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无耻——章振乾教授经历的“反右”

一

1957年4月，上头的人又到厦门大学。这次来头更大，带队的是福建省委书记。

当时中央刚刚公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发动大家给党提意见。省委书记对校党委说：“无论大家提什么意见，你们都只能接受，不许强辩或报复，受不了也得受！你们要戴起钢盔，让人家狠狠地整。”

他大概也不知道事情后来会变成怎么样。

因为王亚南校长准备到印度讲学，在北京等候出发，章振乾教授以校长助理兼教务长的身份主持校务。跟着省委书记来的一位处长找章先生，要他组织校内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开会，以校党委为“主攻对象”。章先生觉得党的确应该改变作风，但早几年的风雨已经磨掉了他的许多棱角。他公事公办地传达了福建省委的指示，自己却忍住不提任何意见。

谁知道这还是害了别人。

不少直性子的教师和学生对党委提出了批评。但这种“大鸣大放”的局面撑不到一个月，报纸就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发动了“猖狂进攻”，要“坚决反击”。掌权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厦门大学校园贴满了大字报，其中多数腔调几乎完全一样，都是痛骂那些敢摸“老虎屁股”的家伙。显然有人在幕后指挥。

一个学生看不下去了，贴出大字报说：“如果提意见就是右派，那我宁愿当右派！”

要是回到1949年以前，章先生也会这么做。但在这时，他真替那个年轻人着急，心里骂他太不懂事。

二

第一拳来自身后。一位民主同盟的教授突然写大字报，要章先生“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章先生马上成为众矢之的，那张大字报的出现并非偶然。

王亚南校长听说章先生落难，借口家里有事，从北京飞回厦门。有人劝章先生请王先生帮忙。章先生知道校长跟校党委的关系也好不到哪去，不愿拖他下水。王先生找了党委领导，人家告诉他，已经决定把章先生划为右派。

作为中共预备党员，王校长失望地说：“服从组织决定，保留个人意见。”

这是章先生在反右时听到的最义气的话。过了一两天，王先生飞回北京，随后去印度，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既然运动刚开始就把章先生定为右派，那么马上宣布就得了。但掌权的偏要组织大家一起批判像章先生那样的人，逼他们往自己头上扣屎盆子，开口骂自己是坏蛋。这是败坏民心，摧毁人的尊严，使士人既可杀又可辱。

蛮不讲理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校刊的漫画把章先生画成一只袋鼠，肚子里装着厦门大学的其他右派。大小批判会连续不断，“打倒章振乾”的叫喊震耳欲聋。写大字报和在大会上口沫横飞的全是大学里的读书人。甚至有人上门威胁章太太。章先生知道无理可讲，不想太过连累家庭，勉强同意了他们的条件。

接着开批判会，主持人说：“章振乾的问题搞得最久，但他的态度恶劣，多次企图翻案。经过反复批判教育，看来有了一点觉悟，今天打算替他定案。”但他接着要章先生承认的“罪行”跟原来约定的不同。这明摆着是陷害。那些人一再出尔反尔，连做人基本的诚信都不讲。

章先生实在沉不住气了，回答说：“你们有什么根据？是谁揭发的？他敢不敢站出来对证？你们无中生有！这就是我的交代，完了。”

会场里一片沉默，然后响起大声叫骂：“别太嚣张了！”“岂有此理！”

主持人没想到章先生会反抗，不知如何是好，会议草草收场。他们太蛮横，以为可以随便欺负人，别人一还手，他们就不知所措。不过章先生知道，那些人完全不顾脸面，情况会糟到什么程度根本无法想象。

他带着一颗沉重的心离开会场。

三

一天夜里十二点，电话铃突然响了。章太太起床接电话，对方恶狠狠地说：“叫章振乾马上到教室开会。”这时是冬天，屋外寒风凛冽。章先生起来穿衣服。两三分钟以后，电话又响，对方大叫：“怎么还没来！”

到了会场，章先生看到桌上有水壶、茶杯和吃剩的蛋糕。那些好汉吃饱喝足，有计划地折磨毫无准备的人。接着又是纠缠不休的审问和毫不讲理的谩骂，一直拖到天亮。这些批判会都是上头安排的，出面主持和开口叫骂的却几乎总是民主同盟的教师。各个组织都被控制了，都成了当局的工具。读书人失去了廉耻之心，也不再看重友情。

第二天夜里更晚的时候，又有电话叫章先生去批判会。以后天天半夜搞批判，结果章先生一听见电话铃响就神经紧张，心惊肉跳。他发现，除了少数头目，他的对手几乎次次不同。他们以众敌寡，以逸待劳，成心把人整垮。

厦门大学根本没有权力这样批斗教职员。事实上，在“三反”中，章先生充当傀儡的“人民法庭”也无权将公民投入监狱。当时中国的法律当然不完美。但灾难的主要原因不是法律的缺陷，而是法律完全受到蔑视。咱们回头查对一下，哪一条法律授权搞“三反”、“反右”和“文化大革命”？只要不是宣布可以为所欲为，任何法律都是对当局的限制。即使遵守不合理的法律，也比无法无天要好。如果法律不受重视，官员可以越权，任何人的命运都没有保障，上次他倒霉，下次你遭灾。上至高官显贵，下至普通职员，人人都随时可能被“打倒”。“三反”时齐先生吃了大亏，这回轮到章先生了。

四

经过反复折磨，又有人分别跟章先生和章太太谈话，叫他在会议上公开认罪。

有位先生一开口就讲“听说你这几天搞得很疲劳”。

这是谁“搞”的？这样说话还有一点良心吗？

结果双方约定，章先生在一个小会上认错，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右派，然后定案了事。

后来开会，章先生被带到一个很大的教室：这根本不是约定的小规模会议。那些人又一次背信弃义。章先生懊恼极了，心里狠狠骂自己是软骨头，竟向那些根本不顾最基本做人操守的恶棍屈服。但是，对方一手遮天，权力不受牵制。被打击的人没有任何地方可以申诉。章先生难以坚持，他也不忍心看到妻子儿女继续受难，于是把过去所有跟党委官员的矛盾都说成是自己的罪行。

大学是洋人发明的，有自己一套规矩。办大学就得遵守这些规矩，就像打篮球必须遵守外国的规则，不想守规矩就玩别的把戏，不要打篮球。章先生是书呆子，要求守规矩，于是跟一些党委官员意见不合。例如，他们从农村找一帮人到厦大当政工干部，随后要把这些人定为助教。章先生是教师升等委员会主任，觉得那些政工干部文化水平太低，不适合当大学教师。诸如此类，章先生在会上通通说是自己的罪过。

章先生骂完自己，会场上一片沉默。

接着有人吼道：“早点承认多好，到头来还是要承认。”

“你的讲话通通录音了。你再也没法翻案了！”

主持人说：“章振乾好像有悔改之意。但他过去罪行严重，态度恶劣。我们对他今天的表现抱怀疑态度。今后他要改变反动立场，向人民低头认罪，用感恩态度接受处分。”

“感恩”？感什么恩？只有最蛮横、最专制的统治者才会认为，不把臣民逼疯整死就是恩泽。对章先生的处分是：定为极右分子，撤销校长助理兼教务长、民主同盟中央候补委员、省人大代表职务，从三级教授降为六级（那是当时正教授的最低一级）。保留省政治协商会议委员资格。这使人对政协的作用感到迷惑：干嘛要跟一个罪恶深重的敌对分子“协商”政治事务？

不久，王亚南校长从印度回国。他看到章先生的名声已经被完全毁掉，不可能继续在厦门大学工作，极力主张把章先生调走。1958年，章先生离开厦大，脱离了经济学研究和讲授，学术生命就结束了。

章先生是福建省最大的右派之一，但好些小右派的遭遇比他要惨得多。在那个时候，罪与罚全是任意的。

袁征，腾讯网《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