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什么会相信亩产几万斤的粮食“卫星”

　　1958年，注定在中国历史上要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那年夏季，全国各地农村的小麦、早稻、花生等作物的高产“卫星”竞相“上天”，从刚开始小心翼翼的两千多斤，到后来信口开河的几万斤十几万斤，一时间，各种“卫星”飞满了中华的天空，颇有“乱花渐欲迷人眼”之势。当大跃进的喧嚣沉寂以后，善良的人们不禁要问了：当时的中国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掌舵，他老人家在农村长大，为什么也会相信这亩产万斤几万斤的粮食“卫星”呢？

　　要弄清楚这一点，就必须从当时的现实政治形势说起了。

　　在“大跃进”运动中，原本理智清醒的毛泽东也开始头脑发热。在成都会议和八大二次会议期间，老人家大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问题，还做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断语。他鼓励工人、农民、老干部、小知识分子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去剥夺“翘尾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资本。老人家豪情满怀地提出，要在15年赶超英国的基础上，10年赶上美国。这样一来，急于求成浮躁冒进的思想就占了主导地位，本来要“破除迷信”，实际上却破除了科学；原想要“解放思想”，实际上却鼓励了浮夸。于是，一些离谱离奇的“创造”诞生了，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口号的影响和支配下，放高产“卫星”运动席卷全国，各地的粮食亩产“卫星”随之目不暇接，争相耀眼。

　　在“大跃进”的热潮中，人们都变得激情澎湃壮志凌云了，各行各业的人们都想为火热的“大跃进”生活做出属于自己的贡献。农民为“大跃进”的粮食卫星上天做出了直接的贡献，而那些为农业生产出不上力的人们——官员、记者、学者、诗人、政治家——就只能推波助澜了。国务院某位副总理在报纸上证明说，自己在广东省番禺县，亲眼看到了亩产五十万斤番薯、三十万斤甘蔗、二万五千斤水稻的事实。诗人们也欣喜若狂，把乡下的土墙贴得花花绿绿，其中一首这样写道“一颗玉米冲九霄，彩云拴住玉米腰，吓得月亮直弯腰”。另一首是“稻粒赶黄豆，黄豆赛地瓜；芝麻赛玉米，玉米比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超冬瓜。”甚至连有些科学研究机构、高等学校也被迫卷入这一场神话般的竞赛中。

　　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写了一篇短文《粮食亩产会有多少？》，6月16日刊于《中国青年报》上。这位大名鼎鼎的大科学家提出：

　　土地能给人们的粮食到顶了吗？

　　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


　　这并不是空谈，举一个例：今年河南省有些特别丰产试验田竟在一亩地里收160万斤蔬菜。虽说蔬菜不是粮食，但到底是亩产160万斤。

　　所以，只要我们有必须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的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

　　钱学森的短文毛泽东很快就注意到了。出身于农家的毛泽东本来对那些放出来的农业亩产“卫星”是将信将疑的，出于群众的干劲只可鼓而不可泄的考虑，他才对放粮食生产“卫星”没有泼冷水。而科学家从科学原理对农业高产的论证，却使他相信粮食高产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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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8月4日、6日、9日，毛泽东先后到河北徐水、河南新乡、山东历城视察。他对群众干劲冲天放粮食亩产万斤、几万斤的“卫星”确信无疑。在徐水时，他还提出了粮食生产多了怎么办的问题。遵照领袖指示，中科院迅速展开了“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科学研究。8月初，他在接待来华访问的赫鲁晓夫时，以无比兴奋的心情说，自1949年解放以来，“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他甚至问赫鲁晓夫，苏联有没有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经验。

　　1958年10月27日，在参观“中国科学院跃进成就展览会”时，毛泽东和钱学森有如下对话：

　　毛主席说：你在青年报上写的那篇文章我看了，陆定一同志很热心，到处帮你介绍。你在那个时候敢于说四万斤的数字，不错啊。你是学力学的，学力学而谈农业，你又是个农学家。

　　钱学森回答说：我不懂农业，“只是按照太阳能把它折中地计算了一下，至于如何达到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而且，现在发现那个计算方法也有错误。”

　　主席笑着说：“原来你也是冒叫一声！”这句话把大家引得哈哈大笑。

　　可是主席接着说：“你的看法在主要方面是对的，现在的灌溉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丰产的主要经验，就是深耕、施肥和密植。深耕可以更多地吸收一些有机物，才能长得多、长得壮。过去是浅耕粗收，广种薄收，现在要求深耕细作，少种多收。这样可以省人工、省肥料、省水利。多下来的土地可以绿化，可以休闲，可以搞工厂。”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钱学森的粮食高产研究是深信不疑的。到了1958年11月21－27日召开武昌会议时，“大跃进”初期的狂热已过，乱象和问题出现不少，中央开始降温。在会议初始的一天晚上，毛泽东找秘书李锐谈话。在谈到粮食“放卫星”问题时，李锐特地问毛泽东：你是农村长大的，长期在农村生活过，怎么能相信一亩地能打上万斤、几万斤粮？毛泽东说看了钱学森写的文章，相信科学家的话。

　　由于得到了最高领袖毛泽东的认可，加上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大力推介，大科学家钱学森的这篇短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最大的影响，则是影响了毛泽东，使他相信了当时那种浮夸不实的粮食生产“卫星”，并据此制定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国计民生政策，使得中华大地上随后发生了饿死几千万人的惨痛现实。这可能是这位大科学家始料未及的吧！

　　钱学森是我所敬佩的一位大科学家，不单是因为他对中国的“两弹一星”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更由于他在逝世前对温家宝总理说“中国教育不培养杰出人才”的那番话，这明明是一位敢说真话的科学家啊！我怎么也不愿相信他在“大跃进”时居然能写出论证粮食高产的文章。可是历史就是如此的残酷，人们更不知道的是，钱学森并不仅仅只写了一篇文章。在此之前的1958年4月29日，钱学森已经在《人民日报》第7版发表文章《发挥集体智慧是唯一好办法》，阐述类似观点。不可思议的是，经过1958年的农业实践，“亩产万斤粮”的梦幻基本破灭，到了1959年初春，大跃进的势头已有所减弱。钱学森仍然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1959年第5期）重申高产量的理论可能性。“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

　　也许，钱学森写这些为“大跃进”鼓与呼的文章是自觉自愿的，是想尽一个科学家的责任。但由于他与现实政治没有保持足够的距离，更没有对现实政治保持足够的批判力，所以当了“大跃进”的吹鼓手，尤其是毛泽东居然相信了他的研究，可谓罪莫大焉。作家吴晓波在文章中写到：“钱学森的论文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们为各地大放卫星提供了充足的‘科学论证’，正是在这些文章发表后，‘粮食卫星’从亩产数千斤一下子窜升到了数万斤……对于1958年的那两篇论文以及所产生的后果，钱学森应该有道歉。这是一个‘档案社会’，人人必须对自己的言行负责，越是大人物，所需负的责任自然越大。”

　　遗憾的是，终其一生，即便是在临终的时候，“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钱学森也没有为他在“大跃进”中的这个污点进行过任何形式的道歉。可是话又说回来，即使没有钱学森的研究，其他科学家就不会做这个研究了吗？毛泽东就不会相信粮食高产“卫星”的神话了吗？大跃进的悲剧就不会发生了吗？

　　王贵成，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