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向忠发的被捕，人们都没有争议。争议的是向忠发被捕后是否叛变和他是否被国民党当局枪决。对这两个问题，笔者已在《向忠发之死不是谜》一文中作了论述，仍觉言犹未尽，故再略作补充。
向忠发被捕后，受审时坐的是“电椅”还是“椅子”？
对向忠发的被捕和受刑，《陈文》引用了叶永烈《出没风波里》一书中关于张纪恩被捕情况的叙述。作者写道：“据张纪恩说，当时国民党军法处的审问者，给他看了一张向忠发坐电椅受刑的照片，意思是警告张不要步向忠发后尘。”于是断定“这张照片，就是解开历史谜团的密钥。”“如果向忠发在这26个小时内，是拒不供出国民党很需要的东西，那么，国民党特务机关对付向忠发的，就必然是刑讯室‘待遇’：施以严厉酷刑，拷打逼供。对此，前述那张向忠发受电刑的照片情况，就是铁证。”由此推测：“时年已52岁、并不年轻了的向忠发，会不会暴毙于国民党特务机关逼供的惨烈酷刑之下？”
《陈文》说，国民党军法处的审问者给张纪恩看的是一张“向忠发坐电椅受刑”的照片，意指向忠发受到刑讯逼供，有可能在国民党特务机关施予的“惨烈酷刑之下” 暴毙。
我不敢说这种可能性绝对没有，但是这只能是主观上的猜测而已。到目前为止，此说不仅缺乏有力的证据支撑，而且有些明显的疑点无法排除。如《陈文》说国民党军法处的审问者，给张纪恩看了一张“向忠发坐电椅受刑的照片”。但是，《出没风波里》一书中关于照片问题是这样说的：“张纪恩作为‘政治犯’，由国民党上海军法会审处主持审讯。首席法官叫姜怀素。他在审问时把封面上写着‘赤匪向忠发’的案卷拿到张纪恩面前，匆匆地翻了一下给张纪恩看。那案卷的第一页，贴着两张照片，一张是向忠发被捕后坐在椅子上受审的向忠发照片，另一张是向忠发被枪决后血肉模糊的身体。”
请注意，《陈文》说国民党军法处的审问者给张纪恩看的是一张“向忠发坐电椅受刑的照片”，而《出没风波里》却说军法处的审问者给张纪恩看的是两张照片，其中一张是“向忠发被捕后坐在椅子上受审的向忠发照片”。“电椅”与“椅子”的的含义区别极大：“电椅”是刑讯逼供、有时是执行死刑的刑具，而“椅子”则是“一种有靠背、有的还有扶手的坐具”。 向忠发被捕后受审，如果他是“坐在椅子上受审”，应该说还是比较文明的。不能说他受到了刑讯逼供，更没有理由猜测他“暴毙于国民党特务机关逼供的惨烈酷刑之下”。
在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国民党军法处的审问者给张纪恩看的是两张照片，《陈文》只说第一张，而且把普通坐具的“椅子”说成是刑讯逼供的“电椅”。第二张照片上的内容“是向忠发被枪决后血肉模糊的身体。”这句话明确说明了向忠发是被枪决的，否定了向忠发“暴毙”于敌人“酷刑之下”的可能。《陈文》对第二张照片却完全回避，只字未提。
被捕的中共党人出狱并非都是没有暴露身份
《陈文》说“关向应、余昌生等几名中共活动家，向忠发被捕前，均已化名被关押在国民党龙华监狱内了，而向忠发也都知道。但向忠发的被捕，却并没有暴露这些人，没有影响他们处境的恶化，而且他们不久后均被保释，安全出狱了。张纪恩、张月霞的情况也是这样”。
在党的历史上，被捕的中共党人出狱并非都是没有暴露身份，暴露了真实身份后出狱的例子很多，如1921年10月4日，当选中共中央局书记仅2个多月的陈独秀在上海渔阳里2号寓所被法租界巡捕拘捕，他当时填了个假名“王坦甫”应付。哪知因前来陈独秀寓所拜访的上海法院院长楮辅成和《民国日报》副刊主编邵力子也被带到巡捕房。楮辅成一见陈独秀便问：“仲甫，怎么回事，到你家就被带到这里来了？”于是陈独秀的身份暴露。在北京的胡适闻讯后即打电话给访欧刚回来的蔡元培，请他设法营救。张太雷、李达拟写电报请孙中山营救。孙中山给法租界领事发了个电报，要求释放陈独秀。国民党友人张继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伸出援手。10月26日，巡捕房罚洋100元结案，将陈独秀释放。
这样的事情陈独秀还有一次：1922年8月9日，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铭德里2号新寓所被巡捕和督察员黄金荣拘捕。胡适获悉后首先给外交总长顾维钧写信，又找蔡元培，请他们约见法使，营救陈独秀。8月18日，法租界公堂宣判处罚陈独秀大洋400元，取保释放。当陈独秀出狱回到家中时，见专程赶到上海参与营救他的李大钊已在家中等候。“南陈北李”相见甚欢，李大钊笑着说：“你是真的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了。”
再如1929年8月24日，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等人在上海新闸路经远里12号中央军委秘书白鑫的住处开军委会议时，由于白鑫叛变告密，下午4时许，彭湃等5人被拘捕。当局害怕夜长梦多，30日便将彭杨颜邢4人屠杀于上海龙华，唯独张际春一人幸免。
张际春何许人也？在中共党内有两个张际春，都是湖南人，一位是宜章人张际春，1900年12.月生，192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到达延安后曾担任过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中共西南局组织部长兼纪监委书记、农村工作部部长、西南局第二书记，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等职；1968年9月12日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1979年中共中央为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这里所说的不是宜章人张际春，而是醴陵人张际春。这位张际春，1904年生，1922年由毛泽东、夏曦介绍加入共产党。1924年春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26年9月被中共派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9年春回国，留在上海，任中共中央军事部委员兼江苏省军委委员、1929年任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8月24日与与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5人同时被捕。
国民党当然知道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和张际春的身份，为什么毫不留情地将彭杨颜邢4人处决，唯独对张际春网开一面呢？
人所共知，蒋介石曾任黄埔军校校长，他对黄埔军校毕业的学生有一种特殊的情愫。据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的曾扩情说：“约在1929年8月的时候，上海警察局破获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几处，逮捕了黄埔第一期同学张际春及其他共产党员彭湃等多人，蒋介石想借此瓦解当共产党员的黄埔同学，特派我到上海警察局，将张际春同学保释出来，其余如彭湃等多人一律由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枪决了。”
1931年冬，张际春获释，被派任中央军校政训处中校政治教官。1933年4月病逝于重庆。
被捕的中共党人出狱，有多种多样的背景和原因，向忠发被捕后，一些中共党人的出狱主要是由于他们顽强、机智的斗争和党组织的全力营救等多种原因而取得的，不能据此认定和归功于向忠发没有暴露他们的真实身份。
周恩来对彭湃等烈士与对向忠发迥然不同的态度
彭湃等四人于1929年8月30日英勇就义。当时，彭湃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军委书记。仅过十多天，周恩来就于9月14日写了《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一文，并在1930年8月30日彭湃等牺牲一周年时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上。1980年6月，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又把此文编入《周恩来选集》之中。周恩来在这篇文章中对彭湃等人被捕的经过、在狱中的坚贞不屈和顽强斗争以及他们四人视死如归、慷慨就义的情景都作了详细、真切的记述。文中写道：彭杨颜邢四同志“唱着国际歌，呼着口号出了狱门，引得一般士兵及狱犯都痛哭失声，甚至看守所员都为之掩面。”“有一狱犯特杀鸡一只望空致祭，可见其感动之诚！四同志死时特留下内衣三件作为纪念，成为最后的遗物！”周恩来在文章最后高呼：“工农兵士劳苦群众们！革命先锋战士们！烈士的革命精神不死！我们的奋斗不绝！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前进！努力地前进！直进到革命的最后胜利！”
而向忠发不仅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总书记）、中共中央军事部书记，而且在上海与周恩来等住在一起，朝夕相处。周恩来在彭湃等四人英勇就义后，很快就撰文纪念，号召大家化悲痛为力量，“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前进！努力地前进！直进到革命的最后胜利！”如果向忠发被捕后没有叛变，乃至坚贞不屈，慷慨就义，那么，作为当时的重要知情人、党中央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对同自己曾经朝夕相处的向忠发之死，绝对不会无动于衷。他一定会以党中央领导成员和重要知情人的身份撰写文章，为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的英勇牺牲写下光辉的一笔，追念烈士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激励全党同仇敌忾，继续奋斗。然而，由于向忠发的叛变，所以，周恩来不仅没有像对待彭湃等四人那样满怀深情地记述他们被捕的经过和壮烈的就义，反而义愤填膺地怒斥向忠发“他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对向忠发之死当时都是保持沉默
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和被处决是件大事，当时全国许多报刊都将这件大事作为头号新闻予以报道，如果向忠发是坚贞不屈，慷慨就义的，中共中央绝对要强烈抗议国民党的反动暴行，要号召全党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奋斗，其声势和规格必然很高，一定会超过对彭湃等烈士的纪念。然而，当时不仅中共中央对向忠发之死保持沉默，连一手把向忠发提拔到中共中央总书记高位上的共产国际也是保持沉默。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被捕叛变和迅即被处决，确实不好说什么，只好沉默。从这个不言而喻的侧面也可以加深对向忠发之死的理解和判断。
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对向忠发之死及其评价是一致的
曾有人说：“毛泽东在文革初追问周恩来，向忠发叛徒故事才得以流传。”好像毛泽东根本不了解向忠发的被捕和被杀情况似的，是在周恩来述说之后，“向忠发叛徒故事才得以流传”的。特别是“追问”二字，明显含有毛泽东对周恩来在向忠发问题上的不满。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作为向忠发被捕叛变的重要知情人，周恩来在有关场合发表自己的看法是必然的，正常的，但他在什么时候跟毛泽东谈过此事则不得而知。那么单就所谓“毛泽东在文革初追问周恩来”而言，周恩来是在“文革初”的什么时间回答毛泽东“追问”的呢？据散木《向忠发被捕之后》一文披露：“1967年5月19日，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及向忠发叛变一事：‘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后叛变，（又被）处死，有两处机关（遭到）破坏。”然而，早在一年多前的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越南领导人胡志明谈论中共党史问题时，就明确发表了他对向忠发的评价，他不仅说“几朝都是叛变。陈独秀叛变了，瞿秋白被捕后写了自首书。向忠发（实际上是李立三路线）被捕之后，给敌人带路抓人；敌人把人抓完后，把他也杀了，相当蠢。”而且还说：“在十年中遇到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第一次是瞿秋白；第二次是李立三、向忠发；第三次是王明。”“陈独秀，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共七年的时间；后来他跑了，跑到托派那里去了。第二朝瞿秋白，他是‘左’的，只搞了三，四个月。我刚才说的把我赶出政治局，有人造谣说我被开除出党，当了民主人士，也是这个时候。笫三朝，李立三、向忠发，搞了几个月，‘左’得很，要打大城市。第四朝是王明”。这充分说明，并非周恩来在“文革初”回答毛泽东的“追问”之后，“向忠发叛徒故事才得以流传”的，早在此之前，毛泽东就对外宾胡志明发表了对向忠发被捕叛变和“‘左’得很”的评价，与周恩来的观点是一致的。
总之，向忠发的被捕叛变和被国民党当局处决的证据多多。如说向忠发被捕后没有叛变和不是被国民党当局处决的，作为猜测可以，如要正式认定，必须有新的、确凿的证据才行，否则是难以成立的。
彭劲秀，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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