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照里的朱学逵（戴眼镜者） （作者供图）
冯骥才先生二十多年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江苏文艺，1991）中，有一千来字关于朱学逵的记载。朱学逵是1964年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中国作家协会的。“文革”中作协最惨的“现行反革命案”就是朱学逵案。时隔四十余年，许许多多往事都已淡出，但朱学逵的音容笑貌依然如昨天一样。
朱学逵与我是北大同学，同年级同专业不同班。他是江苏南通人，家庭出身革命烈士。因此，“文革”前他是《文艺报》党支部排在前面的发展对象；“文革”中他又理所当然地在《文艺报》和作协的运动中起到了骨干作用。最有“战斗力”的战斗组“千钧棒”，他是发起人和头儿，我是一员。《文艺报》造反队他是头儿。他参与了“文革”早期报社不少重要大字报的策划和起草。他可以是红卫兵，但他的观点是同作协大多数人一样，属于“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造反派”。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他起了冲锋陷阵的作用。朱学逵长得纤弱清秀，戴一副近视镜。他勤于思考，斯斯文文，不胡来，更不会搞打砸抢。因此如果不出意外，他也会是未来文坛上，至少是作协报刊的一名骨干，一位负责人。
1966年春天，我们几个单身大学生都搬到了和平街作协宿舍。一个三间一套的单元里，我和复旦的吴松亭一小间，朱学逵和南开的马某、山大的张某一大间，北边的一间暂住山大的侯聚元。几个人共用厨房和厕所。都是年轻人，都没有女朋友或女朋友在外地。每到星期天，还时常一起做饭，所谓做饭也就是下碗挂面。闲得慌就下军棋玩，倒也其乐融融。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作协分成了“革”与“保”两派。我、朱学逵、吴松亭、侯聚元基本上是一个观点的，马和张则基本是机关红卫兵的观点。不过住在一个单元里，大家还是相安无事，说说不关痛痒的话，关系淡了一些而已。
转折或者说朱学逵的厄运出现在1966年初冬。
1966年11月24日晨，王府井大街北侧的文联大楼前赫然出现了通栏大标题为《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的大字报，以一系列的“实证”，罗列了朱学逵“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行”。因时间久远，我只能凭记忆，回想一些这张大字报列举的主要内容——
朱学逵在《毛主席诗词》一书的某页上批写道：“风卷红旗，风展红旗……足见词儿不多”；
另一页上批道：这一首平平；
再一页某一句上批道：雷同！
而朱学逵在《毛泽东选集》上的某页则画了两个联系的线条，批有：“矛盾”或“商榷”二字；
在许多页上勾勾划划，并打一个很明显的问号以示自己的怀疑或不解；
更有甚者，朱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的某处，批了一句话：毛泽东也设想过和平民主新阶段。
——这要加一注解，因为当时正在批判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朱学逵这么批，不是说毛泽东和刘少奇那时一样是投降主义观点了吗？
敢对伟大领袖的著作指指划划，评头品足，真是大逆不道！当时，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响彻云霄的歌里这么唱道：“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它，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不用多解释了，朱学逵是隐藏在革命队伍里，隐藏在造反派里的凶恶的敌人。
铁证如山。大字报是与朱学逵同屋的某人写的，也是他首先从朱学逵的书上发现的。一时间，谁也不敢为朱学逵辩护。当时的革委会主任许翰如事先知道了某某要端出朱学逵的事，怕干扰路线斗争（指作协当时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没有给革委会的另外两位荣某和郑某以及党总支部讲。许翰如为此不得不在两天之后就做检讨。出了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事件，怎么捂得住？
朱学逵被作为作协第一个和最年轻的“现行反革命”进入了黑帮队伍。但一时还没有关起来，他仍然住在我隔壁。同屋的某某是揭发他的，不理他是自然的；偶尔他同我说一两句话，我支支吾吾，不便说什么；他说他不会反对毛主席，我默默无语。我怕人说我划不清界线。我的内心很复杂：这都坏在北大的学风上了，北大学生就是喜欢评点，看什么书都要做做眉批。再说你朱学逵也太狂了点！
此时朱学逵正在热恋之中。北师大化学系的女生小顾正和他谈得如火如荼。朱学逵出事之后，小顾没有怕，更没有抛弃他，坚信他只是有错误而非真反对毛主席，坚信他不是敌人。小顾也是烈士子女，天不怕地不怕，她不顾别人的白眼，不听别人的劝告，照样来看望她的恋人，安慰他，不久就正式跟他结婚。没有任何仪式，没有一位祝贺的朋友和宾客。小顾还一人去朱学逵家乡调查，以证明朱不可能反对毛主席。他们在共同等待，等待一个公正的最后的裁判。朱学逵在日记中把他的女友称为“我的小太阳”，日记自然要被抄走，于是大字报上出现了这样的批判语句：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才是太阳！朱学逵把女友称做太阳，这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典型体现，也是他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根源。
朱学逵一被揪出来，我们这些喜欢在书上勾勾划划、评评点点的人，都惊出一身冷汗。哪天自己的书也被别人拿去“研究”，甚至嫁祸于自己，那可是性命交关的事情。我清楚地记得，与我同屋的吴松亭赶紧把自己的毛选藏了起来。我也赶紧把自己读的毛选偷偷检查一遍，虽然没有朱学逵那样的批语，但打问号以示不懂或者可以商榷的记号还是有那么几个，于是赶紧涂改，并加上热爱毛主席的语句，锁到抽屉里，什么时候看再拿出来。即使这样，我此后对凡是马恩列斯毛的经典著作都只画画线条，不敢再写什么体会之类的话。
而据阎纲的夫人刘茵2004年12月30日的回忆，1966年末她听说朱学逵出事，当时就惊出一身冷汗，因为阎纲在毛主席著作的空白处也写有大量的批语，一旦被人发现就不得了。想烧了吧，怕邻居发现，敢烧毛主席著作那还不是死罪？想来想去，撕掉有阎纲名字的那页白纸，作为旧书卖了吧。可到哪儿卖？到王府井很容易遇上作协的人；于是跑去西单，把毛主席著作卖了，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朱学逵的出局，对当时的造反派是一个损失，但当时作协大局已定，不可逆转。当时就有为朱学逵辩护的，然而多是在私下，会上不敢讲。辩护者的看法是朱出身好，是红旗下长大的，有错误有罪行也是思想问题，算不上反革命，应从宽发落。作协有的“左派”则说：朱学逵什么出身还不一定呢，他有个哥哥就是右派。
有意思的是，大约半年之后，曾与朱学逵同屋，后来因为结婚才搬到邻近一座楼的某某也被“揪”了出来，罪名与朱学逵一样，情节也与朱学逵一样——在伟大领袖毛泽东的著作上写了“反动批注”。某某是山东大学毕业的，出身贫苦，他在“四清”期间就入了党，是我们新来的10名大学生中最早入党的两人之一。
至于他在毛著上的具体批语我已不记得。印象是尚没有或比较少像朱学逵那样“狂妄”的话，也就是一些不懂之处、一些值得怀疑或商榷之处他做了记号，写了几句话而已。
朱学逵两人的事件，在文联大楼造成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效果。其实，两人的被揪多少掺杂了一些派性。运动伊始，他们两人就分属两派。这样“反对”（实际上也不是真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哪派都不敢保。
作协的运动自然主要对着刘白羽为首的党组，但这样“凶恶”的“现行反革命”放着不斗不行。只要有人提出来要批斗，别人就不大敢保。随着派性的蔓延和所谓“清理阶级队伍，一要抓紧，二要注意政策”的最高指示的发表，也随着刘白羽等一些“重要黑帮”由中央专案组接管，刘本人还由卫戍区关押。于是对朱学逵这样“恶毒攻击”分子的批斗火上浇油。
朱被押到作协401即惟一的大会议室，接受“喷气式”的高规格的批斗包括殴打。对朱学逵批斗的火力显然超过了对那些“反革命小爬虫”。“小爬虫”因其“小”，在黑帮里也是边缘化的，他们的“反毛泽东思想”不是直接的而是分析出来的、上纲上线出来的。许多人都明白，到了运动后期他们会得到宽大处理。朱学逵不同，属于“公开”、“恶毒”、“罪不容赦”、“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朱学逵给中央“文革”写了血书，陈述自己不过二十来年的出身历史，痛悔自己的错误和罪行，并说明自己决不反毛主席……我不知中央有关部门的档案里是否保留着这样的血书，如果还有的话，也是“文革”一景了。
与朱学逵、与我关系都比较好的一位同学陶文鹏，毕业后分配到《红旗》杂志，当时的身份是《红旗》联络员，实际上是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的秘书。据陶文鹏2004年12月18日和2005年1月3日回忆，小顾多次到中央“文革”所在地钓鱼台找陶文鹏，陶让小顾转告朱，要朱自己写信。于是朱学逵给中央“文革”，给戚本禹甚至给江青写了许多信，陈述自己绝不反对毛主席。有的信自然到了戚本禹那儿。
据陶文鹏回忆，戚本禹也觉得有点棘手。戚本禹问陶文鹏：朱学逵这个人怎么样？陶说：是我的好朋友，朱出身好，父母都是党员；朱在大学里是留学生辅导员、团小组长，一直表现很好。戚本禹表示：朱的错误是严重的，攻击了毛主席；但是朱出身好，一贯表现也好，那些问题写在自己的书上，又没有给人看。戚本禹还对陶文鹏说：我不好出面，我让阎长贵去作协，同他们说一说，让他们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吧。平心而论，戚本禹在朱学逵问题上，是说了好话的，这在那时也不容易了。阎长贵当时的身份也是《红旗》联络员，给江青当秘书。陶文鹏说：阎长贵受江青指示，到《文艺报》（疑为作协——杨注），谈谈要求两派团结联合的问题，顺便提一下朱学逵的处理意见。
据陶文鹏回忆，阎长贵回来就跟他说了朱学逵的事，阎说那一派不同意，口气很硬，还喊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阎长贵说：做了工作，做不通，那就没办法了。等一段时间再说吧！
我在2004年12月18日与陶文鹏通过电话之后，马上与当年造反团也是两派联合斗批改成员的胡德培与尹一之通电话核实此事，两人均表示没有听说此事，如果阎长贵来召见两派，他们两人怎么也得参加的。这就奇怪了。阎长贵难道没有来作协或《文艺报》？或者来了根本就没有见着胡、尹二人？（编者请阎长贵先生审阅了此文。阎先生说，此文所说的他受戚本禹之托到作协调停两派矛盾的事情，他没有印象了。阎先生还对本文提到的朱学逵给中央“文革”写信的时间提了一点意见：“戚本禹和我都在1968年被关起来了，朱学逵什么时候给戚和中央‘文革’写信，如果是在1966年冬至1967年1月以前，我与陶文鹏都在戚手下工作，收到信，戚还可能派我去办。我1967年1月9日就去给江青当秘书了，戚本禹就不再派我去做事了。如果确有此事，当在1966年12月左右，‘清理阶级队伍’，那是1968年以后的事，戚和我都没经历，‘小爬虫’一类说法出现在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中，戚和我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只有在1966年12月左右才有可能。”——编者注）
需要补充的是，朱学逵事出之后，对他例行进行了抄家。他哪儿有家？无非是一些书而已。从朱学逵的书堆里发现了陶文鹏的一些书，陶在自己的书上有一些批注，都是文艺问题。揪朱学逵的人推想：陶文鹏那儿肯定也有朱学逵的书，说不定还会有朱学逵反毛泽东思想的新罪证。于是作协一帮人气势汹汹到了中央党校后边的马列研究院陶文鹏的单身宿舍，要撬门。他们被挡住了：你们发现陶的问题了吗？答说没有。那就不能撬门，要找陶文鹏，你们去钓鱼台中央“文革”找去。作协一帮人只好作罢。电话已经到了钓鱼台，戚本禹听说此事，对陶说：你赶紧回去，处理一下。陶回到宿舍翻朱学逵的书，果然发现朱在《马克思恩格斯论历史人物》等书上有“此观点不一定妥当”一类的批语，于是将朱看过的书放在一个铁桶中全部烧了。陶后来回忆道：我们这样出身一般般的人，那时对毛主席、马列著作只有恭敬歌颂的份儿，最多写几句学习心得。朱学逵出身太好，又太独立思考，就酿成了悲剧。
四十多年过去了，去追寻一桩人命案件的细节，似乎没有必要也不大容易。因为“文革”中宗教般狂热的背景明摆在那里。
1967年底1968年初，戚本禹自己被打倒，进了秦城监狱。戚本禹的秘书、我的同学陶文鹏失去自由达数年之久。他受的挫折就不是此文所要说的了。那好，被戚本禹包庇的罪恶深重的朱学逵自然成为作协斗争会的主要靶子。
朱学逵的问题再次被“升格”，朱学逵的“现行材料”被一些人报送公安部门，公安部门遂以“公安六条”为由，表示可将朱学逵逮捕。作协于是在1968年2月17日在401大会议室召开大会，隆重批斗朱学逵，分属两派的人都参加了这个会，因为这是对“伟大领袖”的态度问题。会议组织者准备在斗争会之后将朱扭送公安部门。朱学逵对此已经有预感。
组织者把朱学逵的“小太阳”也叫来了。她只是在另一间屋哭泣不已。作协让两个女同志看着她以防不测。
近中午时分，斗争会开得差不多了。文联大楼其他各协会的人已陆续下楼去食堂吃饭。
朱学逵要求上一趟厕所。斗争会组织者让《文艺报》的王某看着他，以防不测。恰恰王某是个女同志，她只好站在厕所门口等他。就在这一分钟之内，朱学逵摘下他的手表，放在临街的窗台上，然后翻过窗子向下一跳。
文联各协会正往食堂走的人，听到身边一声闷响，叫了起来：有人跳楼了！
作协的人赶到，朱学逵已瘫在冬天的水泥地上，面部扭曲着，显然在承受巨大的痛苦。但水泥地上并不见什么血迹，大概是冬天，穿得多，又是脚着地的缘故。
此时李基凯走进“小太阳”待的屋，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朱学逵已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李基凯曾被作协一些人视为包庇朱学逵。
由司机小杨开车，周明和尹一之等人赶紧将朱抬上车，送往最近的隆福医院。隆福医院是作协的定点医院。可伤科本不是隆福医院的专长，又是一个自杀的反革命。隆福不收，于是赶紧到协和医院急诊。据周明2002年8月19日回忆，那时的协和急诊室里惨象环生，抹脖子的、割手腕的、喝敌敌畏的什么人都有——清理阶级队伍深入了嘛！协和的医生忙不过来，让他们等等。
朱学逵说：我的腰疼，帮我挪一挪。可哪里还能挪，周明估计他的内脏已经坏了。动他脚的时候，周明发现他的脚踝已经可以转180度，说明里边的骨头全碎了。
在等待医生的时候，朱学逵的表情痛苦不堪。他用力地反复地说着一句话：我不反毛主席。一个多小时后，周明看见他圆睁起眼睛，都睁成了一个直立的鸡蛋状。这是朱学逵最后一眼看这个世界。
送太平间时也费了周折，因为存放尸体的柜子都是满满的。周明回忆：把一个个柜子拉开看，好不容易才找到空柜子。医院的人让看看死者口袋里还有什么东西，周明掏了一遍，发现有一把自行车钥匙，拿回去交给了小顾。
作协几个好心的女同志让朱学逵的爱人小顾到自己家里住了几天，但这一切能抚慰一个破碎的心灵吗？听说小顾清理了朱学逵的遗物，把自行车和值钱的东西及一些粮票给了朱学逵的家人。这以后，小顾去了雁北最穷苦的地方教书。1970年代末朱学逵得到正式平反，举行过追悼会后，小顾去见过李基凯，李向我回忆说，小顾后来随便嫁了个人，一提起朱学逵来依然十分凄然。
我是在1月中就去南方“外调”，清理阶级队伍嘛！其实按以后军宣队的标准，我这样出身的人是没有资格参加外调的。外调的对象是外委会主任林元和一个锅炉工人胡调荣的历史问题。外调地点是上海和浙江。我是和吴泰昌同行的。在上海主要是了解林元当年在《观察》杂志时的情况，调查对象是复旦的教授笪移今。而在浙江水乡，找一个小镇就颇费周折了。一个锅炉工的历史也有那么重要？我其实也是借机回一趟上海看看父母。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了，我那当中学教师的父亲，也开始受审查了。
我回北京已是2月20日左右。回来的当天就听说了朱学逵自杀的事。最早揭发朱的某某就住我隔壁，他对我说：朱学逵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那也没有办法。我点头称是，心中黯然。兔死狐悲，我是朱学逵的同学，我还是“千钧棒”的成员。
是谁杀了朱学逵？于今人们不会也不应去具体追查了。一个时代毕竟远去，良知会拷问那个年代的每一个人，拷问活着的每一个人。
（《南方周末》编者注：此文曾请阎长贵先生审阅，他的意见，已经以编者注的形式附在文中，谨此志谢！）
杨匡满，《南方周末》，原标题为《朱学逵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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