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思想文化进程：从一开始就闹宗派

 　　现代以来的文学，宗派问题简直得从第一页开始讲起。

　　蔡元培之长北京大学，标立“兼容并包”，这是都知道的。然考其实际，究竟并未如愿。

　　之前北大，无疑需要改革。该校“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学生身着长袍马褂，“打麻将、捧戏子、逛八大胡同，成为风气”。如此校风，无有不改的道理。

　　彼时中国文化、思想和学术，正当新旧替递的关口，客观上确有一种严重对立的情形。“兼容并包”之想，于理虽正，实行无望，连蔡元培自己也没法超然其外。

　　1916年12月26日，其北大校长任命发表当日，蔡元培即至前门外某旅馆访陈独秀，请他出掌北大文科。蔡元培的为人，道貌温言、宽和敦厚，我们认为在他那里，一己之见与“兼容并包”，能够有效地调和。只是以惯常而论，在中国，因鲜明的思想倾向或思想个性而伴随排他性，却是士林一般的风度。

　　陈独秀便是这样。他个性甚为明快，蔡元培因陈独秀富于新思维而属意于他，对其个性与气质可能却未及深思。既聘其为文科学长，为示尊重及郑重，又将“文学院的人事、行政，一切由陈独秀先生主持，不稍加干涉”。如此简任放权，便于陈独秀做大刀阔斧的改革。后者也确令北大焕然一新，但同时事情也很明显——北大（尤其文科）基本朝着向新派一边倒的方向去了。短短二三年间，北大就从满目长袍马褂、以朽旧著称的大学，一变而为激进思想中心、“五四”运动策源地。

　　当初，蔡元培对北大所抱希望是思想多元、学生不问政治。这两点互为表里，目的在于唯以学术为酌核。“兼容并包”的本意，是认在政治的前头和以外，可以有学术的单独存在。主张学生不问政治，也是强调在学校做学生这个阶段，不必执着于一种特定政治立场，而以求取广博、客观的知识为要；相应地，教师对学生的培育，也不是对他的思想价值观加以固定和限制，以至于损妨了知识的研索。

　　陈独秀看法是相反的。罗章龙回忆，有句话平素他常挂在嘴边：“人类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摆在学者、学生面前的路亦只有两条：“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所以对“五四”运动，蔡、陈态度截然不同。蔡元培说：“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陈独秀则大加鼓动，“‘五四’时他一再强调，要采取‘直接行动’对中国进行‘根本改造’”，不光说，也亲自做，“六月十一日，他亲自带领我们上街散发《市民宣言》”并遭逮捕。

　　最终来看，北大改革落在实处的，与其说是蔡元培所倡“兼容并包”理念，不如说是陈独秀“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的激进姿态。百年来，北大与现当代政治间紧密的缠绕，颇能验明在这间学校陈氏烙印恐怕多于蔡氏气质。

　　以上渊源略显离题，可是要交待现代文学肇初时的背景，却也省略不得。现在可以来谈正题——陈独秀入北大后，有两件事与本文的关系重要，一是在北大文科大量充实新派人物，一是将《新青年》迁到北京。

　　倘说思想多元、学生不问政治，是蔡元培北大蓝图互为表里的内容，那么，以新派人物大量充实北大文科与《新青年》迁京，在陈独秀也可谓相辅相成的一体。若非因北大文科学长而被赋予的人事和行政权，陈独秀无从替《新青年》重新打造一个团队；反过来，假如陈独秀手中没有《新青年》这样一个阵地，而只是在北大任文科学长，他也难以形成那种思想凝聚力。

　　经陈独秀亲手汲引而入北大的，有胡适、刘半农、李大钊、刘文典，稍后还有高一涵、杨昌济（杨开慧之父）；周作人亦经鲁迅举荐于蔡元培，得任北大文科教授，再加上以兼职身份在北大教书的钱玄同和鲁迅本人，学生中崭露头角的傅斯年、罗家伦等，一时间，北大文科真是集中了新派人物的翘楚，别处哪有这种气象。重要的是，因了陈独秀的一身而二任，这不特是北大的人材资源，同时也就是《新青年》的人材资源。职是之故，北大与《新青年》彼此羽翼、互为依托，一道形成精神堡垒，做了全中国新思想新文化的柄杓。

　　宋代始正式有“宗派”之名也罢，先秦学术实际早有“宗派”情形也罢，都是从思想抱团和认同的意义上来说，并不是什么罪名。所以，我们若据《新青年》鲜明表现对异见取排他的姿态，而认这个同人的团体带着宗派的意味与色调，也无非指它的立场颇为严明，而并不具有指摘的含义。

　　《新青年》乃我们现代文学之母，而这位母亲音容之间，宗派的影迹已挥之不去。这样的开端，就像籤筒里抽得一籤，展开一看，上面便写着那样两个字，注定与它不脱干系。

　　对现代文学，谈其媒体须从《新青年》讲起，谈其作家则鲁迅为始。而这二者的关系，何尝不互相羽翼？鲁迅现代文学开山祖地位要拜《新青年》所赐，《新青年》所建文学实绩可也多赖鲁迅的小说。鲁迅在《新青年》发表了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之后有《孔乙己》和《药》，此外还充当它的编委。但这并非鲁迅与《新青年》之间全部的关系，二者除了如所皆知的联系，还另有一番神奇的耦合，即与《新青年》编辑部相似，环绕着鲁迅，也充满了各色宗派的或带宗派意味的纠缠。这种纠缠，从鲁迅成为新文学重镇始，至他辞世，简直没有中断过。

　　了解鲁迅一生怎样无休止打着笔仗，简易的办法是读一本叫作《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的书。它既把鲁迅历来唇枪舌剑之作聚拢到一块儿，还收录了与之反唇相讥的人的文章，而比较难得的是后者。自鲁迅做了圣人，我们基本只能看到他如何“痛打落水狗”、戳穿“‘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嘴脸”，那些反过来骂他的话，多因不敬之忌而避提，偶有引述，亦摘摘拣拣，兼以载有原文的旧报章年湮时远，寻之不易，欲通览此中情形颇为难得，《恩怨录》编出，这缺憾总算弥补。

　　大部分讼争，是鲁迅做“投枪和匕首”的个人表演，对方只及招架和哀叹。如陈源（西滢）怨道，鲁迅搦着一管“刑名师爷”的笔，“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捏造些事实。”他们口舌中，涉及李四光任京师图书馆副馆长的工资问题。陈源说，工资明明只有二百五十元，经鲁迅之口却成了“至少五六百元”——以此来证鲁迅擅长“构陷”之不虚。李四光因事涉于己，也登报声明，说馆方为副馆长月薪设定五百元，而他只愿领其半，另一半充公为馆内购书之用。自然是呼应陈源，证实五百元之数的不确。鲁迅见了这声明，但云：“别一张《晨副》上又有本人的声明，话也差不多，不过说月薪确有五百元，只是他‘只拿了二百五十元’，其余的‘捐予图书馆购买某种书籍’了。”在我们旁观者看，论事实，鲁迅着实冤枉了李四光，但他不动声色，以区区“确有”二字，就仍然摆脱了“捏造事实”的指控。

　　许多时候，论敌由于自身不及鲁迅精细，同时还偏偏低估了鲁迅的精细，故笔墨较量起来，理未必输，每输在字缝里。然而，假使论敌并不咬文嚼字、循理来论，鲁迅的老道也可以失去用武之地。

　　这类论敌，如鲁迅后来总结的，善于“拉大旗作虎皮”。宋儒明儒有“理”“气”之论，套在这些人身上，大抵却只论一口“气”而不在乎什么“理”。他们满嘴伟岸词藻，发为滔滔洪流铺卷一切。次而又从不屑于什么费厄泼赖，每取“群殴”战法，乱拳打死老师傅。

　　考究一下，鲁迅后虽被恭奉为左派文学的首领，但他与这种文学的关系，其实是从遭受宗派情绪的排斥肇始的。那阵子，党史上有一个词，叫“关门主义”。创造、太阳两社“革命作家”们对鲁迅所执行的，可以说是文坛的“关门主义”。先前《新青年》取消公开征稿，大概也有“关门主义”之冲动，只是到“革命作家”这儿，我们发现门是越关越小、越关越死了，连最小的缝隙也被紧掩。“革命作家”倘对胡适之、徐志摩、林语堂、梁实秋乃至沈从文辈搞其“关门主义”，还则罢了，怎么连鲁迅也搞在其内，岂不太过偏执极端者乎？冯乃超晚年懊悔地承认了：“我关心创造社的人，反对非创造社的人，流露了浓厚的文人小集团主义”，“出于宗派的情绪，我们这些人就情绪激昂地加以围攻”。可在当时，他们的悔意并不发乎自觉。这股“关门主义”戛然而止，是经过上级组织和领导指示，奉令行事。1929年，党中央责令两社诸党员作家改变对鲁迅的态度，“与他在一起作战”。这样，就诞生出来一个左联，请鲁迅做盟主。

　　建立左联，包含中共对于领导文艺的诸多深远考虑；克服宗派情绪、汇合文学上所有左派力量为革命服务，是题旨之一。而在鲁迅，出于信仰以及实际的原因，也与前不久还猛攻他的一干“革命作家”涣若冰释，接受成为他们的领袖。

　　一时，团结达成了，可问题之源犹在，所以问题终究也只是换了方式来演绎罢了。

　　如其名称“左翼作家联盟”所示，左联原本就是以思想划界的组织。茅盾甚至说：“‘左联’说它是文学团体，不如说更像个政党。”这个评论主要是针对左联一度甚至抛弃文学只搞街头政治而发，但也可以看作对左联根性的描述。它绝不是寻求和鼓励文学上开放、独立、自我、个性探索的文学团体，而是有着很强集团意识、门禁思想、严内外之防的准地下组织。这些都是左联与生俱来的特色，它的存在与行为，不能不打上这样的烙印。

　　然而左联最可称奇之处，并在于对外严其内外之防，而在即其阵营内部，也另有藩篱和壁垒。这一点，以往研究者注意不够，但夏衍讲得甚是清楚：

　　“左联”在党内有党团书记、党小组，但它毕竟还是一个群众团体，因此它的执委会还设有一个实际办事的行政书记。“左联”党团书记最早是冯乃超，冯调武汉后，雪峰暂时兼了一段时期，就由阳翰笙担任，阳翰笙任“文总”书记后，1932年底由周扬任“左联”党团书记，直到1936年“左联”解散为止。至于行政书记，则是经常轮换的，非党盟员也可以当。我记得除党员阳翰笙、钱杏邨、丁玲外，胡风也当过。

　　此即“党”与“非党”之别。左联日后宗派阴影那么浓重，历来作人际关系、个人恩怨解释，“文革”时甚至歪曲成“四条汉子”存心与鲁迅过不去，真所谓本末倒置也。鲁迅与左联领导层间的介蒂，固掺杂了人为因素，根由却是“党”与“非党”这条线的存在。茅盾论此有言，鲁迅“毕竟不是党员，是‘统战对象’”，左联中的党员对他“尊敬有余，服从则不足”。这才是鲁迅与左联关系中的深层问题。

　　左联，它将要解散这样一件大事，鲁迅身为盟主却未预其闻，而是在决定形成后才“被告知”。且从鲁迅一些文字可知，如此这般“守着秘密”已非朝夕，他早有不快，牢骚屡露，比如私下常以“我们的元帅”代称周扬，既刺周的权势，也讽自己枉担虚名。然而居间我们却得说句公道话：周扬之于鲁迅的怨怼，实则亦唯苦笑而已。那个“元帅”，既非周扬攘夺所致，更非他玩什么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术策。越过鲁迅定夺诸事，抑或“守着秘密”之类，皆非他与党内其他负责同志擅自、故意或出于一己私利以鲁迅为“防”。他们不过是照组织原则行事而已。

　　真相是：左联党组织依其职守和纪律，服从和执行上级指示，而以鲁迅为首的党外人士不欲如此行事，双方遂起冲突；冲突导火索是口号及解散左联之争，底蕴则为左联有一虚一实的双重领导关系，滞窒久之，至此乘隙而发。

　　就事论事，哪一方都没有错。自文艺置于党绝对领导下来讲，乃至该说周扬等更“正确”。但历史又生出了别的枝蔓。延安时期，鲁迅经过毛泽东评价，开始享祀革命文学之圣，往后恩荣益隆，与他相关的各种是非，真正原委都不便理论。其次，这段历史以后还牵入路线斗争内容，“国防文学”系据《八一宣言》提出，“文革”间遂染累于王明路线。总之积时累日，里头交织了各种彼此掣肘的内容，即“文革”以后，诸当事人也只能欲说还休（如夏衍、茅盾、徐懋庸等的回忆录），主角周扬更是谨慎持重，他刚到延安时还曾对毛泽东诉其“委屈”（参徐庆全《周扬与冯雪峰》），晚年反而只作四平八稳之谈（见赵浩生访问记），确有历史语境过于复杂的原因。

　　于今而言，倘欲返抵于1936年语境，只有去读徐懋庸当时写给鲁迅的那封信。此信，今人但知其曾激怒鲁迅，其实那并非它的历史价值。历时约八十年之后，它于我们最足珍异之处，乃是可以还原当时语境下——尤其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以八个“最”、四个“伟大”谈论鲁迅之前——左联党组织以何观点及字眼看待鲁迅。所谓白纸黑字，最足凭信。关于此信，尽管夏衍称为对徐懋庸“劝说无效”之个人行为，但那只表示组织曾阻止写这封信，不表示信中所谈为徐懋庸个人观点。事实上，徐懋庸的角色主要就是在左联党组织与鲁迅之间充当联络人，传递信息，故其所谈，既不宜视为亦断非个人之见。

　　无论如何，左翼文坛这场各方均以“宗派主义”互指的混战，无有胜利者。鲁迅的健康虽未必可以说从中受到了沉重的损害，但他仅隔一二个月即病殁却是事实。而他身后，那些活着的人，在以后三四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里，差不多个个因本案埋下的伏笔，恩怨难泯、各自沉浮，至今令人咨嗟不已。

　　鲁迅死后两个月，发生西安事变，经斯大林握算，以国共暂泯恩仇而和平解决。蒋介石放弃追剿红军，后者则放弃“苏维埃”目标、承认国民政府统治并接受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中国果然形成抗日统一战线。面此惊天之变，回看先前左翼文坛那不可开交的论争，不免有些啼笑皆非。事实证明，鲁迅所假设的统一战线或致领导权拱手相让，并不存在。岂但如此，统一战线实际令党的事业受惠巨大，决然为二十世纪中国关键的转折点。

　　因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共在陕北真正安定下来，建立了为国民政府所承认，享有行政、司法、财政、教育、文化、治安等各项权力的边区政府。

　　跟随这变化，乃有大量文化人涌来延安的情形。复因文化人涌至，延安出现众多文化机构和团体。内中，有两个显著的代表。一是鲁艺，一是文抗。鲁艺极有名，不多赘，这里讲讲文抗的由来。1938年，全国性文艺统一战线团体“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于武汉成立，1939年迁重庆；同年，萧军、舒群在延安建议搞其分会，经中宣部同意成立，简称“文抗”。文抗有个杂志《文艺月报》，初由丁玲、萧军、舒群同编，本设在鲁艺，但周扬不想要，于是又迁出鲁艺。

　　慢慢地，鲁艺与文抗，各形成一点圈子。文抗集中着业已成名的文化人；鲁艺的特色在于，除教师不乏成名人物，又拥有作为新生力量的学生群体。两个圈子，似乎各有公认的核心或标杆人物，一边是丁玲，一边是周扬。这说法来自周扬，1978年他会见赵浩生时说：

　　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是以“鲁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是以我为首。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这两派本来在上海就有点闹宗派主义。大体上是这样：我们“鲁艺”这一派的人主张歌颂光明，虽然不能和工农兵结合，和他们打成一片，但还是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这一派主张要暴露黑暗。

　　丁玲却表示否认，也许她是对的，算不算有什么圈子之类，初亦无从谈起，历史上说法有时是后来追加追认的并不少见。比如周扬把“这两派”追溯到上海时期，以我们所知，涉及丁玲的部分就靠不住。丁玲虽曾任左联行政书记，但1933年便被捕，拘在南京，1936年9月始脱身，与1932年底接掌左联的周扬，少有交集。如果丁、周之间形成什么成见，多半是自延安始。

　　但周扬对延安“两派”的对立点，概括得很准，确乎就是“歌颂光明”与“暴露黑暗”之争。

　　随着越来越多知识分子进入延安，那些在纯军人环境下少有意知或表达的问题，开始频频被关注和谈论，尤其是平等问题、个性问题。知识分子天然地易于注意这些，敏感，且热衷于发表。于是，烦言常有所闻，乃至作为“失望”流露出来。1941年起至1942年春天为止，是这声音渐形强盛的时候，有很多表现，画展、戏剧、墙报、杂文等。因为要应对这样的态势，才有了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座谈会之后，随即启动知识分子改造运动。

　　周扬文章和萧军们的商榷，从一个方面反映着《讲话》前延安知识分子中两种不同声音。周扬说抱怨不对，对新的环境和生活应该热爱；萧军们于此逻辑表示恕难赞同，他们觉得抱怨即爱，恰因热爱才抱怨，“一个在光明里面特别爱好黑点和追求黑点的人，绝不是一个真正的光明底追求和创造者”。

　　就此，又要强调一下延安语境的变化。一直到1942年4月，延安的思想环境与状态还颇为松弛，甚至“自由”（无论从其“好”“坏”意义来说），这是萧军们所以言而无忌的原因。勇于批评且认为批评对革命有益的态度，在知识分子中占多数，周扬视批评为销蚀的观点，一般不以为然。所以，当时延安除“暴露黑暗”外，还有“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等好些坚持启蒙精神的主张。《讲话》加了引号而列举和批评的七种说法，皆系延安文人中很普遍的舆论。总之，延安文学的前半期，还主要是对“五四”批判现实传统的祧附，人们并不觉得因为在延安，文学就需要变成另外的样子。

　　“光”“黑”争执从区区一隅、转瞬即逝的小事，终至为史上浓墨重彩、大书特书的篇章，是因丁玲所称的“并不广泛”的读者中，有位特殊人物。我们知道萧军为退稿事，去找过毛泽东，还态度狷狂，声言要舍延安、去重庆。这引起毛泽东高度重视。面谈之后，1941年8月2日，毛亲致萧军一信：

　　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

　　毛泽东的关注，除直接材料，又有间接的线索。从文本比较角度，我们觉得周扬那篇《文艺与生活漫谈》，毛多半细细读过。文中“实际上，又有几个文艺工作者真个和他们较长久地生活在一起，同他们打通了心，了解了他们的一切生活习惯，他们极细微的心理？我们和他们的接触是不经常的，常常是不自然的”之论，想必深获毛泽东之心。我们未必轻言《讲话》重要论述“深入工农兵生活”来自周扬，但从互文参照方面说，两者内容很相近；同时周文在前、《讲话》在后，这一时间关系也是清楚的。

　　从落实到人来讲，“暴露黑暗派”阵营是时过境迁，经过“再解释”（再批判）追加追认的，里面必然掺杂了更多的主观因素，故而有人为构设的痕迹。这主要体现在丁玲身上。假若1942年就提出一个“暴露黑暗派”名单，她未必被列入，更不要说“为首”。当中的变化与隐情我们知道不多，但时间显然参与了变化。不过另一面，也无须太过夸大时间的作用，事情的基本内核是保持的、延续的，《讲话》固未直指何人乃“暴露黑暗派”，不等于毛泽东当时心中无此萦绕；无论如何无法想象，1958年圈定这名单，只是毛泽东灵机一动的产物。

　　尤其关注这件事，对毛泽东不是偶然的，关乎1942年毛泽东一个重大思考。它表现于文艺领域、诉诸文艺论争，而本质与意义在于思想的主导与权威。当其时，他方致全力于解决此问题，这就是后来何以用“全党思想统一”来论延安整风的“伟大意义”。在完成这一事业时，批判宗派主义是最重要的武器。他将宗派主义与主观主义、党八股并称党风三大顽症，通过对宗派主义的批判，他殄灭了思想的混溷，平抑了认识的乱局。经过他独有的解释，与宗派问题有关的话语，已经被带往全新的方面。

　　我们且借词义变化以观。《现代汉语词典》就“宗派”一词于正解“政治、学术、宗教方面的自成一派而和别派对立的集团”外，专以括号注上“今多用于贬义”的说明；复于“宗派主义”释曰：“只顾小集团的利益，好闹独立性和做无原则的派系斗争等”。商务印书馆（香港）《汉语大词典》，在“宗派”条下共列古今五种解释，最后一种是“今指为不正当目的结成的小集团。”

　　这些新的语义，发凡人便是毛泽东，由来均可在1942年重要著作之一《整顿党的作风》中找到。该文就“宗派主义”论道：“首先就是闹独立性”、“只看见局部利益，不看见全体利益”、“他们不知道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闹这类独立性的人，常常跟他们的个人第一主义分不开”、“把个人放在第一位，把党放在第二位”……另如“一切脱离群众的行为”，也列为“宗派主义思想在那里作怪”的表现。

　　这样，“宗派”完全转为贬义词。先前我们曾经诠疏，它在古代大致中性，引申为门户攘斥时才稍含贬抑。除了词义转为负面，另外的更重要变化是，毛泽东还赋予或使之隐含了主宾、主从意味。原本，“宗派”仅有相左、颉颃、牴牾等意，无所谓忤逆附从。经毛阐发，用法大殊。如《整顿党的作风》所论，是以“局部”犯“全体”、以“个人”犯“党”、以“民主”犯“集中”等，罪状亦相应为“闹独立性”、“小集团”等；最终，宗派问题在政治上将通向反党。

　　如果历史陵谷之变，可寄寓、浓缩于个别语词，那“宗派”就是这样。这种时候，有些事情可能只因语词理解的错位、不当或不到，而南辕北辙。像“宗派”词义之变，我等晚生之人，因得以饱看波诡云谲，不难冒充“事后诸葛亮”，而当时伴随历史一道同行者，若要辨悉窍要却谈何容易。胡风冤案千头万绪，如果抉要以言，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宗派”词义误其所指，以致踏空跌仆。

　　反胡风斗争以1954年12月8日周扬著名报告《我们必须战斗》正式打响后，随着铺天盖地的批判，胡风或能了解对宗派、宗派主义的正确用法。如郭沫若批判文章，开篇对胡风问题的表述：

　　多年来，胡风在文艺领域内系统地宣传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并形成了他自己的一个小集团……解放后，他和他的小集团的大部仍坚持他们一贯的错误的观点立场，顽强地和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对抗。

　　或《人民日报》公布胡风第一批材料时的评语：

　　多年来胡风在文艺界所进行的活动，是从个人野心出发的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是反对和抵制党对于文艺运动的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文学队伍、为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反党文艺小集团争夺领导地位的活动。

　　宗派现象，要害是反党。对“丁、陈集团”是此用法，对“胡风集团”也是，只不过到第三批材料公布时，宸怀震怒，胡风问题从“反党”升格为“反革命”，变成敌对性质，连宗派主义资格也褫夺了。

　　纵观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学乃至一般历史，发现宗派问题不单是从头贯脚的粗线，也如连根拔起的定海神针，搅天扰地。事到胡风一案，既属惨烈，不意随后“文革”间更因派性、派系上演武斗，神鬼皆愁。这些以后的情形，去今未远，我们姑就此省减笔墨。

　　“文革”一番四海翻腾、五洲震荡，这能量好像方才释空，然后迎来海晏河清。然而，根源究竟是否袪除，谁也不知。从文学来讲，迄乎八十年代末，文坛分歧虽有价值冲突底蕴，可手法也真不乏宗派倾轧的意味。从社会来讲，即在目下，就似乎随时可以浮现扫灭不同意见的冲动。

　　凡事皆有两面，在中国现代思想进程中，宗派问题确有两面性。一是价值离析、言不一途、思想活跃，与“帝王时代”判然有别、体现“现代”特征的一面，若不如此而千人一腔，反倒是“千奇百怪”、“专制余毒”。然而，我们也看到甚至更多看到了另一面，多少排轧、斥逐、非毁以至于构陷、禁锢、威压因宗派而起，不单造成个人悲剧，复使国家文明脚步深受拖累。以我们的知识，多声部、言不一途，可以正能量大过负能量，但前提是“不急于是非”。经历许多教训，国人不知可否了解它的好处；就算非急不可，亦请只急于坚定自己立场，而非急于禁绝他人思想——起码做到不因一己之见，当街掌掴相左人士，且无论自以为是如何的正确。

　　李洁非，《中华读书报》 2013年05月22日，原标题为《宗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