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文革中被抄家，只找到一百元的存折

只言片语－－作协前秘书长的回忆（10）


十、“四清”和十年动乱

两个批示下来后，中国作协进行了长时间的整风。在此期间，中央已经开始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或者简称“社教”运动。

1964年的秋天，社会上已经开始批判“三家村”——吴晗、邓拓、廖沫沙。

而在中国作家协会，主要是批邵荃麟和赵树理的“中间人物论”。批判告一段落之后，邵荃麟调离了中国作协，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当外文研究所所长去了。我觉得，批“中间人物论”是邵荃麟调走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毛主席第二个批示直接涉及各个协会，中国作协更是首当其冲。而我作为作协的秘书长也要承担责任。我心里很明白，这次整风在思想上是批判邵荃麟，在行政管理方面是要批我。

党组书记刘白羽决定调许翰如同志来接替我的工作，这实际上等于是对我的组织处理。

中宣部干部处处长赵进同志向张际春报告，安排我到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二办）工作。张陈春同意。刘白羽说，你先去参加“四清”，再去二办。

当时大批干部下放到农村，参加“四清”工作队，主要指导思想也是要改进并克服毛主席在第二个批示中讲的“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之类的作风和毛病。

我大约在10月底11月初来到山东。“蹲点”的地方是孔夫子的家乡，离曲阜十五里地的大关庄。中国作协有许多人都来到曲阜的房山区，比如严文井、陈白尘、侯金镜等许多同志，机关的人几乎来了一半，文联各个协会的许多同志，比如华君武等也来到这里。

其他的同志都有个职务，像严文井同志是个工作组的组长，而我就是个普通工作队队员，我的组长是个普通的美术编辑。我与严文井不在一个村，我所在村子的工作队长，是山东济宁地区来的一个姓谢的同志。

工作队当时在农村的权力是很大的，几乎领导一切。那时候主要的任务就是批判当权派，村里的当权派就是生产队长、生产大队长。

农村的运动和城里机关的运动不一样，白天要照常下地干活，工作队的队员也要下地和社会一起干活，同吃、同住、同劳动。晚上就开批判会，组织社员揭发生产队干部多吃多占等问题。“挖”他们的“浮财”（就是粮食），让他们把多吃多占的东西（还是粮食）退赔出来，然后再分给社员。

我和工作队长老谢很谈得来。这个老谢是农村的公社书记，对农村的事情很熟悉，也很有经验。我们一致认为，无论怎么批，生产粮食吃饱饭还是第一位的，因此我们要求白天的农业生产仍旧是队长和大队长来抓。而且退出来的粮食也不能分光，因为如果分光，明年一开春，春荒的时候就会饿肚子，就会有人出去要饭，弄不好还会饿死人！于是我们就拿出三分之一的“赔粮”分了下去，留下三分之二以备明年春天救急。说实在的，退出的粮食和分掉的粮食数量也都少得可怜，但这毕竟是个应急的措施啊！

而其他几个村就把粮食都分给了社员。

果然，第二年春天到来的时候，社员开始吃草根和树皮，有几个干部还上吊自杀。

当时的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肯定了我们的做法，认为这种“留一手”的做法是对的。山东菏泽地委书记是房山区的工作团团长，有一天告诉我说：谭书记让你进分团党委。

谭启龙同志以前和我认识，这次听到华君武同志提起张僖也在曲阜，就说：你们那里分团党委怎么没有中国作协的张某人啊？

这样，第二年春节过后，我就进了分团党委当党委委员。于是，中国作家协会在山东搞“四清”的同志都由我来联系。

我1964年11月到曲阜，第二年春节回了一趟家，一直干到第二年的6月。

回到北京，我准备到国务院二办去报到。刘白羽同志找到我说：作协第二批干部要去摘“社教”了，可是中央有个指示，说第二批去的同志当中必须有一个第一批去过的同志带队，你还是再去一趟吧。1998年，刘白羽同志在和我核实另一件事情的时候对我解释说：当时我们让你第二次去搞“四清”，主要是对某某某同志不放心，他这个人太右。我也将信将疑，不置可否。

后来，二办主任张际春也对我说：中央既然有这个规定，那你就去吧！

于是，我又参加了第二批“四清”工作队，从1965年9月，一直干到“文革”开始。

我参加的第二次“四清”是在北京的郊区县，从七八月就与北京市委，主要是北京市委副书记刘仁和市委农村工作部部长赵凡联系。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这次“社教”的地点，是在北京市顺义县的牛栏山、木林、张各庄、龙安屯四个公社。除了作协机关的干部和北京市的干部，还有科技大学的学生。我这次的职务是分团党委副书记。作协第一批参加“四清”工作队的人基本都回到了机关，留在机关的另一半又下去了。这次下去的还有其他各协会的同志，阳翰笙、田汉、阿英、孙振，都是这次同我们一起到农村的。

1966年春夏之间，批判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出来了。我们这些搞“四清”的干部当时还能看省军级的文件。过了没几天，北京市属的负责干部都被“叫”回了城里，“四清”运动只得草草收场。

《5.16通知》发布以后，中宣部被定为“阎王殿”，北京市委被定成“独立王国”。中国文联各协会和中国作协，都被划归文化部领导，我们中国作协的干部也都回到北京城里参加运动。

走进中国作协大楼，我迎面看见一条大标语：不能让张僖溜走！

我心里明白，因为我当时已经准备到国务院文教办去了，现在是有人要“揪”住我。不让溜走，是不让溜到文教办去！

就在这时，我们接到文化部通知，要我们都到社会主义学院去学习。到了社会主义学院，发现里面集中了许多熟悉的文艺界领导干部。我记得有夏衍、陈荒煤、阳翰笙、张光年、吴雪、邵荃麟、周巍峙、王昆等许多人，还有戏剧界、电影界的许多知名人士。刚一报到，就通知我们在大厅里听报告。

主持这里工作的，是新上任的文化部副部长，原成都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颜金生。他告诉我们，在这里的任务是学习，并揭发文艺黑线……

7月底的一天，一辆大卡车突然闯进社会主义学院，把电影演员陈强和张平两个同志推上大卡车拉走了。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和电影学院中的造反派把他们抓走了。

眼看这里的学习实在是进行不下去了，两天以后，主持工作的颜金生在礼堂里宣布：学习班解散！大学都回原单位！

在我们学习的这段时间，文化部部长萧望东派工作组进驻了中国作家协会，成立了“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没几天，工作组走了，作协就出现了两个造反派组织——革联和造反团。

毛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了，对前一段的运动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并鲜明地支持了造反派。

“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许多同志都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反右斗争，都用反右斗争的模式和经验来判断这场运动的发展和走向。不料，毛主席却采取了和反右斗争完全不同的策略。我们这些人都陷入了迷惑不解的境地。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上接见红卫兵，支持红卫兵的造反运动。从此以后，红卫兵造反运动就发展起来了。

我们作协的这些“领导人物”被关进了“牛棚”，也就是文联大楼的地下室。每个屋里关六七个人，我记得同屋的是严文井、郭小川、韩北屏、侯金镜，还有一个公务员老赵，造反派说他是历史反革命。其实他只是国民党时期在北戴河当过邮差。

屋里没有床，只用两块夹纸板拼在水泥地上，然后从家里拿来被褥……

当时中国作协编辑部副主任以上的干部几乎都被关起来了，大约有五十人左右。另外还有一些作家像谢冰心、邵荃麟、陈白尘等等，是从“外面”给揪回来的。

我们在这里一直被关了两年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主要的任务是写交代材料、“出席”批斗会、看大字报、修房子、砸煤块、搬家具等等。管理和看押我们的是作协机关的造反派，那里面有司机、办事员、编辑……在这段时间里，“罪行”轻的晚上可以回家睡觉，第二天清晨来报到；“罪行”重的晚上也不能回家。

有一次，在作协的批斗会上，造反派竟把外宾请了来。比如，把亚非作协的作家、日本的西园寺公一等人请来，我记得还有一个黑人作家（他常驻北京对外友协）——让他们看着我们被批斗，并且指着我们告诉这些外国作家：看！你们过去的朋友！他们都是黑帮！

在批斗我们的时候，经常给我们戴上高高的尖尖的纸帽子，帽子上写着每个人的罪名。我记得我的帽子上写的是“周扬文艺黑线的黑管家”。

1966年至1967年上半年，造反派对我还比较客气。我还是一个“黑帮”小组的小组长，有时候批判会不让我参加，有些事情还让我上传下达。

可是有一次，同屋的一位老兄心灰意冷地说：唉！这下全完了。

我就说：他们长不了，这些人算什么呀！

不想这位老兄把这些话告诉了造反派。第二天早晨，造反派就把我提出去审问。我说我没说。他们说：某某某已经把你供出来了！你诬蔑我们造反团！我还是坚持说没说过这样的话，结果就挨了揍，拳打脚踢。

当天下午，全作协召开批判大会，以前是主要领导挨斗，我们这些人陪绑；这次是我挨斗，主要领导人陪绑，对我又打又踢。一个造反派一拳打在我的肚子上，一拳打在我的腰上，我几乎要晕死过去。从这以后，斗我就斗得更厉害了。

1967年11月，江青有个讲话说：“演剧队是反革命别动队。”于是，演剧队的那段经历就成了造反派审讯我的主要问题。

有一次，五六十个“黑帮”在一个大房间里互相揭发。

当时，某某某就说：“演剧队就是反革命别动队！”

我说：“你不能那样说，这是周总理领导的。”

他说：“你不能这样说，我们都是受蒙蔽了。”

这以后，造反派又打我。我说：“你们不用打我，你们去问李富春、陈云同志，他们都在。你们去问问，我们是不是直接受中央组织部领导，做地下统战工作的！”

后来，他们去找了李富春同志。李富春同志说：“是！是我们直接领导的，不是反革命别动队！”

在那段时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造反派也经常提审我。因为在北京人艺有许多在演剧队工作过的同志，比如田冲、胡宗温等人。

幸亏李富春同志那会儿还当权！调查以后，就没有人再提这件事情了。

但造反派不肯认输，他们说：你们演剧二队不是，但其他的队是，旗手（指江青）讲的没有错！

我那个“黑帮”小组长也被撤掉了。陈模（《文艺报》编辑部主任）当了小组长。当时“黑帮”的队伍已经快有六十个人了。

1966年底造反派分裂了，大周明、严纲、甘堂会、杨子敏是一派；胡德培是另一派。

大周明的这些人是造反派中的“保皇派”，他们贴大字报让我站出来。我说，我不会对你们有什么帮助，我现在这个情况不便站出来，我只能给你们增加麻烦，你们不要再找我了。

陈白尘开玩笑说：你要当黎元洪了，要爬到桌子底下去了。

1968年的春天，军宣队和工宣队进驻中国作协。

军宣队是驻扎在张家口的65军的军人，工宣队是北京制药厂的工人。

造反派之间没法再斗了，在军工宣队的领导下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成立革委会要结合领导干部，当时叫“三结合”。李季同志就被结合了，是革委会副主任。主任是位副营级干部，据说是个上尉参谋。说来挺有意思，这位上尉参谋也叫张喜，只不过我名字中这个“僖”字比他多一个单立人儿，但读起来没有太大的区别。每当开会宣布领导名单的时候，许多人就都看着我笑，我想他们可能笑的是这件事。另一位副主任是制药厂的车间主任。

造反派也不怎么斗了，干部也不再被关了。1969年，林彪以中央名义发布的《一号命令》下来了，主要精神是“加强战备，准备打仗！”于是我们这些人又被下放到湖北的咸宁干校。

干校的主要耕地是65军围湖造田搞成的一片水田。一个副师长担任干校的军宣队队长，我们私下里都叫他张胖子。

我们是1969年9月26日到咸宁干校的。第二天，两三千人被集中到打谷场，场面非常壮观。

张胖子说：不要有什么幻想！把你们放在这儿，不但对得起你们，也对得起你们的子孙后代……

大家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不但自己一辈子要在这里扎下去了，就连自己的子女也得永远在这里生活！

我旁边的一个同志难过地说：我们就这样完啦！

我心里并没有完全这么想，就对旁边的人说：哎！咱们走着看吧……

咸宁干校是围湖造成的田，这里使牛耕地，和原来我的江西老家不一样。在这里我学会了打“缺”。“缺”，就是为了进水和放水的“土闸门”，我们扛着铁锹到处走，把“缺”搞好。那样的田四面都是水，我们劳动的场所就在这被水围起的田地上。大家白天在这里干活，晚上再回到村里的旱地去休息。我被分配当保管，管种子和农具，所以我白天晚上都要住在“湖里”的工具棚。

刚来干校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住在老乡家，主要在钟家湾、韩家湾一带。后来干样自己又在山上盖了房子，大家才从老乡家里搬出来。

1970年，我和作协的三个人，还有中华书局的、商务印书馆的，一共十几个人，到附近的红星大队去“插队”，和老乡一起住，一起劳动，这样又干了半年。

1970年底的一天，我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听人说赵树理同志在山西病死了。我吃了一惊，眼睛被泪水模糊了，好端端的一个人，几年不见怎么就病死了呢。我不敢往别处想。

一直到1977年底，我到山西负责调查赵树理同志的冤案，才知道1970年，“四人帮”在山西发动了全省规模的批判赵树理的运动。他被拉到太原和晋东南几个县游斗，他的肋骨被人用脚踢断，他从三张桌子摞成的高台上跌下来，摔成重伤，可是不许看病，他的伤口化了脓。最后一次批斗，他已经无法站立，只好将桌子的抽屉拉出来，趴在上面。时隔五天，一代著名作家赵树理，死在监禁之中。

为了给他平反，我去了山西太原。最后，争论一直到中央。胡耀邦、汪东兴等领导都做了指示，赵树理的冤案才得到昭雪。他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隆重举行。

1980年，农村读物出版社要出版他的长篇小说《三里湾》。应赵树理家属的邀请，我为他的书写了一篇其实是悼念文章的序言……

记得1958年，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去河北涿鹿的农村，住在老乡家里，吃饭的时候，他端着一个大海碗蹲在门口和老乡闲聊，几个孩子起着哄让他唱戏。没有想到赵树理居然放下碗，连唱带做地来了一段很像样的上党梆子。听赵树理说，他年幼的时候随父亲经常参加乡里“八音会”的活动，学会了吹拉弹唱的全套本事。

赵树理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他的妻子姓关，是个地地道道的裹过小脚的农村女人。我和赵树理一起住在22号院的时候，他的妻子住在石碑胡同。

1959年，赵树理把石碑胡同的房子交给了作协，全家搬到和平里，后来又搬到大佛寺，我们就走得更近了。

赵树理经常说：“到我家去，让老关给你做扯面、拨鱼儿吃。”

不了解赵树理的人以为像他这样的大作家，家里的钱一定不少。可是“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抄他的家，除了一个一百元的存折，居然一件值钱的东西也没有。

他的钱为生产队抗旱买了柴油机、水泵；为家乡买了化肥、树苗；为农民买了牲畜，为幼儿园买了缝纫机……

三年困难时期，干部下放，自己办农场。我和赵树理一起到涿鹿县求援，县里在一个叫三堡村的地方给我们划拨出三百亩地，杨子敏当场长，赵树理就是农场的顾问。赵树理还是当年那个习惯——蹲在凳子上和老农说话，谈起水土保持，谈起庄稼的茬口，他都非常内行。他和三堡村的支部书记很谈得来，谈的是如何搞水利灌溉，如何整修农田。

赵树理不但是中国作协的人，他还是北京市文联的副主席，他主编着一个叫《曲艺》的刊物。

在我的印象中，赵树理对农民的生活非常关心。经常主动给谭震林等主管农业的上级领导写信，反映农村的情况。赵树理还参加过第一次全国农民代表大会。

赵树理的死让我感到震惊和难过。

…………

1971年，我又回到连里，跟着大家一起下地。古立高看着我说：啊！张僖居然还算是壮劳力了。大家都笑了起来。

当时李季同志是副连长。连长是军代表。

我和李季同志认识早。1953年，我来北京参加筹备中国作协工作的时候，李季是驻会作家。

这次到干校，他的家属也来了。因为李季的爱人李小薇那时候已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因而此时也面临着到咸宁干校的问题。李季的孩子还小，所以只好全家都搬到咸宁干校。当时，我爱人也要到咸宁干校来。我说，我现在是“黑帮”，你要是和孩子来了，你们就是“黑帮”家属。后来，我爱人就去了她们单位的干校。

李季个子不高，和我差不多，大约也是一米六二的样子。但他表面显得有些粗，像个农民。他留给我的一个很深的印象——一个肩膀总是斜的。李季的性格很爽朗，也很厚道。他有个绰号叫李鬼，严文井经常叫，不知道缘由的人以为李季一定是个非常精明的人。其实，那是在一次与日本作家井上靖见面的时候，井上靖看了李季名片上的名字，错把他叫成李鬼了。

1953年10月，第二次文代会以后，他要求到甘肃的玉门油田深入生活。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同意了。李季来到油田，开始写石油战线的作品。他不但自己去了，全家人也都跟着去了，他在玉门油田还担任了油田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从1954年到1962年，李季这一下子就在油田待了八年多。

1959年9月，石油部在北京友谊宾馆召集全国各油田负责人开会，准备在大庆油田搞石油会战。李季向作家协会提出来，我们要组织作家去油田。

9月中旬，李季、刘白羽和我一起去找油田的宣传部长杨拯民同志（他是杨虎城烈士的儿子）商量。结果把事情就搞得更红火了。本来只想组织一部分作家去油田，后来组成了一个慰问团。除作家之外，还有演员、画家、音乐家。音协主席吕骥任团长，李季任秘书长。记得去的人还有周立波、李若冰、王晓棠夫妇、胡松华等等。于是，这次活动就不光是作家深入生活了，还有慰问的性质。

慰问团出发以前，余秋里、康世恩都来到作协机关给大家送行。

这次慰问活动长达一个月，搞得非常成功。作家李若冰就留下来，专门写油田题材的作品。后来，作家和艺术家写出并表演了大量歌颂石油战线的作品。

李季的热情，李季的组织能力，李季会出点子，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亞非拉作协活动中，李季也是一位得力的组织者。

直到1962年，全国县级以上干部参加的“七千人大会”以后，李季回到作协，担任作协创委会的副主任（正主任由刘白羽同志兼）。他的爱人李小薇也调到作协人事部门工作。后来李季又从创委会调到外委会工作，在这个期间，我们接触比较多，关系也很融洽。

1964年，文艺整风开始了。康生在全国现代戏会演中，点名批评了一些作品。像《早春二月》《北国江南》《李慧娘》《谢瑶环》……接下来，毛主席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出来了。陈白尘在上海被柯庆施不点名批评之后，李季又到《人民文学》担任副主编，接替了陈白尘的工作。当时的主编还是张天翼。

在干校期间，我和李季朝夕相处，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后来，65军撤走了。干校由湖北省军区接管了。

咸宁军分区副政委接替了干校的张胖子。

一位姓魏的县武装部副部长接了连里军代表的工作。

郭小川同志也是咸宁干校的学员，但他非常活跃，不甘寂寞。因为他认识许多电影厂的同志，又因为他原来是中南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他在湖北有许多熟人。他一会儿跑到甘肃去搞个纪录片，一会儿跑到武汉去写个解说词。这些纪录片上经常是这样署名：编辑郭小川。

在1970年湖北省军区接管干校以后，他根本就不下地了。

这些字幕和情况都被江青看到了听到了，她就大发雷霆：这个郭小川怎么还能到处乱跑！马上给干校下命令，让干校要看紧郭小川……湖北省军区怎么敢不听江青的话。于是郭小川又被人从甘肃“弄”了回来，还派人看着他。这样，郭小川就不能再自由出入干校了，甚至比其他人受的限制还要严得多。

郭小川很有才气，不但具有作家和诗人的气质，同时非常具有开拓精神，而且很有组织能力。

我后来经常想，郭小川如果不到作协来，就他的能力和社会关系而言，他很可能是位身居高位的领导，但那样他在文学方面可能就成不了诗人了，而可能是一个杂文作家。作家协会的环境让他比较迷恋写作，到作协来工作对他成为一个诗人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是全国解放之后，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那批新诗人中很优秀的一个。当时人们经常的起这一代诗人的代表人物，脱口就会说出郭、贺、李、闻（即郭小川、贺敬之、李季、闻捷）。

写作可能是他先天的气质使然，也可能是因为写诗社他的气质发生了后来的变化。

郭小川对人非常热心，有非常强的亲和力，属于作家们常说的“性情中人”。他乐于助人，他似乎什么也不在乎，尤其是他个人的东西，更是无所谓，谁需要，谁拿走就是了，毫不吝惜。

他对人很实在，不论下到基层检查工作或是体验生活，他都很刻苦，很深入。他在林县的红旗渠体验生活，一待就是几个月。他身体好，干活也不怕吃苦受累。因此，无论是思想上偏左的还是偏右的人，都没有说郭小川不好的。

郭小川的社会关系很多，他1952年在中南局工作。当时李先念同志是中南局的书记，熊复同志是宣传部长，郭小川是宣传处长。他和纪登奎（地委书记）、华国锋（地委书记）、赵紫阳（当时是陶铸同志的秘书），都比较熟，关系也不错。

不光是与领导熟，郭小川和许多作家的感情也挺好。比如与老作家陈残云以及比较年轻的李准同志、华山同志，都经常互相帮助，交往也比较密切。

中南局撤消之后，郭小川调到中宣部电影处。电影处处长是江青，他当副处长。这给他后来屡受迫害埋下了倒霉的种子。

郭小川为人正派，他不会故意要去整什么人，但他这个人思想有些“自由”，而且经常偏右。1961年至1962年国际上（东欧）发生了“波匈事件”，他居然也敢表示赞成。

在我的印象中，他和他的爱人在生活上关系很密切，也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但是他爱人的思想和他不一样，于是两个人在政治思想方面就经常发生争执，以至于“文革”风暴袭来的时候，他的爱人就要坚决与他“划清界限”。
…………

1971年底1972年初，根据上级指示，干校恢复了党组织生活。在连里，李季当支部书记，我当组织委员，严文井当宣传委员。李季那时候当连长。我们这个连这时候已经有一百二十多人，都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同志。

在湖北咸宁干校里，除了中国作家协会的同志以外，还有商务印书馆的同志，他们基本在15连。还有中华书局的同志，基本都在16连。电影界的一些单位也在咸宁干校，比如电影洗印厂、新影厂、科影厂等等都在干校的五大队。

我们几个比较知心的同志在地里干活的时候经常谈到一些“机密”的话题，从我们的命运、将来的出路，谈到北京的形势。周总理、邓小平和“文革”小组的斗争，甚至商量如何恢复中国作协的问题。我们感到有些希望，但又有一种前途未卜的迷茫。我们当时想的是，只要我们有人能回北京，就有希望。

后来，根据北京的指示，许多单位要恢复工作，进入恢复整顿的阶段。

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都要恢复，有些人开始离开干校，被调回北京。电影洗印厂、新影厂、科影厂也要恢复，又有些人也回了北京。干校开始骚动起来，每天都有各种传闻在干校里流传，人也变得非常敏感，许多人的心里重又燃起了希望。

1972年4月，国务院主持出版口的徐光霄同志要抽调一些人到文学出版社恢复编辑工作。李季被调回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任副总编。李季临走的时候对我说：“我先回去，过些时候你请病假回来。”

还没有来得及请病假，6月，我也被调回北京到文化部的留守处，即后来的安置办公室工作。

张僖，《二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