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世纪与中国古代最明显的区别或许是骑士制度。
骑士制度产生了军人的荣誉感和欧洲社会的尚武风气，骑士的身份和地位令人仰慕，他们拥有神圣的军事职责。中世纪的欧洲人相信，人类堕落后，战争和罪恶降临到这个不幸的混乱的世界，骑士们天降大任应运而生。他们的职责是抑制邪恶、保护人民。只有最强壮、最忠诚、最具高贵精神者才可被选为骑士。他们的战马是动物中最高贵的，他的武器和装备是最精良的，还有忠诚的扈从为他服务。骑士制度不仅把一部分人造就成精英并赋予他们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荣誉，也推动了整个社会尚武的荣誉感。
虽然芒福德讥讽军队“是三流头脑的避风港”，骑士精神对整个社会的这种广泛影响恰好是中国古代社会所没有或缺乏的，中国军人大多是来自社会底层的流民，甚至是被抓来的壮丁，谈不上任何对战争的尊严感和神圣感，更不用说正义精神。
欧洲骑士制度是封建时代的产物，中国仅有的封建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当时中国处于一个“游士”和“游侠”时代，诸子百家四方奔走，各封建领主争相蓄养“食客”和武士。游士和游侠构成当时中国重要的正义力量。孔子就是乘坐着马车周游列国的，儒家的将“御”和“射”作为必修的六艺之中，可见当时的尚武风气之盛。
《晏子春秋》中记载的“二桃杀三士”其实是对中国古代“骑士精神”的一种悲叹和嘲讽，权谋之术从此成为中国文化主流。
常言说“士可杀不可辱”，专制集权以后，或者杀或者辱，“士”作为一个精英物种终于灭绝。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以法家思想创立极权专制，焚书坑儒，禁民间谈兵事，收缴民间武器，官吏体系文武分离，以文官节制武官。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兵家式微，尚武精神从此衰落，腐儒构成的文官垄断了权力体系。及至宋代杯酒释兵权，理学倡言“主静”和“守雌”，儒家六艺仅剩下一个“书”。秦汉以降的中国不是被野蛮异族以暴力征服，就是被黑化的官僚权力以阴谋奴役，民间已经失去了任何正义抗争的精神和力量，流氓文化大行其道。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整个文明社会一直保持“士农工商”的大致类似结构，“士”作为社会各阶层之首却有着不同的含义：“士”在中国指“儒士”，在日本指“武士”，在西欧则包括城堡的骑士、大学的学士和教会的教士这三种社会中坚角色。可以这样说，如果有一种文化特质改变了西方世界的话，那无疑是马镫上的骑士文化。
骑士文化就是东方与西方两个文明中最大的一个气质差别。没有马镫，就不会有骑士文化；假如没有骑士文化，也就没有西方文明。如果再深究一步，没有骑士文化就没有现代民主社会。
从小小的马镫出现以后，同一块大陆的东西两边都进入了马上时代，一边是精英化的骑士，一边是草根化的骑兵。文化从来都是精英的产物，西方的骑士发展为优雅绅士和正义力量，东方的骑兵则永远是官僚体制下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赳赳武夫。
从根本上说，骑士文化实际是一种中产阶级文化，它独立于国王的权力之外，又高于底层的平民文化。当自由的骑士成为一个社会主导者时，自由独立的社会意识就成为最大共识。相反，中国传统的官吏阶层以人格附庸成为东方社会的中产阶层，使社会出现权利真空和人格沙漠，或者说不能出现西方式的中产阶级。
马镫创造的骑士文化融合了修道者的虔诚与贵族的气质，深刻地影响了整个西方的社会。骑士与教会并肩加入了对世俗王权的分权。
十字军东征结束了，但骑士精神并没有消失。再经过一段时间，骑士阶层就彻底没落了，代之以出现的是一种新的文明群体——绅士。绅士继承了骑士的多数传统，他们谦卑、有怜悯心和正义感、诚实、公正、勇敢而克制，这些都是绅士的表现。绅士是对骑士、学士和教士等三种角色的整合，从而出现了一种现代社会的公民精神。
在传统时期中国社会中，上层阶级的男人以“忠孝”为志，一生要忠于世俗权力。发生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同一时期的“岳母刺字”堪称一个中国精英的标本。
西方文化通过骑士精神培养了一个不跪的民族人格，而东方文化则通过忠孝思想培养了一个向权力下跪的民族姿态，对权力的屈服和对尊严的放弃使一个民族从此踏上通往奴役之路，这里没有自由，更没有正义与高贵。
于是我们看到，在相同的一只马镫面前，产生了西欧的封建制和东方的专制体制，并且都延续达千年之久。虽然中国是马镫的最早出处，但中国却没有出现过骑士现象。
中国的官僚文化远在中国人骑上马之前就已经很发达。周成王时代的金文就有“卿士寮”，那时就已经建立了繁复的官制。《周礼》实际就是周官制。到了先秦时期，关中的秦国经过商鞅变法，率先建立起了一个偌大的财政、民政、刑法和军事体制。一旦进入官僚时代，任何技术创新的出现和应用都不会引起什么社会改革。
秦汉时代，骑兵代替了战车，紧接着马镫出现。秦始皇统一六国过程中，各国的贵族几乎都被消灭了，或者被杀，或者迁徙，或者流放，秦汉以后的中国，贵族作为一个阶层已经消失了。
秦国发展较晚，但其专制制度却发展特早，几乎没有什么贵族。自秦始皇创立皇权体制后，传统的贵族教育“君子六艺”走向没落，在文化禁锢与权力（暴力）镇压之下，那些所谓的贵族只是些有名无实的伪贵族，既没有封地，也没有独立人格，只不过是些高官厚禄依附于权力的高级奴才而已。
没有贵族，也就没有贵族文化，只剩下不择手段获得权势的流民和流民文化。《商君书》中说：“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所谓“弱民”，就是用弱民除掉强民，用不才杀掉才民，使社会彻底平庸化，从而容易治理；以流氓来治理，使帝国保证强悍，“以奸民治，必治至强”。
贵族文化或者说骑士精神从本质上完全与专制思想相背离。
随着技术的进步，贵族精英所垄断的军事优势最终被弓箭火枪所打破，贵族精英的人格独立性最终被专制权力所压倒。这种变化和趋势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是如此，只是中国比欧洲来得更早。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项羽是中国最后一个骑士。楚汉争霸，“丁壮苦军旅，老弱罢鞍漕”，项羽跟刘邦提出以两人决斗来结束战争：“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这种骑士式的决斗被刘邦嘲讽为“匹夫之勇”：“吾宁斗智，不能斗力。”最后刘邦背盟袭击楚军，项羽兵败乌江，但拒绝苟且逃命：“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他将心爱的坐骑托付给亭长：“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然后苦战后自刎而死，体现一个骑士高贵的尊严与侠义精神。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中国的骑士精神从此磨灭。
出身市井的流氓刘邦极不光彩地夺得天下后，身边立刻聚集了一批像陆贾这样的文人官僚。尽管刘邦常常拿这些儒生的帽子当尿壶，但他们还是不忘引经据典地告诉刘邦如何统治驾驭民众。刘邦骂道：“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意思是“你爷爷我骑着马得了天下，哪里用得着什么诗书！”陆贾一本正经地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
有了陆贾这样敬业乐业的模范官僚，专制帝国怎能不久远。对汉帝国来说，多一个李广少一个李广是无所谓的事情，更不用说马镫了。因此，中国只有骑兵，而没有骑士。
与西方骑士文化相呼应的是中国的官僚文化。以研究“文明的冲突”闻名于世的亨廷顿曾经说过：“古希腊是民主制度的故乡，古中国是官僚制度的故乡。”在世界范围内，把官僚体制从初级形态发展到无比复杂的现代形态，中国人无疑为全人类做出了最为持久的贡献。
秦汉以降，儒士成为中国唯一的“士”，这种中国特色的知识分子以出卖才智服务于体制为目标，熟读儒家著作，通过科举制度的资格选拔后跻身仕途，这几乎是他们的唯一出路。
魏晋时期以竹林七贤为代表，一群离经叛道反体制的“名士”昙花一现，之后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士大夫文化构成中国特色的绅士精神，并产生了文天祥陆秀夫这样的文士。崖山之后，蒙古鞑靼将儒士贬斥为与妓女乞丐并列的下九流，士文化从此斯文扫地。
一个乞丐和尚创立的明朝以扒皮萱草和廷杖夺去了中国士一族的最后一点尊严。到了帝国末日，士大夫钱谦益拒绝以身殉国的理由是“水太凉了”。 中国士族以孝为本，信奉祖宗崇拜，而满清天朝的剃发令则连这最后的底裤也撕破了。至此，无论武士还是文士，作为士阶层的社会良心力量在中国基本灭绝了。直到启蒙运动西风东渐，中国知识分子在这100年才重新复苏，继而被贬为“右派”，“十儒九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梁漱溟语），犬儒化随之甚嚣尘上。
欧洲骑士们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年代常常被称为“黑暗中世纪”。在整个骑士时代，统一的中国无疑要比破碎的欧洲富裕发达得多，另一方面，儒家文化对人性的桎梏又使这里缺乏自由的土壤，难以生长出真正的“绅士”。
与中国类似，骑士制度和骑士文明也不可能在拜占庭和伊斯兰的哈利发国内发达起来。
因为传统的东方专制主义拥有强大的皇权和发达的官僚机器，完全足以征税和维持统治，军人从来都没有形成强大的足以左右和影响社会的力量，更没有产生类似的暴力文化。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以武犯禁”的“游侠”精神是东方专制主义文化下的特产，也最接近骑士精神，“救人于危，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失）言，不倍（背）言，义者有取焉”。但“游侠”始终是一种特立独行反体制的非主流文化，因此“江湖”往往为“庙堂”体制所不容，终不成大器。“游侠”之风到汉景帝以后就几乎绝迹了。汉景帝杀掉郭解的理由仅仅是因为一个“布衣”郭解的号召力比他这个皇帝还大。
2000多年来的中国，从来没有一种民间力量可以制约权力，除非周期性的玉石俱焚，这就是中国的悲剧。在欧洲文化中，罗宾汉和佐罗都是一个将东方的游侠精神与西方的骑士精神融为一体的美丽传说。
东方世界的日本或许是一个例外，它虽然没有出现一个骑士时代，但却在同一时期（幕府时代）出现了类似的武士文化，并形成了一种影响深远的武士精神——“武士道”。梁启超曾说：“日本魂者何？武士道是也。日本之所以能立国维新，果以是也。”
日本武士称为“侍者”，在一定程度上与西方的骑士有着同样的社会地位和文化特点，比如都是凌驾于农民之上的低级贵族，都是维持社会良心的正义力量，都服务于庄园领主，都专职战斗，都勇敢忠诚，都有强烈的尊严感，也都有一定的资格限制，甚至他们也有独特的城堡盔甲和章徽文化。从某种程度上说，日本武士是没有马的骑士。
日本武士精神的“四十七义士”与欧洲骑士的“罗兰之歌”、中国侠士的“荆轲刺秦王”都是类似的故事。
对日本来说，从1192年源赖朝开创的镰仓幕府统治时代算起，直到1868年江户幕府最后一位将军德川庆喜 “大政奉还”为止，长达7个世纪之久的日本武士时代具有划时代的变革意义。从政治上，日本国家政权从宫廷贵族手中转为地方武士集团的手中；在经济上，贵族庄园经济走向封建领主经济；在文化思想上，贵族控制的宗教文化走进民间，社会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发生大转变。
如同欧洲骑士忠于教会，日本武士则忠于天皇。日本武士既是职业军人也是行政管理者，他们不仅武艺高强，而且精通禅学茶道棋道。相对而言，“生不可喜，死不可悲”，日本武士更加勇敢，甚至残忍，而少了浪漫。武士文化与艺伎文化是日本典型的传统文化，一方面武士受到全社会的崇敬，另一方面日本妇女的社会地位极低。占人口半数的妇女地位如何，从来都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从第一个武士政权镰仓幕府直到明治维新，武士都是统治日本社会的“主人翁”。从体制文化来说，他们与欧洲的封建骑士极其相似，这与其他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有着极大不同。近代以来，日本率先实现了现代化和民主化，以至于“脱亚入欧”，这与其武士文化的历史影响是密不可分的。
对任何社会而言，暴力都是社会的决定力量，谁掌握了暴力，谁就主导了社会。暴力集中于一个人或家族之手，就是独裁；暴力掌握在一个少数人的秘密社团手中，就是极权；暴力掌握在一个开放的社会精英手中，就是民主；暴力掌握在大多数底层群氓手中，就是革命。
节选自杜君立《历史的细节》，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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