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的三子一女

    1941年冬，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与从延安女子大学毕业的李昭结婚。当时他26 岁，她20岁。为了表示相互间的尊重，夫妻俩约定，以后生了男孩就姓胡，生了女孩就姓李。在几十年的夫妻恩爱生活中，他们共有三子一女：胡德平、刘湖、胡德华、李恒。

    胡耀邦曾对子女们说过发人深省的格言：“公则明，廉则威，正人先正己。否则，上梁不正下梁歪啊！”在担任总书记后不久，他们夫妻俩还专门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胡耀邦在会上严肃指出：谁要是利用他的招牌和地位在外面谋取私利，干了错事坏事，谁自己负责，他是毫不留情的。他为政清廉，光明磊落，为子女和各级干部做出了光辉的榜样。


长子胡德平

    胡德平是胡耀邦的长子，1942年生于延安。胡德平3岁那年，任冀察辽军区第四纵队政委的胡耀邦与李昭要奔赴解放战争前线，参加保卫张家口的战役，便将胡德平留在了后方。
    可怜天下父母心。每当前线有人去后方，李昭总要给孩子捎些衣物食品。可胡耀邦对儿子要求特别严格，任何时候都不允许有丁点儿特殊化，哪怕孩子才3岁。他严肃地说：“现在延安还很困难，不能让我的孩子比别人的孩子吃得好些穿得好些，一定要顾全大局，对别人的孩子也要一视同仁，不能让自己的孩子从小就有一种优越感。孟子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是党的干部，理应比古人做得更好。”从那以后，李昭每次给儿子捎东西，都是同别人的一样。有时她还掏钱买些同样的东西，分送给留在后方的其他孩子。胡德平自小就没享受过特殊优待。
    胡德平外貌酷似胡耀邦，加上长期跟随胡耀邦生活的缘故，他的许多爱好、兴趣也与父亲有共同之处。他常戴副眼镜，显得温文尔雅，有很浓厚的书生气。他爱看书，喜欢一个人独立思考。实际上，胡德平在进入政界以前，是一位标准的学者。他常说：“父亲廉洁、正直的品格，严谨的治学态度，渴求知识、追求真理的精神，是留给我们后代最宝贵的财富。”
    1963年，胡德平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看着日益强大的新中国和蒸蒸日上的新生活，革命后代的自豪感使胡德平对未来充满了理想和希望。
    谁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场噩梦悄悄降临到了胡耀邦及其家人的头上。
    1966年12月，身为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成了团中央被打倒的头号目标。一个月后，胡耀邦被造反派关进牛棚，一直关了两年半，还经常被抓出来游街示众。
    胡耀邦的家庭成员也因这场浩劫而受到了种种折磨。李昭被造反派抓起来批斗，胡德平被划为“反革命分子”，被关押受审。在给被关押起来的胡德平送衣物时，李昭就在衣物里夹着她写给儿子的条子，要胡德平干什么都要实事求是。

    胡德平不忘母亲的教诲，他相信父亲对党的忠诚。造反派每次想从他口中得到攻击胡耀邦的口供，都是无功而返。造反派们气急败坏，对胡德平拳打脚踢，肆意摧残，但这些并没有将胡德平吓倒，他相信真理，相信乌云终究遮不住太阳。
    “文化大革命”后，胡德平重新获得了做人的权利，搞起了他心爱的历史学专业，考取了中国思想史研究大家侯外庐教授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他一直在学术界发展，还做出了几件在本专业有影响的大事。
    他先是被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担任研究工作。在天安门右侧这幢建筑里，胡德平为历史博物馆设立考古部多方奔走。考古部成立后，胡德平出任部长，不久就升任了历史博物馆的副馆长。
    同时，胡德平还致力于“红学”研究。1983年他曾联合一些中青年“红学”研究者，成立了“曹雪芹研究会”，他任会长。在此过程中，为了考证曹雪芹的故居，胡德平到传说中的“黄叶村”香山一带认真考查，并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资料，然后在《北京晚报》上发表文章，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还出版了一本名为《曹雪芹在西山》的小册子。一些红学老前辈对他这种刻苦钻研的精神极为赞赏。
    胡德平在学术领域小有成就，他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知识界。他曾在湖北帮助成立了一家民间科技组织，同时还支持创办了一家曾轰动一时的理论刊物，并在该刊发表了一些很有影响的文章。
    从湖北返京后，胡德平出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1988年改任统战部第五局局长，主管各经济组织的统战工作。胡耀邦逝世后，他曾一度沉寂，很少出头露面，也很少发表文章，一天到晚在统战部兢兢业业地工作。1992年，胡德平进中央党校学习。在推选参加党的“十四大”代表时，他出人意料地以较高的票数当选为代表，参加了党的“十四大”。
    从知识界走向政坛的胡德平，从外表到气质到作风都与胡耀邦有许多共同之处。他牢记实事求是的原则，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廉洁奉公，勤勤恳恳，忘我工作，深受赞誉，曾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现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次子刘湖

    胡耀邦4个子女有3个姓，除分别随父母姓胡、李之外，还有一个姓刘的，这便是胡耀邦的次子、现任国家经贸部副司长的刘湖。次子为何姓刘呢？说来话长。
    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有个南区合作社，社长是个陕北汉子，叫刘世昌。1944年秋，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形势很紧。一天，刘世昌到八路军后勤部去开会。散会后，胡耀邦找到他说：“有件事要拜托你，李昭怀孕几个月了，部队可能要开赴新的战场，我们不能带着婴儿打仗。孩子出生后，我想把他送给老区人民，你帮我找个可靠的人家吧！”
    听了这话，刘世昌心里又感动又难过。部队首长为了老百姓的翻身解放，连亲生骨肉都顾不上，老区人民当然有责任把孩子收养。他立刻回答说：“不用找别人，这孩子我要了。”
    胡耀邦一听，非常高兴，随即笑着问：“你想要男孩还是女孩？”
    “男孩女孩我都要。”刘世昌非常干脆地说。
    “把孩子给你，我就放心了。不过有3条：一是不要再转送给别人；二是将来如果有可能，让孩子上学；三是日后让他自由恋爱。”
“行！”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过了年，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刘世昌两口子来到胡耀邦居住的窑洞里。孩子呱呱而泣，李昭含泪把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刘世昌鼻子有些发酸，但仍强作笑容安慰道：“你们别担心，孩子我养着，还是让他姓胡，等将来革命胜利了再还给你们。”
    胡耀邦连连摆手：“不!从现在起，他就是老区人民的孩子了。一定要让他姓刘，名字也要由你起。”
    又推托了一阵子，见胡耀邦态度坚决，刘世昌只好采取了一个折衷方案，说：“要姓刘也可以，就叫‘刘胡’吧!”
    胡耀邦说：“也好，不过‘胡’字要加‘三点水’，叫‘刘湖’，才像个名。”
    就这样，胡耀邦的次子定名为“刘湖”。
    不久，部队要开赴张家口，胡耀邦夫妇来到刘家告别。夫妻俩把孩子抱在怀里，亲了又亲，久久不愿松手……从此，亲人离别，一晃十几年。

    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迎来了全国解放。几经周折，刘世昌又带着全家到青海工作。他牢记着胡耀邦的嘱托，刘湖不满7岁就上了学。13岁时，刘湖小学毕业，各门功课都是成绩优良。这期间，胡耀邦没有来找过儿子。一天夜里，刘世昌对妻子说：“刘湖像他亲爸，是个有出息的孩子。这里学习条件差，我想送他到北京去读中学，我们不能耽误了孩子的前程。”
    妻子半天没说话，却扯起衣襟抹起泪来。刘湖已成了她的心头肉，她疼孩子，她也希望孩子多读点书，可是，孩子这一去也许就…… 虽然心里是一万个舍不得，但毕竟是延安人，延安人的心就是不同于一般，延安人就是要比一般人更深明大义。于是，就在那年夏天，刘世昌亲自把刘湖送进了北京城，并决定还给他的亲生父母。
    先在接待处住下，再到胡耀邦家后，胡耀邦张口的第一句话就是：“老刘啊，你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呀!”
    我做了错误的决定? 刘世昌非常纳闷。也许，就要失去胜过亲子的养子，孤零零一个人回去，确实是错了。

    两周后，刘世昌要走了。临走，他向胡耀邦提了要求：“孩子是陕北长大的，不能委屈他……他一口陕北话，不要笑话他，让他慢慢改。他爱吃陕北的扁豆米汤，你们要常熬，没小米，我给寄……天冷时，要早早把棉衣棉裤给他穿上，那衣服样子虽不好看，但穿着它保暖，穿着不得关节炎，那是他可怜的妈一针一针用手缝的……”
    他走了，没有回头。他不敢回头，眼里满是泪，虽然也有点甜，但绝大部分是苦涩的。

    转眼到了冬天。一天，刘世昌家门一响，刘湖一蹦三跳跑进来：“爹，我回来了!”
    “咋?学业撂下了?”
    “没有，是放寒假了。”
    “寒假，为啥不守着你亲爹妈?”
    “他们说，你们永远是我最亲的亲爹妈。入学时填的那些表，家庭成员一栏里，我都是这样填的。”
    刘世昌两眼朦胧。这结局，他没想到，胡耀邦把儿子又还给了他。
此后，每逢寒暑假，刘湖就回来看望刘世昌夫妇。带回来欢喜，带走叮咛。高中，大学，工作以后的探亲假，都是这样。1976年7月1日，刘湖与前外交部副部长王幼平之女王阳子在北京结婚，第二天一对新人就到了陕北(当时刘世昌已离休在延安) ，住了一个月窑洞，吃了一个月陕北捞饭。刘世昌给儿子、儿媳400元钱和一套家具。儿媳妇红着脸不肯要。
    刘世昌一跺脚：“是我娃，就得要!”那语气，没有半点商量余地。
    他们收了，把家具放在刘世昌为他们准备的新房里，将钱存在箱底，说“以后有用”。

    “我还有啥不知足呢?这一辈子活得硬朗，家庭和美，儿女孝顺。如今住进干休所，儿女常回来看我。想的时候，我也去看看他们。现在添了孙子辈，更增添了乐趣……还有耀邦同志这么个亲戚，常来常往，热热火火……刘世昌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陕西——北京，两个家庭，通过一个共有的儿子，合在了一起。

三子胡德华和女儿李恒

    胡耀邦的三子胡德华，生于1949年。他从小就跟父亲生活，深受父亲廉洁、正直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刚刚发动时，他还是一个高中学生。十年浩劫剥夺了他继续学习的权利，而且由于父母受迫害，他也受到了株连，被送到农村劳动改造。改造期间他坚持自学科技知识，1974年考上了南京的一所大学。1977年毕业后报考中国科学院硕士研究生，但因几分之差未能录取。中科院有很多胡耀邦过去的老部下，但他没作过任何暗示要求给予照顾。胡德华与父亲商量后，决定留在南京工作。当时胡耀邦正任中组部部长，胡德华的做法也是对父亲工作的支持，有利于父亲开展工作。此后，胡德华一直留在南京工作，并与当地一位军队干部之女结婚，直到1986年底才调至北京，回到年迈的父母身边，在一所大学担任普通教师。

    后来，胡德华又调到中科院软件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一位人事干部曾告诉一位前去采访的记者：“耀邦的小三子表现很好，做的是普通的工作，没有一点儿在某些高干子弟身上经常可以见到的那种盛气凌人的模样。”

    胡耀邦的小女儿李恒，跟母亲姓李，生于1955年。
    “文化大革命”中李恒虽还年幼，却也未能逃脱受难的命运。李昭曾回忆道：“一夜之间我们从革命变成了反革命。耀邦被隔离，受到审查和公开揭发。我们的大儿子被抓走关起来，造反派强迫他交待与他父亲有什么牵连。甚至我们那12岁的小女儿也未能幸免。她在学校里也被孤立和批斗。在那些黑暗而令人悲痛的日子里，我一遍又一遍地对孩子们讲：你们的父母是清白无辜的，我们没有干过什么丢脸的事，没有干过什么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或对不起你们的事，不管发生什么事，你们千万不能干那些有愧于党或者有愧于我们家的事。”
    “文化大革命”后期，李恒在工厂当工人，1978年考入医科大学。毕业后担任红十字会医务人员，兼《中华医学》杂志的编辑工作。她的爱人刘晓江是军人，在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

    李恒是胡耀邦夫妇最疼爱的小女儿，那几年“出国热”的高潮中，中科院一位科学家大力推荐，为李恒联系出国留学手续，但终于未成，原因就是胡耀邦不同意，他不愿自己的爱女去给“出国热”加温。他说：“我是个开明的人，我并不反对年轻人出国进修。我主张通过多种渠道派遣出国留学生，为祖国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但有个问题很头疼，许多年轻人出国后，不是去努力进修现代化知识，而是在国外乌七八糟地鬼混!特别是有些干部子弟，在国外的所言所行，丢人现眼，影响很不好。有的外语都不过关，有的只会投机倒把，或者在国外摆个小摊。这样的活宝，就是勉强让他出国了，于父母脸上又有什么光彩?家教不严，自食恶果!”

    在胡耀邦夫妇的影响下，他们的子女、亲属，个个都是遵纪守法的模范，他们无愧于祖国人民的培养，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胡耀邦严于家教的结果。

    姚文奇，《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