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20日 星期一

晚清改革失败,缘于三大绊脚石


  不改革等死、乱改革找死

  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晚清的50年,我总结为“不改革等死、乱改革找死”。

  不改革等死,其实就是改革的动力所在。发端于1861年的第一轮改革,国家面临着内忧外患,西方媒体和外交机构都在思考着中国崩溃后怎么办的问题。在那样的历史关头,中国体制内外的精英分子们开始了改革。

  乱改革找死,则是改革本身是一项长期工程,对“技术”的要求颇高,不能急躁,不能跃进,不能盲动,否则就拔苗助长、欲速而不达。甲午战争之后的改革,就走上了大跃进的道路,总想找捷径、搭快车,从西方和日本引进一个“主义”,一揽子解决所有的问题,而放弃了在更为根本、更为琐碎、也更需要耐心的“技术”层面上的艰巨努力。精英阶层都指望着通过“顶层设计”,一夜之间改天换地,结果不断地葬送改革,也令中国在不断革命的道路上几乎耗尽了元气和各种机会。


  晚清的50年改革,我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洋务运动”,从1861年到1894年。出于对“不改革等死”的恐惧,开始了改革,并且在经济上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也实现了同光中兴这样的政治奇迹。

  对于这个33年的改革,我们最大的批判是说它只改经济不改政治。这个批判本身并没有错,但却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当时,连最为基本的经济改革,每一步都十分艰难,遑论政治改革。

  第二个阶段,我称之为十年动乱,从1894年到1905年。受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中国的精英们普遍有了焦虑和大跃进心态,急切地寻找救亡捷径,并因此导致了戊戌变法的极右盲动,其遭遇反弹的结果,就是极左的义和团运动,最终在八国联军的刺刀下签订了辛丑条约。在极右、极左、外敌来回折腾后的废墟上,恢复了洋务运动,直到1905年计划开始政治改革。

  第三个阶段,是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核心的晚清新政,从1905年到1911年,这是“乱改革找死”的阶段。


  绊脚石之一:既得利益集团

  导致晚清改革失败的第一大绊脚石,是既得利益集团的缠斗。

  晚清时有新旧两个既得利益集团。新的既得利益集团,主体是官僚、企业家。在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下,他们往往是“官商一体”的身份,无论其之前出身于官场还是商场,几乎无一例外地既是官员又是商人。即便是所谓的“商办”(民营)企业,其领导人或者是官方任命的转岗老干部,或者是获得了官位品秩的商人。策动“保路运动”、引爆辛亥革命的川汉铁路公司,其高层就是这两种人的结合。这类企业虽然打着民营的旗号,亦几乎完全依靠公权力的扶持而得以维持和发展。

  这些在晚清改革开放中先富起来、并且先贵起来的一群人,当他们实现了“富+贵”之后,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必须两线作战:一方面,他们要与老的既得利益集团争夺,在这方面,他们希望利益是流动的;另一方面,他们要回避并切断“先富带后富”、走共同富裕的道义责任,并且为他们的“富+贵”继续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广阔市场,在这方面,他们希望利益是固化的。

  老的既得利益集团,以旧贵族为主,在改革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未直接得到“效用”的增量部分,却被稀释了曾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垄断地位,因此,他们往往会成为改革、尤其政改的阻力。这种反对,尽管会打着意识形态的旗帜(祖宗家法、中体西用之类),但其实只是出于利益担忧及心态失落。总的来说,这个集团希望的是经济改革大跃进、政治改革慢慢行。

  在与老的既得利益集团的争斗中,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因为不存在当家包袱和维稳顾虑,采取的是攻势,敢于高举改革、甚至是宪政的大旗,而希望持续稀释和解构老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与权利。如果从个体的角度去考察清末宪政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比如张謇等人,其基色都是“利益”,绝非“理想”。

  这个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对付抱有“共同富裕”期望的草根阶层方面,却不惜过度地、破坏性地、不择手段地利用公权力,以图固化利益格局。比如以财产和文化水平限制草根阶层参与基层政治,以国家专政权力为后盾强行收取集资股本金(“租股”),这是典型的“牧民”之道——— 草根阶层被他们当做奶牛,吃的只能是草,挤的必须是奶,甚至是血。

  而且,因为其“民营”性质而逃避了官方既有的监管体系,其酷烈和贪婪程度,比国有企业或“官督商办”的企业有过之而无不及。辛亥革命前,四川的民怨沸腾,并非因为政府苛政,而是川汉铁路公司将全省“公司化”,权力资本化、资本权力化,“羊吃人”的权力资本主义成为主旋律。而这些民怨,又都被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巧妙地转嫁到了政府头上,转嫁到了老的既得利益集团头上,异化为政府与民众的对立,这正与革命党在川省推行的“离间官民”策略相吻合。两股力量叠加,再加上政府内部已经丧失凝聚力和执行力,最终导致局势失控。

  这种新型的既得利益集团,既可以成为权力的执行者,又可以成为民意的代言人,欺上瞒下,在两边都占尽信息不对称的绝对优势,成为“改革”异化为“革命”、甚至“暴力革命”的催化剂。

  晚清的既得利益集团,从经改中大得其利后,积极参与到政改之中,成为所谓“立宪派”的主流,获得了政改的话语控制权。而他们主导下的政改,上淘空政权,下淘空民众,即便在形式上获得成功之后,也沦为既得利益集团内部的游乐场,反而进一步刺激了革命——— 清末三年,上千起群体性事件(“民变”),都是因草根阶层不满承担过高的改革成本而起。


  绊脚石之二:大跃进心态

  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共同心态是:不耐烦,总想走捷径,一蹴而就,跑步进入某某社会。

  这种“大跃进”心态,表现在改革上,就是经济上总是追求超常规、跳跃式发展,而在政治上,也同样希望进口或者构建一个“主义”的框架,就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问题。

  这种认识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相信:无论改革还是革命,似乎都是越快越好、越激进越好。我们总是为不断提升的“高铁”时速而欢呼,直到超速颠覆、车毁人亡,才能反省下“大跃进”的危害。

  近代著名思想家严复在《宪法大义》中告诫国人:“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快的未必就是好的,激进的未必就是进步的。速度绝对不是改革的核心问题,实效才是核心。

  晚清改革第一阶段的“洋务运动”,在33年的时间内,基本建成了近代化的工业体系,尤其是国防军工体系。北洋舰队的规模和战斗力,甚至名列亚洲第一,可谓成就斐然。但在这个过程中,出于急功近利的目的(如商战救国),权力成为资本之母,催生并且扶持资本大跃进发展,这形成了一个寄生于权力母体之上的既得利益集团,并令中国资本主义从诞生的时候起就与权力血脉相连、密不可分,权力至今仍是第一生产力、也是第一生产要素,既妨碍了资本的发展,也难以阻滞权力的膨胀。

  至于超常规发展的经济,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和企业腐败,更是不胜枚举。张之洞的汉阳铁厂、张謇的大生纱厂,虽然所有制不同,但决策之粗糙、经营之无能、管理之混乱、风气之腐败,都同出一辙,却至今还被人断章取义,奉为近代优秀企业的榜样,以作为厚古薄今的工具。

  在政治领域,清政权的崩溃绝非主流史家所说的政改太慢而导致革命,恰恰是政改太快导致失控出轨。

  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行,必须有权威资源的保障,这是改革的基本前提,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考察了世界各国的改革后,对此有相当精辟的论述。晚清推行宪政改革,初定的预备期是9年,大大低于日本的30多年及英国的百年,但还是被人指责为太慢。责难者的主流,正是我们前文提及的新兴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需要从政改的大跃进中,尽快地为自己攫取更多的权利,而这种超越基本国情的大跃进,根本不可能实现他们口头宣称的普通民众分享权利的动听愿景。

  即便在推翻了清政权之后,长期以激进面貌出现的孙中山,也提出了“军政”、“训政”、“宪政”的三段论,其预备立宪期与晚清相比,更为漫长。这充分说明,无论哪一种政治势力,当它占据了中枢地位,成为执政者之后,都不能不认识到———政改上的“大跃进”,不切实际,无法操作,其功能只是帮助在野者夺取政权而已,无法成为执政行政的根基。

  晚清因政改超速,而导致政权崩溃,这并不足惜,但这一超速颠覆,也中断了循序渐进的、有规则的温和改革,而代之以暴力流血的、无规则的武装争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成为主旋律。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主义”大旗下,精英阶层裹挟草根阶层党同伐异、争权夺利,谁也无暇关注培育民生与厚植国力这种关乎国家复兴、崛起的根本,这种“城头变幻大王旗”,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是毛泽东入京前“窑洞对”试图破解的“王朝更替规律”。


  绊脚石之三:泛意识形态化

  当今世界上,或许很少有几个民族会如同我们中国人这样,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热衷于意识形态之争、“主义”之争。这种“泛意识形态化”的集体偏好,养成了我们“上纲上线”的行为习惯,总是喜欢将简单的“问题”之争,放大到硕大的“主义”之战,没事找事、小事闹大、大事闹崩,绝不妥协,战斗到底,你死我活,不断折腾。

  晚清时“党争”遍布朝野,各派都将“天地君亲师”或者救亡图存的大旗举起来,争夺合法性资源乃至话语主导权,而忽略了洋务运动中一贯的关注民生、所谓“器物”层面和技术层面的改革深化。在与时俱进的政改大旗下,精英阶层几乎全部投入了夺权的传统游戏之中,而一旦夺到权力,则一切照旧,口号依然丰满,现实仍旧骨感。正如鲁迅对清末民初的革命与改革下的断语:“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

  泛意识形态化,造成了伪君子横行,整天呼唤道德,却忽视更为基本的规则建设,整个国家和民族呈现严重的精神分裂。从甲午战败之后进入“制度万能”的大跃进时代,尤其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启了新一轮“鹿鼎记”之后,近代政治的主流就成为“痞子运动”和“黑帮政治”,高举的旗帜永远只是幌子,说的不做,做的不说。

  泛意识形态化具有极强的自我复制功能,迅速形成了封闭式循环——— 越上纲上线,就越四面树敌;越四面树敌,就越需要上纲上线。本来可以通过协商、妥协解决、并达成双赢的“软性”矛盾,至此,都必须通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你死我活的“刚性”零和方式,决一死战,往往是两败俱伤。

  在这样的“政治挂帅”斗争思维中,社会充满了戾气,完全没有信任平台,更缺乏建立信任的机制,如同一个丛林世界,谁都没有安全感,谁都同时担任受害者兼施害者的双重角色,民族的元气大大受损。

  在泛意识形态化之下,本来内涵丰富的“政改”变成单一的、打倒和肢解执政者的运动,异化成为各方的走秀T台和政争工具。高喊所谓“政改”的,未必是为了民主民生;而反对所谓“政改”的,也未必是颟旰愚昧保守。

  “政改”的大量内容与意识形态无关,而是技术层面、“器物”层面的。这就如同企业一样,无论国有、民营还是合资哪种所有制,企业管理都有其规律、有其共性、有其科学;如果非要将所有制改造当做公司治理的预置前提,要么是掩饰无能,要么是别有企图。

  “政改”的核心,就是对权力的监控,对权力的分立和制衡,这主要是一门“技术”,而不是意识形态。

  泛意识形态化之下,喜欢拿着“主义”来处理“问题”的朝野各方,看似矛盾对立,其实都是根基于同样的思维方式,高举的都是同样的“政治挂帅”的旗帜。(南都评论记者隽永整理文章经作者修订过)

  雪珥  中国改革史研究者,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兼任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CEFC)顾问、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特聘研究员等。主要研究中国改革史、海权史。著有《国运1909:清帝国的改革突围》、《帝国政改》、《辛亥计划外革命:1911年民生与民声》等。

  雪珥,南都网,2013-05-19


1 則留言:

  1. 相比身边日本的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别说大清了,就是现今中国的衮衮诸公们,也没有一个人能正确认知改革的价值方向应该是什么。中国的可悲之处就在于:没有人能真正的去爱国,爱人民!全都在树大旗,飘幌子而谋私利,且越演越烈,推陈出新,高招迭起。人民热爱毛主席,毛主席热爱过人民吗?大饥荒时期,三千多万人民在持续饿毙,毛却下令为自己修造61座行宫,平均两亿元人民币一座,想想当时的两亿元是个什么样的天文数字呀,发动文革不也是为了一己之权吗。每个共党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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