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首位驻外使节的悲剧人生——“名教罪人”郭嵩焘

郭嵩焘是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但他在临危受命出任清政府首任驻英大使以前，曾有一段因“反腐”受到打击、仕途受到重挫的痛苦经历。这段经过，当成前车之鉴。

1818年，郭嵩焘出生在湖南湘阴一户地主之家。18岁那年，他考中秀才，第二年进入著名的岳麓书院读书。强调经世致用、坚忍不拔，不尚玄虚、拚弃浮词是湘学传统，而历史悠久的岳麓书院一直是湘学重镇。正是在岳麓书院，他与曾国藩等人相识，互相切磋学问，砥砺气节，成为志同道合的至友。

虽然郭嵩焘曾考中举人，但后来接连两次会试都名落孙山。失意中，他只得接受友人的推荐，于1840年到浙江给浙江学政当幕僚。但他并不甘于游幕生涯，又几次赴京参加会试，终于在1847年第5次参加会试考中进士，正式步入仕途。但不久他的双亲相继去世，依定制他只能回家居丧。

就在回家居丧这几年，正遇太平天国起义。1852年，太平军由桂入湘，湖南官兵望风而逃。而同样乡居的左宗棠、曾国藩对是否出山镇压太平天国都曾犹豫不决，而郭嵩焘则力劝他们出来建功立业。以后曾、左都成为功勋赫赫的名臣，他总以自己当年的“力促”为荣。劝他人出山，自己当然也难甘寂寞，随后几年，郭氏一直随曾国藩参赞军务，多有建树，同时在官场中建立了一定的“关系”。1856年年末，他离湘北上，到京城任翰林院编修。

在京都，他深得权柄赫赫的户部尚书肃顺的赏识。肃顺性情刚严，以敢于任事著称，主张以严刑峻法改变当时吏治腐败的状况，屡兴大狱，唯严是尚，排除异己，但由于他深得咸丰皇帝倚重，其他人对他是敢怒不敢言。与其他满族权贵猜忌、排挤汉人不同，他却主张重用汉族官僚，对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他尤其重视。

由于肃顺的推举，郭嵩焘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蒙咸丰帝数次召见，自然受宠若惊。咸丰帝对他的识见也颇赏识，命他入直南书房。南书房实际是皇帝的私人咨询机关，入直南书房就意味着可以经常见到皇帝，参奏军国大事。咸丰帝还进一步对他说，南书房笔墨之事并不多，然而之所以命令你到南书房，“却不在办笔墨”，要他“多读有用书，勉力为有用人，他日仍当出办军务”。明显对他寄以厚望。

不久，咸丰帝就派他到天津前线随僧格林沁帮办防务，颇有些今日“挂职锻炼”的意思。1859年初，郭嵩焘来到天津僧格林沁处。但僧格林沁这位蒙古王爷根本不把郭嵩焘这位南方书生放在眼中，对他非常冷淡。而郭嵩焘本就文人气十足，再加自己是皇上亲派，并且明确他与僧是“平行”，不是“随同效用”，所以也咽不下这口气，更不明白“挂职锻炼”应少管事的道理，反而尽职尽责，结果僧格林沁更为不满，因此两人合作极不愉快。

1859年10月中旬，由于山东沿海贪污严重，咸丰帝命令他前往烟台等处海口查办隐匿侵吞贸易税收情况，而对他一直不满的僧格林沁却派心腹李湘棻作为会办随行。虽然郭嵩焘无“钦差”之名，但所到之地，大小官员都知道他是皇上亲派检查财务税收的大员，因此对他的接待格外隆重，并都备有厚礼。

没想到郭嵩焘向来清廉方正，严于律己，规定“不住公馆，不受饮食”，更不受礼。他的随行人员因不能发财而大为不满，那些地方官也尴尬不满，因为他破坏了官场腐败已久的“游戏规则”。到山东沿海各县后，他认真查账，发现从县官到普通差役几乎人人贪污税款，贿赂公行，而且税外勒索严重惊人，超过正税四倍多。

他立即采取种种有力措施整顿税务，堵塞漏洞，并设局抽取厘金。所谓“厘金”是清政府在财政极端困难时为镇压太平天国专设的捐税，郭嵩焘想整顿、减少其他易为官员中饱私囊税、费，而通过新设厘局使税收真正为政府所得。这些措施严重侵犯了当地大小官吏的利益，他们自然极为不满。而设局抽厘又增加了新的名目，因为在政治严重腐败的情况下，新任厘局绅董也一样贪婪。结果厘局刚成立不久，就发生了福山县商民怒捣厘局，打死新任绅董的骚乱。

尽管如此，这次税务整顿还是大有成效，查整了一批贪官污吏，增加了政府税收。但郭嵩焘万万没有想到，正当他自以为有功于朝廷的时候，突得朝廷以他在山东查办贸易不妥、交部议处的通知。

原来，书生气十足的郭嵩焘根本没有想到，李湘棻一直在暗中监视自己的举动，并随时向僧格林沁汇报。而他对僧格林沁派来的这位“会办”竟毫无防范，郭嵩焘开设厘局后，李即向僧报告说如此大事竟未与他这个会办商议便独自决定。这个报告使原本就认为郭嵩焘目中无人的僧格林沁大为光火，认为不与自己派去的“会办”商议实际是未把自己放在眼中，便在12月底以郭未与会办李湘棻同办、未与山东巡抚文煜面商便派绅士设局抽厘以致民变为由，上奏要求弹劾郭嵩焘。

以僧格林沁的地位之尊，他的意见当然深为朝廷所重。而且，迂气十足的郭嵩焘在处理山东沿海税务却与山东地方大员、山东巡抚文煜少有沟通协调，也使文煜大为不满，站在僧氏一边反对他。1860年元月，郭嵩焘被迫离开山东返京，悲叹“虚费两月搜讨之功”，“忍苦耐劳，尽成一梦”。

返京途中他备受冷遇，与来时一路的隆重迎送恰成鲜明对照，使他饱尝世态炎凉，领略到官场的势利。回京后，他受到“降二级调用”的处分，虽仍回南书房，但实际已是闲人，被冷落一旁。1860年4月，被冷落一旁的郭嵩焘怀着孤愤郁闷的心情以回籍就医为由黯然返乡。

其实，素有识人之明的曾国藩早在岳麓书院读书时就认为郭嵩焘识见过人，但书生气过重，能著书立说，更是出主意的高参，却不是当官的料。此番整顿山东沿海税收的失败，就说明了这一点，如他不知通权达变，不注意协调极为复杂的各方关系，认为只要严于律己一心为国，便可雷厉风行，不顾一切采取强硬措施反贪反腐。

不过，这次反腐失败固然有郭嵩焘个人的因素，但根本原因还是此时社会、官场已从根腐败，他的作为实际已与整个社会风气和官场成例冲突。其实，他在评价肃顺屡兴大狱、以严刑峻法整顿吏治时说明他其实也明白此点：

“国家致弊之由，在以例文相涂饰，而事皆内溃；非宽之失，颟顸之失也。”“今一切以为宽而以严治之，究所举发者，仍然例文之涂饰也，于所事之利病原委与所以救弊者未尝讲也。是以诏狱日繁而锢弊滋甚。”“向者之宽与今日之严，其为颟顸一也。颟顸而宽犹足养和平以为维系人心之本，颟顸而出之以严，而弊不可胜言矣。”“故某以为省繁刑而崇实政为今日之急务”。

也就是说，根本原因在于“颟顸”，即制度本身存在巨大缺漏，制度本身不合理，使各级官吏有机可乘，时时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而“向者之宽”，即吏治早已废弛松懈，在这种环境中能长期抵挡巨大利益诱或、洁身自好者毕竟不多，因此造成了“无官不贪”的局面。

在这种一直十分“宽松”的情况下，突然严厉反腐、仅用重典严惩的贪官污吏，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锢弊滋甚”。他眼光过人地看到，以前对官吏贪渎的“宽”当然是“颟顸”，但把腐败严重的原因仅仅归结于以前的“宽”而看不到是体制本身不合理所造成，不追究腐败的根本原因、不进行体制性改革而突然严厉反腐，其实与以前的“宽”一样，也是一种“涂饰”，不愿冒风险进行艰难的体制改革从根本上“反腐”，同样是“颟顸”。

而这种“严”会使许多官员因贪下狱，弊病也十分严重。体制存在巨大漏洞必然会“无官不贪”，在这种情况下“宽”反可以宠络、维系官员；而这种情况下的“严”反有可能使各级官员人人自危，影响统治者的施政效率和官场平稳，甚至很可能祸及反腐者自身。

后来，肃顺在与慈禧、奕訢权争中失败被斩首而亡时，不少官员拍手称快，证实了郭嵩焘的断言。确实，解决反腐问题的根本之途在于“崇实政”，即对制度本身进行改革，这样才能既“省繁刑”，又使政治清明，统治稳定。

郭嵩焘此次反腐失败还值得注重的是，僧格林沁是清王朝的忠臣，并非贪赎之辈，最后还为清王朝战死，但他为了自己的“权势”却反对、破坏了对王朝根本利益大有好处的“反腐”。各级官员，甚至是“清官”，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的、局部的利益凌驾于“整体”之上，因此“反腐”必须排除来自各级官员的干扰，破除他们对腐败者的保护。

此时，清政府面对的是自身的系统性腐败。所谓系统性腐败是指只有以腐败作为润滑剂，政府部门才能提供“正常”的公共服务。在这种系统性腐败中，腐败实际已经成为官员行事的常例，成为他们的一种生存手段，久而久之内化为一种不会引起内心道德冲突和愧疚感的“规范”，而不同流合污者必然受到系统性排斥，这反过来使腐败更加严重、更加猖獗、更加根深蒂固。

退一步说，在系统性腐败中，“反腐”即便得到“圣上”的支持、严肃处理了个别贪官从根本上说也无济于事，因为仅仅是孤立地处理一个又一个贪官，并不能遏制日益严重的系统性腐败，更不能从根本上清除腐败。

而且，在制度缺漏导致“无官不贪”的情况下，大面积肃贪甚至会使整个行政系统瘫痪，任何反腐者都不能不面对实情而有所宽宥，所以有必要再强调一下郭嵩焘的观点：在制度缺欠造成普遍腐败的情况下，对官员“宽”“犹足养和平以为维系人心之本”，“严”则“弊不可胜言矣”。但是，对腐败的宽宥又会使腐败更加严重……这种恶性循环，最终是“系统性崩溃”。

郭嵩焘的悲剧正在此点。大概，这也是所有“生于末世”却又不愿同流合污、不忍眼见“大厦倾”的“清官”们的悲剧。纵然“才自清明志自高”，但终难免“运偏消”的结局。“清官”们的个人命运如此，如果长期不能“崇实政”解决制度性腐败，一个王朝的命运也必然如此。

1860年4月，被冷落一旁的郭嵩焘怀着孤愤郁闷的心情以回籍就医为由黯然返乡。在家乡过了两年的赋闲生活后，郭嵩焘又在众人的劝说下，应练就淮军不久、人手紧缺的李鸿章之邀，于1862年春再度出山，任苏松粮道，不久又升任两淮盐运使。

由于曾国藩、李鸿章的全力支持，郭嵩焘在两淮理财顺利，卓有成效。1863年秋，他又遽升经济富裕、对外交往繁多，地位重要的广东巡抚，诏赏三品顶戴。但在广东巡抚任上，他又因耿直招怨，与前后两任同驻广州的两广总督矛盾重重，与进粤“会剿”太平军余部、一向意气用事的老友左宗棠也顿生龃龉。在错综复杂的种种矛盾之中，郭嵩焘左支右绌，最终在1866年6月解任下台，再次开始归乡闲居生活，而这次长达8年之久。

虽然归乡隐居，但郭嵩焘仍时刻关心时局，为国家前途担忧。

这8年中，洋务运动正冲破守旧势力的巨大阻力，逐步发展。这8年中，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更加险恶，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甚至连一向为中国看不起的日本也在1874年侵略了台湾，迫使清政府赔偿50万两白银方从台湾撤兵。无论愿意不愿意，清政府的对外“交往”越来越多，迫切感到需要懂“洋务”的人才。

1875年初，闲居8年的郭嵩焘又作为懂“洋务”的人才奉诏来到北京，并被慈安、慈禧两太后召见，不久被授福建按察使。几乎同时，遥远的云南中缅边境突然发生英国教士马嘉理在与当地居民冲突中被杀的“马嘉理案”。郭嵩焘此时不会想到，这一事件最终会影响自己晚年的命运。

“马嘉理案”发生后，清政府手足无措，只得答应英国的种种要求，其中一条是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任驻英公使。选来选去，清廷决定派郭嵩焘担此重任，因为他向以懂“洋务”著称。早在1856年春，他随曾国藩帮办军务时到过上海，对西方的种种器物和某些制度有了感性的了解，并认真研读了使他惊讶不已的“日不动而地动”等自然科学图书，倾心西学，后来一直参与洋务。他曾大胆提出由商人办理近代企业，在当时被人视为惊世骇俗之论；在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斗争中，他以自己的学识不遗余力为洋务派辩护，成为洋务派的重要一员。

中国派驻出使大臣的消息传开，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千百年来，中华文明一直以其灿烂辉煌辐射四方，引得“万方来朝”，认为其它国家都是蛮夷之邦的“藩属”，定期要派“贡使”来中国朝拜，决无中国派使“驻外”之说。简而言之，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对外只有体现宗(中国)藩(外国)关系的“理藩”，而无平等的“外交”一说。

19世纪后期，虽然中国屡遭列强侵略，但这种对外观念却并无改变，认为外国使节驻华和中国派驻对外使节都是大伤国体的奇耻大辱。

所以，郭嵩焘的亲朋好友都认为此行凶多吉少，为他担忧，更为他出洋“有辱名节”深感惋惜。认为中国派使出去“徒重辱国而已，虽有智者无所施为”，郭“以生平之学行，为江海之乘雁，又可惜矣”。“郭侍郎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使，真为可惜。”更多的人甚至认为出洋即是“事鬼”，与汉奸一般，满城风雨，沸沸扬扬，有人编出一幅对联骂道：“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当时守旧氛围极浓的湖南士绅更是群情激愤，认为此行大丢湖南人的脸面，要开除他的省籍，甚至扬言要砸郭宅。

在强大压力下，郭嵩焘几次以告病推脱，但都未获准，终在1876年12月从上海登船赴英。

行前，朝廷应总理衙门之奏请，诏命郭嵩焘将沿途所记日记等咨送总署。此正合郭氏之意，他早就想将自己所了解的西方富强之道介绍给国人，使国人从“天朝上国”、视异域文明为异端的迷梦中惊醒。经过几十天的海上航行，他于1877年1月下旬到达伦敦，立即将这几十天极为详细的日记题名为《使西纪行》寄回总署。

在日记中，他不仅客观记述了所见所闻，而且对这些见闻作出了自己的评价。如见到一些港口每天上百艘轮船进进出出却次序井然，他不禁叹道：“条理之繁密乃至如此。”盛赞伦敦“街市灯如明星万点，车马滔滔，气成烟雾。阛阓之盛，宫室之美，无以复加”。从途经十数国的地理位置，风土民情，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到土耳其开始设立议会、制定宪法的改革，苏伊士运河巨大的挖河机器，“重商”对西方富强的作用……全都作了介绍，尽可能让国人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摆脱夜郎自大的状态。

但总理衙门刚将此书刊行，立即引来朝野顽固守旧者一浪高过一浪的口诛笔伐，一时间群情汹汹，有人痛斥他对外国“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有人以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为理由提出弹劾他。有人上奏，认为应将郭嵩焘撤职调回：“今民间阅《使西纪程》者既无不以为悖，而郭嵩焘犹俨然持节于外”，“愚民不测机权，将谓如郭嵩焘者将蒙大用，则人心之患直恐有无从维持者。”由于找不到合适人选，清廷未能将他召回，但下令将此书毁版，禁其流传。

在驻英大使内，郭嵩焘还面临着与自己的副手刘锡鸿愈演愈烈的“窝里斗”。刘得到清政府中一些大员的支持，暗中监视郭的一举一动，不断向清政府打郭嵩焘的“小报告”，列出种种“罪状”。

如有次参观炮台中天气骤变，陪同的一位英国人将自己的大衣披在郭嵩焘身上。刘锡鸿认为“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巴西国王访英时，郭嵩焘应邀参加巴西使馆举行的茶会，而巴西国王入场时，郭嵩焘随大家一同起立。这本是最起码的礼节礼貌，但刘锡鸿却将其说成是大失国体之举，因为“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国主致敬”！中国使馆人员参加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举行的音乐会时，郭嵩焘曾翻阅音乐单，刘也认为这是效仿洋人所为，大不应该。连郭嵩焘不用茶水而改用银盘盛糖酪款待洋人，想学外语等等全都是罪过。

更严重的罪状是说郭嵩焘向英国人诋毁朝政，向英国人妥协等等。对刘的陷害，郭嵩焘当然备感愤怒，竭力为自己辩诬。二人的关系势同水火，满城风雨，无法调和。在郭、刘二人“内耗”日甚一日的情况下，清政府于1878年8月下令将二人同时调回。本来清廷还拟将郭嵩焘查办治罪，后在李鸿章、曾纪泽等人的反对下才不了了之。

1879年1月末，郭嵩焘离开伦敦，启程回国。到达上海后，他心力交瘁，请假归乡。5月回到故乡长沙时，等待他的却是全城贴遍揭贴，指责他“勾通洋人”。不久，朝廷便诏允其休。就这样，他在一片辱骂声中离开了政治舞台。以后他仍时时深忧国事，常向友人倾谈自己对社会、政治的种种看法，一些开明之士对其学识也盛赞不已，对其不为朝廷所用深为惋惜，但终不再被朝廷起用。

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在孤寂中病逝。他去世后，李鸿章曾上奏请宣付国史馆为郭立传，并请赐谥号，但未获朝廷旨准。清廷上谕再次强调：“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著不准行。”

郭嵩焘的悲剧是时代、社会的悲剧。倘先驱者不为时容，屡遭打击迫害，受害更深、更远的，恰是那个时代、社会自身。

雷颐，本文首发于《华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