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6月，蒋介石纠集三十万重兵，亲任总司令，坐镇武汉，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准备先搞垮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然后再攻打中央革命根据地。这年10月，面对十倍于自己的强敌，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苏区，向西转移，重新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主力红军撤离后，面对敌人的疯狂报复，留下坚持战斗的鄂豫皖省委决定重新组建红二十五军，由吴焕先任军长、王平章任政治委员，徐海东任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并在此后接连打了几个大胜仗，逐渐扭转了红军主力转移后的被动局面，革命的红旗依旧飘扬在大别山区。可形势刚有好转，“左”倾冒险主义重新抬头，红军队伍中又开始新一轮的肃反扩大化，连徐海东本人也差一点成为肃反行动的刀下冤鬼。
据徐海东生前回忆，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苏区后，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的主要领导人在肃反问题上仍然受张国焘错误肃反路线的影响，从1932年10月到1934年11月的两年时间，鄂豫皖苏区进行了四次大规模肃反，数千英雄儿女惨死在自己人的刀枪之下。如第一次肃反，就发生在红二十五军刚刚整编就绪之际的1932年11月，长期热衷于“肃反”工作的七十四师师政委戴季英叫上二二〇团政委、参谋长来谈工作，实际上是扣留他们，并命令该团各营正副营长和政委只留一人在家照顾部队，其余的干部全部来师部开会。等人员集中后，戴季英命令保卫人员把开会的祠堂包围起来，下了这些人的枪后，将到会的49名干部全部捆绑起来。徐海东见状，惊异地问，这是干什么？戴季英回答说：干什么？肃反！接着，就首先审讯原七十九团特务连指导员，这个同志是皖西少共道委宣传部长，年龄只有17岁，聪明活泼，能力很强。戴季英对他严刑逼供，一点口供没有，就叫人拉出去杀了。徐海东急了，忙说：“政委，一点儿口供都没有，为什么杀人家？”戴答：“你不懂肃反的事，没有口供，就证明他是反革命坚决分子，不愿说出他们的组织来。”接着，又叫来保卫队长，将其余48名干部一字不问，全部杀害。第三次是1934年阴历4月对原红二十八军进行肃反，把这个军的营以上干部全部逮捕，除极个别的幸免外，悉数被杀害。第四次发生在1934年阴历8月，省委指责红二十八军军长徐海东和政委郭述申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销郭的省委委员和皖西北道委书记职务，并任命认为皖西是反革命领导的高敬亭为皖西北道委书记。而高敬亭一到皖西道委，第二天就开始大举肃反，当地的道委主席和赤南、赤城两个县委书记、一路、二路的游击司令以及赤南保卫局长等负责同志都先后被残酷杀害。
最为惨烈的，是第二次的七里坪肃反。那是1933年3月，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大作家茅盾的胞弟）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情况，盲目命令红二十五军去攻打位于黄安县正北的七里坪，因为七里坪是红四方面军的诞生地，也被红二十五军指战员视为革命圣地。在军部作战会议上，红二十五军领导人一直赞成攻打七里坪，只有徐海东一个人持反对意见，认为我们的兵力不够，给养也困难，无力拿下七里坪。但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一意孤行，认为消灭不了敌人，能把敌人撵走也算是胜利，非要下命令让部队仓促上阵，开展围城之战。战斗的结果，果然如徐海东的判断，由于兵力不足，只能三面围城，网开一面，敌方可以随意调动；加之无人筹粮，部队十天后就断了粮草，只好以野菜树皮观音土充饥，在围攻七里坪43天的时间里，红军饿死病死的就达三千多人。
可是即便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红军将士们在前方浴血奋战，后方的省委书记沈泽民和已经升为军政委的戴季英仍在执行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发来的指示，在战报上提出要“消灭内部敌人”，“加紧肃反”，并说如今到处都是“改组派”、“取消派”、“第三党”、“AB团”，沈泽民还狂热地提出：“现在内部反革命猖狂，我们一面围城，一面肃反。”把肃反进一步升级扩大化。徐海东回忆，在这次七里坪“火线肃反”中，七十三师全师三千多人，竟逮捕了一千多人，并解散了党组织；七十四师逮捕六百多人，因戴本人是以前的师政委，所以没有解散党组织；七十五师逮捕一千多人，并解散党组织。此次大规模肃反，红二十五军共逮捕三千九百多人，杀害二千五百多人，师长廖荣坤、姚家芳和第三路游击司令吴保才、政委姜求顺都是这个时候被处决的，73师政治部主任程启波被活埋，黄麻起义的领导人戴克敏、戴继伦、曹学楷也相继被枪毙。剩余的人员并称为“自首分子”，罚做苦工、伙夫和长伕。
在围攻七里坪前，红二十五军人员已有一万三千四百多兵力，经历了这次内外惨痛的劫难后，部队损兵折将将近七千人，减员到六千人，断送了刚刚形成的良好革命形势，又让苏区重新陷入到新的困境之中。所以，在兵败七里坪后的鄂豫皖省委紧急会议上，徐海东痛心地说：“红二十五军这样好的部队，搞垮了，领导要负完全责任。”并直言不讳地指责沈泽民是“小资产阶级的领导，只顾自己吃饱吃足，不顾红军战士死活。”沈泽民闻言大怒，用烟斗指着徐海东的脸说：“你说哪个是小资产阶级？你这个观点成问题，你没有参加会议的资格！”于是，不是省委委员的徐海东立即被人推出会场，会后，准备将徐海东作为肃反的“重点人物”来处置，而徐海东本人也做好了随时会被抓捕处决、为革命而牺牲的准备。
就在这个时候，敌人两个师的兵力又一次攻上来了，而红二十五军的将士也面临处境艰难、军心涣散的危急局面。徐海东想，冤死不如战死，如果扣我个“反革命”的帽子被杀掉，那就不明不白的，倒不如乘敌人进攻气焰正高的时候，冲上去战死，也落个光荣。经反复考虑后，徐海东抱定了自我牺牲的决心，遂把底下两个团的的团长找来，分配了战斗任务后，徐海定则把上衣和长裤都脱下来，只穿着一条裤衩，要过警卫员的枪和子弹，嘱托警卫员不动，保存好衣服里的文件，交给党组织。然后，冲锋号一响，徐海东身先士卒，带领交通队呐喊着冲向敌人。战士们见此情景，士气大振，个个奋勇争先地冲向敌阵。就这样一个猛冲，把敌人的一个旅给打垮了，还俘虏四百七十人。其余各路的敌人见势不妙，也纷纷夺路后撤了。
沈泽民目睹此景，上前握着徐海东的手，连说：“惭愧，惭愧，险些误杀了忠良。”而徐海东则自豪地说：“杀了我徐海东，谁去杀敌人？”事实教育了沈泽民，后来他对徐海东说：“现在看来你没有错，是我们省委错了，要是早采纳你的意见就好了。”他还对其他鄂豫皖省委同志叮嘱说：“我不死，不准再有人说徐海东有问题。哪个说他有问题，那个就是反革命！”沈泽民并将瞿秋白送给他的一块心爱钢表，转送给了徐海东，以示信任。有了省委书记对徐海东从政治上予以的充分肯定，才使这位战将后来有了生命安全的保证，免遭肃反扩大化的荼毒。这年11月20日，沈泽民因病在黄安县天台山逝世，永远长眠在大别山上，年仅33岁。临终之前，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他认识到，“轰轰烈烈的胜利后，到现在弄得如此局面，完全是过去错误所造成的。”而另一个人物戴季英，随红二十五军到了陕北之后，又与别的领导人结合在一起，依旧沿袭肃反扩大化老路子，如果不是中央红军和毛泽东及时赶到、刀下留人的话，几乎送掉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的性命。
徐海东一生，骁勇善战，出生入死，成为来自大别山的开国将领中受伤最多、伤势最重、同时也是军衔最高的将领之一，曾被毛泽东誉为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因为他有着几乎成为肃反扩大化刀下冤鬼的经历，使他对发生在自己队伍中的“左”倾肃反政策深恶痛绝，晚年时对这些惨剧仍然记忆犹新，并将自己的亲历转述给家人，后又形诸成“鄂豫皖苏区肃反扩大化的一些情况”口述，给中共党史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原始资料。
韩三洲，作者博客 2013-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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