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直面中国学者对《邓小平时代》批评

    本报讯（记者 王洪波）《邓小平时代》是今年市场上最畅销的图书之一，也是一本引起热议的话题之作。4月22日，本报与清华大学凯风发展研究院合办的“清华·凯风评论”第二次书评活动，就选择了这本书进行研讨。该书作者、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出席了书评会，并现场回应了中国学者对《邓小平时代》的评论。

    “一本书一旦出版，就从私人物品变成了公共物品，就不但属于作者，也属于广大读者了。尤其对于《邓小平时代》这样一本涉及重大主题的作品，所承载的东西可能就更多一些，就特别值得给予严肃的检讨和批评。对一本书只讲好话实际上是对作者、对学术的不尊重，也不符合我们创设‘清华·凯风评论’的初衷。”清华大学副校长、清华大学凯风发展研究院院长谢维和教授在开场致辞中说。正像谢维和所期待的，和“清华·凯风评论”第一次书评会一样，这次会讨论也极为热烈，并且不乏尖锐意见。

    对《邓小平时代》一书的价值，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的十几位学者大都给予肯定。“到目前为止，这还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全面反映改革开放的一本书，也许大陆学者在某个具体方面的研究要比这本书深入，但就其全面性来讲，国内还没有一本书能够跟它相比。如果要批评的话，该受批评的首先是中国学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章百家研究员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程中原研究员认为，《邓小平时代》在立意、结构、史料、观点等方面都有突出优点，值得中国学者学习。章百家分析说，《邓小平时代》既不完全是一本传记，也不完全是一部断代史，而是两者的结合。就前一方面来看，作者很好地展现了邓小平的生平和个性，人物的刻画很有深度；就后一方面来看，改革开放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很多方面，千头万绪，而作者通过精心的结构安排，呈现出来的改革开放史线索非常清楚，很了不起。不过，章百家指出，该书英文版书名为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相形之下，中文版书名不能体现该书“传记+断代史”的特点，也不够准确，比较可惜。

    《邓小平时代》关于外交的部分得到了与会者特别的赞扬。比如对邓小平1975年访问联合国我们关注很多，而对其顺访法国，看到资本主义国家之发达而深受触动，对其后来下定决心发动改革很有影响，我们以前关注很不够；又如我们对邓小平1978、1979年出访日本和美国研究很多，但对他同一时期访问缅甸、尼泊尔、朝鲜、泰国、马来西亚等周边国家，通过外交努力以打破苏联对中国的包围，则较少关注，在这些方面，《邓小平时代》都增加了我们的认识。

    《邓小平时代》一个新颖、重要、广受注意的一个观点是，作者将邓小平定位为改革开放的总经理，而不是中国人所说的总设计师。对此，与会者看法不太一致。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王海光认为，改革开放应该理解为全党的互动、全国的互动，在改革开放的起步和发展过程中，最高层之外，各级干部包括基层干部、地方干部都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在这个侧面上，在历史的复杂性方面，傅高义先生注意不够。”清华大学法学院许章润教授等人也指出，《邓小平时代》更多还是表现了一种英雄史观，缺乏底层的视角，缺乏社会史的视角，因此表现的改革开放史还谈不上完整。

    对于与会者的批评，傅高义回应说，他不同意说邓小平仅仅是拍板的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提出提高觉悟，解放思想，到后来改革一步步的往前迈进，邓小平都有很深入的思考。如果不是邓小平，也许中国仍会走上变革之路，但中国的发展未必如此顺利，如此快速。“因此，称邓小平为改革开放的总经理，称他为英雄，是可以成立的。”傅高义说。

    批评还集中于《邓小平时代》一书出现的“硬伤”上。书中142页说毛泽东观看了影片《创业》之后，于1975年7月25日做出批示，程中原指出，实际上，当时毛泽东患眼疾，不可能看电影，他做出批示是在听了有关人士汇报之后。程中原还指出书中另外三个比较重要的错误：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的源头，书中的论述不准确，实际上，这句话最早出现在1973年国务院的一个文件上；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和叶剑英召集会议是在玉泉山9号楼，而不是西山；另外，关于邓小平1975年整顿铁路和钢铁业期间，有一系列会议，关于邓小平在哪次会议上讲了哪些话，书中交代得不是很清楚，存在张冠李戴的情况。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研究院陶文钊教授指出了书中的一些事实错误，如提到李慎之1979年跟随邓小平访美时身份是美国研究所所长，其实美国所1981年5月才成立，1979年，李还在新华社。

    对于这些指正，傅高义表示接受，他说，无论中文版还是英文版，接下来重印之前，他都会将这些事实方面的错误一一予以订正。

    书评会结束前，傅高义做了“总答辩”。他说，能够写这样一本书，“是自己运气太好”。一则时间上有一段距离，有很多档案、史料已经解密（如卡特图书馆关于中美建交谈判细节的档案）；一则时间上也不太晚，很多接触过邓小平的重要人物仍然健在，他可以当面采访他们，获得了很多第一手口述资料。“很多中国学者研究更深入，但却没有条件来写这样一本书，这是我占便宜的地方。”他说。

    他介绍说，《邓小平时代》英文版2011年在美国出版以后，各界非常关注，从他听到的反映和看到的书评来看，多数人对这本书非常肯定，“否定这本书的比例大概有10％”。

    《中华读书报》2013年04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