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作《邓小平时代》和它的瑕疵

    读傅高义教授的《邓小平时代》，感到非常亲切。不仅因为他写的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历史和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时代，而且因为他揭示了这个时代形成的过程及其本质。他的这本书不仅使外国人，而且也使身在其中的中国人识得“庐山真面目”，获得清醒、自觉的认识。对于本人来说，感到特别亲切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我曾与闻其事。我和我的同事写的两本书有幸引起傅教授的注意；傅教授为写此书作准备，曾于2005年10月邀请我们赴哈佛大学进行了半个来月比较深入的研讨；2009年6月我趁《与哈佛学者对话当代中国史》出版之机，首次向中国读者通告了傅高义“正在撰写《邓小平的时代》”的信息；此书中文本译出以后，我们又作为第一读者先睹为快。他对人物传记写作的理念和做法，同我们有许多相通与一致之处，更有不少胜人一筹的高明的地方。从书里书外，我向他学到很多。

《邓小平时代》的三个优点

    我以为傅教授的《邓小平时代》有三个突出的好处。

    第一，立意高远，纵横比较。傅教授在退休以后，集中精力研究自1978以来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目的非常明确，立意十分高远。他是要帮助外国人，首先是美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更好地理解“亚洲未来的发展”，以便作好准备，同中国友好相处，合作共赢。这种对中国友好，对美国负责的态度，这种对世界发展的远见卓识，是令人钦佩的。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作者毫不掩饰对邓小平的钦佩和崇敬，他通过历史事实的叙述和分析，通过日本、欧美发展历史同中国在新道路上开拓前进的发展历程进行对比，通过中国领导人和外国领导人同邓小平的对比，对邓小平的贡献作出了高度评价。

    第二，结构匀称，分析精细。傅教授此书写的是邓小平的传记，却又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全传、正传。作者是要写改革开放中的邓小平，写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邓小平，从一个人看一个时代，从而具体地认识和理解步入新时期的中国。从这个主题、以这条主线来衡量，《邓小平时代》这部书结构匀称，剪裁得宜，重点突出而又顾及全面。同全书结构的宏观把握值得称道一样，傅教授在对人物具体分析的细致绵密方面也是非常成功的。《邓小平时代》刻画邓小平，不仅写邓小平做什么、怎样做，而且写出他活动的环境，分析他的思考和心态，联系相关的人和事，写他为什么这样做，他作出应对时是怎么考虑的。这样刻画出来的人物有血有肉，真实可信。读者不仅看到人物的言行，而且可以触摸到人物的内心。 

    第三，既转益多师，广征博采，又独立思考，新见迭出。傅教授是从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的岗位上退下来的。他在着手准备撰写《邓小平时代》的时候，已经是知名的东亚问题专家了。可贵的是，他虚怀若谷，不耻下问，为搜集材料，了解情况，遍访各种知情人。他在前言中用十多页的篇幅记录下他访问的各种人士和他阅读的主要文献，从中可见用力之勤，功夫之深。更重要的是，他不但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同时又有历史滤膜般的头脑，能够从纷繁复杂甚至互相矛盾的材料中跳出来，形成自己新颖独到的见解。真可说是应了唐代大诗人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对作品的要求：“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在研讨过程中，我从傅教授提出的问题就感受到他的睿智和深思。他不放过细节，更注重要害和关节点。他特别注重领导人之间关系变化及其影响。例如：毛泽东逝世前和逝世后，邓小平的思想和言行有什么变化？邓小平这样有本事，1975年整顿为何中断？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何时居于党中央领导地位？原来同胡乔木合作的一个人，后来为什么到处说胡乔木的坏话？（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收入《与哈佛学者对话当代中国史》一书，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对思索的问题，他都研究得比较透彻，在书中力求作出恰如其分的叙述和评论。如关于毛逝世前后邓的变化问题，在第九章邓与毛、周外交风格比较中，我们就看到了傅教授独到的分析，充分的阐述。（第265-266页）

新的史实和新的观点

    我曾写过几本关于历史转折时期的书，但从傅教授的书中还是看到了不少前所未闻的史实。如：1973年美国科学家代表团（傅高义是其中惟一的一位社会科学家）访问过北京大学后作出的结论是该校的科学教育大体相当于美国初等技术学院的水平（第143页）；1974年邓小平接见美国大学校长代表团时，同意他们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存在严重问题的看法（第145页）。还有，1975年12月初，邓小平与美国总统福特第一次会谈时讲《三国演义》中曹操、吕布故事来劝诫美国对苏联让步有太多的危险（第156页）；当时邓小平虽已受批判，但“美方一直无人察觉”，时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的乔治·布什甚至感到邓为他举行的告别午宴“气氛轻松愉快”（第160页）。还有，1978年5月，华国锋访问朝鲜回国时将在东北停留，海军司令员为欢迎华国锋的到来，准备在大连举行一次有120艘军舰参加的海军检阅，邓小平获悉后，利用自己对军队的影响力取消了这次检阅（第230页）。如此等等，可见《邓小平时代》确实披露了不少新材料。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更为重要的本事是对史实进行概括和提炼。傅教授书中的许多观点，独到，新颖，令人瞩目。

    例如，第七章写在邓小平、华国锋出国访问带动下，1978年“这一年里有13名副总理一级的干部出访约20次，共访问了50个国家”。由此，邓小平在年底总结说：去国外看得越多，就越知道自己多么落后。承认自己落后，才知道需要加以改变。作者概括出国考察的历史作用：“使很多高层干部更加相信邓小平的看法是正确的：中国必须改弦易辙。”“这种对落后的认识是使改革获得支持的关键因素。”（第220页）

    再如，关于对外开放政策始于何时的问题，傅书指出：“时常有人说，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包括愿意学习国外经验和急迫地想要引进外国技术——源于1978年12月邓小平领导下的三中全会。其实不少做法始于1977年华国锋领导时期，而华国锋提出的政策也并非由他首创。华国锋和邓小平推行的，是被很多中共干部视为中国必由之新路的政策。”（第194页）当然，我们还可以把对外开放政策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周恩来批准、陈云邓小平李先念支持的“四三方案”。

    三如，对“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争论的评论：“双方的争论暴露和加剧了华国锋支持者和邓小平支持者之间的矛盾，前者担心正统思想松动的后果，后者则要竭力摆脱顽固僵化的教条。”（第215页）并指出，在此后几个月里，“日益成为双方的一场政治斗争”，“摊牌似乎无可避免”。（第216页）对现象与本质、学术与政治的关联看得很透彻，分析得很深刻。同我们对这场争论的分析是一致的。

    在众多新观点中，认为邓小平“是总经理而不是总设计师”这一观点，在中国读者中引起的震动最为强烈。傅教授的书中写道：“我认为，邓小平也不是手持蓝图、主宰着变革的设计师”，“不如说，邓小平是为转型过程提供全面领导的总经理”。（第641页）总设计师也好，总经理也好，都是一种比喻，而如列宁所说，比喻总是跛足的。我以为说邓小平是“总经理”是不错的，傅教授书中讲了邓小平在这方面的业绩，论证也是有力量的。但我以为说邓小平是“总设计师”也是可以的。他首先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接着又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开创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指明了前进方向和途径。经过探讨，他又逐步明确规定了达到人均国民收入八百美元的小康水平的目标，设计了分三步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部署。这些都是对中国怎样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设计。邓小平确实堪称中国道路的总设计师。我以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来进行，两说以至多说，只要不是对立的，不是相互排斥的，就可以并存；不必为肯定一说而非否定另一说。可以用“是……也是……”的格式，不一定用“是……不是……”的格式。

一些硬伤或者差错

    由于涉及的人事繁多、复杂，书中记叙难免出现差错，时间、地点、细节，难免有出入。造成差错或出入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由于权威部门提供的史料或对史实的解释存在问题，并非作者的误读或误判。我们有责任向傅教授提供材料作出说明。在这里，我说一下该书第四、五两章。这两章叙述1975、1976两年，出现的差错大体是三种情况。

    一、有些重要史实讲错了。

    毛泽东对电影《创业》批示是不是看过电影后作出的？

    傅书第142页说：“毛泽东看了电影，心情不错。他因口齿不清，便写了几行潦草的大字。”这一说法不确。为毛主席做手术的唐由之医师告诉我们：用金针拨障术为毛主席左眼白内障做手术是1975年7月23日，毛主席对电影《创业》作出批示是25日。手术后第二天，把蒙着的纱布取下，毛主席重见光明，很高兴，即看文件，眼睛痛，赶快又蒙上，怎么可能允许他看电影呢？批示是毛主席听身边工作人员念张天民的信以后写下的。毛主席请我们看电影是后来的事，看的电影是《战火中的青春》。

    事实的这个差错源自权威部门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论文艺》一书对《创业》批示所加的题注。后来，该书编者在刊物上发表文章表示接受我们的意见予以改正。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是不是胡乔木加进去的？

    傅书第139页说，毛泽东的怒火集中在一句话上：“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是胡乔木在（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最后一稿加进去的”。事实并非如此。“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胡耀邦主持起草后于1975年8月17日上报稿的第三部分“关于力求弄通毛主席提出的科技战线的具体路线问题”中就引用了。胡耀邦的根据是，在1973年1月10日国务院发出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纪要（草案）》中，“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用黑体字印刷；在《毛主席论科学技术》这类内部资料中，“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也用黑体字排印。按“文化大革命”中的通常做法，毛泽东的话用黑体字排印。

    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后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是不是在西山叶剑英家中召开的？

    傅书第183页说：“叶剑英在西山自己家中召开了一次没有‘四人帮’的政治局会议。”此说不确。这次政治局会议是在玉泉山9号楼叶的住地召开的。当时叶的家也不是在西山。西山有军委的疗养地。西山15号楼是叶剑英的住地。后来，王洪文住到15号楼旁边的25号楼监视叶。叶就搬到玉泉山9号楼住。叶的家是在北京城内后海边上的小翔凤5号。10月6日粉碎“四人帮”后在玉泉山9号楼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主持人是华国锋，可以说华、叶召开政治局会议，只说叶召开政治局会议不很确切。

    二、引用毛泽东、邓小平讲话有些地方不准确，有些重要文献的标题、指称错了。

    《文艺界的小百花齐放》一节第二段引用毛泽东1975年7月初同邓小平谈话中对“四人帮”文艺政策的批评。四句话48个字，错了六处（第140页）。把毛泽东关于《创业》的批示，说成是“毛的信”（第142页）。把邓小平在政研室负责人会议上念过《创业》批示后讲的话（“文化部太粗暴……”）说成是“毛在信中说”（第142页）。还有，在这一节中，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多加了“工作”二字，成为《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142页）。在《政治研究室》一节中把1962至1963年钓鱼台写作班子起草的九篇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的评论（简称“九评”），说成“九评苏共的著名公开信”。（第130页）

    这些差错，恐怕是中文译者不仔细造成的。

    三、有些史实没有讲清楚，具体时间、细节有出入。

    关于1975年铁路整顿前后有关史实，有些说得不够清楚，不够准确。

    傅书第111页至119页讲铁路整顿及徐州经验的推广，多有误差。说派头头顾炳华担任徐州铁路分局局长，不确，他是徐州市物资局技术员；说9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在“会议结束后”“出台”，也不准确，应是3月5日会议结束这一天下发；说“万里得到支持从铁路转向对江苏全省进行整顿”云云，也不确，领导江苏全省整顿的应是江苏省委。

    写得有些乱的是关于3月25日邓小平召开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事实是：徐州铁路整顿见效后，邓小平立即抓住徐州这个典型，以点带面，推动整个铁路的整顿和工交系统的整顿。3月22日，万里回到北京。25日，邓小平即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听取万里对解决徐州铁路问题的汇报，检查工交系统传达贯彻9号文件的情况。万里汇报时，邓小平随时插话，对铁路和各方面的整顿作出指示。傅书三次提到3月25日这次会议，用了三个不同的名称：国务院的全体干部大会（第116页）、国务院会议（第118页）、5月份的国务院座谈会（第119页）。首先应该指出，5月份开的会同3月25日这次会议是两回事。5月份会议的名称是“钢铁工业座谈会”。在这次会议期间，邓小平有两次讲话，一次是5月21日，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一次是5月29日，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傅书在这里引用的邓小平说“铁路一通，就会暴露出……各行各业的问题，……下一步的中心要解决钢的问题”那段话，是在3月25日会上讲的，不是在5月钢铁工业座谈会上讲的。接着引用的关于“老虎屁股都得摸”（第119页第3段）等话，是邓小平在5月19日上午中央军委第13次常委会议上听取张爱萍汇报时说的。在5月21日国务院办公会议上也讲了相似的话。中间有一句“闹派性而又不改正的，就坚决调开。一年调他三百六十次”，是5月21日国务院办公会议上邓小平讲到铁路整顿的经验时与张春桥对驳时说的。1983年7月19日邓小平同公安部负责同志谈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时追述了1975年5月21日会上与张春桥的对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第119页第4段说的5月29日钢铁工业会议，与同页第2段说的5月份国务院座谈会，是同一个会议，即钢铁工业座谈会。从3月至5月，三个月，从铁路整顿到钢铁整顿，开的几次会及会上邓小平的讲话，傅书说得不是很清楚。

    事实说得不够清楚甚至混淆的地方，还有一些。如：第135页把《科学院汇报提纲》同《工业二十条》相混了。再如：第137页讲到的《十年科学规划》又同《科学院汇报提纲》混为一谈了。书中所说8月11日完成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讨论稿）》，即后来统称《科学院汇报提纲》的最初稿，同《十年科学规划》不是一回事。说“新规划的第一稿于8月11日完成”欠准确。“关于科技十年规划轮廓的初步设想问题”只是8月11日完成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讨论稿）》的第五部分。三如：第139页，讲到恢复哲学社会科学部时，把它同粉碎“四人帮”后创建中国社会科学院搞混了。

    时间、细节没有讲清楚讲准确的地方还有一些——

    傅书说，1975年革委会在一些地方已经成为正规的政府机构。（第128页）不是一些地方，应是在全国所有省、市、区（除台湾省外）。1968年9月5日，西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同时宣布成立，实现了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这时，革委会已经成为地方最高权力机构。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通过修改的《宪法》把革委会写入。1979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设立地方人大常委会，将革委会改为人民政府。

    傅书说：“1975年5月5日，毛泽东主持了他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第128页）时间应为5月3日。准确地说应是：“毛泽东1975年5月3日深夜召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

    傅书《政治研究室》一节说：“1月组成的小理论班子在7月扩充为政治研究室。”（第129页）事实上1月只是酝酿而并没有组成。应是“1月拟组织的写作班子在7月正式成立了”。说政研室因为“1976年”对三株大毒草的炮制发挥了作用而受到批判（第131页），时间应是1975年。

    傅书在《中国科学院》一节第1段说：“邓小平、华国锋派出胡耀邦、李昌担任中国科学院核心小组负责人”（第135页），少说了一个王光伟。又说：“9月26日，胡耀邦向邓小平汇报了……”（第137页）应是“胡耀邦、李昌、王光伟向邓小平主持的国务院会议汇报”，汇报的内容除工作进展外还有拟定的文件，即《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

    关于科学院汇报提纲的修改，傅书说：“胡乔木在8月26日给起草人写了一份有关邓小平的意见的说明，然后监督了修订工作”。实际并无“写说明”其事，也不是“监督修订”。事实是：邓小平看过8月17日的《科学院汇报提纲》稿后，不很满意。于8月26日找胡乔木商谈修改问题。邓小平说：耀邦、李昌他们的稿子涉及问题太多，不必要地太锋利，站不稳。这个文件很重要，要加强思想性，多说道理。但不要太尖锐。道理要站得住，攻不倒。邓小平要乔木同耀邦等一起议论一下，并要乔木亲自动手修改。胡乔木即约胡耀邦、李昌、王光伟等商量修改方案。他传达了邓小平的意见，谈了自己的三点设想。商量后胡乔木即亲自动手，于9月2日改好。9月3日面交邓小平。邓小平看后比较满意，并说：这文件很重要，不单管科学，而且可以适用于文化教育各部门。9月26日下午，邓小平主持国务院会议，听取胡耀邦等汇报，讨论《汇报提纲》。

    还有：毛泽东斥责江青在大寨胡闹，讲《水浒》要害是“宋江架空晁盖”等是“放屁，文不对题”，并不是傅书所说“唐闻生把江青讲话稿交给毛泽东过目时”（第147页），而是在9月24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后向毛汇报江青的大寨讲话后。芦荻记下毛泽东对《水浒》评论的日期是8月13日而不是傅书所说的8月14日（第146页）；“伍豪事件”发生在1932年而非傅书所写1931年（第147页）；江青阻挠周扬参加的是国庆招待会而不是傅书所说“国庆庆典”（第141页）；说1981年出版的《鲁迅全集》是“包括注释在内的16卷《鲁迅全集》”（第143页）也没有说到点子上，应是包括书信、日记在内的加了注释的16卷《鲁迅全集》；周荣鑫“文革”期间曾担任国务院秘书长，傅书第144页说他“过去与周恩来没有什么关系”也不准确。

    此外，还有若干重要史实的遗漏。举例来说：1975年12月福特总统访华，12月2日下午，毛泽东、邓小平同福特会谈，达成中国和美国分别从东方和西方来共同对付苏联的“君子协定”。第二天，邓小平与福特会谈，确认履行“废约、撤军、断交”三原则，在1976年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一重要史实是应该写上的。

    这样一部内容繁富的著作，存在一些瑕疵是难免的，也是不难修正的。至于我对作者有些看法难以认同（如对毛泽东时代的概括评价），无妨存异。

    （本文发表时有删节，全文将刊于《清华大学学报》）

   程中原，《中华读书报》2013年0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