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13日 星期四

毛讲‘为了打鬼,借助钟馗’,难道林彪要打倒刘少奇?


何蜀:人生有幸遇良师——怀念文革研究专家王年一(下)


  2004年10月25日,他来信说:“我的文章(评定义),想了不少,还未动笔。我正处在‘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境界。无从下笔。发现了这不是一个定义的问题(严格讲也没有定义),而是在‘彻底否定’的幌子下,实际上阻止人们反思(关于这一点有许多表现)。严格讲来,中国到今天还没有认真总结文革的教训,承继了许多旧的做法。”“清算文革,清算毛,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中国人批评日本人不敢直面历史,其实中国人更不敢直面历史。淡化文革,是邓的方针。中央一直在贯彻这一方针。这个麻(马)蜂窝,总有一天要捅开,不如由我们来捅。什么‘宜粗不宜细’,什么‘四项基本原则’,都是为了拥毛。什么‘稳定’第一,也是为了阻止人们清算历史。而清算历史是绕不开的。”

  他在这封信的最后还说:“如与丁凯文兄联系,请代我向他致意。他主编《重审》,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一生能做此一件事,亦可知足矣。”

  2005年3月19日,他来信说见到了那个令知识分子震惊的有关加强意识形态控制的讲话,“写文章的心思一丁点也没有了。何必硬往枪口上撞呢?构思了几篇:《〈历史决议〉的真实用意》,《淡化‘文革’为哪般》,《毛想成为世界革命领袖与文革的成因》,《林因何一再(约有五次)自责》。都因心绪不好而未进行下去。”

  然而,要他不思考、不研究“文革”问题是不可能的。重新评价《历史决议》暂时不写了,他又转入了新的思考,即《毛想成为世界革命领袖与文革的成因》。2005年6月2日,他又来信说:

  “在您的鼓励下,我打算再写一篇文章。明年是‘文革’发动40周年,香港《21世纪》通过卜伟华约我一文,开头我婉拒了,又想想应该写一篇,于是告卜伟华:我可能写一篇。”“我想写《毛泽东想当世界革命领袖》,后又想写《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谜——毛想把中国建成世界革命的根据地(或曰‘世界革命的样板’)》。做了不少卡片,但还没有想通,没有想清楚,这与我学力不够有关。因而我拼命读点书,现在想得很杂,很乱。”“《历史决议》没有真正总结历史教训,这与指导思想不正确有关。”“胡乔木一再说不知道毛搞文革想干什么,至今许多人不清楚。《历史决议》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毛是有目的的,他要砸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这个‘新世界’,不限于中国,要以中国为样板。在柬埔寨也进行了试验,一败涂地。”“毛要成为世界革命的‘导师’。”“‘第三个里程碑’是毛同意的,虽然他后来又否认了。”“毛有几次以世界革命导师的口吻,向全世界发号施令,号召各国人民如何如何。”“毛说过:‘世界革命的中心,这话不能由中国人说’,即应由外国人说。”

  对文章写作的时间,他估计:“我在短期内不可能写成。离休后,懒散了,做事只想慢慢来。‘保命’第一,‘保先’还在其次。估计用两个月可以写出初稿。”

  然而,一个多月后的7月21日,陈昭就用电子邮件发来了王老师写好的《毛泽东想当世界人民领袖——中国文化大革命发动四十年祭》,说:“王老师冒着暑热写文章,我刚录入完。”

  我读了陈昭发来的文稿后,感到主要问题是,这篇不同于前几篇主要从史实上进行论述的文章,而是主要在理论上进行论述,而且主要是对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的心理动机进行论述,题目太大,涉及的问题太多,有不少地方又是在揣测历史人物的心理动机,缺乏实证的依据;同时,文稿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与王老师所欣赏的王若水那篇几年前发表的《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相比,并无独特之处,等于是把王若水的观点重新作了一些更详细的阐述和论证。

  我给陈昭发去邮件,简短地谈了些初步感想和几点技术性的修改意见。随后,我又反复重读文稿,对照查阅资料,再作了一些思考,于7月29日将进一步的意见用电子邮件发给陈昭,请他转交王老师。我和王老师交往多年,大家都相知甚深,已经习惯于实话实说,不必客套。因此,我直言说:“这次的文稿,我已认真看过两三次,并顺手作了一点小的修改,对有些地方也作了些考虑,甚至还考虑把题目改成《毛泽东为当世界人民领袖而发动‘文革’》。但因目前事多,还没有时间来集中精力作全面的详细考虑。这两天重读了韩钢的《中共党史研究的若干热点难点问题》(上、下),有些想法。”“我因长期主要致力于对文革史实特别是基层群众运动史实的了解和研究,对理论方面和涉及高层斗争方面的问题都没去下多少功夫。所以对这次文稿中提到的那些重要问题,平时都很少注意。看了文稿后,我才结合着翻了一下《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和薄一波的回忆等书,对有关问题有意识地注意了一下。特别是读了韩钢的两篇文章后,我感到自己对这方面问题实在是知之甚少,太缺乏研究。因为文稿中涉及了太多的建国后的高层重大问题,如放弃新民主主义问题,民粹主义问题,三面红旗问题,中苏论战问题,个人独断问题,都是学界争论很多而且已有不少有分量的文章著作了,如果我们在这一篇文章中涉及这么多的重大问题而又不能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或突破,甚至如果还不能达到已经有了的研究成果的水平,那就有些勉为其难,费力不讨好了。”“结合这些问题,我反复考虑,觉得要在目前的基础上改好文稿有相当难度,主要还不是某些文句是否会惹麻烦、是否会刺激某些人的问题(那样的问题好解决,我们办杂志为应付新闻检查保住阵地就长期干这种事),主要还是涉及重大理论问题太多,力不从心。因此我冒昧提出,是否可以暂时把这篇文稿放一放?退一步说,如果要写,是不是把题目缩小一点,不要涉及太多太大的理论问题,以免捉襟见肘,难于应付?如果不得不涉及,也应尽可能地把握目前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并在其基础上有所发挥,并尽可能扬长避短。”

  王老师在8月5日晨2时(这是他给我写的信中注明的一个最特别的时间)写来一信,说:“7月29日信悉。你的意见极好,我完全同意。你的信我读了三遍,认为很有道理。……文稿还是应该放一放。”

  这篇文章的写作暂时搁置了,但是王老师的大脑不会休息,尽管他自嘲是“保命第一,‘保先’第二”,但他实际上是研究第一,思考第一,他是没有什么休闲娱乐生活的,他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不停地思考“文革”研究方面的问题。

  2005年10月5日,他来信说:“我还没有修改那个稿子,准备几天后动手。我想回答文革的几个问题。当然要缩短战线,力求集中。国家的情况不是太好,也使我定不下心来。”

  10月29日来信说:“那篇文章,我还未动手修改,忙于读书和一些俗务,懒得改,没有信心改好。……我想把这个重担子推给你。你能改好。”“有一个想法可供参考。毛在文革中有一条语录:两条路线斗争是从建国初期开始的。(王力说毛在1966年12月26日接见他们时讲过这句话)这使我想到,毛发动文革,是想算建国后十七年的总账,反击在十七年中反对过他的人(刘、邓、周、陈、彭等)。毛始终没有放弃乌托邦的幻想。《王力反思录》中有一篇《文革的理论和公社的理论是一致的》可以参考。毛要做翻案文章,用文革翻‘三面红旗’的案。毛对三面红旗念念不忘。毛是一个‘记仇’的人,死不认错的人,刚愎自用,他要用文革的实践来回敬反对过他的人。”

  11月6日来信说:“我们的文章,我又想出了一个题目,又写下了一些想法,寄上,供你参考。”“我对你的打扰多多,实在抱歉,不得已也。”“毛抛弃林,还有一个用意:把罪责推给林。毛在‘9·13’后有好几句语录讲到责任在林。”“奇怪的是,毛为什么讲‘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林彪要打倒刘少奇吗?”

  他写下的题目是《“文化大革命”三题》,分别为:(一)两个“文革”定义;(二)毛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三)毛为何抛弃林彪?——这是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始终在思考的三个问题。

  因陈昭已经赴美国探亲,11月9日,王老师来信说:“我把文章的范围又缩小了一点,成为《毛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三、五日内可以草成。草成后拟请别人帮助打印,打印好以后给你寄上,请你改正。你如尚未另起炉灶,似可不要动手了。”

  然而,第二天,11月10日,王老师又来信说:“昨天给你的信,作废。”原来是昨天下午他所在的单位传达了“一系列文件”,规定他们军人:“严禁在‘国外’、‘境外’发表文章,出版书籍,严禁与‘国外’、‘境外’人员交往。据此,我已正式通知卜伟华同志:我撤销为《二十一世纪》写稿的承诺,我表示深深的歉意。”“我求你写一篇给卜伟华,让他能够交账。在年底前写成即可。题目只要与‘文革’有关即可。我个人认为,‘文革’发动的原因还是值得一写的。”对那些规定,“我很惆怅。有人问:这与宪法是否一致?我不尚这类空谈。有权就有理,我必须执行。上面还说,对国家大事不要说三道四,我更感到难以做人了。我感到窒息。”“在网络时代,竟规定不许与‘境外’、‘国外’人员交往……真叫人无话可说。”

  不过,这依然不能使王老师放弃对“文革”的研究和写作。此后不久,他还是在舒云的帮助下完成了《文革漫谈》,于“文化大革命”发动四十周年纪念之际,发表在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6年十月号上。

  舒云是军队中的一位女作家,勤奋,高产,发表了不少历史纪实作品。在陈昭赴美国探亲之后不久,舒云就逐渐担负起了为王老师帮忙的任务,替王老师录入文稿,查找资料,编文集,对外联系,等等。王老师虽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又老又病”,但他自有一种人格魅力,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总会有愿意为他帮忙的人在他身边出现(在这前后,北京的学者吴迪、韩钢都曾为他做过同样的事)。

  在王老师最后的日子里,阎长贵老师也加入到了为他帮忙的行列中。王老师曾在2005年10月29日的信中告诉我:“《红旗》老干办的阎长贵同志……当过江青的秘书,被江青把他投入狱中。他很勤奋,对人热情,为人低调,律己甚严,可交。”那时阎长贵老师还不会使用电脑,后来很快就学会了。

  2006年2至3月,王老师与阎长贵、舒云合作写了《破解‘文革’发动之谜》和《试评〈历史决议〉的“文革”定义》,文稿尚不成熟,没有发表,但从中可以看到王老师最后的一些思考。

  一息尚存此志不渝

  尽管疾病缠身,还加上外界压力重重,王老师也从未停止过对“文革”研究的思索,从未停止过对推动“文革”研究的努力。正如他在2004年11月17日为《大动乱的年代》后记所写的补记中说的:“在有生之年,我还要为‘文革’研究做出微小的贡献。一息尚存,此志不渝。”

  1999年8月11日,他来信告诉我:“《今日名流》今年第3期所刊《一个有待打开的包袱——关于‘文革’研究的对话》,很值得一读。其中胡发云先生的发言尤其精彩,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文革’并没有结束。言之有理。”

  1999年11月2日来信中说:“我有一些资料,不多也不少,由于体残,无力查找。”我去信劝他不要为翻查资料太劳累了,需要什么资料可告诉我们,尽可能帮他查。他在11月22日来信中说:“我横竖是要翻一翻资料的,弄清底数。我慢慢地做,还是可以做的。”

  因在美国的“文革”研究学者王友琴请我向王老师询问《大动乱的年代》中两条注释的原始依据,2001年1月3日,他来信说:“王友琴女士问的两个问题,我有义务回答,但我实在记不清了。现在身体又不好,手腿又不便,也不好查找。对她,实在抱歉之至。今后,我还是欢迎她来探讨问题的。”

  2004年9月20日他来信说:“我建议我们用几年的时间,写一部《‘文革’日记》,‘日记’者,逐日记事也。广搜中国书籍报章,记下‘文革’的进展,此事甚大,暂且一提,我们可再商量。要动员很多人力,要组成一个编委会。要在书商处先取得工作经费。要统一体例……以后再说吧。”

  2006年春,他的脑梗塞再次严重发作。得知消息后,我深感忧虑。正好这时由徐友渔、崔卫平、郝建等发起召开一个民间学者的“北京2006文化大革命研讨会”。我借赴会之机,去看望了王年一老师。这是我和他交往十余年中仅有的一次见面。那天,是文衡文化公司的李宇锋兄带我去的,同去的还有王老师当年在《解放军报》的同事、画家兼作家的卢弘(《军报内部消息》一书作者)和舒云(她是自己骑自行车去的)。

  王老师这次脑梗塞的发作,看来恢复得还好,还能走到门口迎接我们。

  那天因为有乐天派的卢弘老师在场,谈话比较轻松。但王老师始终显得忧心忡忡的样子,以致舒云给我们照相时忍不住嗔笑他:“王老,你怎么不笑呀?”但王老师始终没笑,而且谈话中时时显得激动,急躁,我真担心这对他的身体不利。

  这以后,王老师的身体每况愈下。2006年5月5日他给我的信(信封上北京邮戳是6月6日,落款日期估计是将6月错写成了5月)中说:“最近我的身体很不好,站立不稳,随时要摔倒。可恨的301医院看病也太麻烦。我视看病为畏途。”

  他谈到看了我们那个民间人士召开的“文革研讨会”的记录:“吴迪发来了研讨会记录,郝建整理,整理得很好。你的发言,我很拥护。吴迪的发言,我也很拥护。最近看到不少好材料,关于叶剑英的,关于罗瑞卿的,都是最新研究成果。舒云的《林彪画传》也澄清了罗瑞卿问题,这很使我敬佩。我深深感到自己的落伍,在研究上掉队了。徐海亮的论‘武汉七二○’,也很有道理。”

  在最后的日子里,他仍然以老病之身尽力为“文革”研究的艰难发展进行着不懈的努力。2007年2月,他又发起组织了一次协作,因为原清华大学四一四总部的周泉缨出版了一本《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对毛泽东主席公开点名评判我的回应》,书中为“文革”大唱赞歌的论调,引起王老师高度警惕,他在2月10日给阎长贵信中说:“我想建议我们几个人写一篇大文章:《文革试错论批判》……”他提议由他、阎长贵、舒云和我各写一篇对周泉缨的批判,由阎长贵负责组织(后来还加上了卜伟华已经写成的文章)。他认为周泉缨提出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的论点“危害很大,必须批判。”“周的书错得很严重,是40年来第一次出现的关于文革问题上的左论……我们至少要表态反对。”

  这是王老师生前组织的最后一次“文革”研究活动。

  2007年7月下旬,我去电话告诉他,原黑龙江省的造反派红卫兵一号领袖范正美出版了回忆录《秋梦追思》,其中对“文革”从理论上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肯定,应该引起重视。但是他在听电话时就显得很吃力。8月10日,阎长贵老师发来邮件转告我:“王年一老师要我向你转达问候,他说天气炎热,重庆又遭大水灾,望你多保重。”同时告诉我:王年一老师已经没有精力关注范正美回忆录所提出的问题了。

  我当时根本没想到,王老师的生命之火已经快要燃到终点……

  困居斗室心忧天下

  王老师虽因患病而长期呆在家里,却始终是心忧天下。

  他在1997年7月2日信中谈到头一天的“七一”庆祝晚会说:“昨夜北京晚会,花费太多。国力还不太强,何必如此大手大脚。”

  在1998年1月3日的信中,他谈到参加一次党史学术研讨会的见闻:“国内研究之不景气,令人伤心。承他们好意,坐了两个半天,还给了我200元。我那中年朋友参加一个会,随便说两句,却给了1000元。学术界也如此,我真不了解现在的‘行情’了。”“吃饭时随便闲聊,有人说,我们现在的审查制度连国民党也不如。国民党还有个审查委员会,还请了一些专家学者参与其间,审查了还有通过的。我们没有审查委员会,审查者均为官僚。送审等于送去枪毙。信哉斯言。”

  1998年9月26日信中说:“老同学来,老战友来,老首长来,都对当前腐败之风大为摇头。据说到处有妓院和赌场,到处养‘情人’。听到这类事,我就好激动,对身体很不利。”

  1998年11月,他由老伴和儿子陪同去了一趟上海,与50年未见面的老战友相会,住在上海的儿子家里。回京后,11月25日来信说:“在上海时与儿、媳相处,了解到不少民情,感到问题不少,我心里沉甸甸的。”

  1999年5月13日来信说:“有人说,中国现在是两个世界:富人的世界和穷人的世界。处处可以看出。我信此说。”

  1999年5月28日,他在来信中提到我国驻南使馆被炸一事时说:“北京学生在游行中殴打了一西方女记者。令人痛心。民族主义仇恨是很容易煽动起来的。”“我还是常为国事担忧。”

  1999年6月4日,他在来信的最后沉重地写道:“‘6·4’十周年纪念日,我心怆然。”

  1999年7月18日来信说:“国家的形势,如储安平1945年所说:‘一团糟’。友人来访,都要谈谈,都要触及时事,每人都带来了腐败的事例……这类事不绝于耳。”

  1999年9月15日来信说:“国内情况,似乎依然不好。国庆宣传,形式主义的东西太多,花钱制造太平盛世的景象。老百姓很反感。我也反感。”

  1999年11月22日来信说:“(腐败之风)‘越刮越猛’之说,我 甚以为忧。敝家乡扬州,已有党费嫖娼者……×××的家乡出了这等丑事,叫人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又,海口市×××烈士墓一带,已成了红灯区,不肖子孙××也不管一管。”

  2001年3月2日来信说:“我也像于光远一样,现在信奉‘活命哲学’,把保护身体放在第一位。但是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不看电视,不能不看报纸,看了就心烦,可谓心情很不舒畅。”“总之,我的心情不好,颇不利于健康。”

  2002年7月4日,他读了我转去的原“梁效”写作组成员周一良教授之子周启博的回忆文章后来信说:“我读了周启博写的《百般委屈难求全》,感慨很多。此文深刻地揭露了中共的重大失误(这个失误至今未有根本的改变),使人唏嘘。我也谅解了周一良和不少与他有同样境遇的人。”

  2003年12月9日,他来信说:“网上出现了为文革叫好的文章。这是多年来淡化文革的恶果。另一方面,又有人在追究‘国家罪错’。”

  2005年1月30日他来信说:“对赵告别了,马马虎虎,简简单单,令人不满。又要进行‘保先教育’,简直莫名其妙。自然天气不好,政治天气也不好。”

  他在2006年5月5日信中说:“胡绩伟老在港刊发表一文:《成败皆由假、大、空》,胡老这七个字,为我党历史作了绝妙的总结。”“此时此地,我不悲观是很困难的。我当然要努力克服悲观情绪。”

  读到王老师的这些感慨,总会让人想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想到陆游的“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想到辛弃疾的“吾庐小,在龙蛇影外,风雨声中”……

  意外的伤害

  王老师对人坦诚、热情,心地善良,胸无城府,有时甚至显得有些天真,因此,他很容易受到伤害。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据我所知,他就曾受到过几次心理上、感情上的伤害。

  1999年8月,一位常到王老师处走动且一去就高谈阔论的书商(王老师说他是“政坛失意……转而搞文化事业”,“路子很野”),提出要给王老师出文集。王老师“又喜又愧”地答应了,还挺热心地介绍其他朋友也跟那位书商联系出文集,还写信对我提出这样的建议。但我因在办杂志中曾与一些书商打过交道,了解他们中的一些人先把事情吹得天花乱坠后来并不兑现的毛病和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劣根性,因此有一定的警惕,也曾去信提醒过王老师要注意。但王老师没有在意,他不顾老病,在老伴的帮助下翻箱倒柜,十分郑重地挑选、汇集了自己历年所写的200万字文稿,并为文集写好了作者介绍《自己谈自己》和《前言》,1999年9月22日,他把《前言》寄给我说:“我为‘文集’写了一篇前言,现将草稿寄上,乞修改审定。出书还是几个月以后的事。要改还来得及。我对这一前言本不大满意,至少请你提提意见。可惜我的字写得很草率,不容易看清楚,只好劳你慢慢看了。‘前言’好比一个人的脸面,写得不好是很丢人的,尽可能地改好一点吧。你是老编辑,改稿上大有经验的。这个草稿,则不必退还了。”

  因我去信提醒他一定要问清楚那书商为他出文集到底是找的哪家出版社,是出正版书,还是买书号,还是冒用书号(编造假书号)?他于9月29日来信说:“说实话,××如何操作,我也不大清楚。他不说,我也不问。我这人怕问别人不愿说的。……如出文集,肯定不是‘非法出版物’(这一点,我当面问过他。如果是‘非法出版物’,我也是不干的)。”

  我把他的《前言》修改后打印好寄去,他于10月5日来信说:“‘前言’承你费心费力地修改、打字,十分感谢!你如此为朋友帮忙,我也感动。”“我至今手脚仍不便,一切要我的老太婆代劳。平常我不出门,我只能在家中走走。”10月13日来信又说:“你删去两处敏感之处,我反复想了想,还是删了好,免得闯祸。”

  王老师如此认真对待出版文集的事,而那位书商却早把此事置诸脑后了,而且,最让王老师气恼的是,被书商取走的一部分文稿没留副本,从此也再没有退还给他,到他要想再编文集的时候,就找不到那些文稿了。此事让王老师很是难过。此后他再也不愿提它。

  2002年初,一位外地热心于“文革”题材写作的朋友,把自己写的一篇探讨“文革”中“九一三”事件真相的短文《苏联导弹打下林彪座机》加署了王老师的名字,王老师出于对“文革”研究大力支持并鼓励人们勇闯禁区的态度,同意了。那位朋友把文章寄给我,请我用电脑录入后推荐到网上去。我也作为给王老师帮忙,照办了。谁知该文在网上发出后,有人指责文章的观点抄袭了陈哓宁的文章。这件事使王老师非常伤心,他于2002年3月12日来信说:“网上发表了陈晓宁文,揭发我和×××的文章系剽窃、抄袭。我以70高龄,受此大辱,此生不忘。”“那篇文章,我没有写一个字,没有出一个点子。但我同意了×用我的名字。我自当承担责任。”他还向我和将此稿推荐上网的海外朋友表示道歉,说给我们添了麻烦。

  我为此写了一篇替王老师辩护的文章,说明:在《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网上,他们这篇文章与陈晓宁的文章是发在同一期上的。此前,他们根本不可能看到陈文(据说陈文此前发在美国一刊物上)。他们两人都不会用电脑,更不会上网,也不可能有机会看到那份美国刊物,因此“抄袭”之说实属冤枉。

  在2005年底,王老师又受到了一次意外的伤害。11月22日,他来信告诉我:“香港《开放》第11期发表了‘碧水’的《王年一歪着脖子挺毛》一文,批评我为毛泽东的个人专断辩护,称我为‘御用文人’。此文由陈昭兄转来,我写了一小文回应,发给了陈昭,请他转给《开放》。不甘任人欺侮,所以我要回应。向境外发稿,又违反了××××的规定。我无可奈何,管不了许多了。”

  王老师对称他为“御用文人”,对把他的《大动乱的年代》说成是“官方著作”,都很反感。他在《大动乱的年代》初版后记中曾写道:“我写这本书虽然呕心沥血,但是自觉有种种不足。我敢于写出不同于一般的自己的见解,不说假话,不糊弄我所尊敬的读者,但是难免有误。奉献出来的是如此微薄,不胜惶恐之至。各方的批评指正,翘首以待。”在2004年11月17日为再版所写的补记中他又说明:“拙著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公开发行的,这不等于说没有缺点。这是个人的著作,若干观点是个人的看法,会有种种不足,继续诚挚地欢迎指正。”

  未能写出回忆录

  王老师在给我的信中,有时会提到一点他亲历的“文革”情况和零星的见闻。

  1998年1月16日,他信中写道:“1966年8月至1967年5月,我在《解放军报》的文艺评论组当编辑。该组与文化处同一支部,平日经常往来。据我所知,1966年秋冬至1967年春,军报副刊发表的一些旧体诗词,都是郭沫若写的,是他化名投给军报的。当日文化处收到他的稿件,还给我看过。那些诗,思想性和艺术性都不好,但都刊出了。”

  1998年6月9日,他在信中写道:“‘文革’中我在北京,在高等军事学院工作。站在反‘三军’的一派,对你所询之事知之颇稔。‘五·一三’后,因‘三军’派势力很大(军委办事组表示支持他们),气焰极盛,很快地一个一个地压垮了反‘三军’派(也是几十个组织)。那时,聂元梓、蒯大富都投到了‘三军’门下。‘三军’的头头,可以在天安门城楼上主持大会。我们那个组织(学院‘井冈山’)就在1967年10月间被压垮了。斗陈再道等人的,是‘三军’派,即吴、李、邱支持的一派。那一派组织性、纪律性极强。而反‘三军’派,可以说是乌合之众。反‘三军’派,最后还干了一件坏事,即到全国各地支持反军。如到南京支持反许世友。”

  1998年7月10日,他读了我新写的《“文革”中的32111钻井队》后,来信说:“大作已拜读,很好。我记得,1966年10月1日,32111钻井队上了天安门观礼台,我也访问过他们,访问结果我们都交给和谷岩了,由他写进综合报道中。”

  1998年9月6日信中提到“文革”中为毛主席语录谱曲的音乐家李劫夫时说:“我为约稿向他打过电话,他的岳母接电话,说他被红卫兵揪出去了。”

  在1999年7月18日的信中,他提到读谢泳所著《逝去的年代》一书的感想时写道:“我的姐姐、姐夫都是西南联大的毕业生,《逝去的年代》中多处谈到西南联大,我感到十分亲切。可惜我的姐姐已死于‘文革’的‘清队’中,系自杀而亡。她原是罗常培、罗庸的助教。呜呼!”他在2006年4月30日为《王年一文选网络版》所写《自序》中,对姐姐的死有更详细的叙述:“我研究‘文革’有一个特殊的动力,就是我挚爱的胞姐王年芳冤死于‘文革’中。胞姐王年芳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与朱德熙、汪曾祺、李萦诸名家同班同学,毕业后留校,先后任罗常培和罗庸的助教。建国后在中国人民大学附中任语文教师。她是一名优秀教师,常为来校参观者作示范教学。《中国语文》创刊号上发表了她的教学经验。她著有《扬州方言研究》一书,由中国科学出版社于1957年出版。后调到张家口师专做语文教师(教授),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因受诬陷和无理追问而过不了关,受尽凌辱,愤而在女厕所自缢身亡。在兄弟姐妹中我与她情感最笃,她的冤死是我心中永远的痛。(‘清队’中的蛮横和粗暴,这是这篇小序所不能尽述的)。何蜀兄曾建议我写下来交后来出版《文革受难者》的王友琴女士,我因极度疼痛而难以下笔。一个人,非到了非死不可的地步,是不会自杀的。‘文革’后,学校党委为她作出了没有任何问题的书面结论。我在研究中碰到困难或懈怠时,一想到芳姐,就把闷郁和悲伤化为了力量。我谴责、控诉、诅咒‘文革’,以慰千千万万个芳姐在天之灵。”

  他还提到过他在“文革”中曾被发配到新疆。

  我觉得他的“文革”亲历和见闻,也应该是很有价值的独特的史料,曾建议他花点时间写出自己的“文革”回忆录。我认为,“文革”是一个将会长期受到关注的研究课题,涉及“文革”的许多理论问题,他可以做,别人也可以做,今后的人还会不断地做,但是他自己的“文革”亲历,那些独特角度的历史记忆,却只有他自己能写得出来,任何别人都无法代劳。

  2005年3月29日,他来信说:“写回忆录,有过考虑,但考虑到以下几点,又提不起劲来了:(一)我一生平平,没有经过大风大浪,自己想想有点意思,给别人看就毫无价值;(二)一写就会停不住,而工程又太大。不,我再考虑考虑吧,留给子孙也好。”他又说:“我有一套笔记本,在入疆时和入疆后所记,竟然找不到了。如能找到,我先写进疆这一段,还有一点点意思。”

  看来他对写回忆录的事也曾有过考虑,但又有些犹豫不决。可惜,他还没有下决心动笔,就已经无法再写了。

  王老师走了。但是他那不倦的探索精神,卓越的史识和高尚的史德,都将永远感召、激励和启发有志于对“文革”进行研究的人们。

  何蜀,《华夏文摘增刊》第609期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

明鏡新聞 - 歷史

明鏡雜誌 - 歷史

明鏡博客 - 歷史

明鏡出版 - 歷史/傳記

明鏡書店 - 歷史/傳記

明鏡書店 - 新史記雜誌社

明鏡電子書 - 歷史/傳記

明鏡雜誌 - 新史記

明鏡雜誌 - 名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