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与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在天安门城楼。
核心提示：因为“九一三”事件又牵涉到了九届二中会时，那些大军区司令当时都写信向林表态，包括韩先楚啊、许世友啊、杨得志啊……还有四员大将（指当时参与军委办事组领导工作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访谈者注）。
朱：像复旦的“支左”人员是退回部队去清查，我们不管的。整个上海的清查运动是王洪文管的，具体的清查工作是戴立清（原是王洪文领导的工人造反派核心成员，后成为上海市革委会重要成员——访谈者注）在抓的。
王洪文管清查工作以后，与许世友系统的矛盾也很尖锐。空四军的干部与林的关系很密切，按照毛的政策，清查的同时，在处理时需要慎重。因为“九一三”事件又牵涉到了九届二中会时，那些大军区司令当时都写信向林表态，包括韩先楚啊、许世友啊、杨得志啊……还有四员大将（指当时参与军委办事组领导工作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访谈者注）以下的许多干部，空五军陈励耘、空四军王维国他们下面都还有很多人，怎么看待呢？他们都是革命过来的。对那些有历史问题的人，应该正确对待，不要揪住那些历史问题不放。他们打过仗，有经验，若要打起仗来，我们还应该用他。他们还能立功劳。关键在于你相信不相信他。
许世友当时在处理空四军干部问题的时候，将所有原来空四军的高级干部都赶光，另外自己派人。那就在这个问题上跟王洪文发生矛盾了。王洪文认为不能这样干。张春桥倒是态度比较鲜明的。他认为，不能怪下面干部，主要是上面的事情呀。
顾：具体是怎么一个情况呢？王洪文处理时是采用了怎么一个办法呢？
朱：他主张原来的班子不能大动，能够保留尽量保留，因为它有个工作连续的关系。人都换了，就会发生工作无法连续的问题。包括在杭州处理空五军的问题，他和许世友也有矛盾。那个时候，毛主席要王洪文在上海处理空四军的问题，到浙江去处理空五军的问题。这两个军都是与小舰队密切相关的重点区域。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上面，许世友是一刀切，统统下去。王主张大部分保留，不要再派人了。
顾：这已经不只是处理参加“支左”的部队人员了，而是部队领导班子的处理问题了。
朱：实际上，这也是许跟张发生分歧的继续。王那个时候实际上是在秉承张的意图办事。
毛泽东几次想唱“将相和”，始终唱不起来的原因，实际上是因为两个人的传统不一样，文化背景也不一样。所以，思考问题的方法、处理问题的手段都不一样。这样一来，你要完全合在一块儿，相当难。有的时候你也不能说张春桥不想“唱”，他很想“唱”。许世友也不是不想“唱”，他也很想“唱”。他打个豹子送给张春桥就是想“唱”。他们一起喝茅台酒也是想“唱”。但是，许世友喜欢的那一套东西不一定张春桥喜欢呀。许喜欢喝酒，张不喜欢喝酒。许送了一箱酒给张，张叫秘书何秀文退回去。何秀文就作难了，只能放在角落里，张看不到就算了。
还有一个差异，部队领导干部看不起文人：你们无非摇摇笔杆子，没有上过战场，没有拼过性命。我们是生死场上过来的人，大家都是同生死、共命运的人。他们之间的人际关系，同张春桥那种只讲工作的关系，完全不一样。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水和油很难交融。不是不想做，大家都想做。后来八大军区司令调动，毛泽东批评了许世友，许世友也慌呀！
顾：许对毛的批评不能不听。
朱：是呀。所以，听说王洪文的得力干将、上海轻工业局的头头马振龙正在找对象，他赶忙派夫人田普到上海来说，我有两个女儿，嫁给马振龙好不好？让他挑一个。这就是军队干部，表现得那么直！他对毛要求的“将相和”没有什么招数，把这种事也拿出来了。
顾：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朱：是八大军区司令调动以后的事情。所以你想想看，他已经调到广州去了，跟上海距离那么远了，也还是想改善关系，不是不想改善。
我举这个例子不是嘲笑他，而是分析他的性格。他不是从思想、观念上想办法沟通，而是用这种事情来表现自己的态度：我态度算得上是好的了吗？你还要我做什么样的事情呢？已经表示到这个态度了！
朱永嘉、顾训中，摘自《炎黄春秋》2011年第10期，原题：上海“文革”期间的军政关系——“九一三”事件40周年前夕访谈朱永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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