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將传统中国极为重视的人伦也一扫而光

　　还是在儿时，曾有过如电光火石般却又恒远的记忆瞬间，仿佛自己立身于苍茫之间：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只有那永不可捉摸的此刻……那时，一个奇怪的念头潜入脑海：这世界在我之前，真的存在过吗？若当真存在过，又有何物能够证明，能够令我确信呢？

　　好似在半梦半醒地虚掷了许多个春秋以后，倒是不得不苦笑少时的无知与浅薄，以致曾经长时间地怀疑那许多的文物、著述，竟是毫无来由地出现，也终将会莫名其妙地消失的吧？然而，又是那些记录下来的历史，和这蹉跎了许多岁月的经验互相印证，一再地相约“提醒”我：历史不可轻视，切莫再做那“自我而新”的迷梦了！

　　1966-1976，十年“文革”，在共和国的成长历程中凿下了沉痛的痕记。由周明主编、华夏出版社出版的这本《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纪实》（第三卷），收录了社会各阶层知名人士在文革中的遭遇，其中有曹荻秋、陶铸、吴晗、孙冶方、巴金、老舍、邵荃麟、傅雷、丁玲、张志新、遇罗克、时传祥等人，从政界、军界、学界到文坛，均有收录。读过之后，不禁掩卷而叹：无从想象那该是怎样一段非人的岁月！那么多各界的精英们，或横遭杀戮，或含冤自杀，或隐忍坚持到天亮，他们留给后人多少不忍回望的惨痛记忆！

　　一切“旧”的东西——从物质到精神，都成了明日黄花，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珍视的“礼、久、仁、慈、孝”，在文革中统统被砸烂、捣毁，似乎它们根本不曾出现在一个号称“礼仪之邦”的拥有数千年古老文明的国度里。

　　传统的中国极为重视人伦，讲究“孝”“慈”。然而，在那段日子里，狂热的阶级斗争、权力斗争席卷了一切阶层和家庭，于是，与“右”派亲属划清阶级界限便是“明智”之举。

　　君不见，文革中罹患肺癌的顾准，苟延于病床之上，却未曾等来五个子女中的任何一位前往探望；他们都以种种托辞，坐视年纪未逾六旬的顾准日夜倍受思亲之苦，不肯尽赡养扶持之义务，而顾准终于在孤独中撒手辞世！

　　而在小琴《我不能不哭－怀念我的父亲邵荃麟》一文中，可以看到的反面例子则是：邵荃麟被害死后，邵的夫人葛琴于1972年3月即告病危，而她的子女作为其坚强的精神后盾，帮助母亲度过了最难熬的时刻。就是在亲情的告慰和子女的坚持照顾下，葛琴坚持到了1979年春，终于等到了为其平反昭雪的那一天。这样的两个家庭，除了让我们更加痛责那段非人的岁月外，是否能带给我们一些更多的思考和启示呢？

　　有人曾经根据统计资料说过：文革当中，受到冲击的程度是与当事人知名度和其对社会贡献大小成正比的。换句话说，在那并不遥远的年代，毁灭和打击的都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精英和栋梁。以今日我中华之迟迟难能在世界科技之林立有一席之地，殆不能免除文革之咎责吧！

　　文革中骇人听闻的酷刑，各级党委、政府及司法机关的“全面退出”，到一个人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都在挑战文明社会想象力的底线与极限。你看张志新，仅仅是说了一些不满的话，最后竟在黎明到来的前夜被秘密枪毙，临死前被割去舌头（有误。应为“割开喉管”——明镜历史网编者）！

　　最近常翻看一些关于“文革”方面的书籍，每至于废书长叹，不忍卒读。我曾在西南边陲工作过十年。回想起来，那段时光固然是艰苦的，记得那时，还时常不免于有囚徒日长之叹，但若将其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岁月中饱尝煎熬、折磨乃至冤死的人们相比，何啻于是天壤之别？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发展及评价，至今仍是个“敏感问题”。若从理论的角度来分析，这牵涉到如何评价毛泽东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乃至中国共产党历史及鸦片战争后百多年东西方碰撞史的重大问题，这自然不是本文的论题。然而，它对当下及今后数十年的中国产生的影响，却是值得认真重视和反思的。现在执政者有意淡化这段历史，尽力不去碰这段让人难堪的过去，从执政智慧而言，自然当属可嘉。毕竟文革此去未远，那段“火红”的记忆还鲜明地存在不少人的记忆中，而且不容否认的是，现阶段仍存在复辟“文革”的丰厚土壤。

　　我能够理解目前的这种做法，也希望从自然历史的角度计算：数十年以后，我们记忆中彻底摆脱了文革梦魇，真正走上了平等、民主、自由之途，但愿这不只是美好的期望……

　　的确，历史应当在这里，驻足沉思。

　　（《历史在这里沉思》，周明主编，华夏出版社，1986年，北京）

　　赵忠海，共识网，原标题为：回望那并不遥远的历史——读《历史在这里沉思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