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因何事竟不惜取消国民党？

　　导语

　　抗战初期，自1937年至1939年，蒋介石不断谈及取消国民党一事，而且还将之付诸行动。

　　身为国民党的最高领袖，蒋介石为什么会想要取消国民党？他这样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01蒋介石“新党”计划始末

　　蒋介石取消国民党的目的，是为了和共产党共同组建一个新的大党。这是蒋氏在国共第二次合作早期的一个重大设想，亦曾一度得到过毛泽东等人的积极响应。但终因彼此立场迥异而夭折。

　　1、至晚在1937年2月，蒋介石已经在考虑“开放党禁”、“吸收余党”的问题

　　  关于蒋介石拟取消国民党，与中共合作另建一个新的大党的计划，至晚在1937年2月24日，中共方面已隐约有所察觉。该日，周恩来自西安致电洛甫、毛泽东，提出自己拟定的与国民党谈判的五项原则性方针，其中1、2两条涉及到两党的组织合作问题：

　　“一、可以服从三民主义，但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地。二、承认国民党在全国领导，但取消共产党绝不可能。惟国民党如能改组成民族革命联盟性质的党(蒋在西安有改组党的发轫)，则共产党可整个加入这一联盟，但仍保持其独立组织。”

　　对周恩来的上述意见，可以做三点更具体的解读。1、所谓“蒋在西安有改组党的发轫”，在《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中有记载：1936年12月22日，蒋介石曾要宋子文转告周恩来，他每时每刻都在“思考重组国民党的必要性”。2、周氏感觉国民党有可能“改组成民族革命联盟性质的党”，也并非没有依据。与周氏该电报同月，蒋介石制定出了《民国二十六年大事表》和《本年政策》，其中已有“妥协内外各方，专力对倭”、“开放党禁”、“开放政党政治”等言辞。当然，蒋氏所谓的“开放党禁”，仍是有限度的，即“以本党为重心，吸收余党”。“吸收”二字，已隐约透露出蒋氏所理解的“政党政治”，未必是一般意义上的“多党政治”，而更似“以一党容纳多党”。3、周氏认为“共产党可整个加入这一联盟，但仍保持其独立组织”，显示中共方面并不排斥加入可能出现的新的大党。

　　2、蒋介石计划另组新党，所以希望中共与他个人合作，而“不必说同国民党合作”

　　  1937年3月26日，周恩来赴杭州与蒋介石面谈。周氏以书面形式向蒋氏承诺了包括“拥护三民主义及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等在内的六项条件，同时也要求国民党给予包括“全国停止剿共”等在内的五项保证，并就陕甘宁边区的设置及红军的改编问题做了六点口头声明。但让周恩来感到意外的是，蒋氏对讨论这些问题没什么兴致，据《周恩年年谱》：

　　“他（蒋介石）这次谈话中着重的主题是：要中国共产党不必说同国民党合作，只是同他个人合作。他这样表示：希望中共这次改变政策后，与他永久合作，即使他死后，也不要分裂，免得因内乱造成英、日联合瓜分中国；因此，要商量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

　　对于周恩来所提的那些具体问题，蒋介石表示“都是小节，容易解决”：陕甘宁行政区可以是整个的，由中共自己干，他不来干涉；军队人数不同中共争，决不派人来破坏红军部队，粮食接济定额设法解决；即使永久合作的办法尚未确定，也决不再打。对蒋氏不谈行政区划和军队改编，而大谈“同他个人永久合作”，周恩来似乎感到十分突然。据蒋氏当天的日记记载：“与周恩来讨论共党问题之根本办法。余独注重其内部组织之改正，与根本政策之决定，以及认定领袖之地位各点，彼乃出于意外，以为余与彼相见，只谈对共受降条件之枝节问题也。”

　　蒋氏身为国民党的最高领袖，何以会对周恩来说出“要中国共产党不必说同国民党合作，只是同他个人合作”这样奇怪的话来？要理解这个问题，必须了解此一时期，蒋氏正致力于在国民党之外另起炉灶建立一个新的“大党”。据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后兼三青团中央干事的何廉回忆：“一九三七年暮春，我第一次听人说起委员长打算在国民党内再组织一个党。夏天，一个朋友告诉我，委员长真的打算组织这样一个政党，并定名为三民主义青年团。”另据三青团骨干康泽回忆：在讨论新党的名称时，主管国民党党务的陈立夫，曾建议在“三民主义青年团”前面冠以“中国国民党”字样，结果被蒋氏痛骂：“有你这‘中国国民党’几个字，人家就不来了。我看就是用三民主义来号召的好，用我的名义来号召的好。”蒋、周此次面谈时，新党名称尚未确定，但其抛弃国民党另建新党的计划已经启动，且认为“中国国民党”在号召力上是负面资产，远不如“用我的名义来号召的好”，如此，对周恩来说出“不必说同国民党合作，只是同他个人合作”这样话来，也就不奇怪了。

　　3、1937年6月，蒋提议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以取代国共两党，并与共产国际直接联系

　　在一份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周恩来将此次杭州面谈的核心总结为蒋介石的个人领袖欲问题：“总观蒋的谈话意图，中心在领袖问题。……他认为这一问题如能解决，其他具体问题自可放松一些。”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延安方面同意成立包括国共两党及同意该纲领的其他党派在内的“统一的民族联盟（或党）”，并推举蒋介石为领袖，希望以此换取蒋在行政区划和红军改编问题上的让步。获悉这一消息，蒋介石大为振奋，“统一的民族联盟”与他所设想的新的“大党”颇有暗合之处。


　　1937年6月4日，周恩来赴庐山与蒋介石再次面谈。周提交了是一份《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但蒋对纲领兴趣不大，谈话的重心仍是中共与他个人的“永久合作”。蒋告诉周恩来：要实现“彻底合作”，关键在于两党组织上的统一。延安方面提出的成立“统一的民族联盟”的主张很好，但不如干脆叫“国民革命同盟会”；而且在组织原则上，也不能像中共建议的那样松散。据周恩来事后的汇报，蒋的主要意见如下：

　　1、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蒋指定国民党的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推出同等数量之干部合组之，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2、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3、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将来视情况许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之党；4、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可与第三国际发生代替共党关系。

　　上述意见中，第3、4条尤为关键，透露了蒋介石组建新党的真实目的——西安事变后，与中共合作抗日已属必然，但蒋始终有两大担忧：其一，如何阻止苏联继续支持中共；其二，如何与苏联结成反日同盟，促使苏联对日出兵。如果由两党合作成立一个“国民革命同盟会”，并最终发展成一个新政党，以取消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名号，此新党顺势取代中共在第三国际的位置，上述两大担忧自然也就都不存在了——蒋介石有这样的思维毫不奇怪，其实早在1927年，蒋氏就曾派遣邵力子赴苏，试图说服斯大林，以国民党取代中共，成为共产国际的支部。

　　延安方面对蒋介石“国民革命同盟会”的提议的基本态度，反映在他们6月26日给共产国际的电报当中。电报中明确表示：不反对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但该组织必须“不干涉两党之内部事务，两党均保留各自组织之独立性及政治批评和讨论之自由权。”这种设定，显然与蒋介石的期望相距甚远。


　　4、蒋介石对周恩来说：为实现新党，“具有光荣悠久历史的国民党名义亦可以取消”

　　“国民革命同盟会”这个称呼，只存在了不足半月。6月下旬，贺衷寒提出“三民主义青年团”这个新名称后，蒋介石觉得更符合心意，“国民革命同盟会”这一称呼就被抛弃了。所以才有何廉的回忆：“（1937年）夏天，一个朋友告诉我，委员长真的打算组织这样一个政党，并定名为三民主义青年团。”大概从这个时候开始，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建设开始进入实际操作阶段，何廉说：“（1937年）八月的一个雨天，我被召到委员长的军校官邸去见他。当我走进他的会客室时，发现陈立夫、吴鼎昌、何应钦、康泽等人也在场。委员长在这个正式会议上首次宣布，他将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他说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使三青团成为一个机构，用来吸收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建设新中国基本原则的青年人团，并说他宣布这些不是为了听取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而只是通知我们。”

　　所谓“不是为了听取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而只是通知我们”，显见此事实际上已经酝酿多时。但一直到1937年末，三青团的建设始终没有多少大的进展。究其原因，与国共两党此一时期高层谈判的停顿有很大关系，两党合并的谈判没有进展，用来合并两党的三青团如何组建，自然也就不得要领。

　　2月，两党新一轮谈判重启。蒋12月11日在日记中写道：“敌以共产主义为第一对象，希冀利用本党与本人为其作刽子手，使我国内自相残杀，成为第二西班牙。此乃最为残苛之悲境，应切戒而力避之。”24日，德国大使陶德曼转来日方和谈四项条件，第一条即要求中国政府放弃“亲共、抗倭、排满”立场，转向“共同防共”；蒋在日记中写道：“无从接受，亦无从考虑。”日方屡以防共问题相诱惑和压迫，使得蒋氏对解决两党组织合作问题的心情愈加迫切。1938年1月13日，蒋在日记中决定“对共党，主张消化而不可排斥”；30日，决定“容纳各派组成大党”；2月初，命邵力子与周恩来面谈，催促中共与国民党合并；2月5日，得知中共不赞成合并，曾决定“此事宜缓处”，但2月10日又对周恩来表示希望两党“溶为一体”：

　　“竭诚盼望各党各派能够合而为一，并且为实现这个举国一致的新党起见，虽具有光荣悠久历史的国民党名义亦可以取消。……我始终认定我们要对外战胜，要革命成功，就只能有一个党，一个团体。”

　　2月10日这次会谈，周恩来明确答复蒋介石“党不能取消”。稍后，陈立夫又约谈周恩来，主动提出一项新的建议，问可否在两党之外组织一个三民主义青年团，由国共两党共同加入。这大概是三青团作为新党雏形的身份，首次在两党谈判中被公开。据康泽回忆：有一次，陈立夫约康泽等人与周恩来、王明见面，并说，“今天我们约周恩来等，是谈各党派都解散，大家在三民主义和委员长领导之下，组织一个党的问题，已经酝酿了好多时间，我已经和他(们)分别谈过。各党派都表示得满好，周恩来为这个问题要回陕北去开会。”大约在同一时期，蒋介石召集来筹组三青团的刘健群等人开始利用媒体大力宣传“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以图给中共造成压力。

　　三青团团证里页。该组织成立的初衷，是为了合并国共两党成一新党，其后来的发展，与初衷相去甚远。

　5、欲趁机改造国民党，毛泽东一度同意“另外组织一个党，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也参加”

　　蒋介石不惜取消国民党之名，也必欲将国共两党合并为一个新的“大党”的强烈愿望，不能不引起延安方面的注意。为应付蒋氏，1938年3月份的政治局会议曾倾向于建立一个包括各党派参加的“民族革命联盟”，但这个联盟的功能仅限于协调党派关系，各党派仍保留其独立、自由的地位，显然不可能符合蒋的心意。

　　但在4月间，延安的态度似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先是毛泽东在陕北公学发表讲话，声称：“两个不同的政党要统一起来就要有一个桥梁，组织一个委员会，无论什么名称都可以，国共两党都参加进去；或者另外组织一个党，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也参加。两个办法都成，这是统一战线的上层组织。”对国民党公开宣布要成立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延安方面也公开表示准备“赞助”。

　　这种改变发生的原因，毛泽东后来有过总结：“我们曾经设想过国民党可能改造，我们曾经要改造国民党，这件事，我们似曾犯过错误。”具体到三青团，当时延安所考虑的，据任弼时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确实是“经过三民主义青年团去改造国民党，一方面以青年团的力量推动国民党进步，另一方面经过它使大批革命青年加入国民党，发展与巩固国民党内部的革命力量。”


　　6、摩擦加剧，毛泽东转而提议“国民党变为民族联盟，各党派加入国民党而保持其独立性”

　　  但延安方面的上述意见，遭到了谈判第一线的周恩来、王明等人的反对。所以，延安修正了针对三青团的政策，强调团体会员也可以加入，且可以保留其组织的独立性。这显然与蒋介石消融国共另组新党的出发点南辕北辙，自然不可能得到响应。

　　1938年6月以来，国共之间的摩擦愈渐增多，两党相处日益困难。为解决问题，毛泽东在10月份转而又提议“国民党变为民族联盟，各党派加入国民党而保持其独立性”。这实际上是毛氏版本的一个新的“大党”计划，毛氏说：“在国民党四十多年的历史中，每遇大的革命斗争时，总是把自己变为革命民族联盟的”，今天已经到了需要国民党变身为革命民族联盟的时刻，国民党必须“向广大民众开门，容纳全国爱国党派与爱国志士于一个伟大组织中”，各党派加入国民党的同时，又保存其独立性。鉴于第一次国共合作以血腥分裂告终，毛氏同时也保证：所有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身份公开，将名单提交国民党领导机关；青年共产党员则加入三青团，不组秘密党团，不收非共产党员入党。

　　最终由周恩来提交给蒋介石的书面意见是：1、停止两党斗争。2、共产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或令其一部分先加入；如情形良好再全部加入。3、中共取消一切青年组织，其全体分子一律加入三青团。4、以上参加者，均保留其党籍。周同时向蒋保证：不在国民党及其军队中发展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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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成员合影。本次会议认为国共合作最好的形式，就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

　　7、鉴于历史教训，蒋介石拒绝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仍坚持两党

　　  取消合并为新的大党蒋没有立即对周恩来的书面意见直接表态，而是答以“须由国民党中常会讨论”。11月6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出决议，认为国共合作最好的组织形式，就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蒋氏此一时期，则一度集中精力阅读中共编纂的党建书籍，希望从中得到一些启示。11月18日，蒋在日记中写道：“共党教育与经验是由其国际百年来秘密痛苦幽囚中所得之教训而成，故其纪律最严，方法最精，组织最密，任何党派所不及，……读共党之《党的建设》一书，深有感也。”尽管有毛、周不发展秘密党团的口头承诺，但有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教训在，蒋氏对这种党员“跨党”的合作方式仍满怀疑虑，19日的日记写道：“对共党防制之道，除改正本党、重新本党外，尚有他法否？”

　　思虑再三，12月6日，蒋介石终于向周恩来表达了自己的意见：1、跨党不赞成，中共既行三民主义，最好合成一个组织；2、如果此点可谈，拟约毛泽东面谈；3、如全体做不到，可否以一部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即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自动放弃其共产党员身份）？周表示，无论是全体还是个人，加入国民党退出共产党都做不到。9日，蒋与汪精卫、朱家骅等人谈话商议，汪、朱都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表示担忧。12日，蒋约周恩来、王明等人谈话，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取消名义将整个加入国民党，我都欢迎，或共产党仍然保存自己的党，我也赞成。但跨党办法是绝对办不到。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国民党名义可以取消，我过去打你们也是为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此事乃我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也不心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

　　鉴于蒋介石态度强硬，周恩来退而表示：目前双方至少可以独立存在共同发展。蒋却回答说：“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内发展也不行，因为民众也是国民党的，如果共产党在民众中发展，冲突也是不可免。”换言之，“根本问题不解决，一切均无意义”，而根本问题的解决，在蒋氏看来，只有一种方法，即同时取消国民党和共产党，共组一个新党。但中共在1939年1月两次致电与函告蒋介石，明确表示“决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谈判就此破裂。4月，国民党中央党部秘密下发《限制异党活动办法》。

　　8、蒋介石对国民党失望已深，愿意将其取消并不奇怪；反观中共则不然

　　　　究竟该如何评价蒋介石在抗战初期不惜取消国民党，而欲实现与中共的两党合并？其同时具有抗日与防共两大目的，自不待言。但更关键的问题，或许还在于：蒋氏何以愿意取消国民党，而延安却决不愿意取消共产党？

　　这样一个问题，看似隐含道德判断，其实却不然。就蒋氏而言，他对国民党早已彻底丧失了留恋之心。1938年3月29日，蒋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曾痛切警告与会的国民党人：“我请各位严重注意：我们的党差不多已成为一个空的躯壳而没有实质了，党的形式虽然存在，但党的精神差不多是完全消失了！……我说这句话，心里很悲痛，很难过，但是现在的情形，我们革命不但是遇到挫折，而且差不多快要失败。本党既逢到艰难而快要消失了，此时如不说，将更没有说的机会。我们此时不忏悔，将更没有忏悔的机会。”


　　在蒋氏看来，一般的国民党人：做官不做事；有私利而无公利，有小我而无大我；重权利而不重责任，享权利而不重义务，早已“不能为国牺牲，为民服务，为主义奋斗”。基于这样一种认识，1938年9月5日，在对三青团的一次讲话中，蒋氏坦言自己之所以抛弃国民党另组三青团，正是因为国民党腐朽至极早已经毫无挽救的办法。蒋氏说：


　　“本来中国的革命，有中国国民党来领导，只要中国国民党能复兴，就不必另设青年团；即令有组织青年团的必要，亦可以附设于国民党以内。但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要从新创立这一个三民主义青年团呢？就是因为我们国民党这几年来消沉散漫，成为积重难返的局面，不论精神纪律，都是异常衰颓，可以说党部都已变成了衙门。而党员已变成了官僚，无论如何设法改造，都不能彻底改造过来！……所以要另外设立一个青年团，来组织一般有为的青年，好使他们承担中国革命的事业！”

　　国民党腐朽若此，蒋氏自然不再珍视，尤愿另组新党，尤欲得共产党人加入——第一次国共合作虽以蒋氏的血腥杀戮告终，但共产党人开展工作的组织能力，确实给蒋留下了深刻印象。蒋氏取消国民党另组新党，看似牺牲很大，实则获益良多；反观延安则不然，同意蒋的合并意见，不但没有任何好处，还会丧失既有的组织体系，实在是一笔怎么算都亏本的买卖。如此不能互利，买卖自然也是做不成的。



　　八路军晋察冀根据地部队。1939年敌后两党摩擦愈趋剧烈，蒋介石坚持认为两党若不合并，摩擦无从避免

　　参考资料：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新星出版社；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Ⅱ》，华文出版社；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上海书店；马烈《蒋家父子与三青团》，中国文史出版社；《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


　　结语

　　蒋介石一味坚持其“新党”计划终至失败，所谓“第二次国共合作”，也陷入了连最基本的负责两党间沟通的机构都没有的窘境。其直接后果是：抗战中后期两党摩擦愈演愈烈，而无任何制度化程序可以缓解。

　　谌旭彬，腾讯历史频道 201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