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第一次合作为何以悲剧告终？

　　上世纪二十年代，国共从首次合作到很快就翻脸开战的那段历史，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后来几十年内战——分裂的命运，而且，在两岸虽休战但仍不统一；两边两种体制，却又共认“一中”；以及大陆继续声称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今天，两岸之情状，仍是两党心中块垒，全球华人萦怀。尤其是大陆这边，眼见得国民党既无可能消灭，又不能视若不见，那么，她在未来“一中”的法理上是个什么地位？其成熟的政党组织和转型、治理经验，能否成为大陆实现成功且又平稳“政改”的珍贵资源？如此等等的问题，已成为大陆民意舆情经久不衰的热烈关切。

　　让人遗憾的是，无论政、学两界，也不知为谁讳，对如此重大的民意倾注却三缄其口，讳莫如深。

　　黄钟既自弃，“瓦缶”且雷鸣。实际上，藉助互联网，大陆民间业已逐步摒弃红色道统言说，正从第一次国共合作起，悄然对有关国共争斗的历史，开始了史实修复，和基于经验主义、保守主义历史价值观的“系统重建”。

　　国共第一次合作之前，两党都不乏怀揣崇高理想的志士仁人，都喊出了救国救亡，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和北洋军阀的口号。他们或崇尚具西方自由色彩的三民主义，或拜教于同样源自西方的马列，但都鼓吹并践行激进变革，从而都成为发端于清末至辛亥的“革命”之继续。他们的见识和观念，以及动员、整合政治资源的“主义”和方法，更是或部分、或全部地受到苏俄的影响甚至直接操控。但凡这些，都构成了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但也昭示着这样的合作，不仅先天就有着“主义”的裂隙，以及激进与暴力的潜在后遗症，而且，更包藏着红俄帝国的祸心。

　　从携手掀起国内大革命高潮到反目成仇，国共首次合作不过短短三年半（1924.01——1927.07）的时间就告破产。轰轰烈烈的，旨在民族解放、国家统一的一场国民革命（共方称“大革命”），复又沦落成了新一场权力角逐。所谓合作，亦不过双方意在国之最终权力的合纵连横老把戏而已。

　　从共产党方面说，这样的结果，是从合作伊始就决定了的：在马列理论指导下，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乃“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国民党也只能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的政党”。因此，国民党只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征途中，一个阶段性的盟友。国共合作，则是由第三国际制定并一手操控的，且在其世界革命的宏图大略中，只是一个局部的、过渡性的韬晦之策。至于何时分道扬镳，则一须看掌控着共产国际的俄共（布）之实际需要，二须看中共的壮大程度和形势发展了。

　　但，这只是从理论或意识形态上来说，是形而上。不容忽略或抹煞的形而下是：首先，中共是俄共（布）为输出“革命”，打造世界“社会主义阵营”而成立第三国际后，在全世界“帮助成立”起来，并直接资助、指挥的数十个国家中的共产支部之一。其次，中共最初在中国践行的马列革命理论，是以组织发动城市中的产业工人闹革命为主要实现路径的。而且，包括其党员加入国民党，并与采取“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政策的国民党左翼合作在内，也都是亦步亦趋地受命于第三国际的“出市代表”，及其背后的最高指挥斯大林的。后来，只因蒋介石率先捅破了窗户纸，在上海发动4.12清党；紧接着，国民党左派，武汉国民政府，也因共产国际发给中共，意在进一步分裂国民党、扩大中共在武汉政府中权力，以及建立中共自己武装的密电泄露，从而引发了7.15“分共”事件，才遽然使得生存成了中共第一要务，而不得不撤离城市，连连发动暴动，实现了武装割据，走上了被其自己总结为“把马列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路的。

　　从国民党方面来说，除同样与共产党有“主义”之参差外，重要的肇因还有，一是蒋介石早在1923年访苏时，便猛省苏俄之帝国本质未改，其对中国的用心（如在外蒙问题上），比西方列强“损害别国”有过之而无不及。作为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蒋自此便对苏俄有了异心。而访问中亲见亲历的苏俄体制，却又让他认定，“革命”，只能在一党领导下方能取得成功。这就又在其内心埋下了决不能与中共分享权力的种子。二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共产党利用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在国民党中，特别是军队里猛挖墙角，发展了大量的共产党员，逐步蚕食着国民党对军队的掌控及国民政府重要部门的领导权，从而引起了国民党右翼如西山会议派的警觉与不满。期间的中山舰事件，蒋当时虽然还倾向于党内左翼，但从其对待苏联顾问处的态度上，已然表露出他那时就已将苏俄与中共看作是同一个异己的甚至是敌对的阵营。只是，彼时“革命尚未成功”。一方面，他面对北洋军，尚不能与中共彻底摊牌自毁军力；另一方面，他心里也明白，彼时“国民革命”之成败，还在很大程度上要看苏俄脸色，因此还指望能通过加入共产国际来实现并巩固国民党在中国革命中“一党领导”的地位。

　　及至北伐一路高歌猛进，蒋介石的实权与威望日重，而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却分裂加剧，武汉国民政府为打击右翼，进一步拉拢共产党。而蒋介石上一年派邵力子赴苏，申请加入共产国际已被拒绝，这才发动了4.12清党，建立起“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南京政府。7月，武汉的汪精卫又策动“分共”，国共第一次合作自此正式破产，并开始了绵延其后数十年，且至今也无最后赢家的两党恶斗。

　　回望这段历史，需要明察的是，虽说两党的主义、学说不同，但无论从其外科手术式的激进变革主张来看，还是以暴力夺取国家权力，再运用权力强制改造社会的路径选择来说，两者间却并无二致。彼时，勿论国共，“革命”都是最高的政治正确；“反革命”，则成了可以僭越一切法律而进行暴力杀戮、肉体消灭，直至战争讨伐的最佳藉口。“革命”已然反客为主，手段异化成了目的。彼时的国共两党，皆缺少只有权力分享、只有在宪政框架内依法博弈，方是“共和”之正道的认知与警醒，却各自都满怀权力独占的觊觎和算计。

　　再以客观角度看，任何社会理想，都不能不面对现实政治。而任何现实的政治，又必然受那个政治实体所处地理空间中的社会形态、民族文化等具体环境土壤的影响与制约。于是乎，无论舶来的是马列还是自由民主，农业社会贫富两极、官民二元的主体构成，以及在权力斗争上从来都有你无我、成王败寇、零和博弈的中华传统政治文明，却早已像胎记一样附身于国共两党，成为其与生俱来且难以挣脱的本土性、原发性魔咒。因此，国共之间从合作走向恶斗，看似根子上是缘起于主义的分歧（这其实是随着人类的存在而永远存在的），实则却与其无涉。无论是信誓旦旦并也确曾践行过孙中山军政—训政—宪政蓝图的蒋，还是“找到了民主的办法”的毛，两人后来都无一例外地违背各自党的缔造者们的初衷或口实，殊途同归地堕入了一段极权、专制复辟的岐路，便是明证。

　　最后，兄弟阋于墙，国共合作终以反目成仇而告终，还有一个虽来自外部，但却有着决定意义的因由：即，俄共（布）、共产国际的一手操纵。从而也让这场合作从初衷、过程，直到结果，都实实在在地尽入他人彀中。

　　唱支锅子，共识网 2013-0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