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如何看待当年知识分子的软弱？

　　一

　　研究中共建国史，不能不碰触到知识分子的问题。今天谈及这个问题时，各方面比较一致的说法是，1950年代经过“思想改造”和“整风反右”两场政治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即“集体失语”，“丧失了独立性、自主性和批判性”。如果说1949年以前中国知识分子还生产出了一些具有个性的传世之作，那么，1949年以后连个人专业范围内的这种创造性都不见了。这也是为什么后人反思、批判的著作会层出不穷，有些是痛心疾首，反思自省，多方探讨造成这一悲剧性现象的各种原因；有些则痛加针砭，如有著作就直言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要么“浅薄短视”、“褊狭”、“叛卖”，要么“看风驶船”、落井下石，根本就是“丢失自我的阉人”、“权力的仆从”、“文化知识的商贩”云云，笔下毫不留情。

　　许多人都在问一个问题：当年知识分子为什么那么软弱？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不知道多少人写了多少文章，出了多少书，从什么角度得出的解读都有。但是，大家的讨论在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始终没有取得共识，那就是：中国有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知识分子”吗？

　　何谓知识分子？迄今为止中外学界还是歧见纷呈的情况，而无论哪种情况，都会让我们解答上面的问题变得很困扰。简言之，一些人说：“受过高等教育（大学、大专）以及具有同等学力的人”，都是知识分子。如果我们同意这种说法，那么，说什么当年知识分子失语也好，软弱也好，这个判断本身就不存在。因为按这个标准，不仅毛泽东以及中共大批干部均是知识分子，就是众多五六十年代培养的所谓“工农知识分子”，也都在此范围内。他们何尝失过语或软弱过呢？有些人说，所谓知识分子，必须是西方学者定义的那种不受政府体制约束，具有“批判精神”并勇于追求真理的独立文化人。那么，我们今天说的那个“集体失语”的大多数，以前也从没有发出过自己独立的、批判的声音，因此他们原本也无语可失。如果我们把这个群体仅仅局限在民国年间极少数活跃在公共空间的教授、学者、报人的范围，那么，他们中相当多数已经离开了大陆，并未失语；留下的多半也不是失语，而是思想观念得到了改造，发生了变化，再也讲不出批判性的语言来了。邵燕祥对那种片面指责中国知识分子太少骨气的说法有过一种辩解，他举例说：“现在也有人问，为什么少数几个日本兵就能枪杀一大批中国人，说中国人为什么不反抗。我以为，这涉及一个人类历史性的话题：当某一个体或群体面对强权或强大暴力，该采取什么态度。”

　　对于邵燕祥的这种辩解，相信许多人不见得同意，因为读一下当年人留下的日记，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那个时候的人有几个真的意识到这样的问题呢？不过，作为历史研究工作者，我对于这种问题想到的最多的一点，还不是那个我们大家期待的具有启示性的终极答案，而是深深的疑惑：我们对“知识分子”的定位是否恰当，以至于忘了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人了？我在研究这类历史时经常会问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换了是我，我就一定会做得比他们好吗？或者换一个角度问：如果再过几十年需要别人来评判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能够保证我们今天的言行不会受到后来者的批评指责吗？

　　事后诸葛亮是最容易做的。因为一切是非对错今天都已经了然于胸，如果我们再把那些很容易看出问题的事情集中起来，批评起来就更是一件无须费力的事情了。但是，不要忘了，第一，不同时代及不同环境下会生成不同的知识范围，甚至是价值准则。尤其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些知识分子，是当年生活在一种近似于奥威尔笔下那个温斯顿·史密斯生活工作的极其封闭的环境里，他们对于外部世界几乎一无所知。大家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东西，听一样的广播，看一样的报纸，自己维持着最低水平的消费，像机器一样每天高速运转，仅有的下班和业余时间还要开会讨论如何清除头脑中贪图享乐的私心杂念，以及如何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仍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的问题。生活在如此环境当中的人怎么可能像我们今天这样认识问题和思考问题呢？第二，即使今天的人，也同样存在知识范围、认知能力、价值观念、情感立场等等的不同。今人尚且常常因此观点各异，看人看事往往无法一致，我们又如何能够拿我们一己的观念看法武断地去评判，甚至于斥责那些生活在过去时代，差异更大的人们的言行呢？且是人就有弱点和短处，以我之长，量人之短，方法上也有失公正。

　　老实说，知识分子也是人，撇开什么学历或职业、专业之类的限定，从本质上看，所谓知识分子，不过就是一些以精神目标为毕生追求的读书人而已。往高了说，知识分子也不过就是些读书较多，具有独立精神和批判性思考能力，肯于公开表达自己思想的知识人。因为他们一样是人，因此他们一样有我们所有人都会有的弱点和问题。而且，越是天马行空般地生活在观念意识和精神世界里的知识人，也就越是容易缺乏良好处理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的能力，个别人甚至可能几乎不食人间烟火。知识分子的特长主要是在他们各自擅长的知识领域的某个方面，精英知识分子的特长更主要是在思想理论方面。但是，即使在书斋里的冷静思考能够使他们变得极度敏感和睿智，有人足以成为时代思想的弄潮儿，当汹涌而来的政治大潮在强权的裹胁下吞没了周遭一切，普通人早已随波逐流，甚至推波助澜的时候，人固有的弱点又如何不会同样地出现在他们的身上呢？无论是基于经世致用的幻想，还是基于普通人的情和欲，面对前所未有的巨大政治诱惑或政治压力，说知识分子就能够守持定力，以无我之心抗拒一切，谈何容易。

　　二

　　本书（《忍不住的“关怀”》）交稿时，恰好拿到金雁新出版的写俄国知识分子历史的《倒转“红轮”》一书。金书为我们对照探索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提供了一份极为重要的参考资料。书中对俄国不同时代和不同阶层知识分子群体来龙去脉的说明，及对它们历史作用和影响的分析，不仅令人印象深刻，而且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了俄国革命的种种前因后果。

　　金书一个最大的贡献，就是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知识分子在一个国家中的作用、影响和力量。虽然俄国革命的暴力、血腥、反智、专制的结果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但是，这样一场革命及其后果，却恰恰是俄国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知识分子从不同方向上合力促成的。

　　金书另一个让我深有感触的部分是，她具体研究了一左一右两个在俄国最具代表性的知识分子的个案。她对那谜一样的俄罗斯大文豪高尔基与苏俄政权关系演变过程的解读，虽然受资料限制，不够解渴，但还是很容易让我们去联想和思考中国1949年以后有着类似地位的著名知识分子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问题存在。

　　我们肯定不能简单地拿俄国知识分子来与中国知识分子相类比。俄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是极其明显的，与中国很不同的。二十世纪俄罗斯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对此有过很具体的说明。他指出，俄国知识分子具有一切知识分子都可能会有的相同的弱点，比如无根基性，与日常生活相脱离，疯狂执着于社会改造思想，等等。但是，他提醒说，俄国知识分子有一个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极为重要的特色。那就是，这个群体从形成之日起，“便与牺牲、苦难、监狱和苦役相伴而行”，因此，它和政府的关系始终是对立的，它的反抗精神特别强。显然，这一时代烙印已经深深地镌刻在了俄国革命的历史上。

　　无论是和西方知识分子独立于政府体制的批判精神比，还是与俄国知识分子同政府对立的反抗精神比，中国的知识分子都特别不像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我非常同意金雁所说，中国知识分子深受传统科举制度的影响，有着根深蒂固的“入世情结”。也许，对中国多数知识分子来说，用中国传统的“士”的概念来理解，会更准确一点。

　　在春秋战国，即存在着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等级，其位居庶民之上，卿大夫之下。为士之人，既以入世报国为目标，又须有很高的学问造诣和道德操守，即须“志于道”，并要能做到“从道不从君”。隋唐科举制度渐渐兴起之后，“学而优则仕”蔚然成风，士与卿大夫合二为一，政府官员必须是饱读诗书经典的文化人，因而也就出现了所谓“士大夫”的称谓和阶层。但由于儒学经典要求为士为官者，须抱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德使命感，因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仍旧影响着所有想要登科及第的读书人。清末科举制中止后，“学而优则仕”表面上失去了固定的制度渠道，在实际上，一直到民国年间，各级政府官员多数也还是有较高的学历背景要求。因此，士或士大夫这个阶层看似不存在了，凡读书之人的“入世”情结却仍旧十分强烈。

　　中国读书人之热衷于“入世”，自然也就和俄国知识分子及西方国家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差别。因为所谓“入世”，就是要进入政府体制，为国家服务，因而也就不可能保持一种独立和批判的态度与立场。中国自清末民初以来，无论是革命党人，还是各种民间知识精英，“修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的思维方式，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无非是谁来做帝王和为哪家帝王服务而已。二十世纪初的二十余年，因为政治混乱，知识舆论界不受当政者重视，因此还颇多独立的声音。二十年代中期以后，国民政府开始当政，政策发生变化，各路精英人士开始受到器重，甚至被延揽入阁，出任政府职务，于是，过去批评政府的这些知识精英对政府马上就转取了积极理解的立场。那些得不到国民政府重视的知识精英，自然也就继续坚持独立和批判的立场，以至多数变成了政府的反对派。而当中共开始建国，过去受国民政府重视的知识精英，多半跟随国民党退出了中国大陆；过去对国民党持批评态度的知识精英则马上与中共合作，积极加入中共组织的联合政府，且大都积极谋取在政府任职的机会。这些过去独立发声的知识分子，自然也就转而采取了拥护政府的立场。

　　中国知识分子是不是因此而天生软弱，不像人们想象中的“知识分子”呢？不能说完全没关系，但也不尽然。我们说，知识分子是人，是人就有个性差异。俄国知识分子阶层成长的历史再特殊，多数人不也成了高尔基吗？中国知识分子再软弱，不是也还有个别如陈寅恪、顾准等展现出一定的独立性吗？事实上，如果陷入同样的政治环境之中，西方知识分子又会如何呢？想来人们赋予知识分子这一称号的那些期望和品德，恐怕也不是大多数人都能做得到的吧。

　　美国学者马克·里拉2001年出版的一本书，曾在西方舆论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本书的名字就叫“The Reck less Mind：Intellectuals in Politics”，可以译成：“糊涂记：政治中的知识分子”。该书讨论了二十世纪几位享誉世界的学术大师的政治表现。他们中三位是德国人，三位是法国人。有二十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西方二十世纪重要法学家，德国教授卡尔·施米特；欧洲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德国教授瓦尔特·本雅明；有提出了有名的历史终结论的俄裔法国哲学家亚历山大·科耶夫；有成为二十世纪后现代主义领军人物的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以及成为二十世纪后结构主义代表人物的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作者宣称，他在研究欧洲思想史时，吃惊地发现，这些思想大师政治上竟然如此错误和糊涂，面对法西斯主义或六七十年代欧洲左派的暴力主张，往往盲目同情，甚至还会攀附权势，或助纣为虐。《纽约时报》据此曾发文这样评论道：“知识分子一定是照亮公共空间的火焰吗？理想主义的人要失望了。以海德格尔、施米特、本雅明、福柯、德里达等人的生平行藏为据，马克·里拉揭示了这些思想家如何为激情或时代风潮所迷惑；这些知识丰赡、影响过人的知识分子，也曾笔底战栗，或隐蔽或公开地偏向、支持极权主义，对暴虐政治制造的人类苦难，或拒绝承认，或文过饰非，甚至视而不见。……在面对充斥于二十世纪的暴行时，这些深刻的、有影响的思想家在政治上极为不负责任。”

　　在此之前，另一位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也写过一本言词尖刻且有轰动效应的批判知识分子的书，书名就叫“知识分子”。里面涉及的人物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更权威和更有代表性。他们是卢梭、雪莱、易卜生、托尔斯泰、海明威、布莱希特、罗素、萨特，包括今天中国读者十分熟悉的，写过两本极著名的政治寓言小说《动物庄园》和《1984》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等。保罗·约翰逊的全部努力在于，他发现这些头顶光环的精神教父背后，存在着太多的个性弱点和生活道德方面的问题。他的结论是，那些力图教导人类的知识分子，恐怕“并不比古代的巫医或牧师更聪明、更值得尊重”。因为他们自身就太多幻想、太过脱离实际，连自己的生活都常常弄得一团糟，怎么可能领导人类和正确地处理复杂问题。而他们对朋友、同事、仆人，特别是家人的方式，也证明他们口头上那种普世之“爱”是不可信的、虚幻的。让这些信仰极端的知识分子结成团体，会“变得十分危险，因为他们制造了舆论潮流和流行的正统思想，其本身常常导致非理性的和破坏性的行为。”如果他们有朝一日掌握了政权，前景将会更加可怕。因为，他们多半会将他们平时借以支撑他们观念主张的那个最重要的“人”字丢到一边，为了实现他们纯粹是乌托邦的幻想，转而迷信暴力，并可能“实行残酷的思想专制”。

　　我并不赞同两位作者用揭秘的手法，集中少数几位知识分子某一方面的问题，大肆渲染，上纲上线，然后把整个知识分子群体一棍子打死的批评论断方式。但是，读它们还是会让我感到些许释然。因为，已有两千余年理性思维传统，两三百年知识分子成长史的欧美世界中，一些大牌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尚且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或问题，那么，我们这里这些土生土长，本来就缺乏理性思维和批判精神遗传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我从来相信，我们看任何人，不论古今或其地位如何，都应当首先把他当成普通人来看待，特别是要从人性的角度去诠释和理解。尤其是研究历史，除非先做到充分理解，否则是不可能有所谓客观评价的。

　　（此文是杨奎松为新作《忍不住的“关怀”》所写前言的节选）

　　杨奎松，共识网 2013-0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