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陳小雅 專稿
四、求學的艱難
到自貢以後，他與堂兄弟之間待遇的差別，在這個少年的心中也刻下了深深的痕跡。他感到壓抑，人生第一次體會到被遺棄、被冷落的情景。當他沈浸在被自己的政治領袖鄧小平“遺棄”的晚年淒清中，講述那段經歷時，傳達的是同一種來自“人性”基本要求的不平：
“因為，我在那兒讀小學，我的（叔伯）弟弟也在那個地方，但他當時就很闊，我很窮。那裏離家只有30里路，我伯父經常到自貢市來玩。他玩的時候經常帶我的弟弟（堂弟）去，卻從來不帶我去……我感到心裏很不痛快。”
小學的經歷，給胡德恕還留下了一個當時並不理解的印象，那就是，在教會學校，老師很少體罰學生，教師和學生的關係，總的來說比較“民主”。而在其他的學校，他總是經常看到老師厲害地打學生。
高小畢業後升中學，面臨的是要花更多錢的問題。他的二伯父仍然不給錢。而那個時候，擺在母子倆面前的唯一出路，就是兒子繼續升學。學而優則仕，兒子的前途，母親的依靠，全部維繫於這一條舊中國窮苦人改變命運的道路之上。
但怎樣才能繼續升學呢？與舊中國許多貧寒的求學者相同，胡德恕只得走投親靠友這條路。當時，他的叔祖父的女兒的丈夫，也就是他的堂姑父，在上川南雅安師範學校當教導主任。那個師範是公費。姑父願意帶他去念書，於是，他在那裏開始了初中的學業。然而，他在那兒只讀了一年。
“到了雅安那一年，心情也是很不愉快。因為那個學校是上川南附近幾個縣的學校，我是屬於下川南的。是因為我的姑父的關係，我才能去的。別人總覺得我是一個外來的、‘走後門’來的——雖然那時候沒有這個名詞——所以對我都是持一種歧視態度：如說一些諷刺的話呀，欺負我，大的學生還打呀……所以那一年也是很不痛快。到放假回去時，我母親哭著不要我再去，我也不願再去，這樣才回到自貢又讀了兩年。所以，在這個階段，小孩子的心情是很不好的，壓抑，憤恨這個家庭、這個社會的不公道。”
就在這個少年人初步感知到階級的分化、社會的不平等、不公道和人生的灰暗時，是他的第二個堂姐胡德輝——胡馭垓烈士之女，給了他最初的啟蒙。
“我上初小、初中，都是她領著我同二伯父進行鬥爭。我初中畢業以後，她又鼓勵我到成都去繼續陞學。我記得，那次我們跟二伯父吵了一次，吵得很厲害。大概是我二伯母悄悄地給了我們很少的一點錢。就這樣我到了成都。”
儘管有二姐這樣一個滿腦子“革命”思想的小導師，但直到抗日戰爭爆發，整個中華民族面臨危機的大時局改變之前，胡德恕基本上還是個一門心思發奮讀書，企圖靠讀書改變家境、改變母親處境，自己也可以出人頭地的舊式青年。因為，在他讀初中的時候，發生了日本人侵佔東北的“9·18”事變，但那次事件並沒有立即把他捲到救國救民的事業中去。他回憶那時的情形說：
“在我讀初中的時候已經發生‘9·18’了。那時候，我們也是跟一些大同學一起，到外面去講演。有時在茶館里弄一個櫈子，站在上面講；有時站在橋頭講。我們那有一個大橋，橋頭擺一些攤子賣東西，所以人比較多。我的口才還可以。因為我們讀中學的時候，學校有兩個會，一個叫‘講演會’，一個叫‘辯論會’。講演會就是你自己出題目，自己準備講演的內容。每個禮拜開那麼一次。你報名，就可以去講。辯論會就是出一個題目，比如日本人來了，你認為怎麼樣。我經常參加講演會，發言沒有問題，因為我看的東西還是比較多的。當時講演，無非是號召大家愛國啦，按照報上登的那些內容，我們不當亡國奴啊，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啊，這些。那時候還不知道紅軍啊、蔣介石的‘安內攘外’啦這些事情。在雅安聽到一些大同學講到過共產黨，那是我最早聽到關於共產黨的時候；也知道一點國民黨腐化，不抵抗的消息。但知道得不太多。
“但回想起來，那時自己沒有什麼主動的積極性，也是跟著潮流走。所以我當時的思想還是個人進取的思想。救國救民的思想還是很少。主要是救自己。想趕快讀書，上學，上了學以後可以自立。”
胡績偉自書年表
五、喜歡看男女戀愛小說
除潛心學業外，他開始大量地閱讀課外書籍。而性格的內向和家境的沈淪，迫使這個在發育期的孩子不得不在這樣的閱讀中去尋找情感的寄託。
“從我到雅安去起，以後每年我都看一些小說。初中這三年裏，中國的這些《三國》、《水滸》、《紅樓夢》、《西遊》、《西廂》差不多都看過了。現在看來，當時的思想覺悟還是比較低，因為如果我的政治覺悟比較高的話，我既然崇拜孫中山，就應該找點這方面的書來看。而且這些書也不是沒有，我的伯母家裏面有的是。但對這些東西不懂，也沒多大興趣。……當時對郭沫若、蔣光慈的書感興趣，他們思想比較解放，無非是講一些男女戀愛方面的事，大概名氣比較大，也容易找到這麼一些書。……魯迅的《阿Q正傳》看不懂。那時候反正只要是找得到的書，就拼命地看。有時甚至在課堂裏也看；或者晚上看上了勁，打著電筒看。因為自己心情比較壓抑，也不怎麼喜歡和同學去玩。”
“缺少情趣，缺少浪漫的性格。”晚年的胡績偉這樣評價自己說。這或許不是胡績偉個人的特徵，而是屬於一個時代，一類社會，一個階層的印跡。當貧窮成為忠實的伴侶，幻想，就很少與貧窮的孩子攜手同行。
六、花20大洋變“胡績偉”
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擺在胡德恕面前可以救自己的道路，就是去當一名教員。而這種現實性，與他的家族狀況是不無關聯的。因為他的家族可以稱得上是一個“教育之家”。他的大伯父是教員，叔祖父是教員，他的父親也是教員。以後，他的大伯母也投身教育工作，成為一個女子師範學校的校長。但是，又是這個“錢”字，再次成為了少年人無法跨越的命運牆垣。
“到了成都以後，我的經濟比較困難。因為我在家裏上的是教會學校，到了成都以後，一些同鄉還是勸我上教會學校。說象我這麼好的學業，到教會學校就很容易得到公費，用教會的錢你可以繼續升學、留洋。所以，我剛到成都時就進了基督教會辦的華英中學。在那兒讀了一年。在這一年中，當然主要靠我的大姐、二姐給我一些錢。離開家裏時，伯父給了一點錢。
“但我不願意入教會，覺得教會是帝國主義的東西。特別是英國。鴉片戰爭的這個影響很大。所以，讀了一年以後，還是去讀師範學校。”
1934年，18歲的胡德恕，終於考入成都的省立第一師範。在省師就讀的兩年中，第一年算是平平安安地過去了。但到了第二年，舊社會與窮人作伴的另一個魔鬼——疾病，又悄然尋上門來。
“因為小時候心情經常處於壓抑的狀況，所以，我的身體弄得很弱。先是發痔瘡，到醫院裏差不多住了三個月。然後回來，又得了瘧疾。所以第二年基本上就沒有怎麼讀書。那時候，住食費都是學校給，但醫藥費還是要自己出。對我來說，要支付它還是很困難的。大姐、二姐給一點錢，但我不怎麼願意去要她們的錢。慢慢大一點也知道她們當小學教員、中學教員也沒有多少錢。自己有幾個同學之間，互相資助。到第二年的暑假，我已經窮得沒有辦法了。最後我的幾個同學回家時把自己的被子拿去當了，用當來的錢資助我。等他們從家裏回來的時候，又問家裏要錢，把被子取回來。“所以，到第二年時，思想就比較消極了。覺得讀不下去了，想找個工作。師範讀了兩年，可以當個小學或中學教員。就在這個時候，我有一個同鄉，在華西大學的附屬中學裏當教育長。他介紹我到高級中學去教書。他建議我半工半讀：一邊讀華西大學，一邊教書。那時候一週教四堂課，一堂課5角錢，四堂課2元錢。而我們一週的伙食費只要7角錢。一個月我可以有4、5元的餘款，所以讀大學是可以的。可是我的中學沒有畢業呀，怎麼辦呢？我的幾個同學就湊錢，買了一張文憑，一張人家高中畢業的文憑。花20塊大洋，就可以買到。我原來的名字叫胡德恕，但賣文憑的這個人叫胡績偉。這樣，我從那時候起就變成胡績偉了。”
這一年，是1935年。（《新史記》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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