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蜀:人生有幸遇良师——怀念文革研究专家王年一(上)
初识良师
我和王年一老师,是从1995年开始通信联系的。
当时,我所供职的重庆《红岩春秋》杂志,经我组稿和编辑,陆续发表了一些“文革”题材的文章,如著名的“文革”史专家金春明教授的《大冤案——“彭、罗、陆、杨反党集团”》(1993年第一期)和《中国头号大冤案形成之谜》(1993年第二期)。1995年初,我给王年一老师寄去杂志,并写信向他约稿,同时自我介绍了对“文革”历史研究的兴趣,谈到了他的《大动乱的年代》一书对我的教益和启发,当然也直率地谈了一点意见,特别是对书中有关“联动”的记叙,我认为不应那么肯定,因为“联动”对民众犯下的罪行是人所共知的。
1995年2月27日,王年一老师给我回了信,他说:“我代表许许多多的人,感谢你们对文革研究的关注和支持。”对我所谈意见,他非常诚恳地表示:“承你指出拙著中的谬误,我接受你的意见。”对我的约稿,他则作了说明:“我1992年得中风,患有后遗症,写信不便,恕我草草。”最后他谦虚地写道:“望经常联系,多多教我。”
从此我就开始了与他的通信交流。他前后给我写有180多封信。除去第一封信中称我为“何蜀先生”外,此后的信中都称我为“何蜀兄”,完全把我视为一个平等的文友。他非常谦虚、诚恳、坦率,对我在信中称他“老师”,他曾一再提出反对,1999年1月19日信中说:“以后万万不要称我‘老师’。”1999年1月27日信中又说:“以后来信不可称我为‘老师’,称‘老王’可也。”但我对他的这一要求当然不能照办,他是海内外知名的“文革”研究专家,中国“文革”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文革”研究爱好者,因此我始终称他“老师”。
我和他建立起通信联系之时,他已经因脑梗塞后遗症半身瘫痪三年。因为这个原因,他写的字有时很难辨认,他常在信末写上“恕我草草”或“恕我草草不恭”。他在1995年3月15日信中说:“我仍十分关注‘文革’研究,但只能做一些零打碎敲的工作。”“我与研究文革的同志有着比较广泛的联系,我十分乐于与青年人交朋友,我可以从他们那里获得教益。”
在1997年3月7日信中,他热情地写道:“我存有一些‘文革’资料,虽说不上很多,但也不少,很希望给你看看。他日如有机会来京,可在我处小住(吃住均无问题),饱览资料可也。”
1997年春,我写了一篇《质疑“上海一月革命”》,对历来有关“上海一月革命”的官方提法作了一些考订,提出了不同看法。我把文稿寄给王年一老师征求意见。5月13日,他来信说已将我的文章交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党史研究资料》,“我表示了我向他们推荐。”“所述我都同意。”这就是在《党史研究资料》当年第八期上作了编辑处理后发表的《关于上海“一月革命”的若干史实问题》。
在我给他的信中介绍自己的简要经历时,提到了当年因父亲的“右派”问题而未能升高中一事。1997年6月1日,他在信中说:“得知令尊曾为‘右派’,请代我向令尊表示敬意。”他还感慨道:“研究‘文革’的人都是关心政治的,都是热爱国家和人民的,似乎也被某些人视为‘右派’。现在,中国的‘右派’似乎太少了。”
1998年7月,我去信请教他,在研究重庆市的“文革”历史,特别是重庆的武斗问题时,无法避开群众组织与驻军的关系和驻军的历史责任问题,那时,军队在“文革”中的问题基本上还是个不可触及的禁区,遇到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办? 8月3日,他回信说:
“写重庆武斗,可秉笔直书,在世间留下记录。不要顾忌到部队(或部队用××表示)。”“历史不是任人歪曲、捏造的。这是我读许多文章后的心得。因此我主张写历史秉笔直书,不加讳饰。”
他的这个教诲,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此后,每当遇到类似问题,我都会想到王年一老师强调的“秉笔直书”这四个字。
初次合作
1997年12月21日,他收到我寄去的新写文稿《“文化大革命”中的民主党派》后,来信说:“大作已拜读,极好。眼下恐难发表……”他建议我投给某个杂志试试(此稿后来先在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1998年十月号上发表,然后收入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的《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一书)。就在这封信中,他告诉我:
“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汪东兴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1997年11月第一版),此书是姜思毅老首长来看望我时送我的,他说此书‘极坏’,我读后深以为然。拟写一批评文章投《百年潮》,求你协助,请先看一看此书。如以为该批评,请想一想如何批评。我们二人合作写一篇亦可,你或我单写一篇也可。中国不是无人了。不可任谬种流传。”“一切,等你看了书后想一想再说。”“我想抓住几点批评它,而不是全面出击。抓住哪几点呢?初步考虑出的是:一、所谓‘十次路线斗争’(这是该书一再提及的);二、所谓‘第一个号令’;三、该不该设国家主席?四、庐山会议斗争的实质是什么?汪东兴以当事人的身份,搞‘两个凡是’,实在令人气不过。”
接信后我颇感惶惑。这是王年一老师第一次向我提出合作写稿的要求。我不能拒绝——特别是他在信的后面还颇为感伤地写道:“千恨万恨,恨我身体不佳,生活不能自理,一事无成。”我必须帮这个忙。但是对于合写文章,我又担心力不胜任,徒占虚名。我提出,不作为合作,我只是为他做一些秘书性的、编辑性的工作,只署他自己的名字,我不能“附骥”。
1998年1月3日,他来信说:
“你我是忘年之交。你年轻,有志气,有能力,我信任且尊崇你。‘附骥’云云,使我无地自容。你我合作,而且你的名字要放在前面。让我来‘附骥’吧。你我都开动脑筋吧。‘谬种’不可流传。”
王老师是个性急的人。还没收到我的回信,他就于1月8日寄来了写好的初稿,并在信上说:“今日乘兴写了几页,身体不佳,写不下去了,这么一个模样,呈上供参考。我意不要全面写,抓住几个问题即可。”他写的初稿标题是《‘凡是’的一个样本——评汪东兴回忆录》,署名“何蜀、王年一”。
次日,即1月9日,他又写来一信:
“又写了几行,呈上,仅仅供你行文时参考。既然合作,我绝对尊重你,你放手写。”他还感叹道:“中国难道没有人了?应该有人站出来讲话。粉身碎骨都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间。”既是表白自己的意愿,也是为我打气。他附上的“几行”,是两页半(约1000字)的草稿《关于“华北组第二号简报”》。
在王老师如此恳切的要求和激励下,我岂能懈怠,赶紧去买来汪东兴那本书(本来我是不打算买这种通篇官样文章而没有多少真实内容的书的),认真读了几遍,并以王老师的初稿为基础开始写作。
我把稿子打印出来(署名改成了“王年一、何蜀”)给王老师寄去,他于1998年1月16日来信说:
“关于文章,你提出的一些想法我都同意,意见很好。我太冲动,正需要你遏制一下。文章我也以为很好,略有改动,就寄给××(《百年潮》编委)了。”“署名,我还是写了‘何蜀、王年一’,理应如此。我与别人合作,从来都是把别人放在前面的。几十年来,一贯如此。你这次出的力比我大,尤应如此。”在信的后面他又说:“这次与你合作,我很愉快。”
收到他的信后,我将又作了些修改润饰的文稿重新打印寄去。1月26日他来信说:“来信、来稿刚刚收到。我看了稿子,感到很好,即寄《百年潮》,由他们审处吧。我还是把您的大名放在了前面。请谅。”
这篇文章后来在《炎黄春秋》1998年第八期发表了。编辑还是把王老师的名字排到了前面——因为毕竟是向一位前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批评,由王老师这样的海内外知名学者领衔,会更有分量一些。
再次合作
1998年9月3日,王老师在信中高兴地告诉我:“各方对我们的文章反映都好。”初次合作增强了他的信心,他又提出了新的合作想法:“我想在半年之内再写一篇,请你合作。这一篇谈‘设国家主席问题’。似可用述评的方式写。我正在考虑,还拿不出意见。”
三天后的9月6日,他又来信说:
“写‘设国家主席’述评,要冒风险。”“林彪案是一大冤案。我辈出头,难免要受到打击。但也可显示史学的威力。”接着他写出了已经想到要写的几个问题:
(一)“设国家主席”对不对?
(二)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是不是反革命?
(三)林彪如有此野心,怎么办?
(四)从事后的处置来看,问题的实质在哪里?
他还写下了他的一些思考:“毛制造了那么多的冤案,唯独对林彪是十分正确的?”“林死后,毛对汪东兴说:‘林彪帮了我们的大忙。’汪向政治局作了传达。——这是邱会作讲的。”“谁改变二中全会议程的?是林还是毛?”
过了三天,9月9日,他又来信说:
“提出我们的看法:1、‘设国家主席’对不对?2、林彪是不是要当国家主席?3、毛为什么要打击林彪?4、九届二中全会的处置对不对?”
对这样大的题目,我起初颇有些疑虑。我对涉及高层斗争的那些历史,本来并没有打算去作研究,因为档案不解密,许多真相无从了解到,难以进行深入的研究。同时,对以往一些“文革”史著作只偏重于写高层的“司令部”斗争而忽视下层民众活动的情况,我也很不满意。作为民间“文革”研究先行者的徐友渔兄曾尖锐地批评一部经官方审定认可的“文革”简史是“帝王将相史”,我觉得他的这个批评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样一些原因,我的兴趣主要在下层民众的“文革”活动方面。不过,对于王老师提出的这个问题,我又并非全无兴趣,因为在“文革”中,在当时的主流宣传按照毛泽东定下的调子将“设国家主席”称为林彪的“反革命政变纲领”时,我就和许许多多普通民众一样感到非常不理解,并不相信那些“罪名”的真实性,一直也有弄清问题真相的想法。因此,我还是按照王老师的提示,开始查阅资料,作一些思考。
王老师在9月26日信中说:“我还没有动笔。考虑到发表不易,也就提不起劲来。”他谈到他的老首长姜思毅来看他,“鼓励我们写下去。他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老一辈中,林彪是战功多,贡献大,而缺点、错误较少的人。和毛、刘、周比较,他是完全应该肯定的人。”
10月3日,他又来信说:“‘设国家主席’一文,一周内可以写好,写好后我即寄上,请你修改亦付电脑。”
很快我就收到了王老师寄来的初稿,我看后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特别是提出最好不引用海外出版物中的说法作论据(那些说法有的没有明确的出处,有的还可能被认为是“造谣”),我建议,尽量使用国内公开出版物中的文字作论据,这样会更有说服力。他于10月21日来信说:“你的意见,我全部同意。请按照你的意见修改或重写。”他又重申:“署名问题,还是你应该在前。”
这年11月初,他出了一趟远门,由老伴和儿子陪同去上海,与50年未见面的老战友聚会。我就在他外出期间,在他写的初稿基础上,又认真查阅了一些书籍和资料,改写完成了《“设国家主席”问题论析》。
1998年12月6日,他收到我寄去的改稿,来信说:“尊稿已读,写得很好,我很满意。(我改了个别错字,删去了加在‘林彪’前面的定语‘直接参与过诬陷和迫害刘少奇的’)我认为就可以投出。”
随后,他把稿子投给了一家当时较有影响的党史期刊。
12月24日,他来信转告一位朋友的话说,该杂志“收到了你们的稿件,感到很好,是‘重磅炸弹’,但是不敢用。”他说,该杂志“还未退稿,想来他们还想再努力一番。一堆文人,大概是无法可想的。”
1999年1月16日,他来信说:“‘论析’还无任何消息。”某杂志“既不敢用,也不说不用,就这么拖着。他们可能还在努力中,也许会复印给几位顾问大人(确实是大人)或有关方面看,争取支持。兹事体大,一时不敢定夺,也是可以理解的。现时中国,又有什么好办法呢?”
他在这年5月1日的信中说:“‘论析’的署名,你的大名应该放在前面,千万千万改动一下。”大概是怕引起误会(以为他不敢带头承担“罪责”),又特地说明:“我不怕什么。理应如此。”
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此文始终未能在国内公开发表,只是由一位书商通过“第二渠道”发到了一期杂志的增刊上。但是此文在海外却引起了重视,先是在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的《华夏文摘增刊》224期(《文革博物馆通讯》70期)上发表了,然后相继在台湾大学政治学系《中国大陆研究教学通讯》2000年9月(第40期)、11月(第41期)等期连载,在美国普林斯顿《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第一期发表。以后又收入了丁凯文主编、明镜出版社出版的《重审林彪罪案》一书。
第三次合作
2002年6月9日,王老师来信说:“近来懒得写东西,这样下去不行,还想再写一点。”
不久,被定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的原中共中央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去世了。8月3日,王年一老师来信告诉我:“刚才去参加了邱会作追悼会。到会者约有2000人,室内室外挤满了人。……我在会上见到了林豆豆和张聂尔。如此大热天,这么多人到会,可见民心所向。”张聂尔是军内一位高产的女作家,著有《风云“九·一三”》等书,王老师在信中曾多次对她表示赞赏。
邱会作的死,大概对王老师抓紧研究林彪一案起到了促进作用。9月9日,他来信说:“近一个月来,我在翻看手头有的关于林的资料,真感到林案是一大冤案。我准备写点东西,正在酝酿中。”
2002年11月12日,他来信告诉我:“今日,《林彪座机坠毁探源之一》作者陈昭同志来访,晤谈甚欢。”陈昭曾经是空军的干部,他对研究“文革”中的林彪事件有很大的热情。不久,陈昭就应王老师之请参加到了我们的合作中来。因为陈昭也使用电脑,我和王老师之间的联系,特别是文稿的传送、修改,就方便得多了。
2003年4月20日,正值闹“非典”期间,王老师来信谈到了一些思考:“林、毛的分歧,集中地表现在九大政治报告问题上。此事你似乎还可以写一写。九大后,毛步步紧逼,以中央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为最典型。毛南巡则表明毛要动手了。”
因是“非典”期间,他“终日足不出户,颇不自在,电视剧倒看了不少。”在这种情况下,他继续深入思考林彪问题,在5月10日来信中说:“我在1996年,在当代所举办的讨论会上有一个发言,当代所当时印发了我的发言(发放的范围很小),兹寄上一份,请你批评。”“我发言时,汪东兴、邓力群、马洪在场。他们没有开口。我讲到最后‘老红军’时,哽咽难言。”
王老师说的是1996年10月31日他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其中他讲到:“在‘文革’的背景下,林彪集团做过很多坏事,积怨甚多,但是把它定为‘反党集团’或‘反革命集团’,似乎可以再议。”他还对“文革”中加到林彪头上的三大罪名(庐山会议上“抢班夺权”;《五七一工程纪要》搞反革命政变;“九一三”叛逃)都分别提出了质疑,明确表示:“黄、吴、李、邱与林彪无非是上下级关系。他们四人没有参与《五七一工程纪要》,没有叛逃,为什么要定为‘反党’、‘反革命’呢?”他在发言的最后“哽咽难言”说的是这样一句话:“上述几人,林、黄已死,吴、邱、李生活困难。我对这几位老红军,一洒同情之泪。”
2003年7月18日,他来信告诉我,他想办法搞到一本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已读完。我个人认为,高文谦还是相当严谨的。此书的矛头对准毛,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他在12月9日信中又说:“我个人对《晚年周恩来》评价很高。……我认为此书的最大缺点是对林不公平。”
看来高文谦的这部书也成了促使他加紧写作重评林案文章的动力,就在2003年12月9日的信中,他告诉我:
“我又写了一篇,题曰《风刀霜剑紧相逼——毛、林交恶解析》,已交陈昭兄,请他核定和修改。他打好后会发给你,再请你修改和发出。此文分这样几个部分:(一)林在文革中属于观潮派、逍遥派;(二)‘九大’政治报告的风波;(三)所谓‘八月逆流’(姚文元在日记中说,毛认为林等在二中全会的表现为‘八月逆流’;(四)鸟尽弓藏,兔死狗烹。重点在第四部分。”
2003年12月15日,王老师又通过他儿子用电子邮件给我发来一封信,说:
“拙作《风刀》……请您大力修改和丰富之。在毛整林的用意中,似可突出‘嫁祸于人’一点。毛看出文革不行了,急于找个替死鬼。这个‘鬼’,客观上说以林为最合适。‘9·13’后,从毛的不少言论中,都可以看出这一点。”“在拙作的第一部分,似应讲到《‘571工程’纪要》。《纪要》的本质是反文革。无法断定《纪要》是林授意所作,但其中定然有林的思想,某些论断不是林立果这类毛头小子所能作出的,只有像林这样对毛有较深研究的人才能作出。”
我收到陈昭发来的文稿后,读了几遍,感到在一篇文章里提出的问题太多,显得有些庞杂,其中有些问题又论述得不深不透,有的(如“九大”政治报告问题)还缺乏充足的资料,因此提议将文章分成两篇,一篇专门讲林彪在“文革”中那种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身份,一篇重点讲“九一三”事件是在毛泽东步步紧逼下使矛盾激化而发生的。
王老师完全同意了我的意见。于是,我就将原稿删去一些内容,一分为二,重新作了补充和改写后发给陈昭。
2004年2月9日,陈昭发来经王老师改过的稿子。我又作了些修订和推敲。
2月17日,王老师来信说:“认真读了你的改写稿,我非常满意。我向老陈说了,他一定已经告诉你。”接着,他转述了一位新四军老干部对他讲的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弄权术的几件事,然后写道:“我问这位老同志:这是你的看法还是大家的看法?他说,这是一般的看法。我就想到毛是一以贯之。我们的稿子,没有委屈他老人家。老人家只讲利害,不计其他。”
这两篇文章自然也未能在国内公开发表,还是在海外发表了,并收入了丁凯文主编的《重审林彪罪案》一书。
在写作这两篇文章中,有一次我曾向王老师请教:应该怎样看待林彪在“文革”中也做过坏事的问题?王老师大概对这个问题已经思考多时,回答得十分简明扼要:在“文革”中担任领导职务,不可能不做坏事,只看做得多还是少;林彪在“文革”中基本上不做事,所以他做的坏事最少。
后来我反复品味王老师的这个说法,觉得确实是一针见血。回头审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诸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在“文革”中有几个的手是干净的?真正干净的,除非是早早地就被打倒并关进了监狱,他才没有机会参与一次次的整人害人、祸国殃民运动,不过还得有个前提:他在监狱里没有给专案组写过诬陷他人的材料,否则,他的手仍然不干净。
未完成的合作
在2004年初那两篇文章完成后,王老师又为再次合作想出新的题目了。他在5月12日来信中说:“我想写一篇《两个‘文革’定义的比较》,一个是胡乔木在《历史决议》中下的定义,一个是王力在《王力反思录》中所下的定义……”
王老师所说的“胡乔木在《历史决议》中下的定义”,指的是由胡乔木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这一段话:“‘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第一版第25页)
王老师所说的王力给“文革”下的定义是:“我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带着封建迷信色彩的,具有无政府主义性质的农民(小生产者)运动,因而具有极大的盲目性、破坏性和倒退性。”(《王力反思录》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第329页)
王老师在信中说:“我想抓住两个问题做文章。胡乔木说‘(毛泽东)为林彪和江青所利用’,太讲政治实用性了,不太符合事实。汪东兴在接受苏采青采访时说过:毛一生英明,明察秋毫,从不上当受骗。”“说毛为林、江所利用,并无根据。‘文革’的‘伟大战略措施’都是毛作出的,无一是林、江作出的。江文在特别法庭上反驳江青的讲话,值得推敲。林、江在文革中确实做了坏事,但都是在毛的‘伟大战略部署’下作的。‘文攻武卫’也是响应毛的号召。毛要武装左派100万,才有‘文攻武卫’一说。至于抓个保姆,抓个厨师,只是小打小闹,并不决定文革的走向。江在打倒刘少奇的问题上做了不少手脚,但是打倒刘是毛下的决心,不能归罪于江。”“王力的定义,最可贵之处是突出了‘封建性’。可贵有二:一、‘文革’确实充满了‘封建性’;二、在小生产汪洋大海的情况下,才会有‘文革’和文革中的种种举措。只有在极不民主的条件下,才有文革和文革中的种种活动。”“以上只是一点点想法,我还没有细想,先贡献给你。”
这年8月,丁凯文主编的《重审林彪罪案》一书由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入了王老师1996年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学术研讨会上他率先公开对林彪一案表示质疑的那个发言,收入了我们合写的几篇文章。此书的出版,对重新评价“文革”中的林彪问题,澄清历史真相,起到了推动性的作用。王老师非常高兴。
8月27日,他在信中再次提出:“最近考虑,我拟再写一篇《评〈历史决议〉关于‘文革’的定义》,正在准备。如能写成,当奉上初稿。是一篇评论文章,但要得到很多资料。”“我们似应向‘文革’方面扩展。‘文革’的账,至今没有清算,贻害无穷。饭要一口一口地吃,路要一步一步地走,我们也只能一点一点地去做。总比不做好。我们现在有一个小小的合作集体,我很珍视这个集体。”
9月12日,他来信说:“关于‘文革’定义一稿,正在考虑中。要写,就要批评邓小平阻止总结‘文革’教训,就要批评胡乔木。兹事体大,要再考虑考虑。”
2004年9月28日是中秋节,王老师来信说:“今天是9月28日,中秋节,我在遥远的北方,敬礼你们全家节日快乐!问候伯父大人!”
他这封信写了5页多纸,详细谈了此前陈昭和金秋(吴法宪之女,留美历史学博士)来他家时的一些谈话,“我说,《重审》(注:指《重审林彪罪案》)的出版,是一个大胜利,可惜没有林豆豆的作品。”(他在信中对林豆豆作了一个很有趣的评价:“我感到她有点怪怪的,冷漠,少言,不苟言笑,好像对什么都没有兴趣,看到她我就想到林彪。林豆豆显然不同于常人。”)
王老师谈到他对几位来访者的讲话:“我又说,套句孙中山先生的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怎么努力?向文革方面扩展,抓要害。”接下来,他分别谈了他对陈昭、金秋和其他几位经常与他有联系的朋友有关“文革”研究写作的设想(也算是他的希望吧)。最后谈到我时,大概是对我编写的《林彪大事记》比较满意,他说:“您,建议专注于编一部《文革日记》,或称《文革大事详记》,或称《文革逐日纪事》,大部头,要有多人合作。现在想干事而无机会的人不少,可以找到一些。”
最后他写道:“今天过节,我在家中独自一人,也就写得长了些。/我感谢你几年来对我的热情帮助,你我不在一城,但已成为知己,所以我随便写来如上。”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情跃然纸上。(未完待续)
何蜀,《华夏文摘增刊》第6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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