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代红卫兵的“罪与罚”

北京的红卫兵在1966年8月以后实行了大联合。

1966年8月27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即第一司令部，简称“一司”）；9月5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即第二司令部，简称“二司”）。一司、二司是由一些高等院校中老红卫兵组成，基本态度是“保皇”。9月6日，以朱成昭为首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基本态度是造反。

1966年底之后，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继续分化，出现了以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北航“红旗战斗队”为首的“天派”，和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北师大“井冈山公社”、清华大学“井冈山公社”为核心的“地派”。

在中学，各红卫兵组织分裂成三大派：“四三派”、“四四派”、“老红卫兵派”。

“老红卫兵派”组织成立跨校际的组织“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喊出“踢开中央文革闹革命”的口号。到处贴出标语“揪出三司后台，枪毙三司后台！”矛头直指江青、陈伯达等人。

“四三派”以江青1967年4月3日讲话命名，“四四派”以江青4月4日参加的北京体育场大会命名，属于被江青肯定的绝大多数组织是好的并愿意复课闹革命。

红卫兵组织的分裂带来的是1967年1月的“一月风暴”，又称“一月夺权”。红卫兵的夺权一是红卫兵与其他群众组织的联合夺权，二是在各学校内部的夺权，三是红卫兵内部的夺权。

这种各自为政，互相争斗的局面可以说难分难解。发生的许多问题至今找不到答案，包括1967年1月5日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兼任山西省政协主席卫恒死亡、1967年1月8日中共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自杀、1967年1月21日海军副司令陶勇投井自杀、1967年1月22日煤矿部长张霖之在矿院自杀、1967年1月28日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江震因病去世等事件，后来多以受到不公正待遇含恨离世来，却搞不清究竟是那派红卫兵或何方力量所为。

第二代红卫兵以大中专院校和初高中工农子弟学生为主，以“反击联动”、“大串联”和揪资产阶级当权派为主要特征，其活动主要在1966年8月8日至1967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

虽然中央宣布“联动”为反革命组织标志着第一代红卫兵的失势，他们的最后挣扎和反抗直到1967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彻底批判‘联动’大会”和此后对“联动”据点的摧毁。

由于毛泽东回到北京并批评了刘少奇工作组迫害学生压制群众运动的做法，刘少奇邓小平逐渐失势，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回到正在上升势头的中央文革手中。围绕在中央文革周围的第二代红卫兵力量迅速崛起。

第二代红卫兵的主体是中学以上的青年学生，代表人物是红卫兵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

聂元梓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支部书记，行政十二级的老红军。曾揭露过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包“二奶”和泄露国家机密的事，被刘少奇主导的工作组整的很惨。后来在校内联名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些什么？》，并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受到毛泽东的肯定。聂元梓因此担任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共九届候补中央委员。

蒯大富（农民有庭出身）、韩爱晶（烈士子弟）、谭厚兰（贫农家庭出身）、王大宾（贫苦农民家庭出身）都是在文革初期因为批评刘少奇领导的工作组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和压制，在毛泽东决定撤消工作组，批评刘少奇以后，他们得以翻身，分别成为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北师大“井冈山”和地院“东方红”担任这四所大学的革委会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常委。

由于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少奇领导的工作组实行的“白色恐怖”，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并从组织上被降格，基本退出了政治舞台。（ “白色恐怖”来源于刘少奇在1966年12月14日的检查书“在北京许多学校的所谓排除干扰的斗争，因此，在许多工作组领导下发生了学生斗学生的现象，围攻革命派，压制了不同意见。甚至将学生定为反革命分子、右派、假左派。这样，就在不少学校造成恐怖气氛，这是白色恐怖的。”

第二代红卫兵的第一战役是展开对第一代贵族红卫兵的战斗。由于“联动”被定性为反动组织，以普通青年学生为代表的红卫兵组织迅速占据了主动。在中央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下，瓦解了“联动”势力，逼其退出了文化大革命。

第二代红卫兵的第二战役是揭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随着红卫兵对刘少奇材料的收集，67年3月21日，中央成立了刘少奇专案组，标志着对刘少奇的处理进入到组织程序。

由于毛泽东的态度，第一代红卫兵中的一些高干子弟出现了倒弋，身为刘少奇女儿的刘涛和刘允真把她们掌握的一些情况，以《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大字报公开张贴在清华大学和中南海大院内。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也写出了公开检查，承认“我们工作组领导和我个人积极地执行了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在她们的带动下，出现了“老子反动儿背叛”的自揭家丑的思潮。

1967年8月7日，刘少奇写信给毛泽东，书面提出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务。直到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届十二次全会上批准了中央专案组关于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这一战役才结束。

　　第二代红卫兵的第三战役是揭批六十一人叛徒集团。1966年12月，时任山西省副省长的刘格平向组织报告了解放前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簿一波等人在刘少奇的授意下写反共启示出狱的问题。

刘格平，解放前渤海区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城工部部长，解放后首任宁夏主席，后任北京军区政委，文革时受到冲击，十一届三中全会被平反，担任中央民委工作。

北平军人反省院俗称草岚子监狱。是国民党为了更好地对被捕的共产党人进行政治欺骗，诱其叛变，根据陈立夫、陈果夫的建议专门建立的，属于国民党政府机构。

当时许多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人被捕判刑关押在此。刘格平是被判无期徒刑后从陆军监狱转到草岚子监狱，并很快当了监狱的党组织北监的支部书记。

薄一波等61人的“反共启事”就登在36年8月的公开报纸上。是接受刘少奇的北方局指示，在反共启示上签名后获得出狱。当时有些人赞成签字，有些人反对。刘格平是当时坚决拒绝在“反共启示”上签字的人。还有韩培义、张良云、冯基平、孔祥祯、杨实人、魏文伯、陈原道、刘亚雄、周启敦等。

“六十一人”自首出狱后，仍然担任着白区党的领导人。解放后，这些人中有二十二人担任着省委书记、副省长或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领导职务，最高的官至国务院副总理。其中薄一波（政治局后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澜涛（政协全国副主席）、杨献珍（中共高级党校校长）、安子文（中组部部长）、廖鲁言(农业部长)，徐冰(统战部长)，朱则民(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孔祥祯(第一轻工业部长)。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周仲英（国家经委副主席）、马辉之（交通部副部长）、董天知（纵队政委，解放前牺牲）、胡锡奎（中共西北局书记）、刘锡五（中共监察委副书记）、王其梅（西藏军区副政委）等。

有意思的是，从革命资历上薄一波不如刘格平，刘格平不仅参加革命早，而且是地区党组织的创始人。出狱后，刘格平只是南下纵队一个支队的政委，薄一波不仅当选了中央委员，而且挤身于高层领导。解放后刘格平仅是山西省副省长，而簿一波却位列五大区书记之一，后来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掌国家经济计划要枢，而且在57年就进入中央政治局。显然，与刘格平相比，薄一波的主要上升期有三个，一是是提前出狱，二是解放后受到重用，三是文革后重新出山。刘格平则主要是坐牢时间太长，文革前才是副省级。解放前坐国民党的牢出狱的早晚，成了两个人一生的关健和分水岭，而登反共启事出狱的安子文还当了中央组织部长。

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所谓《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把61人定为叛徒。

由于中央定性了六十一人叛徒案，红卫兵抓叛徒则成为重要任务。1967年2月22日中央美院学生翁如兰所画“牛鬼蛇神”基本列举了当时被打倒的36名政坛人物。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贺龙、罗瑞卿、钱信忠、王任重、陶铸、肖望东、刘澜涛、何长工、吕正操、刘志坚、陆定一、吴晗、邓拓、廖沫沙、万里、李维汉、林枫、安子文、薄一波、周扬、夏衍、林默函、王光美、杨尚昆、齐燕铭、田汉、梁必业、郑天翔、蒋南翔、刘仁、肖向荣、陈鹤桥等以及第一代红卫兵组织“东纠”、“西纠”、“联动”、“红旗军”等保皇派。

第二代红卫兵的第四战役是大串联和接受毛泽东接见。主要活动是大串联和毛泽东的接见。由于红卫兵运动的发展，已经不限于北京权贵子弟，全国所有中学以上的青年学生都动了起来。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串联闹革命运动。

1966年9月5日中央发出《通知》，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经验，也支持北京学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连。并明确串连中所需车旅费、生活费全部由国家开支。

随后，毛泽东主席分别于1966年8月18日、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月26日8次接见了红卫兵，受接见的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青年师生大约1300多万人。

全国红卫兵北上、南下、东征、西进的串联达到了高潮。大串连妨碍了正常的生产和交通秩序，使地方各级党政机构逐渐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严重扰乱了社会生活。1966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通知》，决定从11月21日起到次年春暖季节，一律暂停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串连。并说毛泽东支持步行串连，先进行试点，取得经验，为来年徒步大串连作好准备。12月1日又发出补充通知，重申暂停乘坐交通工具进行串连。12月20日前必须返回原地，12月21日起，不再实行免费。

1967年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进行步行串连问题的通知》，要求外出步行串连的应当回到本地本学校去，全国停止长途步行串连。同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取消原定的当年春暖后进行大串连的计划，全国大串连逐渐停止。第二代红卫兵也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

第二代红卫兵虽然没有第一代红卫兵那样疯狂，但规模空前。不仅是青年学生，而且大批教职员工也参加了红卫兵，全国性的红卫兵组织相继出现，并参与到各地的夺权之中，派性斗争和意见分歧导致产生了武斗，对社会的破坏性越来越现显出来。

他们被政治运动裹挟，以满腔热血加入了保卫毛泽东和红色政权的社会洪流中。他们不同于第一代红卫兵那样有私利取向，而是思想单纯地幻想跟着毛泽东就能实现共产主义。他们是在中央鼓励下参与了文化大革命，有青年人的激情和冲动，爱恨分明，敢做敢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被整在先，整人在后。他们参加革命运动存在着盲目性，他们只是被利用，有错误的口号却没有具体的犯罪行为。因为他们不可能知道毛泽东和中央的错误。运动中失控或出现一些过激行为，不是他们的错，他们也没有能力掌控大局。

第二代红卫兵的活动时间仅仅七个月，其中有五个月与第一代红卫兵义叉。既为后来社会动乱打下了基础，又让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包括红卫兵五大领袖在内的第二代红卫兵，他们有错却没有罪。把打倒刘少奇等老干部的罪名加在他们头上，这个责任他们承担不起也不符合事实。文革后对他们的惩罚是不公平的，是泄私愤，与政治正确与否没有任何关系。

    文贝，博客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