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军教授谈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上）

　　访谈时间：2013年5月28日（星期二）下午2：00-4：00

　　嘉宾简介：牛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教授，法学博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教授。现兼任中美关系史研究会秘书长，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英国Cold War History杂志编委。出版著作包括：《冷战与新外交的缘起：1949-1955》、《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概论》、《同床异梦--美国的欧洲战略》等。

　　主持人：黄南

　　精彩观点：

　　*美国当时选择国民政府有点勉强，这个政府他们觉得太腐败，内部问题丛生，美国也看到在国内这个政府的基础不牢，现在的话说是合法性非常不够，得不到很多民众的拥护。对共产党，美国人也是在观望。他们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是不喜欢，但是又觉得这支力量有前途。

　　*二战后中国很快发生了内战，美国人内部对整个亚洲做了重新的评估，结果是认为中国可能会长期陷入混乱、贫穷。这些美国人认为，美国在中国如果扶持国民政府，要付出的代价大的无法想象，所以最终选择了将战略重点放在日本，最终导致了帮助战后的日本实现复兴。

　　*苏联在整个抗战时期一直是以国民政府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打交道的，在抗战前期给国民政府的援助是大规模的。这是当时引起毛泽东对苏联不满、甚至怀疑、对苏联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实质是什么都有所疑问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时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的选择很简单，要么选择法西斯，要么选择民主，没有其他选择。是非一清二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爆发了冷战，人们面前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选择，就是打败法西斯以后，是不是要走自由、民主的道路，又出来了苏联，苏联在战争期间不再倡导它的"社会主义模式"，也承认以自由、民主、人权等作为与美英及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合作的基础，但在二战前后，又开始向战前一个时期的政策回归，即搞势力范围和支援世界革命。

　　*更实质的并不是美苏两家在利用中国，是国共两家在这个博弈中怎么玩大国的问题，这方面显然蒋介石和毛泽东就是有点"既生瑜，何生亮"的味道。

　　*蒋介石有一个很重要的战略误判，就是对美国对国民政府援助的可能性估计过高，他对中国战后的世界地位估计偏高，对外界期待很高，他做的很多错误的决策同这个认知有关。结果，他对面临的大变局、对美国政策的战略性改变都不了解。

　　*在美国公众中，特别是沈阳领事馆事件，引发了非常强烈的反中共情绪。中国与美国的舆论也是在互动中，美国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里有一个重要的元素就是反对革命，这个国家的公众就是反对任何激进革命的，不一定喜欢国民政府，但用武装革命的方式，他们就会持负面评价和疑问。

　　*中共领导人真的是不懂外交的。我们的很多书里讲毛泽东是伟大领袖，他很英明，什么都懂，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在1948年第一次处理涉及到与外事领事馆官员怎么处理，领事馆财产怎么处理时，就感到很棘手，不那么先知先觉。

　　*中共领导人有历史遗留下来的情怀，他们觉得中国革命胜利了，就应该帮助这些地方的人民。这种观念真正变成了行动，就发生了后来中国军队进朝鲜参战，人们都不太重视的是，在进朝鲜之前就派200多名军事顾问到越南参战，大规模提供军事援助。中苏同盟里极大的强化了中共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意识，中国领导人将对这两个地区的援助和帮助当作自己的义务。

　　*关于朝鲜的问题，1949年6月，金日成派人来谈，毛泽东就不同意，他说最大的问题就是美国会干涉，如果解决不了美国干涉问题，打这场战争就没有胜算。

　　*印度支那的事情毛泽东是支持的，斯大林是不太想管印度支那的事情。一个原因是远，苏联人从来没有在那里干预过；第二是苏联跟法国的关系，斯大林不希望受到影响，法国是苏联在欧洲当时唯一能够利用的关系。

　　*毛泽东这边指挥朝鲜半岛的志愿军的第一次战役，那边指挥着中国顾问团帮助越南人民军打边界战役，两场战争同时指挥，感觉很好。这边打美国人，这边打法国人，是同一时间。这些问题割裂了看是无法完整理解的。

　　*到了1965年，中国和越南关系开始迅速恶化，中国希望越南不要和苏联靠太近，但是越南人说谁给武器就要谁的。中国和苏联的分歧一直延伸到1979年，导致跟越南的那场战争。对东亚地区来说，朝鲜战争的影响现在还持续得非常严重；但是就中国冷战时期的对外关系而言，印度支那在地缘政治上恐怕是排在第一位的。两个地方放在一起看可能更有意义一些。

　　*过去的认识是希望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改一改自己的政策，实行平等的国家关系准则，也许能维持的好一些。现在回过来看，实质性的问题是这些国家的政权是在苏联红军进入以后，靠苏联军事占领建立起来的，在本国人民中怎么能长期维持其合法地位，一直是有疑问的。历史反复在证明，苏联想换一种斯大林之外的方式，是维持不住苏联东欧阵营的关系，最后只能让历史做一个决定。

　　*中国和所有的国家关系都是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了，跟北朝鲜为什么要建立特殊关系？因为是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理由，是无法说服中国公众的。中国和东亚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存在不少历史问题，需要深入研究，重新思考，重要的是逐步找到解决办法，使中国同所有国家的国家关系通行一致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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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牛教授好，欢迎您做客“共识在线”节目，今年年初您出了一本书，也是我们今天访谈的主题，“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1949－1955”。我们先从这里谈起：二战结束后，中国的国共两党与世界主要超级大国之间是怎样互相抉择的？因为我们的印象中，就是国民党和美国结盟，共产党和苏联结盟，但其中又有交织。
　
　　反法西斯同盟下的美苏国共关系
　
　　牛军：我那本书里的第一章专门写这个问题，因为需要把这个问题写清楚，才知道后面历史的变化。人们普遍认为或者不做专门研究的人会普遍认为，从战后一开始就是国民党与美国结盟，共产党是与苏联结盟的。实际上抗战时期是很不同的，特别是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当时形成了全世界的反法西斯大同盟，美国和苏联成为反法西斯盟友，它们并不是敌人，算是战友。中国国内则是国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两党叫做所谓的“友党”，军队叫做“友军”。过去讲党史，特别是建国后，因为是把国民政府推翻以后建国的，所以特别强调国共斗争。其实国共并不是像后来冷战那样“国共站在美苏哪一边”那样有分得很清楚的界限，对国共两党来说，特别是太平洋战争期间、抗战后期，都面临着美苏结盟的局面，内部则是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

　　现在大家更关心中共的政策，按照毛泽东在1942年夏天的看法，他的态度非常清楚，他说现在世界上是美苏两家占主导地位，两家是同盟，这样的局面就决定了中国内部国共两党必须要搞好关系。他的逻辑是美苏合作决定国内的国共合作，这是后来中共要争取维持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条件。

　　中国共产党和美国的关系在太平洋战争后期有一段时间还是很密切的，密切到什么程度呢？举例具体的内容很多，包括双方的军事合作，如情报、救护美军飞行员，等等。美国方面也有很多设想，如帮助中共军队，包括各种各样的军事援助、军事训练，帮助中共军官培训军事业务，当时在延安有个美军观察组。中共也做了很多回应，准备与美军联合作战。当时在延安的党校还提出要培训参谋，要学英语。原来，1942年提出是培训学俄语的军事参谋人员，后来提出学英语主要是为了与美军在沿海地区联合作战。这段时间很密切，但持续不太长，这同美苏关系、特别是雅尔塔会议以后美国在中国的政策变化有关系。

　　美苏破裂冷战爆发

　　国共在美苏之间的选择

　　二战时特殊的美苏国共关系持续到二战结束、冷战爆发。由于美苏关系破裂，走向敌对，国共两党就面临一个新的国际局面，即两个大国分裂了，国共各自选哪边站。回过头看，蒋介石是在1939年，也就是比毛泽东早一年多的时候（毛泽东大概在1940、41年左右），他已经在日记里写得很清楚，即看世界政治大势，决定未来走向的是美国。他认为中国必须要跟美国建立非常牢固的同盟。后来皖南事变发生时，毛泽东曾认为，决定中国战后走向的外部势力主要是美国了，他当时认为对中共来说，这成了一个大麻烦，这是他当时的看法。后来出现了反法西斯大同盟，国共都是同盟中的成员；但这个同盟一旦破裂，国共两党就面临着要站在哪一边的选择，而这个选择又同国内斗争非常复杂地纠结在一起，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巨大的。

　　美苏对国共的选择

　　从后来的历史看，苏联是到1948年春开始调整对华政策，重新在国共之间做选择，这个选择过程还是很复杂的。历史中一般讲，美国和国民政府一直是站在一起的，特别是国民政府败逃到台湾，中共选择了和苏联的结盟，不久后又发生了朝鲜战争，美国要保留台湾作为遏制战略的东亚前沿。这是一场非常尖锐的国际冲突，但是在二战结束前后一段时间的情况要复杂的多。美国当时选择国民政府有点勉强，这个政府他们觉得太腐败，内部问题丛生，美国也看到在国内这个政府的基础不牢，现在的话说是合法性非常不够，得不到很多民众的拥护。对共产党，美国人也是在观望。他们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是不喜欢，但是又觉得这支力量有前途。当中共最终选择跟苏联结盟，美国也就不抱什么期望了。

　　应该更宏观地看美国的对华政策。到1947、48年，美国在东亚做了一次重大的战略调整，其结果一直影响到现在中国在东亚地区地位。这个调整是在中国和日本之间选择了将日本作为东亚的战略重心。这方面我们讲历史时对其影响谈得不够充分，这的确是一个重大的变化。美国原来想象，国民政府在二战结束以后能够统一中国，成为地区强国。但是中国很快发生了内战，美国人内部对整个亚洲做了重新的评估，结果是认为中国可能会长期陷入混乱、贫穷。用美国人的话说，在最好的情况下，中国也就是个包袱，因为这个国家太贫穷、落后；最不好的情况也就是中国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敌人，总之不会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这些美国人认为，美国在中国如果扶持国民政府，要付出的代价大的无法想象，所以最终选择了将战略重点放在日本，最终导致了帮助战后的日本实现复兴。当然，后来中国跟美国的激烈对抗是因为中苏结盟、朝鲜战争等重大事件引起的。再此之前美国选择了不将战略重心放在中国，而国民政府、蒋介石的选择就是死捆住美国，觉得只要和美国站在一起才能获得援助，还会有希望。

　　从苏联方面看，1948年开始，斯大林重新考虑对华政策，因为苏联在整个抗战时期一直是以国民政府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打交道的，在抗战前期给国民政府的援助是大规模的。这是当时引起毛泽东对苏联不满、甚至怀疑、对苏联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实质是什么都有所疑问的一个重要原因。苏联在二战时期同美国达成的很多协议都是以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这一点作为前提的，这个承诺是作为它的整个对华政策的基础。这个情况到1948年开始改变，就是因为冷战爆发，以及斯大林想推进世界革命运动，他希望在东亚地区能找一个能够代表苏联的力量，因为苏联的重点在欧洲。斯大林是想在亚洲能找到一个帮助他整合这个地区的革命力量或者左翼民族主义运动的党，能向革命运动提供帮助，又能够发挥榜样作用，同时又跟苏联有紧密关系。斯大林选了很多，苏联体制中有工青妇组织，里面都有国际联络部门。他们考察了不少亚洲共产党、革命运动等，最后是因为中共在中国正在取得成功，加上很多其他条件，当然斯大林非常慎重，小心翼翼地一步步与中共密切关系，最终决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结盟。

　　朝鲜战争将中美敌对状态固定下来

　　新中国与美国对抗的局面最后定下来应该是以朝鲜战争作为分水岭，现在回过来看，如果没有发生这场战争，中美之间的关系还是会不一样、会有有变化的。但是，朝鲜战争打了三年半，那么大规模，死了那么多人，中美就形成了长期的极端敌对状态。

　　如果抽象、概括地讲，中美之间意识形态对立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到现在为止，意识形态的作用还是非常大的。很多人都持这种看法，中共在最初建立的时候，受到苏联、共产国际的巨大帮助，从组织关系上讲，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是上下级关系。例如，在我们心目中越南共产党像中国共产党的小兄弟，但当初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在共产国际内部其实比中共领导人的地位还高。这是很复杂的关系。

　　共产国际派人到中国来帮助中共建党，向中共提供经费。要是回到历史中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确是对各个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深度卷入的国家冲击非常大。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讨论，比如关于宪政的讨论，有些选择了中共在建国前有关宪政的沿路，如废除国民党一党统治、还政于民、追求自由民主、反对法西斯等等一系列问题上，这都是跟二次大战反法西斯同盟有关系的，几乎所有的这些社论、领导人的讲话都是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开始讲的、特别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以后，自由、民主成了全世界的潮流、方向。当时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的选择很简单，要么选择法西斯，要么选择民主，没有其他选择。是非一清二楚。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爆发了冷战，人们面前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选择，就是打败法西斯以后，是不是要走自由、民主的道路？又出来了苏联，苏联在战争期间不再倡导它的"社会主义模式"，也承认以自由、民主、人权等作为与美英及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合作的基础，但在二战前后，又开始向战前一个时期的政策回归，即搞势力范围和支援世界革命。本来二战期间就是民主、自由同法西斯的对决，毛泽东也认识到这一点。他曾经讲过世界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化，1942年反法西斯同盟成立的时候，他说今后世界潮流就是民主与法西斯对抗，中华民族没有别的选择，必须站在主张自由、民主的反法西斯同盟一方，不能站在法西斯一方。到1944年10月，中共同美军的合作大幅进展，毛泽东在那时讲过，100多年都没出现过的事情，资产阶级都来帮助共产党，当初马克思主义都没有讲过这种事情。战争结束以后，本来以为应该为建立自由、民主的新国家奋斗，如同《联合国家宣言》1942年1月颁布的，以自由、民主、人权作为号召来反对法西斯统治。战后又遇到了冷战，又出现了新的意识形态，民主和法西斯的斗争变成了西方民主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的斗争，又出现了另一个选择。所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面临着在冷战中站在美苏哪一边的问题，历史演变就是这样复杂。

　　雅尔塔会议与中共外交

　　主持人：雅尔塔会议中，中国是反法西斯联盟中的大国，是战胜国之一，但是美英为争取苏联对日宣战，做出侵犯中国主权的交换。雅尔塔会议对中共成立以后的外交有什么影响？

　　牛军：我的书里专门有一章写二战接近结束那个时期的事情，这跟雅尔塔会议有关。现在一般地说，包括我本人过去也在论文中写过，它有几个层面：第一是从中国外交历史的层面讲，中国在雅尔塔体系中、那个雅尔塔秘密协议中受到了损害、屈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是对这个协议构建的体系的否定，这个没有错。我们回到历史中则要复杂一些，我的书里谈到这个问题。

　　我在书中按时间顺序排列了一下，雅尔塔会议开会当天，中共中央也在开会，在延安的窑洞里开会，就是根据得到各种各样的信息来推测，美英苏几个大国的领导人会达成什么样的协议。当时中共领导人并不认为这次会议和会议达成的协议对他们领导的那个力量一定是有害的，因为对中共这些领导人来说，当时最重要的是希望不要形成一个各国支持国民政府反共的局面。战时历次大国会议都是两个原则，支持中国的国民政府领导下的统一，以及国民政府必须进行民主改革，反对打内战。

　　至于我们后来讲，中国的国际地位问题、东北问题、大连港给了苏联等等，很多涉及国家间关系的后续问题，当时不是中共中央特别关心的，站在国家层面思考是一回事，站在中国国内国共斗争层面是另一个角度。现在历史文献披露出来，中共领导人估计美英苏这个会议还会是一个希望国共合作、希望中国走民主合作道路的会议。民主是当时中共高举的一面旗帜，因为反法西斯是人类当时共同的任务，将来还是要走民主共和的道路，大国还会合作，不会同意国民党把中共剿灭。

　　从国家主权与利权的角度看，雅尔塔会议对中国有很多伤害。但当时中共领导人从走向执政的道路看，他们对雅尔塔会议的看法不那么消极。说中共革命改变东亚雅尔塔格局没有错，如果讲冷战史的话，应该说冷战的爆发已经决定了雅尔塔体系一定要被改变，只不过在东亚它是以中国革命胜利的暴力方式来根本性地摧毁了，这是历史中特殊的现象。

　　苏联转向对中共积极援助vs.美国转向脱身和观望

　　主持人：二战结束时候的中共还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只是争取与国民党在中国的民主共处，但是在冷战爆发以后翻过身来，中国国内与冷战的内外形势怎么是互相影响的？

　　牛军：过去的研究在很长时间里持续的说法是，因为美国支持国民政府打内战，使中国发生了内战，中国共产党经过独立自主的艰苦奋斗，最后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建立新中国。现在冷战结束以后，因为大量的档案的出现，出现了新的研究成果。上述叙述不能说全错，但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个历史画面补充了什么内容很重要。

　　很重要的内容是中共和苏联之间的密切交往，包括苏联向中共、主要是在东北地区向中共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财政物资援助、技术援助等等。现在有一些争议，例如苏联援助到底有多少，这个数字还没有能达成一致的统计，现在看的确很难做精确的统计。比如说苏联军队从东北撤走的时候，有的论著说给中共留下了很多武器。这个武器总量到底有多大，我说的是到1948年斯大林政策转变之前，现在看来当时中共从东北地区获得的武器有三部分：一部分来自苏军移交的日军武器仓库，因为跟国民政府关系恶化，就转交给中共军队；一部分是当地苏联军官没有经过上级批准，由于同当地中共军队关系比较好，同情中共，就自己移交了；还有一部分是遗弃的仓库、武器，中共军队自己收缴的。第四野战军组建时有对武器装备的比较详细的统计，即从东北抗日民主联军到正式转变为第四野战军时，有过对各部队武器装备的统计，在东北大概不会超过那个数量。有些运到关内了，这个问题现在还有争论，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中方的相关军事方面的档案如能开放，会起很积极的作用。

　　第二个争论是苏联在这个时期对中共的军事援助对中国内战爆发起了什么作用？没有这些大规模的日军遗留的这些武器的移交，当时东北中共军队要想发展壮大，乃至后来转向进攻，的确都是非常困难的。这些武器装备对中共中央的军事决定影响有多大？我觉得现在还需要深入细致分析，深入到军事决定的具体问题研究中，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还是停留在外交层面，需要对战略、战役等层面做具体的研究。现在还没有研究得很确定，还是不够具体，有博士生开始做这方面的研究。不过可以大致判断，如果没有这些武器装备，要在东北打赢战争是很难的。以上就是冷战结束以后的研究为中国这场内战补充的一个重要画面，结合这个补充的画面，对这场内战到底怎么爆发的，和冷战到底是什么关系等，现在又成了需要进一步探讨的课题。

　　过去就说内战是国民政府在美国支持下发动的，现在看来中共至少在东北地区也得到过苏联的援助，也包括北朝鲜的帮助。北朝鲜也给了中共不少支援，当时中共很多伤员到北朝鲜疗伤，被国民党军队追赶太紧了就跑到北朝鲜境内，国民党部队就没法追了。对很多援助的数量有些回忆录里写了，回忆的人当时是负责这方面工作的，回忆的挺有感情的。还有在大连地区的苏军的帮助。

　　我们大致可以这样确定，中国的国共内战同美苏冷战的爆发和两个国家的对抗激烈程度是成正比的。中国内战变得越来越激烈，国共两党对抗是从国际上美苏两国从冷战爆发到走向尖锐对抗是同步的，是正相关的。

　　进一步说，在苏联方面还有一个重大的事态，就是苏联在1948年春正式开始向中共提供援助，现在看到的文献记载，那是斯大林亲自过问的。从那个时候以后，斯大林本人亲自管理中国事务，特别是掌握处理和中共的关系，这个事态说明，斯大林已经开始考虑未来中共在东亚地区是否可以扮演苏联代表的角色。他当时对派到中国的技术小组主要负责对中共援助的组长讲，如果中国能站到社会主义战线，将是一个巨大的胜利。后来那个小组长说向东北派技术援助小组是斯大林亲自批的，从那时起，所有对中共的事务都是斯大林亲自过问的。中共很多重大战略方针和建国以前的外交活动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开始同冷战极为密切的连在一起的。在那之前，还是在争取密切与苏联关系的过程中，从这个时候起就向结盟的路上加速行走了，互动变得越来越密切。

　　主持人：当时国民党也有很多美国援助，为什么没有赢呢？

　　牛军：美苏国共之间的互动，我在很多年以前专门写过论文谈这个问题，即看冷战和中国内战的互动，需要进一步将大背景说清楚。这个背景是什么？过去宣传一直讲，美国想把中国殖民地化。现在很多研究表明，一直持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美苏两家并不是特别关注中国的事情，我当时说他们两家无论是干涉的能力和干涉的意愿都是相当有限的，这是大的背景，所有的变化都是在这个大前提下谈的，包括苏联转向关注中共并比以往积极地提供援助，都是相对而言的，苏联实际上也是非常谨慎的。这种情况给中共和国民党都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空间，就是"美苏相互遏制，国共自由竞争"，客观上留给了国共两家选择如何处理冷战的影响的空间。从这个角度来讲，更实质的并不是美苏两家在利用中国，是国共两家在这个博弈中怎么玩大国的问题，这方面显然蒋介石和毛泽东就是有点"既生瑜，何生亮"的味道。

　　当然，蒋介石背的包袱要重得多。蒋介石有一个很重要的战略误判，就是对美国对国民政府援助的可能性估计过高，他对中国战后的世界地位估计偏高，对外界期待很高，他做的很多错误的决策同这个认知有关。结果，他对面临的大变局、对美国政策的战略性改变都不了解。在1948年春苏联想选择实质性援助中共并开始试探要建立战略关系的时候，美国的选择是要从中国"脱身"，转向扶持日本。这是蒋介石面临的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他在最初包括决定要打内战的时候都没有考虑到，他要紧紧拉住同美国的关系，派了很多在美国也很知名的中国政界、知识界人物到美国游说，形成了著名的"院外集团"。我认为，蒋介石对他在二战期间获得的地位和尊崇有些迷恋，对其影响的估计太高了。中国这个国家太大太复杂，当时没有什么外部大国愿意太多的选择将战略资源投向中国，苏联也是如此。如果没有朝鲜战争，斯大林不会向中国做后来那么大规模的战略性投入，即大规模的现代化工业基础建设援助。

　　美国苏联实际上都在世界其他地区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处理，也不能把精力集中在中国的内战。要问国民党蒋介石在美国大规模援助的情况下为什么失败，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误判冷战的性质、误判东亚战略形势。客观来讲，一方面是美国在从中国"脱身"，转向把日本作为东亚的战略中心；另一方面是斯大林想进入中国，想利用中共正在取得胜利的局面。后来50年代东亚出现了美日同盟和中苏同盟的对峙，趋势在1948年已经开始，但蒋介石当时还没有意识到，或者说他的战略思考不是建立在这个真实的基础上。这是他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他失败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原因。

　　如果比较一下，毛泽东是在中共七大，也就是1945年春，明确提出战后要争取控制东北，背靠苏联。这个选择现在看来使中共获得了巨大的战略利益，特别是冷战爆发以后，斯大林为了推动亚洲革命，越来越关注中国的形势，重视中共的力量并愿意提供越来越多的援助。我们通常会说"历史命运"这个词，当时的美苏国共关系就是典型。蒋介石早想靠拢美国，但不可能很早就预见到，美国在战后会选择从中国"脱身"，转向扶持日本。毛泽东在二战结束前夕选择到东北背靠苏联时，也是一种局部性的安排，是向解决中共长期被保卫的局面，背靠苏联搞一个战略根据地，然后有资本同国民党谈判。他也没想到会发生冷战，以及苏联后来会积极在东亚支持中国、支持革命运动。这就是"历史命运"。

　　中国对美政策因朝战爆发全面转向激进

　　主持人：为什么新中国建国后与美国等西方国家那么敌对，与它与国民党竞争期间西方国家的态度有关么？"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种根除上届政府外交影响的政策根源是什么？

　　牛军：我的书里写到，这要从历史中的故事来看。我是70年代末开始读书的，我博士论文写的是中美关系。美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就在研究这个问题，即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为什么变成后来那种激烈对抗的局面？美国的对华政策有很深的历史情结，美国对华政策受到美国是三部分人的影响，一个是商人，一个是军人，还有就是传教士。美国人有很深的传教士情结，用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的话说，就算你们说我们是帝国主义者，我们也是"乐善好施"的那种，给过中国很多援助，特别是很多传教士在这儿搞慈善什么的。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怎么一下就敌对到这种程度，我说的是朝鲜战争以前，为什么会有这样强烈的敌对情绪？他们提出了很多原因，也在探讨当时有没有可能关系缓和了，能够和好。其中一个问题是当时有没有"机会"缓和关系？当然，还有一个问题是"机会是怎样失去的？"为什么70年代会掀起这个讨论，就是因为基辛格第一次到中国来，发现中国人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

　　基辛格回忆说他秘密来中国访问，在巴基斯坦秘密爬上了一架中国飞机偷偷到中国来。他回忆了隔绝那么长时间以及到那种程度所造成的恐惧感。当他上飞机的时候，当时中国是一个负责礼宾的外交官上前来迎接，基辛格的保镖一下就横在他们之间了。根据他们的教育，只要穿着毛式服装的就是敌人，他一上飞机，中国人过来要表示欢迎，保镖一下就横在中间，这是本能的反应。基辛格是对中国最有好感的美国政客，觉得跟毛泽东、周恩来沟通容易，特别合得来，共同语言如此之多，而且特别容易找到共同点，发现毛泽东竟然还会开玩笑，会用基辛格的绯闻开玩笑。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后，这些情况披露以后，美国学界就开始讨论，历史学界探讨中共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1949年是不是曾经有过避免敌对的机会，他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探讨。

　　我在那本书里对1948年处理美国在沈阳领事馆事件，还有1949年春夏中美在南京的秘密谈判做了研究。当时中共南京市委下设一个外事小组，小组长是黄华，周恩来专门从北京派去的，目的之一就是看中美有没有可能将来发展起正常关系来？那是非常明确的。黄华去了秘密谈判，现在很多谈判都公布了，非常详细，毛泽东和周恩来花了不少精力。毛泽东的特点就是他有很多很前瞻的想法，他跟邓小平讲了，当时他是渡江战役的前委书记。毛说如果美国能够抛弃国民政府的话，我们会跟它建交。但是这只限于邓小平知道。所以说中共内部是有这样的想法的。

　　从两次交往过程来看，一个是1948年处理沈阳领事馆的事件，中共中央第一次提出建国以后可能跟美国建交，到1949年渡江后开始真的跟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秘密谈判，想让他到北京来。当时司徒雷登想了解，他到北京来有没有可能见到中共高层领导人？周恩来告诉黄华，他在电报里讲你要逐字念给他听。那段话的意思就是说有可能的。我还不知道那两天（6月28日至30日）发生了什么事情，反正中共中央很快就一刀切断了。毛泽东态度非常严厉，说要查谁邀请司徒来的。周恩来赶紧给南京发电报说，要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查清楚。这时刘少奇去苏联秘密访问，跟斯大林谈得比想象的好得多，我判断这可能是影响中共态度的重要因素。第一次在沈阳是交涉，第二次是有目的的秘密谈判，都没有达成共识。原因是什么，现在看来改善关系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但是这两次谈判期间出现的很多问题是很严重的，一个是在美国公众中，特别是沈阳领事馆事件，在美国公众中引发了非常强烈的反中共情绪。扣押，特别是审判沈阳领事馆的领事华德。如果没有后来的朝鲜战争，因为这时中国处在一场革命的热情中，美国一些人认为这个影响仍然是可以过去的，到了中国大局稳定下来以后，双方有些问题具体是可以解决的。问题是历史没有给时间，我们就很难判断了。现在是双方关系中断的情况下，研究为什么中断？如果后来没有发生朝鲜战争，局势正常的延续下去，可能我们今天研究的就是中美关系是怎么延续下来的了。这就是历史研究的特点。通常是从结果去找自认为是合理的原因，所以研究历史的人通常会比较保守。做历史研究要对这种思维方式有所警惕。

　　以上两个问题都是在内部跟美国人打交道，特别是跟司徒雷登的谈判都是很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有些是他的秘书到南京外事处办公室跟黄华交涉，有时候是黄华跟司徒雷登私下交涉。我看谈话的内容跟当时中共中央在渡江以后占领南京、随后占领上海过程中整个处理中美关系的气氛差别是非常大的。这也带来一个问题，一方面中共中央要鼓舞士气，要为这场内战赋予反帝民族主义解放的性质，要强调它这方面的意义，使这场大规模内战具有更多的合法性，能够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培养起广大指战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帝国主义的仇恨，所以对任何事件的宣传，包括对后来沈阳领事馆里的美方外交人员的处理，都是大张旗鼓的，措词非常严厉的。（未完待续）

　　牛军，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