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关在当年乾隆皇帝的书房里一关就是八个月

只言片语－－作协前秘书长的回忆（2）


二、在东北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苏联红军与我们在东北的抗日联军打败了侵华的一百万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的“国兵”。

根据《波茨坦宣言》，苏联在朝鲜的进攻范围是三八线以北，而三八线以南是美国的进攻范围。也就是说，中国东北地区是苏联红军进攻的范围，中国东北以外的沿海地区，则是美国军队的进攻范围。比如，当时的旅顺被苏联红军占领，而塘沽则被美国军队占领……因此，当时的东北地区实际是在苏联红军的控制之下。

于是，如何让中国的土地和财产回到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手里，就成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右派斗争、争夺的焦点。蒋介石下令，不让八路军和新四军接受日本军队投降。于是在美国军队的帮助下，国民党政府从空中和陆地向东北大规模的运输部队。这就是毛主席说的，蒋介石要从峨眉山上下来“摘桃子”的那段时期。

毛主席和党中央当时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在军事上，十万军队取道山海关和北朝鲜，进驻东北；另一方面，从各个解放区根据地抽调两万五千名干部开赴东北。

当时中央的许多重要领导人如陈云、林彪、罗荣桓、彭真、高岗、李富春、蔡畅等，都来到东北。到“南满”的是陈云和萧劲光；到“北满”的是张闻天；高岗在哈尔滨；林彪、罗荣桓带领的东北民主联军（后来改名为东北野战军，即后来的第四野战军）司令部，就驻扎在离哈尔滨南六十公里的双城。

先期进入东北的共产党部队已将伪满洲国的“国兵”收编。可是后来，当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以后，这些人又“反水”，成了国民党的部队，被国民党任命为“先遣军”。这些人在被我们打败之后流窜成土匪，像小说《林海雪原》中提到的大土匪头子谢文东，就是这样一个真实的人物。

因为当时苏联和国民党政府还保持着外交关系，所以我们的军队不能进入城市。那时候，国民党的大部队虽然还没有到来，但像熊式辉那样的东北保安司令，已经在大城市建立了警察局。有一次，随我军东北文工团来到东北的电影演员张平，进到长春以后就被警察抓了起来。凑巧苏联军队到警察局巡查，张平用他仅会的几句俄语大声喊：达瓦力士（同志）！达瓦力士！然后指着自己的鼻子说：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于是，苏联军官就让国民党警察把他给放了。

1946年，党中央发出号召“让开大道，占领两厢”，我们的许多干部立即深入农村，开展了土改、反霸、清匪的斗争，广泛地发动了群众，当地人民革命热情空前高涨，踊跃参军。经过“三下江南”（指松花江）、“四保临江”的战役，加上广大人民的支持，我们军队的力量已达到了可以和国民党军队抗衡的地步。

后来，著名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周立波著）、《林海雪原》（曲波著）、《开不败的花朵》（马加著），都是描写这段时期东北人民解放运动的作品。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也是反映这个时期的作品，但地区和环境是河北的怀来和涿鹿一带。

在这段时期，延安的文艺干部绝大多数到了东北。同时来到东北的文艺干部，还有来自其他各抗日根据地的，有陕甘宁的、晋察冀鲁豫的，也有一部分干部来自国统区。

我和周扬同志一起来到张家口后，我到晋察冀中央局报到，希望到延安去学习。晋察冀的组织部长达程同志对我说：“你不要再去延安，中央已经转移在路上了。你随周扬同志一起去东北吧！”

于是组织决定，我随第二批中央派赴东北的干部队到东北工作。

本来周扬同志担任四大队（延安大学）的队长，但情况发生了变化，周扬又被中央任命为晋察冀中央局的宣传部长。任命下来以后，周扬就不能再去东北了。

同时，延安大学的人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留在华北联大，比如周巍峙等同志，也都留在了晋察冀。

于是，四大队的队长由周扬改为张如心（延安大学教务长）。我本人担任了四大队二中队（鲁迅艺术学院）的秘书，随队去东北工作。二中队的队长是吕骥同志。

就在中央派赴东北的第二批干部队准备出发的时候，山海关已经被国民党部队封锁了。因此我们这批人只好先在张家口集结。5月底，绕道内蒙古，从白城子到齐齐哈尔，再到哈尔滨。路上走了一个多月，到达哈尔滨已经是6月30日，在我印象里很清楚，到达的第二天就是党的生日——7月1日。

我来到东北以后，担任了东北大学文学院的秘书兼党总支副书记。

我们进入东北大学的时候，当时东北大学的校长是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舒群是副校长。

东北大学是张学良将军创办的，原来在沈阳，东北陷落的时候迁到西安。1946年，我们的队伍开到东北的时候，在佳木斯恢复东北大学，有工学院、医学院、文学院、社会学院、教育学院。文学院的院长是萧军，副院长是吕骥，教务主任是张庚。我们第二批干部到达以后，学校将文学院冠上鲁迅的名字，全名是“东北大学鲁迅文学艺术学院”，这就是后来人们经常提到的“东北鲁艺”。

舒群同志是第一批进驻东北的文化干部。他带着袁牧之、陈波儿、华君武、沙蒙、吴印咸、严文井、欧阳文芳等同志，是随着华北的部队从山海关进驻东北的，其名义是“东北文艺工作团”，舒群是这个文工团的团长。

他们负责接收敌伪在东北文化方面的财产。当时最主要的是四个单位：东北广播电台（那时叫满洲广播电台）、“满映”、小河沿医学院和东北大学。因为这些单位都在郊外，这给他们接收提供了便利条件。他们趁国民党部队没有到达之前，把“满映”的主要机械设备都搬到了鹤岗。这些日本人留下的设备是很宝贵的，比美国人送给国民党的设备还要先进得多……

后来，当地下党员金山他们以国民党接收大员的身份来到长春“满映”的时候，那里只剩下了空房子。全国解放以后，金山见到舒群和袁牧之，开玩笑地说：你们可真不够义气，东西都让你们给搬走啦！……

1946年，中共东北局的宣传部长是何凯丰同志。那时候宣传部的人手很少，舒群和任逊二同志实际上就是何凯丰的两个大秘书，被当时的同志们戏称为何凯丰的“哼哈二将”。

舒群既有东北局宣传部领导的身份，又有东北大学领导的身份，他还是东北人，因此，当时东北文化方面的许多事情实际上都由他来负责。

我们在东北大学工作了不到三四个月，就要到农村去开展工作。根据中央的决定：干部要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深入到清匪清霸、减租减息的运动中去……东北局决定，把东北大学鲁迅文学艺术学院改编成“东北鲁艺文工总团”，总团下设四个团。

总团团长是吕骥，张庚是副团长，我担任总团秘书。

第一团团长是袁文殊，副团长是瞿伟和我（兼）。瞿伟是瞿秋白同志的侄子，是位音乐家。

这个团的主要成员来自原“延安鲁艺”的音乐系、戏剧戏、美术系。像著名作曲家刘炽、版画家沃渣等，都在这个团。这个团比较大，有六七十人，主要在牡丹江一带活动。

第二团团长是张水华，副团长是潘琪，他们主要在佳木斯一带活动。

第三团团长是向隅，副团长是晏甬，他们主要在哈尔滨一带活动。

第四团团长由张庚同志兼任，他们主要在旅顺、大连一带活动。这个团的成员有许多人是“东北鲁艺”新录取的学生。

舒群同志原来带领的那个第一批进驻东北的“东北文艺工作团”，以前曾是两上团。此时第一团大部分人成了东北电影制片厂的骨干，像袁牧之、沙蒙、陈波儿、田方、张平、陈强、于蓝等同志。而第二团基本在长春、吉林一带活动，吴雪同志就在这个团。全国解放以后，许多人进入了北京的青年艺术剧院。

当时，从延安来到东北的作家有萧军、舒群、罗烽、白朗、草明、周立波、刘白羽、马加等人。丁玲是1948年初来到东北的，待了不到半年。

刚到东北的时候，鼓真对舒群、罗烽、萧军等都很看重。但后来文艺界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团结的矛盾，首先是萧军和罗烽对舒群有意见。

东北解放初期，张闻天同志任合江省（当时的黑龙江被划为三个省）省委书记的时候，罗烽是省委宣传部长，后被调到“东北文协”当主任，等于在东北宣传部直接领导下工作。后来，罗烽因为一些问题被舒群“整”了一下，不再当文协主任，而改由舒群担任。舒群同时还担任“东北文委”的副书记（文委的书记是曾经在三十年代就担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老资格”刘芝明同志）。这样，罗烽和白朗夫妇就到旅大去工作了，罗烽担任旅大的文协主任。

1948年4月，林彪代表中央召开了东北文艺工作会议。

会上，以甘学伟为首原延安鲁艺的一部分人开始对舒群发难。他们主要是替吕骥和张庚打抱不平，认为吕和张在延安的时候位置就不低，都是延安鲁艺的副院长，舒群只是延安鲁艺的文学系主任。而他二人现在的待遇和职务却比舒群低，甚至想见何凯丰同志还要经过舒群……

1948年底，中共西北局来了一批同志，恰好何凯丰同志身体不好去养病，于是李作然同志接替何凯丰任东北局的宣传部长。刘芝明当副部长，兼东北局的文委书记。而东北局的文委副书记还是舒群。

萧军等一些原来东北的同志办了一张报纸叫《文化报》。舒群接替罗烽的文协主任以后，又同宋之的同志办了一张报纸叫《文学报》，两张报纸经常就一些观点展开争论，打笔墨官司，而《文学报》受到刘芝明的支持。当时争论的主要焦点就是歌颂还是暴露，以及政治和文艺的关系等问题。看得出来，这些争论不光是一般文艺观点不同的争论，里面也包含了个人恩怨的因素。

这些矛盾，既有因当时的形势而产生的，也有从延安时期（尤其是延安整风）积留下来的。

刘白羽同志原来是“延安文抗”的支部书记，后来到军调部工作。1946年夏秋之间，刘白羽撤到东北，他的身份是军调小组驻沈阳的中共代表。这时候，丁玲也来到了东北。因为她和舒群关系很好，所以就住在由舒群担任主任的“文协”。

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在东北地区比较知名的、很活跃的作家当中，除了罗烽、萧军、舒群之外，还有一个叫金人的同志。金人是中共地下党沈阳市委书记，当时的沈阳还控制在国民党军队手里，因此他的身份还没有公开。有一次，周而复和刘白羽二人到他家里去看他。他们前脚离开，国民党特务后脚就冲进了金人的家。金人被国民党逮捕了。

中央听说这个消息以后，决定用“交换俘虏”的方式营救金人同志。恰好，我们的部队抓住了国民党政府长春市的接收大员。于是，中央就用这个接收大员换回了金人同志。

金人虽然被释放了，但也因此受到怀疑，甚而被开除了党籍。从此，金人的“革命生涯”就算断送了。

在这件事上，舒群和罗烽对周、刘很有意见，认为是他二人“坑”了金了。当然，是否就是因为周、刘去了金人的家，金人才遭到逮捕？当时大家也有争论，有人认为金人早就进了国民党的黑名单……

凡此种种矛盾，都没有能很好地解决，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这些矛盾便或多或少地产生了影响。

东北文艺工作会议之后，东北局成立“文委”。上级调吕骥去当文委书记，舒群任文委副书记。吕骥非常不想去，因为他不愿意和舒群一起工作。为了缓和调节这种矛盾，上级调我去文委当秘书。在许多人看来，我是一个两方面都能接受的人选，可以在他们当中做些协调和缓冲的工作。

于是我就离开了东北鲁艺文工总团下属的一团，来到东北文委当秘书，兼东北文协的秘书主任。

1949年9月，东北行政委员会改成东北人民政府。1952年，撤消东北人民政府，又改成行政委员会。

在东北人民政府成立以后，刘芝明被任命为文化部长，罗烽和另一位搞自然科学的同志被任命为副部长。

我被调到文化部的办公室当主任，并兼任电影处和计财处两个处长的职务。

我一身兼任这三个非常重要的职务，当时没感觉什么，事后一想，这在某些人眼里确实是十分显眼的。当时的电影处有点特殊情况：东北电影制片厂在业务上归中央电影局来管，而财政上却要由东北文化部的计财处负责。在行政管理和干部调配使用上，则是归电影处和中央电影局双重管理。总之，原来属于东北局宣传部管的事情，都搅到这里来办。

计财处管理的面很宽，不仅东北电影制片厂，还有东北人民广播电台、东北新华书店、东北日报社的财务，都由我这里审批……

在新成立的东北文化部里，高戈是新闻处长，李文是出版处长，罗烽是副部长兼文艺处长，张东川是副处长，李伦是戏改处副处长。

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以后，我这里就成了一个相当敏感的部门。许多人都把这场运动称之为“打老虎”，各地也都陆续揪出了许多大大小小的“老虎”。

有一天，刘芝明部长告诉我，有人揭发东北电影制片厂的秘书长有问题，让我到长春去“整”。我去长春查了几天，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就回到沈阳。后来中央文化部又派高戈同志去调查，结果这位东影秘书长果然成了“老虎”。而运动结束后，事实证明东影秘书长没有问题，当然这是后话。

我从长春回到沈阳，一下火车，就有人来“接”我，没让我回家，也没让回机关，而是把我带到了沈阳的故宫，关在当年乾隆皇帝的书房里。这一关就是八个月，让我交代贪污的问题。在这长长的八个月期间，只有一位蔡某某找我谈过一次话，除此就再没有人理我。八个月不许出门，也不许家属探望。事后才知道，我的家属根本不知道我关在什么地方。

说是乾隆的书房，却是一本书也没有。我就每天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到后来，我学习《毛泽东选集》二卷的确是到了滚瓜烂熟的地步。

在被关押期间，我的家被查抄了；我下面的财务处副处长因为“熬”不住，跳楼了，又没有摔死，成了瘫子；还有一位电影发行公司的经理被关在单位，可能是怕挨打，他将被单撕成布条，拧成绳子，爬着这条绳子，钻到天花板和楼顶中间的夹层里，每天晚上出来偷吃东西，放出来的时候，人已经不成样子了。在我所管的下属部门中，一共揪出了十几只“老虎”。

被关押的时候，我还比较镇静，也比较平静。我想，我反正没有问题，党组织是一定会把事情搞清楚的。事后反思起来，这一“表现”得益于我当年在江西丰城搞民运、策反人民自卫总队起义的那段生活，我总用入党介绍人对我说的那几句话来鼓励、安慰自己——

要振作！要革命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在自己人中间，在革命组织内部，也有可能被怀疑！要禁得起冤枉！

这几句话几乎成了我的精神支柱。

我被放出来以后，刘芝明部长在东北文化部召开了一个五六百人的大会，在会上他宣布：过去别人揭发的东西都是没有的，张僖同志没有任何问题，我们要重新给他安排工作。

会后，他安慰我说：刚开始关你的时候，我们也认为没有问题，但高岗说过，“山高林密必有虎！”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只好这样做……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回首这些往事的时候，我常常发生疑问，我们国家那些年总在反复地搞清理内部的运动，冤枉了那么多好人、无辜的人，这是否和我们建党初期斗争环境的艰苦、复杂、险恶有关，总是怕“敌人打入我们内部”，于是总是要“纯洁我们的队伍”。多疑的思维方式和残酷的斗争手段，被误认为是保护自己肌体的有效方式，这实际上使我们的肌体和同志受到了多大的伤害啊！

张僖，《二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