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亏许世友为“顾妹妹”说了公道话

顾阿桃——因为林彪夫人叶群上天入地（下）

　　二十二、许世友叫她顾妹妹

　　顾阿桃每次到南京开会，许世友总要邀她到他家里作客。记得顾阿桃最早见到许世友，是在她刚当选为省革委常委的那年夏天。一次常委会议期间，许世友把她请到家中，介绍给夫人田普：“这位就是全国学毛选积极分子顾阿桃同志。”

　　田普肃然起敬，握住顾阿桃的手说：“欢迎，欢迎！”赶忙把她让到沙发上。警卫员立即泡来了“碧螺春”。“怎么称呼你呢？”许世友笑着说：“你今年52岁，比我还小两岁，就叫你顾妹妹吧。”顾阿桃赶忙说：“我怎么好认你这个大哥呀？许司令，就叫我顾老太吧！”

　　“不，顾妹妹，你现在是省常委了，少说也是个四品大员。工作上我们是同志，私交上我们是兄妹。我许世友摘掉乌纱帽，还是个和尚呢！”

　　“我不识字，这个常委当不好啊。现在两派闹得这样凶，他们都逼得我表态支持，我想还是当我的老百姓好！”顾阿桃自卑地说。

　　“这就由不得你了。要你当干部，就要让你比老百姓多负一点责任。不识字不要紧。我也认不得多少字。他们打倒我，我就上山当和尚去。”

　　“有人说你可以飞檐走壁，是有这么回事吗？”顾阿桃想起以前听说的那些有关许世友当和尚时的种种神奇故事，说他武功如何如何好，不禁好奇地问。

　　“飞檐走壁可不行，我又不是墙上的壁虎。要说武功，毕竟练了一点。”许世友伸出右手，把食指和中指并在一起，叫顾阿桃掰。

　　顾阿桃用足力气，脸都胀红了，还是没把许世友的手指掰开。于是，她竖起大拇指，连声说：“真不简单，真不简单！”

　　二十三、顾阿桃的儿女情

　　顾阿桃是人，不是神。她也有她的家庭琐事，她的儿女情，她的烦恼和忧戚。

　　女儿顾金娥要出嫁了。顾阿桃为了保持全国“标兵”艰苦朴素的作风，表现出移风易俗的好思想，女儿出嫁时只给了一床被子，其它什么也没陪嫁。

　　顾金娥出嫁不久，突然发现左乳上有个肿块，生了根似地丝纹不动，去太仓医院检查，说八成是恶性肿瘤。这还了得，一个好端端的年轻女子面临着死神的威胁。怎能不令人焦虑、惋惜？工作组的同志为此忙坏了，把顾金娥介绍到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医院。为了维护顾阿桃的形象，去联系治疗的人丝毫未向医院透露顾金娥是大名鼎鼎的顾阿桃的女儿，因此，治疗按照常规程序进行。

　　大夫用手触摸患处，也断定八成是恶性肿瘤，必须马上动手术。而动手术不仅要其亲属在一张“生死书”上“画押”，而且还要付一笔数目可观的押金。

　　这可把顾金娥的丈夫难住了。他左右彷徨，究竟要不要动手术？要不要画押、付钱？听人说，既然是癌症，开了刀也白搭，弄得不好还会使癌细胞扩散。再说，一时也很难凑齐那笔押金。

　　顾金娥的丈夫犹豫不决。顾金娥躺在病床上也拿不定主意，工作组的人也不能干涉他们的“内政”。大夫见状，也撒手不管了。

　　刚巧，患结核性骨髓炎的沈玉英也在这个医院治疗。无意间她碰见了顾金娥的丈夫，一问，才知金娥患了乳癌，便向大夫作了介绍，这顾金娥就是顾阿桃的女儿。

　　这下可不得了了。“顾阿桃的女儿在这儿治病。”消息如飓风吹遍整个医院。院长、政委来了，主任医师和其他专家大夫来了，连好多病员都涌来了。他们未见到全国学毛选标兵顾阿桃，来看看顾妈妈的女儿的模样也是有幸的。

　　一切手续都免去了，押金分文不收了，为顾妈妈女儿治病是莫大的光荣啊！医院抽调了技术一流的大夫，在第二天就为顾金娥动了手术。化验结果表明，不是什么恶性肿瘤，而是“肺吸虫”。大夫说，那是吃了生鱼生虾所致。

　　一场虚惊，一出戏剧小品。

　　1968年，顾阿桃把二儿子、三儿子一起送到部队当兵。为此，《人民日报》曾作过专题报道。虽然两个儿子去了部队，可顾阿桃为他们的婚事操碎了心。

　　二儿子顾坤荣参军不到一年，就和在家已经确定关系的未婚妻阿娟闹别扭。是嫌阿娟家中贫困，还是嫌阿娟“不活络”？顾阿桃不清楚。但无论如何不能让坤荣丢掉阿娟，他那样朝三暮四，岂不往她这个全国标兵脸上抹黑？她特地赶到部队驻地，耐心细致地做坤荣的思想工作。经过反反复复地劝说，讲的话可装七筐八箩，终于使坤荣回心转意，与阿娟重归于好。

　　二儿子的工作刚做好，三儿子顾金荣的婚事又“出轨”了。他竟要娶社会关系比较复杂的小王为妻。小王是棉纺厂的工人，人长得漂亮，又聪明伶俐。金荣看中了她，到了部队后书信来往频繁。此事被顾阿桃发现了，觉得金荣的阶级观念模糊，无论如何不能这样的家庭出身的姑娘为媳妇。顾阿桃不仅请人反复写信，而且人去部队，好说歹说。可是金荣不比坤荣，他好倔强呀！他宁愿不回自己的家，也要和小王结合。顾阿桃实在没法，只得摊摊手，摇头叹息。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二十四、“九大”不当中央委员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入党两年多的顾阿桃当选为“九大”代表。

　　1968年底，顾阿桃上南京参加华东片“九大”预备会议，讨论政治报告、新党章，推荐确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候选人名单。

　　这是顾阿桃第六次上南京。

　　在这次南京召开的华东片“九大”预备会上，大家一致推荐顾阿桃当第九届中央委员的候选人。

　　这可把顾阿桃急坏了。她觉得自己的桂冠已经够多了，既是全国学毛选积极分子，又是省革委会常委，专区、县革委会副主任，应付这些已相当吃力了，如果再当上个中央委员，可怎么吃得消？别的不说，单说要经常去北京、南京开会，丈夫肯定又要不高兴的。经常外出，规定参加的集体生产劳动天数也完不成。七烦八烦的事体一多，那些本来能背出来的语录、“老三篇”和“最新指示”就会忘记，往后还要不要讲用？她把这些想法告诉许世友，许世友摇摇头说：“这我可作不了主，还是到了北京正式开会时再说吧。”

　　党的“九大”是在1969年4月1日开幕的，这是“八大”后经历了近13年才召开的中共党代会。顾阿桃，作为一个童养媳出身的普通农村妇女，竟然当选为主席团成员，与很多中央领导人一起，坐在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上，心里不免诚惶诚恐。她并不知道一些人在中央的权力之争，她只是担心自己当上中央委员。

　　但在一部分代表的心目中，顾阿桃这位名声显赫的全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标兵”，不当中央委员是说不过去的。叶群正是利用了人们的盲目崇拜心理，去代表团吹风：“顾阿桃是全国的典型，当个中央委员总可以的嘛！”

　　顾阿桃见到叶群，不识相地向她提出自己不想当中央委员的理由。结果叶群十分恼火，板着脸对她说：“顾阿桃啊，你真是个糊涂虫！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路线斗争空前激烈，我们就需要你这样忠于毛主席的人。”顾阿桃竟辜负了叶群的一片苦心。其实，要她当中央委员，开会时进主席团，都是叶群一手精心策划安排的。

　　顾阿桃哪里能想到这些。她不想当中央委员，还是“一条胡同走到底”。在分组讨论候选人名单时，顾阿桃着急地央求同去开会的常熟代表李安玉，要她打电话给周总理。因顾阿桃自己不会打电话，只得求人帮忙。李安玉比顾阿桃小十来岁，是个童工出身的劳动模范，有点文化，和顾阿桃很讲得来。她问：“叫我怎么说呢？”

　　你就说我没有文化，上面的精神我传达不下去，下面的情况反映不上来，我怕误了革命的大事。再说，会议多了，我吃不消，工作多了会脱离劳动的……”顾阿桃一口气讲了很多，眼眶里泪花在打转，几乎要哭出来了。

　　李安玉很同情顾阿桃，她拨通了给周总理的电话。

　　当天下午，周总理在大会主席团成员会议上说：“顾阿桃同志有个想法，她没有文化，她不想当中央委员。我看她的想法是实事求是的，我本人同意她的要求。你们大家的意见怎样？”

　　主席团的绝大多数成员都点头赞许，叶群见状忙说：“最怕代表们通不过？”

　　周总理说：“做点解释工作嘛！不要难为顾阿桃同志了。”会后，周总理派南京军区政委杜平到华东片做解释工作。就这样，顾阿桃才没有当上中央委员。

　　在投票选举前，叶群悄悄地把顾阿桃拉到一边，叫她不要选陈毅。顾阿桃问为什么不要选他？叶群说，陈毅对毛主席不忠。结果，对毛主席无限忠诚的顾阿桃果真没投陈毅的票。其实，善良朴实的顾阿桃怎么会知道其中的缘由？她稀里糊涂地为叶群充当了一块打人的石头。

　　1970年12月，顾阿桃出席江苏省第五次党代表大会，并当选江苏省省委五届委员。

　　二十五、林彪自我爆炸后，她如梦初醒

　　九一三事件传到洪泾，已是当年10月底了。

　　那几天，顾阿桃还在常熟讲用。讲用开始时，仍十分虔诚地“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她从常熟讲用回来不久，就被通知去南京开会，传达林彪一伙自我爆炸的情况。顾阿桃当时几乎要昏厥过去。这难道是真的吗？她怎能相信，“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最好的学生”、一个“最最最拥护毛主席的人”，会下毒手谋害毛主席，想篡党夺权？一个表面上对毛主席极端忠诚的女人，却暗藏杀机，怀有险恶用心？

　　顾阿桃如何承受得住这么巨大的精神打击呢？在南京开会期间，她发烧病倒了，病了一个多星期。她躺在床上，细细回想起叶群在洪泾期间的所作所为，觉得这个女人浑身都是假。

　　叶群在洪泾半年多时间内，她要求工作队员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可她只是摆摆样子。她从不喝一口社员家里的水，喝的都是从上海运来的矿泉水和蒸馏水。她走到田当中，铁搭在手中拿一拿，扁担在肩上搁一搁，“咔嚓”一声，只为拍一张照片。看到社员摞稻（收割的稻子捆好后堆成圆堆），也要去稻萝顶上站一站。看到有人牵牛犁田，也要上扶住犁把做个样子。看到有人修房，又要去房顶上爬一爬。有一次，她还非要去罱泥，并换上了农家妇女的衣裳，岂知这是男性青壮年才干得了的力气活，她连罱网都拿不动，摇摇晃晃地上了船，让人将罱网插入河中，她上去扶一扶，照张相完事。她在一队黄金虎家占了两间东厢房就算与群众同吃同住。她住里间，警卫员住外间，还装上了可以直通北京的电话。可是，她听到房前屋后蟋蟀叫，土里的虫叫，就嫌吵得睡不着觉，让孩子们帮她捉蟋蟀，捉到后奖给糖吃，让社员把住房周围的土夯结实。她听到猫捉老鼠的声音也吓破了胆，叫警卫员拿着手枪查看“敌情”。实际上，她在黄金虎家没住几天，就搬进了一座小洋楼。

　　这座小洋楼位于沙溪镇西市街50号，曾是解放前镇上一个姓凌的富户送给女儿的陪嫁物。小洋楼仅二层，面积近百平方米，小巧玲珑，典雅美观，还带有一点西方风格，楠木门窗，双层玻璃窗，屋内砌有壁炉，护墙板、天花板和楼梯木栏上雕刻着各种反映西方文化的图案。小洋楼外面还有一个大小合适的院子包围着。这种美丽别致的小洋楼，当时在沙溪镇众多的老式房屋中显得鹤立鸡群，就是在整个太仓县也是绝无仅有的。解放后，这座小洋楼被人民政府没收，成为历届区、乡机关的所在地。因中国新舞蹈艺术开拓者、杰出的舞蹈家吴晓邦从国外留学回沙溪中学任教时，在他的凌姓姑妈的这座小洋楼住过，现已改为吴晓邦故居，对外开放，供游人参观。

　　叶群来沙溪洪泾不久，就看中了这座小洋楼。在黄金虎家同吃同住只是装装样子，没几天就搬进了这座舒适的小洋楼。一次，顾阿桃被召进这座小洋楼，无意间看到叶群在吃鸡蛋白，喝人参汤、牛奶精。这哪里是什么同群众同甘共苦？与她艰苦朴素的“外表”简直相差十万八千里。

　　顾阿桃又想起叶群1970年4月2日的洪泾之行。那天，太仓东至涂松，西到直塘，十几里路上每隔一根电杆儿，就站立着一个全副武装的民兵，可谓戒备森严。当地群众还以为来了外国贵宾。可从长长的车队里钻出了叶群。她这次来洪泾，队伍可真庞大，还带了电影摄影师和便衣警察，一路上指手划脚，好不威风！

　　叶群一到洪泾即召开干部社员大会。她在洪泾大队会场上假惺惺地说：“我战争年代上前线也不心跳，今天车子开到直塘（洪泾西面十来里的一个小镇），我的心就跳起来了，大概是快要见到亲人的缘故吧！”还大言不惭地说：“我人在北京，心在洪泾，想起你们，我哭湿了三条毛巾。”甚至肉麻地声称：“贫下中农要我的心，我也肯挖出来给你们！”

　　叶群这次来洪泾，还带许多梨树、苹果树、肥皂树树苗，煞有介事地分到各个生产队，并在事先挖好的树坑里填铲上一锹土，表示“亲手”栽种。她假心假意地说：“这些小树苗是从北京运来的，让它们在这里生根开花结果，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她还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地走访，挨家挨户地去社员家里揭揭饭罩，看看屋里摆设，装模作样地说：“贫下中农是多么艰苦朴素啊！吃的都是萝卜青菜，只有蒋××家里有两个油泡。”

　　她走在路上，看见一个插队女知识青年，装得很亲热的样子，过去拍拍她的肩膀，理理她的头发，说：“你黑了，也瘦了。我同你一样，也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际上，这个知识青年叶群根本不认识。看到过路小孩，她也要上前摸摸脸蛋儿，送一块花手帕，或给两块糖，以小恩小惠来笼络人心。

　　顾阿桃不会忘记，叶群这次来洪泾的那天中午，一人偷偷地到她家里，让关上门，假惺惺地从身上脱下一件米黄色的半旧细绒线衫塞给她，说：“不要被人看见了。”又说：“豆豆给沈玉英也织了一件绒线衫，太小了，我没有带来。”

　　叶群来到洪泾展览馆，看到一幅她的画像，高兴得手舞足蹈，脱口而出：“画得很像，很好！这是谁画的？”过了片刻，她自知失言，马上改口说：“你们以后不要再画我的像，要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像。”

　　表面文章做够后，叶群就在洪泾展览馆里，听苏州专区和太仓县的领导汇报洪泾大队的近况。会上，她对洪泾大队的干部说：“我这次是到华东地区来检查战备的，顺便来洪泾看看你们，是老头子亲自准的假。你们不要贴标语，不要登报，不要开庆祝会，不要广播，只要你们绝对保密，长期保密，我今后还要来。”。她对顾阿桃和沈玉英说：“人家写你们的材料这么厚，你们要争气啊！”又对顾阿桃说：“人家反对你，就是反对我。”她又在干部社员会上几次三番地问大家：“洪泾这面红旗倒不倒？”并声嘶力竭地叫喊：“洪泾在大踏步前进”，“洪泾要坚守这块阵地”，“洪泾要成为农村斗批改的样板”，“要拿出斗批改的经验来指导全国。”会后，她又悄悄地分别找人谈话：“现在阶级敌人反洪泾，文化大革命打我，为啥？是要打倒林副主席，想想阶级斗争多么复杂，他们主要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要争气！”

　　一语泄漏了天机。原来叶群的“4.2”洪泾之行，就是奉了林彪的旨意而来的。当时的形势对林彪、叶群来说已相当严重。早在1970年4月2日前，林彪一伙已碰了三次壁：一次是在“九大”期间，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被党中央所否定；第二次是1969年10月17日，林彪发布了一个所谓“加强战备”的紧急号令；第三次是毛主席在1970年3月10日至20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作出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决定。

　　叶群到洪泾来观察风云，收买人心。4月2日当天晚上离开洪泾后，她又专门派人深夜两点钟返回洪泾，按人头落实保密措施。

　　听了中央文件传达，顾阿桃如长梦初醒：“原来叶群是个阴谋家、野心家，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她从北京到洪泾来，纯粹是骗骗我伲乡下人。”顾阿桃想起1966年国庆节叶群送她一盒霉饼干，着实感到让人捉弄了，一股不可名状的怒火从胸中升起。

　　二十六、许世友为她说了公道话

　　顾阿桃从南京听传达中央文件回到洪泾后，翻箱倒柜，把叶群给她的那件下沿已开了线的细绒线衫，即使是一张照片，半页纸片，统统交给了组织。她想竭力忘掉过去的一切，但也不那么容易。毕竟是那么长的一段时间，又经历了那么多的事。

　　不用说，顾阿桃在清查中受到了审查。有人怀疑她参与了林彪的“571工程”，因为她的一本语录的空白处，有着林彪一个死党的通信地址和电话号码。可是她很坦然，她至今不会打电话，也不会写信，那些地址和电话号码，别人写了也白搭。她说：“我倒霉的是不识字，幸运的也是不识字。否则，我这辈子跳进长江也洗不清。”

　　“他们在背后密谋抢班夺权，叛党叛国，你先后去了7次北京，还到过林彪家中，和叶群相处那么久，难道一点儿没看出来？”审查她的人瞪着眼睛问。

　　“叶群到洪泾，又不是我顾阿桃请来的。我到北京，也是你们通知我去的，你们一点不知道，我又能知道什么呢？”

　　顾阿桃也真有气。当年那些熟悉和相识的达官要人，还有那些为她出点子的人，看见她都有意躲躲闪闪，不理不睬。她直率地说：“你们当时看出了问题怎么不开口？现在出了问题倒装聋作哑，把我这个不识字的老太婆当瘟神！”

　　“她一个破老太婆，能知道个屁！”丈夫顾泉和也气不过地说。

　　顾阿桃又从“宝”变成了“草”。有人风传，她得了茄子病——上吊自杀了。她听到风传后想，我没做亏心事，没做害人的事，为什么要自杀呢？再说，这几年我除了上了多次北京，开了眼界，又究竟得到多少真正的实惠呢？

　　顾阿桃平时积极参加集体劳动，到外面开会、讲用，一般都没补贴，多出工，却还要少记工分。她参加“九大”开会三个月，每天有3角钱的补贴，回来后一分不少地交给了生产队，与比她年龄大的周招娣记同等工分。她全年所得的工分连买自己的口粮都不够。

　　“碰到天大的困难，也不要向组织伸手。”这是叶群对她的“严格要求”。当初，她在首都机场连双尼龙袜子都不敢买。家里一间半破草房实在挤不下七口人，看到邻居们都陆续盖新瓦房，顾阿桃也早想盖三间瓦房，大队里也同意，有些单位还准备供应她平价的建房材料。可工作队不让盖，说积极分子倒了谁负责？叶群在北京知道了，也捎来口信：要注意影响！结果，借了600元钱，盖了三间草房，一直住下来了。女儿出嫁，陪嫁的一床被子还是借来的。四个儿了娶媳妇，顾阿桃都没给他们一分钱，全靠他们自力更生。如果说沾光的话，那是1968年他送两个儿子去当了兵，因当时征兵名额有限，她走了许世友的后门，但那是送子去保卫祖国。几年后，他俩又都复员回了乡。

　　可问题没那么简单。有人认为，顾阿桃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林彪、叶群一伙的反党阴谋活动，但至少她是个卖力的吹鼓手。

　　还是许世友在关键时刻为顾阿桃说了公道话。在一次大会上，这位武将严肃地指出：“顾阿桃有什么罪？要说上当受骗，谁没上过林彪的当。林彪在台上时，我许世友也不得不祝他身体健康，否则是要杀头的。”

　　顾阿桃从心底里感激她的许大哥。她去省里开会，许世友依然接她去他家中吃饭，依然叫她顾妹妹，问寒问暖，帮助她卸掉思想上包袱。许世友爱人田普曾专程到顾阿桃家来看望她。

　　从那以后，历次清查运动，从专区到县、乡的领导，都对顾阿桃有比较公正客观的评价：她是一个无辜的上当受骗者。1975年1月，顾阿桃仍当选为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出席会议。

　　二十七、她又为普通人

　　林彪自我爆炸后，顾阿桃自然逐渐被免去了所有的官职，这使她反倒觉得心情舒畅，自由自在了。她从天上回到了大地，又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进了洪泾这块曾被一度冷落的土地，又泛起鲜活的气息和盎然的生机。饱尝了“空头政治”苦果的洪泾人，一旦摆脱“左”的思想的束缚，便一心一意抓起经济工作来。在当年“洪泾展览馆”大厅里，他们购置设备，敲敲打打，大搞村办企业，先后办起了乳胶厂、邮政机械厂、化工设备厂、颜料化工厂、造纸机械厂、并线厂等，产值、利润逐年成倍增长，1991年开始，工业利润名列沙溪乡第一，成为太仓市10个经济尖子村之一，并跨入了太仓市文明村的行列。村民们住进了幢幢新楼，家家用上了自来水……

　　看到村里这些可喜的变化，顾阿桃真正感到，现在农民的生活，才像她以前说的“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她从心底里感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政策好。她看到村里绝大多数壮劳力都成了“离土不离乡”的工人，生活都在“突飞猛进”。她和丈夫因年事已高未能进厂，种1.3亩责任田加口粮田，凭着老两口硬朗的身体，不用花费太多的时间。趁着现今政策好，顾阿桃心里也活起来了，她想把空闲的日子打发得实惠舒畅点。

　　二十八、卖棒冰引起的风波

　　那天，她碰到乡党委沈书记，问：“一个共产党员能不能赚钱？”她已没有了所有的职务，但引以自慰的是，她仍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女共产党员之一。她没有忘记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以党员的身份处理问题。“能呀，正当的收入谁都不能干涉。”沈书记认真地回答说。

　　于是，顾阿桃去工商所办理执照，到卫生院检查身体，开始卖起棒冰来了。

　　从1983年开始，在沙溪镇繁华的街头，乡下绿草茵茵的田埂上，人们常常看到一个老太太身背木箱，手敲口喊卖棒冰的身影。

　　哟，是顾阿桃、顾妈妈，昔日大名鼎鼎的全国“活学活用”标兵、江苏省革委会常委，现在竟然背着箱子卖棒冰。尽管人们早就知道她已为凡人，仍抹不去记忆中的“神”。街上上下班的工人，田头劳作的农民，只要发现顾阿桃卖棒冰的身影，就会蜂拥而至，将她的棒冰抢购一空。他们似乎不是为了买棒冰解渴解热，而是想看看多年不见的顾妈妈现在的形象。有的不知是出于同情还是支持，她到工厂卖棒冰，厂工会干部会迎上前去，安排全厂职工每人一支，费用从冷饮费中出；她路过田头，村里干部又会发动村民买她的棒冰。她的生意着实红火了一阵，主要是沾了“名人效应”的光。

　　一时间，顾阿桃卖棒冰成了沙溪镇、太仓县男女老少的热门话题。“毛主席请我上北京，邓小平让我卖棒冰。”顾阿桃自己有时也不免感叹地说。

　　新闻界的触角是灵敏的。没多久，在《解放日报》、《扬子晚报》等报刊出现了《昔日省常委，今日卖棒冰》的热点新闻，随之扩展到华东地区，乃至全国。

　　大凡名人常会招来非议，顾阿桃第二次“出名”后也不例外。她卖了几年棒冰，赚了一点钱，便传来一些风言风语：“昔日一个‘宝’，现在真的又变成了一棵‘草’了。”“这么大岁数的人还出来奔波，她的那些子女倒不怕丢人显眼？”“那些干部也真是的，过去见面总是点头哈腰，顾妈妈长、顾妈妈短的粘在嘴上，现在怎么啦，她的死活都不管了？……”

　　顾阿桃本人对新闻界的报道和种种非议颇不以为然。倒不是由于过去介绍她的大块文章上过更有“权威”的报刊，也不是因为林彪倒台后她蒙受过更重的中伤，她只认为，我本来是个普通人，和那么多的卖棒冰的老太太一样，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但一般人不这么认为。她的五个子女首先出来干涉，赌气地说，你卖棒冰的钱我们以后全数贴给你。乡、村领导也把顾阿桃找去，对她说，有什么困难可以提出来，棒冰还是不卖的好。

　　顾阿桃细想，我卖棒冰也不是什么好玩的，一天下来腰酸背痛挺难受呀，到底是岁数不饶人了。她说：“虽然子女们都住上了楼房，想想过去他们成家时没给什么东西，一直感到很歉意。他们已经很孝顺了，都让我们上他们家去住。我们老两口年龄都大了，实在不想来回搬腾，再麻烦他们了。我们现在生活上还过得去，不求组织上解决什么，只是我那三间破草房雨天要漏，漏得床上、米窠上都得用脸盆脚盆盛水，如果可能的话，给屋顶换上新草。

　　二十九、政府的照顾

　　顾阿桃棒冰共卖了四年，就不卖了。

　　不久，乡里拿出100元，村里拿出130元，给顾阿桃的茅屋换了新草。前几年，村里为各家各户统一安装自来水管，按规定顾阿桃家只能接一个水龙头。为生活方便，她想多接一个，村里有些为难。乡党委沈书记得知后，亲自扛来了她家所缺的一段水管。乡里还对顾阿桃的经济待遇作了专门研究，确定她可享受五十年代党员的待遇，每月给她36元的补贴，后来增加到40元，逢年过节也能在乡、村领到一份鸡、鱼之类的慰问品。五个子女也纷纷解囊，每人都拿钱资助二老。顾阿桃的生活已不用愁了。由于村办企业的发达，村里给年满60岁的老人发放赡养费，她和丈夫每年有120元的收入。丈夫在工厂做过几年工，每月还有一定的劳保费。1993年上半年，太仓市、沙溪乡两级政府考虑到顾阿桃老两口的生活实际困难，一次补助了1500元。下半年，沙溪镇、洪泾村共同出资7000元，为顾阿桃老两口盖了两间瓦房，使两位老人终于结束了住草房的历史。

　　已有20多年党龄的顾阿桃总按时缴纳党费，积极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和各种活动。1991年建党70周年，苏州市筹建革命历史博物馆，号召每个党员捐献20元钱。顾阿桃二话没说，把乡里当月给她的36元补贴费全部作了捐献。这年，乡里举办了老党员歌咏会，顾阿桃作为洪泾村支部的老党员代表，神态自若地登台演唱党的颂歌。1993年3月，她作为太仓市沙溪镇党代会代表出席了会议。

　　顾阿桃仍然保持着早晚两次听中央台新闻的习惯。前几年，女婿给她一台黑白电视，晚上老两口就坐在床沿上看电视节目，看到电视新闻中哪一位她过去开会时认识的中央领导，她就乐滋滋地向丈夫介绍。丈夫听得很认真，再也不会有以前的火气。虽然现在她不出远门，但国内外发生的一些大事她都知道。

　　顾阿桃已子孙满堂了。她有三个孙子，三个孙女，三个重孙，三个重孙女。大儿子顾雪荣在沙溪棉花加工厂当工人。二儿子顾坤荣从部队复员回来不久进了沙溪动力一厂当工人，前几年因工伤提前办了病退。三儿子顾金荣从部队复员回乡后，现在太仓利泰纺织厂做保全工。四儿子顾兴荣在太仓罐头食品厂当钣金工。五个子女对父母都孝顺。

　　前几年，老两口只有四分半口粮田，还帮小儿子兴荣代种不到一亩责任田。农闲时，顾阿桃轮流到五个子女那里住一些日子，抱抱、看看重孙，享受天伦之乐。农忙时，所有子女孙儿都会前来帮忙。插秧季节，一大家子人拔秧、挑秧、插秧的各显神通，水田里笑声一片，不到半天就全部插好了。城镇出身的小儿媳不会干农活，就在家里帮婆婆顾阿桃做饭。中午开饭时，全家摆了满满三桌，像过团圆年，乐得老两口合不拢嘴。

　　顾阿桃家里喂了一头猪，十来只鸡鸭，几只兔子，丈夫还种些蔬菜和花秧到镇上去出售，光家里的副业收入也要比过去集体挣工分时多，生活蛮安逸。

　　顾阿桃毕竟是名人，来太仓的宾客总有人提到她的近况，有的还要亲自跑到她家里看望。顾阿桃总会热情地请客人到简陋的住处坐坐，喝口茶，或端上瓜子儿，拉家常，话今昔，赞颂社会主义好，感谢人们没忘记她。她总是幸福地回忆当年被毛主席接见以及拜见邓颖超大姐时的情景，希望再能得到她分别和毛主席、邓颖超的合影。当年她家里就挂过这两幅照片，九一三事件后，这两张照片就被取走了。因为当时有关政策还未明确，她的这个愿望始终未能实现。客人们明知当时没法满足她的这一要求，为了不使她失望，只好含含糊糊地答应：帮你想想办法。客人离去时，她总要一直送到路口，向远去的客人挥手。

　　当客人回望白发飘冉的顾阿桃老妈妈的身影，以及她身后群楼包围中的两间瓦房和依然存在的住了几十年的竹篱茅舍，也许都会产生几分悲悯：一个多么纯朴的老人啊！历史本不该给这样的老人开玩笑。

　　三十、尾声

　　顾阿桃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由于历史的特殊原因，她毕竟成为太仓的名人。顾阿桃去世后，有关单位送了花圈，不少人自动前去吊唁。

　　人们在怀念顾阿桃时，总会带来一串长长的深思。

　　朱凤鸣，《姑苏晚报》1999年4月25日-5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