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究竟是不是被中共列名为“战犯”？

　　胡适是否有过“战犯”头衔，向来有不同看法，这与胡适是否能算作“战犯”的问题有关连却不等同，前者是客观事实，后者则是主观认定，但往往容易把这两个层面混为一谈。在指正蒋星煜先生《我采访过的胡适》一文“有若干史料错误”时，李海默先生举出第三处是：“蒋先生文中提及胡适曾被中共列名为‘战犯’。按之于维基百科‘内战战争罪犯名单’词条可知此亦不确。中共先后两次发布的‘战犯’名单里没有胡适，胡适只是列名第二次增补型‘战犯’与‘重要战争鼓动者’名单里的‘重要战争鼓动者’，严格意义上说不是中共确定的‘战犯’。胡适之所以‘被黑’，据1949年1月《人民日报》的报道，是由于‘许多学生和教授们认为名单中必须包含重要的战争鼓动者胡适、于斌和叶青’，看起来更像是由于他本身在学术与思想界极端重要的位置和他的基本政治立场，而并非由于他深度涉入总统竞选事宜，对此可为佐证的是与蒋介石同列1948年行宪国大总统候选人的居正，也没出现在战犯名单中。”（《关于〈我采访过的胡适〉一文》，刊《上海书评》2013年4月14日）上述这段话用自己的主观认定否认了胡适曾被视为“战犯”的客观事实，堪称一个典型的事例，值得商榷探讨。

　　李海默说他从维基百科的“内战战争罪犯名单”词条得知胡适曾被中共列名之说“不确”，这是他未仔细研究“中共先后两次发布的‘战犯’名单”而轻率给出的结论。第一次发布的名单，见之于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陕北电，中共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27日刊布时标题为《陕北某权威人士谈战犯名单问题 蒋介石等应列为头等战犯 全国身受战祸的人民均可酌情提名》：“某权威人士称：全部战争罪犯名单有待于全国各界根据实际情形提出。”随后即列出自蒋介石、李宗仁、陈诚以下四十三人为“举国闻名的头等战争罪犯”，称之为“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者”，最后说“应当列入头等战犯名单的人，自然不止此数，这应由各地身受战祸的人民酌情提出”，“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皆有权讨论和提出战犯名单”。对这个名单必须注意的是：一、中共中央没有直接出面，而是由匿名的“某权威人士”发布，但代表的却是中共中央；二、列名的系“举国闻名的头等战争罪犯”，但说明并不完整，表明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皆有权讨论和提出战犯名单，预先为“战犯”名单的补充埋下了伏笔。一个月后，1949年1月26日新华社陕北电提出了第二批亦即李海默所说的“增补型名单”，《人民日报》27日以《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欢迎毛主席声明 纷纷讨论战犯名单 认为尚有许多重要战犯被遗漏》为题刊布，其中说：“对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某权威人士所提出的战争罪犯的初步名单，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正在纷纷议论。有人说：这个名单中的四十三个人一个也不冤。更多的人感觉名单遗漏了许多重要战犯，例如军事方面的朱绍良、郭忏、李品仙、董钊、陈继承、张镇，政治方面的谷正纲、徐堪、俞大维、洪兰友、董显光、刘健群，党特方面的邓文仪、黄少谷、陈雪屏、贺衷寒、张道藩、蒋经国、郑彦棻、郑介民、叶秀峰，反动小党派方面的左舜生、陈启天、蒋匀田。许多学生和教授们认为名单中必须包含重要的战争鼓动者胡适、于斌和叶青，北平人认为许惠东、吴铸人应列为战犯，上海人认为潘公展、宣铁吾应列为战犯，广东人认为张发奎、罗卓英应列为战犯，四川人认为王陵基、王缵绪、杨森、潘文华应列为战犯。”这篇电讯的关键处在于：一、以“更多的人感觉名单遗漏了许多重要战犯”为引子，由各地人民提名增加了二十四名战犯，显系对之前“某权威人士”所列“战犯”名单的补充，具有呼应、承续的作用；二、出于政治斗争以及宣传的目的，对“战犯”的补充提名未必真是从采访具体的人得之，如有代表性的“许多学生和教授们”、“北平人认为”、“上海人认为”、“广东人认为”和“四川人认为”，等等；三、从上下文看，“许多学生和教授们认为名单中必须包含重要的战争鼓动者胡适、于斌和叶青”，意思很清楚，胡适等人是作为“战争鼓动者”列入“战犯”名单，不存在另一所谓的“战争鼓动者”的分类或名单。由于是新华社的电讯，不仅各解放区报纸会刊登，当时国统区的报纸也可能刊用，其影响自不待言。因此，在中央通讯社当过记者的蒋星煜会有印象：“解放军百万雄师渡长江之前，发布了《战犯名单》，胡适名列其中。”解放后，1954年12月8日，中国义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召开扩大联席会议，号召展开对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全面批判，郭沫若发言称胡适是“头等战争罪犯”；有的知识性辞典上“胡适”词条也有“头号战犯之一”的说法，均由此而来。


　　重新回溯这一历史事实可知，在1949年前后，胡适确实被戴过“战犯”的帽子。尽管中共中央没有直接宣布战犯名单，但前后两则新华社电讯列举的战犯名字，不可能不是出自中共中央。新华社电讯中的两份战犯名单，之所以用“某权威人士”或各地民众的名义提出，目的应在使中共与国民党的舆论战以及短暂的“和平谈判”中进退自如，把握主动。任何人如果承认前一份出自“某权威人士”之口的名单是中共中央提出的，那么就必须认可后一份各界人士及各地民众议论出来的名单也是中共中央提出的。所以，胡适名居“战犯”之列，反映了中共中央对其人其事的一种政治判断和定性，不是今日简单地用“被黑”两字可以掩盖或消弭的。


　　胡适在中共看来属于“战犯”的事实，还有一则史料可为佐证：1949年1月20日，即第二则新华社电讯发布前一周，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电文《热烈祝贺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其中说道：“在这里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们：不论和战，战争罪犯是必须拘捕的。我们的八个和平条件的第一个，就是惩办战争罪犯。现在南京城内尚有头等战争罪犯蒋介石、李宗仁、孙科、何应钦、吴铁城、王世杰、戴传贤、张群、陈果夫、陈立夫、翁文灏、王云五、张厉生、朱家骅、顾祝同、刘峙、余汉谋、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汤恩伯、陶希圣及其他罪大恶极的帮凶们，例如胡适、郑介民、叶秀峰等人，企图继续作恶。你们现在就应侦察他们的动向，以便你们在不论是和平开进或者战斗解决时，能够不失时机，一律拘捕，交给人民法庭判罪。一切在逃之战争罪犯，即使逃到天涯地角，亦须穷追务获，归案法办，决不宽恕。”名列其中的胡适，与郑介民、叶秀峰等人同属“罪大恶极的帮凶们”，可见他被列入“战犯”名单，绝非偶然或误判，更不是“被黑”。

　　贺越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2013-0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