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23日 星期四

国民党少将观察员徐佛观眼中延安受到蒋介石的重视


    徐复观,曾名徐佛观。1943年, 他以国民党少将观察员身份受命派驻延安,写下见识深刻的观察报告,受到蒋介石格外的关注与器重。他还深得毛泽东赏识,在毛泽东的窑洞里与其雄辩国际局势和探讨儒学。他看《整风文献》,还把它推荐给胡宗南。随着国民政府颓势已成定局,他选择远离政治,以文化拯救世道人心。一九五零年代,由他创办的《民主评论》杂志,成为港台地区新儒家思想的主要舆论阵地。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徐复观作为一位台湾学者被介绍到大陆,其著述《中国艺术精神》《两汉思想史》等在当时的知识界和读书界颇得清誉激赏。近年来我在研读延安学文献中,获悉这位徐复观先生,曾经名为徐佛观,以国民党少将观察员身份受命派驻延安,写下见识深刻的观察报告,当时就受到蒋介石的关注。时隔近七十年,仔细研读之,仍然让我为之心生崇敬。

看过延安 把脉点穴国民党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接受中华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领导。自一九三八年十月至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的八年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处先后派遣六批约十人次的军事联络参谋到延安,其中有的还带有家属和工作人员。这些联络参谋的职责是:加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与第十八集团军的联系;了解八路军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实际作战情况,并随时向上峰报告;同时,如实观察汇报八路军的战斗消耗和困难,俾以及时给予补充。在这些联络参谋中,有同情并支持八路军抗战的,有从事特务情报工作的,有生活作风不检点的,唯有徐佛观在延安公开绝食表示抗议,对延安整风运动做认真观察和深入研究。他撰写的延安观察报告,警示如果国民党不思改过,共产党将会夺取全面政权,深得蒋介石的赏识,并促成以后的国民党改造运动和土地改革运动。他先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企图通过拯救国民党来挽救中国;尔后退出政坛,站在中华文化的立场上,探寻中国现代社会发展道路和中国人有体面有尊严的生活可能。

    徐佛观(1903~1982),湖北浠水人,原名秉常,字佛观,一九四四年结识熊十力拜其为师,由老师为其改名为复观。徐佛观出身耕读人家,父亲以乡间塾师为业,勉强维持生计。这个家庭在给予孩子良好的启蒙教育同时,还让孩子参加农村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砍柴、放牛、捡棉花、摘豆角,这都是我二十岁以前寒暑假中必做的功课。我父兄的艰辛,一闭目都到我眼前来了。所以我真正是大地的儿子,真正是从农村地平线下面长出来的。”这种农村生活的早年经验,在他看来是一个中国人学习掌握自己文化精神的根脉所在。

    一九二三年徐佛观从武昌湖北省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担任过小学教员。不久,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北国学馆。当时的阅卷人是国学大师黄季刚,对于徐佛观的答卷十分欣赏,曾在课堂上夸奖,“我们湖北在满清一代,没有一个有大成就的学者,现在发现一位最有希望的青年,并且是我们黄州府的人……”他当时的同学介绍,“徐先生天资过人,任何繁复文字,看过一遍,即能道出其中要领。常放言高论,压倒群伦;有时举止脱略,自校门进入,手持甘蔗,且走且啃,旁若无人……徐先生的自习室在楼下,夜间多高声朗诵。”限于时代环境和家庭条件,徐佛观读书期间还兼任小学教员,以弥补生计。

    一九二六年冬,北伐军攻占武昌,湖北国学馆关闭,徐佛观被迫放弃求学生活,卷入时代激流之中。他参加国民革命军,担任营部书记,军旅途中广泛阅读了《孙文学说》《三民主义》等革命著述。但是一阵浪潮过后,徐佛观差一点被当作共产党而杀头,惨痛的经历促使他断然退出政治活动,继续从事小学教育工作。一九二八年他获得机会留学日本,先后就读明治大学经济学系和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在此期间,他比较多地涉猎各种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著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徐佛观因为参加抗议日本侵略活动,被日本当局逮捕监禁后,驱逐回国。为了生计,他经人介绍到广西的国民革命军中任职。两年后离职,成为国民政府内政部长黄绍竑的幕僚。此后大约五年时间里,他跟随黄绍竑走南闯北,协助其侦察进军新疆路线,驻节归绥,筹划沪杭甬抗日军事防御方案,特别是直接参加指挥山西娘子关战役,亲眼目睹太原失守,国民党军队涣散混乱,黎民百姓流离失所,深深地刺痛了一颗书生报国之心。“在娘子关一役中,我深切体验到,并不是敌人太强,而是我们太弱。我们的弱,不仅表现在武器上,尤其表现在各级指挥官的无能。无能的原因是平时不认真地求知,不认真地对部队下功夫。再追进去,内战太久,赏罚一以派系为依归,使军人的品格及爱国心受到莫大损伤,更是根本原因所在。”与国民党军队的涣散杂乱不同的是,徐佛观看到的共产党八路军,从容镇定,行动迅速,特别是一些高级将领们,其精神状态与国民党将领截然相反。有一次阎锡山在太原宴请国共双方高级将领,徐佛观“留心观察,他们每一个人都是面黄肌瘦。萧克坐在我的左边,从颈延髓的地方,陷入很深”。但是,这些八路军将领们“他们对情势的估计,比我们清楚得多。并且他们早已胸怀大志,当时是急忙展开建立太行山基地工作的”。他们的行动干净利落,往往是神不知鬼不觉。另有一次在石家庄,徐佛观聆听了周恩来关于国际形势的演讲,对黄绍竑说:“我们可能还没有这种人才。”黄绍竑只有笑而不答。

    一九三八年春,徐佛观离开黄绍竑,任国民革命军八十二师团长,参加在武汉举办的军官集训。随后,以战地党政委员会战地政治指导员名义,考察鄂东地区和冀察战区。曾短暂时间出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的高级参谋,因派系斗争,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调到重庆中央训练团任教员。一年后,经人介绍认识唐纵,并被推荐给康泽。时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组织处长、复兴社总书记的康泽,任命徐佛观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驻第十八集团军联络参谋。康泽晚年回忆,“关于被派到八路军的联络参谋,是与别动队有联带关系的。一九三八年五月,我虽解除了别动队总队长职务,但派到八路军的联络参谋的更动,仍规定由我提出,直到一九四五年十月我出国,才完全由军令部第二厅直接任用管理”这里所说的“别动队”,是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基础上成立的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武装特务组织。康泽兼任军委会南昌行营别动队总队长,直接受蒋介石领导。所以,派驻延安的八路军联络参谋,实际上都同时兼有国民党特务职责。

    一九四三年五月八日,徐佛观、郭仲容同时受派担任联络参谋,接替陈宏谟、郭亚生,从重庆来到延安。他们经西安,进入陕甘宁边区后,雇用毛驴骑到延安。郭仲容是四川人,曾与罗瑞卿、任白戈同学,此次受命出任八路军一二○师联络参谋。“由于前后来的联络参谋在我军内不断搞特务活动,我们向国民党提出了抗议。于是,从一九四一年冬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后,我们不许联络参谋再上前线,而只让他们留在延安。”所以,郭仲容自始至终都和徐佛观同住在延安交际处。徐佛观是受派担任驻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少将联络参谋,也是到延安军衔级别最高的联络参谋。这两位联络参谋骑着毛驴进延安,不摆架子,不唱高调,一开始就给中共方面留下比较好的印象。

    他们住宿在延安城南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招待所,稍事安顿就提出希望拜见毛泽东、朱德。经请示安排,先由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参谋长叶剑英接见他们。王家坪,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朱德和叶剑英举行正式欢迎仪式。朱德向他们介绍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前方的斗争情况和“皖南事变”后敌后战场的形势发展趋向,明确指出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以民族命运为重,坚持争取两党团结合作抵御侵略的方针,希望你们来延安后与我们共同为两党继续合作作出贡献。叶剑英强调说,“如八路军、新四军这样忠于祖国忠于民族的军队是古今中外没有的。他们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下抗击了全部侵华日军的百分之五十八,全部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我们的功劳这样大,你们重庆军政部对我军长期以来断绝一切物资供应,不发一枪一弹,不发一分钱,我们还是拥护蒋委员长领导全国军民抗战到底。我国有句俗话叫做‘有奶便是娘’,我们现在是‘无奶也是娘’呀!希望诸位设身处地想一想,我们今后对许多根本问题就不难取得一致的看法。”

    徐佛观讲话中高度称赞延安的精神面貌,仿佛是大革命时代的黄埔,真是令人敬佩!他竭力表现为国民党内进步分子的姿态,痛斥国民党内的贪污腐化行为。虽然双方话中暗藏机锋,但总体气氛融洽。谈话后,叶剑英在总司令部邀请他们共进午餐。

    大约一周后,毛泽东在枣园会见徐佛观、郭仲容两位联络参谋。“同他们恳谈国共关系问题,请他们向重庆、西安国民党方面转达共产党精诚团结的意旨。”

    据徐佛观后来回忆,他在延安期间,与毛泽东有过五次以上的长谈,并诚恳地请教很多问题。比如“应当怎样读历史”?

    毛泽东的回答是:“中国史应当特别留心兴亡之际,此时容易看出问题。太平时代反不容易看出。西洋史应特别留心法国大革命。”

    对此,徐佛观颇以为是。谈到《论语》,徐佛观询问:“孔子的话,你有没有赞成的?”

    毛泽东想了想答道:“有。‘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辨)之,笃行之。’这就是很好的话。”

    徐佛观补充道:“应当加上孔子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毛泽东也点头称是。徐佛观记忆中与毛泽东谈天闲聊时的印象都是好的。

    时值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送给徐佛观一本《整风文献》。再次见面时,毛泽东问道:“徐先生看我们那种东西里面,有没有好的?”

    徐佛观是认真研读过这些文章,回答说:“有。”

    “哪一篇?”

    “刘少奇先生的一篇。”是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毛泽东听罢表现出很惊喜的样子,连声说:“你觉得那篇文章写得好?他在这里,我叫他明天来看你。”

    第二天,刘少奇果然到招待所来看望徐佛观。一个受命而来,一个关心军事政治,彼此素昧平生,也就寡谈得很。留给徐佛观记忆里的这位中共领导人的形象是,“瘦瘦的个子,态度很沉默。大概彼此敷衍一顿后,没有谈什么,所以再记不起一点谈天的印象”。当时徐佛观并不清楚刘少奇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后来留心打听,才知道他是理论和组织的重镇,在毛泽东面前的分量,远在周恩来之上”。

    在与中共领袖人物交往中,徐佛观觉得“毛是雄才大略的人”,“我又是信仰历史巨流的人,不以为毛有本领跳出巨流之外”。所以,他认为“中共许多现象,只有顺着历史的巨流来加以解释,才合乎情理”。直到晚年,他还说:“我们虽然身在海外,虽然反对共产党,但是我们非常爱我们自己的国家,非常希望共产党做得好。我们的国家,现在不错,是站起来了。这个站起来,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当然第一功劳,是毛泽东。没有他的气魄,没有他的号召力,没有他组织的能力,那是不可能的。”

    住在窑洞里,徐佛观除了参加中共方面安排的一些公务参观活动,把大部分时间用于研读中共方面提供的文献资料,其余时间就是“读通了克劳塞维兹所著的《战争论》”,并写下不少读书笔记。因此,又多了一个与毛泽东谈话时双方都感兴趣的话题。毛泽东在谈论游击战术时强调说:“这不过是小规模扰乱战,若指挥大的兵团,必要时在战略上要牺牲一个兵团,然后才能保全两个兵团,那就要壮士断腕,立即决断。”

    徐佛观对此不敢苟同,辩论道:“这在战略上是可以行的,但在政略上恐怕行不通。譬如现在德、意、日三国结成轴心同盟,与举世为敌。假定一旦战局逆转,形势险恶,到了非牺牲不可的时候,请问润之先生,那究竟牺牲哪一国?谁来提议?谁来赞同?又有哪国甘愿牺牲?”

    毛泽东一时无以回答,面有难色。那次徐佛观告辞时,毛泽东送出窑洞门口,再送到坡下,一直走到大道旁,方才告别。

    当然,由于双方站在完全不同的党派立场上,纵然学问见识上相互倾慕,但在原则问题上却针锋相对,锱铢必较。一九四三年七月,抗战爆发六周年前夕,国民党利用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之际,叫嚣“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对此,毛泽东约见徐佛观时义正词严地警告道:蒋先生不相信天上可以同时出两个太阳,我偏要出一个给他看看。“再过五年至八年,看虎(鹿)死谁手!”

    七月九日,延安各界三万多人紧急集会,抗议国民党军队企图“闪击延安”,进犯陕甘宁边区的挑衅行为。“我们为了使国民党当局知道我们的‘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决心,邀请徐佛观、郭仲容参加大会。徐佛观坚持其反动立场,中途退场。郭仲容听完了各界代表反击顽固派反共的声讨。会后徐郭急电向重庆报告。他们从此在延安更加坐立不安了。”对于这种明确不友好的行为,徐佛观不依不饶,他表示不能接受吴玉章在大会发言中对于蒋介石的侮辱性言词,要求公开道歉。遭到拒绝后,他带领郭仲容在招待所里开始绝食抗议。“为此,总司令亲自来挽留,关心他们的生活,稳定他们的情绪,但这一切仍不能奏效,最后闹到绝食,两个人几天都不吃饭。”后来是周恩来写了一封长信,解释并致歉,并且亲自到招待所来宽解一番,矛盾才算缓解。

    在对中共领袖人物的接触交往中,徐佛观认为周恩来最大的吸引力在于,“他在人与人之间有真正的人情味,他个人生活相当严肃。在政治中有真正的人情味,这是很少很少的。他不单对共产党里的同志有人情味,与非共产党的人接触时也表现一种人情味,我想这是很难得的”。这种“人情味”,具体表现为永远保持“人的立场”作为待人接物的最后底线。“和他谈问题,他总是通情达理,委曲尽致,决不侵犯到各人的基本立场。”哪怕是面对面听着反对的意见、批评的意见,总是心平气和,耐心地给予解释,解释了还不被相信,也只是说将来会慢慢解决的。

    对于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印象,徐佛观觉得这是一位宽厚的长者,有很宽厚的态度,但是在彼此交流意见时,略有差距。

    一九四三年十月,徐佛观获准先行离开延安,途经西安时看望胡宗南。一餐饭后,简单交流,徐佛观就到宝鸡等候去重庆的汽车。未料胡宗南却派人追到宝鸡,一定要徐佛观再回西安。数次宴请,胡宗南询问有关延安的情况,并希望把自己的做法与延安进行对比。徐佛观无意于去做什么对比,以流于一般官场逢迎拍马,只是告诉他:“延安的物质困难,但他们的野心甚大,做法相当有效率;万不可存轻视之心,并应虚心研究他们的长处,尤其是在领导方式上特别值得考虑。”还特别推荐延安《整风文献》中的文章,希望他切实加以研究。胡宗南表示自己没有这些文章资料,徐佛观答应把毛泽东送给自己的那本转送给他。

远离政治 以文化拯救世道人心

    半年影响一生。派驻延安的经历,改变了徐佛观的人生命运。

    从延安返回重庆,徐佛观在自己交往的小圈子里,多次表现出对时局的深深忧患。当初由康泽授命,回来后当然首先向他复命。没想到这次见面,却是“彼此非常不愉快。我告诉他,国民党像目前这种情形,共产党会夺取全面政权的,他听了更不以为然”。多年过后,他对此依然耿耿于怀。“回到重庆后,我和当时负有较重要责任的人谈天,认为国民党若不改建为代表社会大众利益的党,共产党即会夺取整个政权;而对付共产党,决非如一般人所想像的,只是斗争的技术问题。当时听我这种话的人,都以为我是神经过敏,危言耸听,有一位先生还和我大吵一架。”知音难求,一腔热情也难免松懈颓唐。这时徐佛观借住在重庆的南方印书馆,每天陪人打湖北的天地人和纸牌,等船东下,与妻子会齐,以遂还乡隐居之愿。

    正在这段极度颓唐无聊的日子里,经乡贤陶子钦引荐,徐佛观拜见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的何应钦,一位亲和乐易,对其陈述听得津津有味的党国要人。静静地听完后,何应钦问:“你还到延安去吗?”

    “我最近就回鄂东。”徐佛观冷静地回答。

    “有什么任务吗?”

    “回去种田。”

    最后何应钦给出的回答是:“不必回鄂东,等几天好了。”

    徐佛观仍然回到嘈杂的南方印书馆,狐疑不定地等待着命运的召唤。不久,就接到电话通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最高长官蒋介石定于当日下午五点在曾家岩约见。按时到达委员长官邸后,有位武官招呼他,向委员长报告,最好不要超过五分钟。徐佛观由小客厅走进大客厅,委员长已经站在那里。“我第一个印象,他的威严也赶不上陈辞修(陈诚,引者注)先生,当答复问题时,总记着五分钟的时间限制;但实际,他要求我谈了好几个五分钟,并要我写个书面报告。”何去何从,还在犹豫之中,徐佛观没有马上动笔。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深夜十点钟,徐佛观突然接到曾家岩通知,委员长立刻召见。原以为是延安方面发生了什么重要问题,需要征求徐佛观的意见。实际上,是蒋介石忙于安排各项工作,次日一早飞赴埃及参加开罗会议。“但见面后,只问我家里的情形,拿起铅笔来写三千元的条子给我,叫我不要离开重庆。我出来后,觉得有些奇怪,送点钱给我,不是须要紧急处置的事情。”三天之后,从新闻里看到蒋介石飞赴开罗的消息,徐佛观才明白原来是委员长临行前的特自安排照拂。“这一点,倒确实令我感动,便打消了回鄂东的念头,拿起笔来写他所须(需)要的报告书。”

    其实,此前徐佛观写过多份观察报告,直接复命的是康泽方面,据康泽后来的回忆可以证实,徐佛观担任驻延安联络参谋期间,肯定写过不止一份观察报告,不过只有最后这一份直接递交蒋介石,并得到重要批示的,才受到应有的重视和珍惜。

    一九四三年底,徐佛观被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办公室工作。三天后,唐纵又把委员长要求调用徐佛观到侍从室第六组工作的手令拿出来。徐佛观担心自己一个乡下人,忽然进入最高统帅的侍从室适应不了环境,还是选择了留在参谋总长办公室。一九四四年,徐佛观随何应钦出任陆军总司令驻节昆明一个月,未能发挥什么作用,回到重庆后,正式进入委员长侍从室第六组工作。“我因此有机会领略到当时政治中坚人物的风采、言论。我读过不少线装书,也读过相当多的社会科学这一方面的书。我不了解现实中的政治和政治人物;但我了解书本上的政治和政治人物,尤其是我常常留心历史上的治乱兴衰之际的许多征候和决定性的因素。这便引起我有轻视朝廷之心,加强改造国民党的妄念。我为此曾经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提出具体的意见。”其主要内容是认为国民党的组成分子,已经完全是传统的脱离了广大社会群众的知识分子。“这种知识分子,只有争权夺利才是真的,口头上所说的一切道理都是假的。因此,要以民主的力量打破当时的几个特权圈。要以广大的农民农村为民主的基础,以免民主成为知识分子争权夺利的工具。一切政治措施,应以解决农民问题、土地问题为总方向、总归结。”蒋介石非常看重这些报告,在阅读过的报告上留下许许多多的圈圈杠杠。

    一九四五年五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期间,蒋介石调任徐佛观为总裁随从秘书,会议期间跟随蒋介石左右。这时,徐佛观认定自己的命运已经深深地与国民党政权捆绑在一起了,但实在不甘心就此与一摊污泥浊水相厮混。

    在一个党风不正,政风不廉的政治环境下,不能泯灭自己的道义良知,努力去做一个清官的成本代价,有时候远远超过去做一个贪官和昏官。徐佛观非常清醒的是,他势必与这个政权同运命,再无归隐的可能。这有儒者以死相报知遇之恩的真诚愚忠。同时,他又看透了周围的人们,“宁愿以片刻权力的满足,不惜明天的碎尸万段的天性”,还谈什么改革创新?心里隐隐约约的希望是期待国际局势的变化,渺不可期。能不能转行到学术界,看那里还有些什么人才?

    此前,一九四四年春,徐佛观住重庆南岸黄角坳时,为同乡学者熊十力的学问所吸引,并得缘拜访先生,受到学问上的心灵震撼和感悟。“自民国三十年(1941年,引者注)起,对时代暴风雨的预感,一直压在我的精神上,简直吐不过气来。为了想抢救危机,几年来绞尽了我的心血。从三十三年(1944年,引者注)到三十五年(1946年,引者注),浮在表面上的党政军人物,我大体都看到了。老实说,我没有发现可以担当时代艰苦的人才。甚至不曾发现对国家社会,真正有诚意、有愿心的人物。没有人才,一切都无从说起。”这种无从说起的末世的悲哀,是无可言喻的。

    一九四六年,徐佛观随着国民政府复原搬迁到南京,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提出辞呈,退出国民党政权的政界圈子。他从蒋介石那里得到一笔钱,然后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创办一份纯学术月刊《学原》,自一九四七年创刊,至一九四九年停刊,共出三卷。他自己没有在这份刊物上发表过一篇自己的文章。从大陆逃亡香港,徐佛观改名徐复观,又从蒋介石那里获得九万港币的经费,于一九四九年五月创办《民主评论》杂志,为一九五○至一九六○年代港台地区新儒家思想提供了一个主要舆论阵地。

    从官场到学界,局势动荡,人生地疏,生民多艰。徐复观曾一度生活无着落,只得卖掉心爱的书籍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一九五二年应约到台中开始担任教职,才逐渐有了转机。此后,徐复观以读书、教书、著书为终身职业,并成为新儒学重要代表人物。

    他认为,近代中国贫穷积弱,国际上不断遭受欺侮,国内政治纷争,战争频仍,社会混乱,人心浮躁,其最后病症根源都是中华文化危机。要让每一个中国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体面尊严的生存可能,那就是文化自省、自新、自觉,从而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开辟出能够化解现代化生活危机的中国文化新生之路,以弘扬中华文化来拯救中国社会和现代人生。

    (本文摘自《阅读MOOK》,作者朱鸿召,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2年出版,定价: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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