当即作了检讨。毛主席说,这次到此为止,不许对外泄露。
高岗以为,安子文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是刘少奇让搞的。高岗觉察到毛主席在这件事上对刘少奇不满,他没有听从毛主席不外传的交代,在与一些领导干部个别交谈中,讲了这个名单问题,借以攻击刘少奇。由此高岗犯了一个错误。
总之,从1937年到1945年在陕北,从1945年10月到1952年10月在东北,高岗做了工作,这是客观事实。从1952年10月到1953年6月,高岗受到器重,受到信任,也是客观事实。
我的看法是,毛主席、党中央在对他器重、信任的同时也在注视他,考察他。这对于用干部来说,也是合乎情理的。
1953年春节,高岗在家里(东交民巷8号)召开了仅有的一次、唯一的一次计划委员会议。在北京的计委委员除特殊原因外都到了,连朱老总也来了。我记得林彪因病没来。会议从上午开到下午四点,中午饭也没有吃,北京饭店送来一些小烧饼充饥。会议内容是听取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对我国“一五”计划草案的意见,以及苏联对我们提供的资源和帮助。是宋劭文、白杨两人介绍的。宋回国第二天就向高岗汇报,第三天就开这个会。在春节期间开这么大的、这么重要的会议,有点打破常规,从而引起了不同的看法。有人说高岗雷厉风行,也有人说高岗标新立异。这些闲言碎语会传到中央的。其实,这个会是经毛主席同意的。毛不同意高岗不敢开这样的会。这就是后来人们说的“春节会议”问题。
有一次学习苏共19大马林科夫的报告,学习苏共中央关于经济建设的报告。这次学习是毛主席亲自主持的,每天都开会。计委内部也学习讨论。我向高岗汇报,商业局长刘明夫写的学习心得不错,他讲到商业库存过多影响经济建设。当时库存有20多万亿(旧币,合新币20多亿)。高岗很欣赏刘明夫写的这个材料,在中央学习组上介绍了这一看法。毛主席听了也很高兴,说:好,就是要这么学习,要联系实际。高岗没有来得及说这是别人的心得,不是我的。参加会议的人认为高岗没有这么高的水平,这肯定不是高岗的。毛主席表扬了高岗,还批评了商业部。这一下议论就来了:高岗沽名钓誉,拿别人的东西求表扬,以后这也成了一条罪状。
关于东交民巷车水马龙的问题。高岗住东交民巷,他家门口车很多,有人向中央反映,高岗家门前车水马龙,这引起了中央的猜疑。高岗主持计委工作,各地到北京来开财经会议的人,总要到他家来谈些事;那时苏联出了“贝利亚事件”,有些人也来高岗家打听苏联出了什么问题,再加上5月份后每个周末东交民巷有舞会,来跳舞的领导人不少。东交民巷车水马龙是事实,但不是高岗搞什么名堂。
1953年3月,党代会上,毛主席说,他感到有些不正常的情况,顶了回去。什么不正常情况?他没说。我想,在这一段时间内,所谓“顶了回去”的有四件事:
第一件事是,高岗有一次对主席讲,有些同志对刘少奇有意见。毛说:少奇是好人,人家有意见你要制止,有意见可以对刘少奇当面讲。这是1953年春天的事。
第二件事是名单问题。安子文的名单(八大政治局委员名单)毛让机要秘书给高看,高没有发表意见。按正常情况,高岗有意见会直接跟主席讲的。实际上高岗对这个名单有意见。“有薄无林”,认为这个名单不是安子文搞的,而是刘少奇放的试探气球。高岗没有向主席讲自己的意见,是不正常的。后来高岗问张三李四看到这个名单没有,这也不正常。主席在会议结束时说:这事到此为止,不要外传,不要泄露。高岗泄露了,这是错误。但是,后来说这个名单与高岗有关,不对。在毛主席的机要秘书给高岗看以前,高岗不知道有这个名单。安子文的名单“有薄无林”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林彪那时身体不好,已经休息三年了,中南局的工作实际是邓子恢负责。高岗认为刘少奇有意安排薄一波,不安排林彪。1953年2月,刘少奇曾拿出过一份中央领导人分工的名单,毛主席批评的不是这个名单。
关于财经会议。中央财经会议是1953年6月中旬到8月20日开的,开了一个半月。主席说:财经会议是我主持,我召开的。虽然我不参加,但说财经会议另有后台,另有司令,我就是后台,我就是司令。这个会议批了薄一波。财经会议结束了,毛召集各大区领导人谈话,东北局找了高岗、张明远谈话。要他们谦虚谨慎,要团结虚心,各大局各有特点,东北搞得好也有他的有利条件。其他大局也有优点。这次谈话是有针对性的正面教育。这次谈话中还说:“有人告诉我大权旁落,政权、财权、党权都在别人手里。这种说法不对。共产党就是这一个司令部,再没有别的司令部。”这里说的另外一个司令部不是指东交民巷8号。那时说是党权、政权、财权都落在当年白区工作的人手里。当时财权由薄一波掌握,组织部由安子文掌握,政法由彭真主持。他们都是在白区工作的,都是刘少奇所属的干部,不是毛主席身边的人。毛主席告诉高岗,“大权旁落”是谭震林对他说的。毛主席说,这个说法不对,我们党就是一个党,没有白区党、根据地党。毛主席对高岗讲这些,是提醒高岗。张明远走了之后毛又让高岗留下来说:谭震林“大权旁落”的话是错误的,但也反映了一个事实。
还有一件事也引起了人们的猜疑。在财经会议后期,高岗和军队地方一些领导干部一起去看望林彪。当时林彪在西山养病。高岗事先没有跟毛主席和中央讲,事后也没有向中央和主席报告。十几位高级干部,有的是参加财经会议的领导干部,有的是军队的领导干部,浩浩荡荡地去林彪那里,引起了毛主席和其他人的猜疑。当时卫生部向中央打了报告,说林彪怕风、怕光,怕人打扰。所以看林彪的人很少,现在这么多人一起去,当然会引起中央和毛主席的重视。人们会猜想,你们搞什么名堂?你们是不是议论了财经会议?是不是议论了刘、薄的问题?
中央决定高岗去莫斯科听取紧急通报时,原来高岗打算让我同去,还让我作了准备。后来中央派师哲(毛主席的俄文翻译)和叶子龙(毛主席的秘书)同去。高岗对我说:这次你不去了,以后有的是机会。事后我想到毛主席一方面重用高岗,一方面还有不放心之处。让这两个人去,也有监督的意思。
财经会议后,毛主席问高岗:“你看薄一波是什么性质的问题?”高岗愣了一下说:“现在看是思想认识问题。”主席说:“好。”毛怀疑他们在西山议论了薄一波的问题。财经会议上毛曾说薄一波是路线错误,后来又改口了。薄一波在回忆录中讲的财经会议,只讲了部分事实,还有很多事情没有讲。在财经会议上批薄一波时高岗发了言,但高的发言稿毛、周都看过。后来说财经会议上高岗跳得很高。
有一次,在中南海主席那里讲,1953年财政可能有赤字,怎么解决?高岗说东北搞增产节约的经验可能对解决财政赤字有用。主席说,好,下一次我们就讨论增产节约,这次会是不是要搬到高岗那里去开?是不是我也去?大家说,你别去了。这样,1953年8月底9月初,在东交民巷8号开了一个重要会议,作出了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定。人们就产生一些想法: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会在高岗家里开?东交民巷8号是不是成了另一个司令部?本来财经工作是分工给邓小平负责,不是高岗负责,结果高岗唱了主角。对这件事人们当时有两种态度:一种认为中央器重高岗,另一种冷眼旁观看笑话。后来有人说东交民巷车水马龙,是另一个司令部。
我怀疑西山探视林彪后,主席对高岗产生了怀疑。
1953年10月3日,高岗到南方休假。这是经中央批准的。那天上午,火车开动之前的几分钟,突然罗瑞卿匆匆忙忙地赶到火车站,把高岗拉到一边单独谈话。罗走了以后高岗上车。高岗说,罗说毛主席昨天病了,倒在地上,口吐白沫。高岗十分吃惊,表示可留下,不去休假。罗说,你还是去吧,如果情况不好你到济南听我的电话。到了济南,没有罗的电话。到了南京招待所,将近半夜,高岗给罗打电话,罗说没事了,你放心休假吧。后来批评高岗时说高岗听说毛生病“幸灾乐祸”,“以为时机到了”,“急于想乘机夺权”,这不符合当时实情。在休假期间,在杭州时曾与林彪、陈正人,在广州时曾与陶铸有过私下交谈。他们之间完全可能议论与刘少奇有关的事,高岗有可能说过反刘少奇的话。但从整个日程来看,高岗这次南方之行还是以休假为主,不是有意进行反党阴谋活动。
若干年后,毛身边的人说,从来没有发生过毛口吐白沫倒在地上的事。1953年10月中央开会,毛还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的讲话,谈到6月到8月开的中央财经会议时说,会是开得好的,是有必要的,为总路线的思想准备了好作用。如果10月3日得了这样的病,10月15日能作这样的讲话吗?可能是毛怀疑高岗到南方搞什么阴谋,让罗到火车站看一看,有什么人送行。
1953年9月下旬中央组织工作会议,批安子文。有人怀疑饶漱石和高岗合谋反对刘少奇。
组织会议上饶借批安子文反对刘少奇。高岗不在北京,他没有参加组织会议。东北局组织部的张秀山、郭峰发了言。张、郭二人的发言稿高岗没看过,我也没有看。应当说,他们两人的意见高岗是同意的。因为他们讲的事情是1951年和1952年的事。这个会与高岗无关。毛主席说,高、饶阴谋反刘。
高岗11月从南方休假回来得知饶漱石的日子不好过,两次找主席,希望帮助解一解围。为此主席批评了高岗。1955年3月党代会上,毛有一个发言讲到了这件事。如果高岗真的和饶有阴谋,他怎么还敢找毛主席为饶解围?
1953年11月,中央军委开扩大会议,彭德怀主持。会上彭赞扬高岗两件事。一是彭说他的报告经过高岗讨论、修改、定稿,高岗花了很大力气。二是说抗美援朝取得胜利,后方起了作用。要说有军功章的话,两个麻子有份,洪麻子和高麻子。这也引起了毛的怀疑。
高岗南方休假时和陶铸、叶剑英、谭政有过交谈。叶、谭来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时问主席:“有薄无林”是怎么回事?主席很生气,问:谁告诉你们的?是怎么传出去的?我要查一查这件事。会后把高岗留下来追问:“谁泄露出去的?是不是饶漱石?”高岗支支吾吾地说:“饶漱石不会吧!”毛说:“那好。”主席给他机会让他承认,可他没敢承认,失去了这个机会。
关于“轮流”问题。1953年3月,毛主席曾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问题。让在少数人中酝酿。毛说他不想当国家主席,只当党的主席。5、6月间,毛说他身体不好,年纪大了,一直酝酿让谁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高岗和陈云曾在一起谈过这事,认为林彪是最合适的人选。事后证明,这是毛主席的意思。大概是1953年11月底、12月初,毛主席提出,他要到南方休息一段时间,他不在北京时是由刘少奇代理主持日常工作还是由几个同志轮流主持,请大家考虑。刘少奇首先表示,还是大家轮流好。周恩来说,还是照过去的惯例,由少奇同志代理。高岗则表示由大家轮流。朱德等赞成高岗的意见。邓小平、陈云赞成由刘少奇代理。毛主席说,此事以后再议。从会议室走出来,在去停车场的路上,高岗和邓小平边走边谈。高岗说:少奇不怎么稳,还是轮流好。邓小平说:还是少奇代理好。
后来报纸上说,高岗到邓小平家中拉拢、游说,搞非组织活动,不让刘少奇主持工作。实际情况就是在这一段路上的交谈。高岗进京后从来没有去过邓家,邓小平也没到过高家。《党的文献》上杨尚昆的文章写得有声有色,说高家挂着五大领袖像,高岗指着像说由这些人轮流。实际上没那回事。我讲的这个情况我可以负责。
有人说,这次会是毛在钓鱼,有意让高岗上钩,究竟是不是这样,不好说。(未完待续)
杨继绳,《炎黄春秋》杂志 201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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