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亡党、亡国、亡制的终极原因

——评高放《从十个要点看苏联兴亡》

　　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亡党、亡国、亡制原因进行分析的文章和著作已经汗牛充栋，但是基本上是揭露苏式社会主义呈现出来的种种弊病，没有更深一层寻找产生这些弊病的根源是什么，没有从这种社会制度的产生和运行及其成就是如何取得中深挖终极原因。四月十七日，共识网登载了高放教授《从十个要点看苏联兴亡》一文，比较系统地重复了上述思想倾向，看后有几个问题与高放教授商榷。


　　第一个问题是：苏联的兴盛是采用什么手段取得的？

　　高放教授在文中把“要充分肯定苏联建党、建国、建设三个方面的重大成就”作为“第一个要点”，在列举了这三个方面的巨大成就后总结道：“其建党、建国和建设的丰功伟绩，在二十世纪的舞台上对许多国家共产主义运动起了率先垂范的作用。”同时用谴责的语调写道：“可是1924年列宁过早病逝后，斯大林于1929年提前结束新经济政策，急于求成。1930年采用行政命令和群众运动方式对资本主义经济开展全面进攻，对小农经济实行农业全盘集体化，到1936年使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优势，宣布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紧接着在第二个要点中强调：“要明确看到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从30年代到50年代有三次在三个方面显示出新生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第三个要点提出“要深切洞察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自从30年代中期形成起，就隐藏着三个方面的社会内在矛盾”；第四个要点“要切实认清斯大林带头开创的三种政治体制是苏联民主宪政变形和导致苏联灭亡的体制性根源”；第五个要点“要十分重视苏联社会长期缺少社会主义自由、民主与法治这种“三缺状态”。

　　所有一系列这么多严重的问题，给二十世纪的舞台上许多国家共产主义运动起了什么样的“率先垂范作用”？这么多的严重问题，怎么能“显示出新生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丰功伟绩”是如何取得的？同人民生命财产的付出成比例吗？这样自相矛盾的论述能说明什么问题？

　　任何国家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会有一些成就，包括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曾有过辉煌的成就，都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必经的阶段，这是不能否定的。但问题不在这里，而是在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二十世纪的新的历史阶段的现代，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手段取得这些成就，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还用奴役劳动人民的办法“兴”起来，岂不是逆历史潮流的反动吗？这样的道路和制度，值得肯定吗？

　　如果说在苏联亡党亡国以前，在我国“走俄国人的路”的情况下，对老大哥采用什么手段取得了那样一些成就，人们还蒙在鼓里的话，在其亡党亡国后已经揭露出大量惨不忍睹的事实后，就已经大白天下了。如果说外人对苏联制度的残酷性没有切身体会，容易说三道四的话，苏联人本身应该最有发言权的，那就让我们听听俄罗斯的领导人是如何评价的吧。

　　普京说：“不管怎样，发生了镇压的情况，这是事实。我们数百万同胞遭到了镇压。这样的管理国家和取得成就的方式是不能接受的。这样做是不可以的。毫无疑问，在这段时期里我们遇到了不单单是个人崇拜的问题，而是对自己人民的大规模犯法行为。这也是事实。对此我们也不应忘记。”

　　2009年10月30日，梅德韦杰夫在总统博客中指出：“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涉及范围之广令人难以想象，全国民众都深受其害，一些社会阶层被整个摧毁，数百万人因政治恐怖和虚假指控而丧生。但迄今仍有人为镇压活动辩解，声称这么多人是为了某种崇高的国家使命而牺牲。这无疑是错误的，因为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没有理由以民众的痛苦与伤亡为代价。任何事物的价值都不能置于人的生命之上。不能假恢复历史公正之名，为斯大林制造的大清洗开脱。”

　　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也总结说：“苏共丧失政权的最主要原因是，在长期一党专政的制度下，实行了三垄断：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资源与经济利益的经济制度。”

　　无论是俄罗斯现任国家的领导，还是在野的共产党领导，对前苏联取得的成就所采取的野蛮手段都采取了否定的态度，绝不是由于政治观点的不同，而是有大量事实做依据的，这些事实在我国也有了介绍，本文也不再详细介绍，只指出以下四点：

　　一是，通过设置劳改营、强制移民等手段，被强制劳动者的总数就高达两千八百七十多万人，连戈尔巴乔夫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曾是劳改营的成员（美国安妮.阿普尔鲍姆《古拉格一部历史》新星出版社）。

　　二是，在立宪会议选举中由于布尔什维克得票少就用武力驱散它曾经支持的这次选举，夺取了政权，激起其他政治派别的反对，布尔什维克进行镇压，内战爆发，1300万人在内战中死亡，罪责显然应该归于布尔什维克。

　　三是，地广人稀的苏联由于政策不当致使饥荒屡屡发生，光是乌克兰一个加盟共和国（最富裕的地区）在一次饥荒中就饿死300多万人，发生了人相食的惨剧。

　　四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之所以死亡那么多人，同斯大林杀了那么多苏军高级将领、对德军发动突袭缺乏必要的准备有直接关系，更为残酷的是，他竟然下令组建“拦截分队”，“无情地枪决一切逃兵和投降的战士；凡胆敢迈出这一步者都应该明白，他的家属必将出尽苦头”，“前进可能会光荣牺牲，后退一定会可耻地死去”（俄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国际文化出版社），使官兵腹背受敌，伤亡惨重。

　　正是这些血淋淋的事实，所以梅德韦杰夫才说“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没有理由以民众的痛苦与伤亡为代价。任何事物的价值都不能置于人的生命之上”。这才是最重要的，是现代社会任何国家的领导人都应该遵守的准则。我想，作为有六十多年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学者，对这些情况不可能一无所知，可是怎么能在文章中不着一字闭口不谈呢？这是一个学者应有的态度吗？

　　“以民众的痛苦与伤亡为代价”换来的所谓“丰功伟绩”也值得肯定和赞扬吗？这是站在那些人的立场上？哪些人需要这样的“丰功伟绩”？

　　正因为对苏联所取得的“丰功伟绩”不作具体分析，盲目崇拜，所以至今也没有完全汲取教训，最明显地表现在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上，虽然不再像当年苏联那样用强制劳动造成巨大伤亡，但却是建立在低人权、剥夺农民、浪费资源、国人的基本生存环境受到严重污染，以及两极分化和官员腐败越演越烈基础之上的。这说明从指导思想上还没有从苏式社会主义中彻底解放出来。

　　第二个问题是：斯大林究竟是继承了列宁主义，还是背叛了列宁主义？

　　高放在文中把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同列宁的社会主义切割了开来，认为是斯大林背叛了列宁主义，把社会主义引上了邪路。他在文中一再提三十年代以后的苏联社会主义存在的三大矛盾，对三十年代以前基本上持肯定态度。斯大林真的背叛了列宁主义吗？事实并非如此。

　　列宁在遗嘱中确实对斯大林接班不放心，但绝不是因为斯大林的思想政治路线有问题，而是因为斯大林粗暴武断的性格。高放对列宁的民主作风赞美有加，但是那只是个人的作风，并没有形成制度。相反，列宁对民主制的理解超乎人们的想象，他在十月革命前出版的《国家与革命》中写道：

　　“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有系统地使用暴力的组织。


　　把民主制与暴力画上了等号，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在夺取政权后的1918年3月《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更是进一步把民主制与实行个人独裁制等同了起来，在对独裁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予以肯定后写道：

　　“所以苏维埃的（即社会主义的）民主制与实行个人独裁制之间，绝无任何原则上的矛盾。”

　　把两种截然相反的政治制度等同起来，这无疑是列宁的一大发明创造。

　　这样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民主吗？会给人民带来福祉吗？

　　正因为列宁对社会主义的民主制作了上述解释，所以一党专政最终导致领袖一人独裁，就成了苏式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建立起极权制度也就是很自然的了。因此说，不是斯大林创造了个人极权制、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而是这三种制度是苏式社会主义的极权制度的必然产物；不是斯大林背叛了列宁主义，而是忠实地继承了列宁创建的政治体制。

　　政治制度已如上述，经济上又是怎样一种情况呢？斯大林是否背离了列宁的遗嘱呢？高放等人以斯大林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终止了新经济政策为据，认为斯大林背离了列宁主义。其实并非如此。新经济政策只是一种“退却”战略，绝非长期实行的政策。当列宁在世时，就已经提出“停止退却”。“停止退却”当然不等于就开始转入进攻，但也不等于就永远处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既然是“退却”，就必然会有转入进攻的时候。不然的话，如果总是处于退却状态，就永远也结束不了过渡时期，永远也进入不了社会主义新的社会。要知道，虽然十月革命已经通过发布一系列法令把生产资料全部收归国有了，但是列宁却认为“决不是表明承认新的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当时的苏联社会还处于“才开始进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从物质，经济，生产意义上讲来，我们还没有走上社会主义的‘入口’”（《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这也就印证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的科学论断：“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列宁在夺取政权后企图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结果失败了，不得不改为实行新经济政策。对此，他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中反思道：

　　“我们为热情的浪潮所激励，我们首先激发了人民的普遍政治热情，然后又激发了他们的军事热情，我们曾打算用这种热情直接实现与一般政治任务以及军事任务同样伟大的经济任务。我们原来打算（或许更确切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

　　应该说，这个反思是很中肯的。但是，他想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而不是通过马克思所倡导的股份公司，在经济上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显然是错误的。而斯大林在新经济政策实行八年后予以终止，也是符合列宁设想的。

　　既然承认“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为什么还说在此以前存在的问题是军事共产主义造成的呢？在战争时期，难道不应该实行特殊的政策吗？军事共产主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况且，在战争时期只是把十月革命颁布的政策措施更进了一步，而不是取消了。把“我们犯了错误”归于军事共产主义，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第三个问题是：苏联亡党亡国的终极原因是什么？

　　高放在文中罗列了苏联社会中存在的三大内在矛盾、斯大林带头开创的三种政治体制和苏联社会长期缺少社会主义自由、民主与法治，又由于三次延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机，所以导致社会三个危机的总爆发，在三大派别博弈中最终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派、自由派大获全胜，导致苏联亡党、亡国、亡制悲剧的发生。这种三三制的概括确实很机巧，但却没有能够揭示出导致苏联“三亡“的根本原因。这样分析发生苏东巨变的原因，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但却是肤浅的，不深刻的。当然，不能否认三大矛盾、三项政治制度、三个缺少在导致苏联“三亡”中所起的直接作用。但是，“有三次在三个方面”显示出“先进性和优越性”的“新生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没有能够克服消除三大矛盾、改革三项制度和弥补三个缺少呢？为什么在三派政治博弈中反而被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自由派打败了呢？高放等人所说的正确改革又是指什么？为什么不拿出来？如果真有这样的灵丹妙药，难道苏联共产党就那么愚蠢，一直到面临“三亡”都考虑不到？其实，这样的妙方是没有的，高放等人也只是在事后说说漂亮话而已。

　　要找出发生苏东巨变的根本原因，即终极原因，还需要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考察苏式社会主义制度是怎样产生和如何运作的，从精神与自然界、存在与思维这个哲学最高（基本）问题上，分析苏式社会主义的产生过程。只要我们这样做了，就会发现：

　　第一，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级的社会只能由资产阶级社会创造出来，资产阶级社会才是未来新社会的母亲，只有当资产阶级社会所创造的生产力达到一定高度后才能自然生成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在这种新的生产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的新的社会力量才能率领工人阶级进入新社会，在此以前无论如何是建立不起来新社会的。

　　第二，马克思根据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明确指出暴力只是“孕育新社会的旧社会助产婆”，而不是产婆。并且警示后人，即使探索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规律，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唯一可以做的是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暴力，包括革命暴力在内，只能起破坏和保护作用，起不到建设作用。苏式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社会还处于幼年时期，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赖以产生的物质基础还没有形成，甚至还没有孕育在资本主义的胎胞里，根据对未来新社会的“设想”，用无产阶级的暴力创造出来的。

　　第三，“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个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任何人都是适用的。当比资产阶级社会更高级的社会还不存在时，是产生不了未来社会意识的，也就是说，人们预见不了未来社会是什么样子。因为道理很简单，就整个人类社会来说，任何人也不可能到未来新社会去看看是什么样子，然后回来建设新社会，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人们也不可能预见到未来在科学技术上会有何种新的发现和发明创造，因而也就不可能预见到未来这种新的科技革命会带来何种产业革命，以及这种产业革命会为何种新的社会制度奠定物质基础。这就决定了任何对未来新社会的设想都不可能是科学的，只能是空想，而按照这种设想创建新社会则不可能成功。当然这并否定落后国家可以引进先进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精神文明加速社会建设，可是这同整个人类社会不可能预见未来社会是两回事。

　　第四，建立在大一统国有制基础上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必然产生高度集中的极权政治体制，绝对的权力形成的三垄断必然导致掌权者的绝对腐败。他们无视社会主义实践没有能够实现夺取政权时的美好愿望，把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用于维持巩固政权上，在暴力创造一切的唯心史观的泥沼里挣扎，不能自拔。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产生，是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如果资源是无限供给的，如同阳光、空气和雨水那样，就不会产生归谁所有问题。随着地球上人口的增加，资源同人们需要之间的矛盾在逐渐加深，对资源的争夺日益激烈。马恩所主张的未来新社会实行打破国界的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这种设想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归全人类所有的东西是没有所有权的，因而这种设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人类社会也不是根据任何人的主观愿望设想向前发展的。苏式社会主义把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改为归国家所有，剥夺了广大劳动人民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使他们成了除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其他任何财产的人，根据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论断——“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广大劳动人民也就成了国家的奴隶，国家奴隶制由此产生，这显然是历史的大倒退。这就决定了为这种经济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必然是三垄断的极权制，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专政体制当然也就谈不上自由、民主和法治了。新型奴隶主们把劳动人民当做奴隶役使，强制劳动，就成了必然发生的现象。

　　这就是苏式社会主义亡党、亡国、亡制的终极原因，其他表层原因都根源于此。

　　在人类社会还没有发展到孕育更高级社会的物质基础的情况下，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们就急于把人类从资产阶级社会里解放出来，其愿望是好的，设想也是美妙的，对此不应该否认。有人把马恩列斯毛等革命领袖诬蔑为“魔鬼”，不是严肃的科学态度。应该具体分析，对他们原来的主观愿望应给以肯定，问题发生在执掌政权以后。按他们的智商、学识和能力，如果投靠当权者，或者从事其他事业，一定也会有所成就；他们之所以没有走别的道路，而是皓首穷经研究解放劳动人民的学问，冒着生命危险别妻离子走上同当权者进行斗争的革命道路，就说明他们当初的愿望是崇高的。并且他们的愿望也得到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拥护，所以才夺得了政权。问题发生在执掌政权以后，如同《共产党宣言》所分析的那样，从空想走上了反动的道路。在绝对权力的严重腐蚀下，滋生出高放教授所总结出来的那些问题，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美好的愿望同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是把美好的愿望毁灭给人看，悲剧也！更为可悲的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样做背离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背离了他们当初的美好愿望，并且仍然死死地抓住政权不放，成为死不改悔的反动派。应该引起我们警惕的是，至今还有一些人仍然在这样想，这样做，但它们的目的已经不再是实现夺权时的美好愿望，而是维持巩固已经到手的权力，其最后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总之，苏式社会主义暴漏出来的种种弊病是导致苏联亡党、亡国、亡制的直接原因，这些直接原因源自苏式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其政治经济制度背离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才是最根本的终极原因。找不到或者不承认这个终极原因，就永远也走不出苏式社会主义的迷宫。

　　王笑笑，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