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劫难逃：徐铸成档案（上）

提起徐铸成，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立即会想起1957年7月初《人民日报》那篇著名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篇社论为毛泽东本人所写，口气严厉异常：“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和共产党的方针背道而驰。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真是‘帮助整风’吗？假的，真正是一场欺骗。”此文，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此时，徐铸成正是《文汇报》的社长兼总编辑，“右派”厄运，在劫难逃。右派且是“钦定”，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自是重点。文革中更是备受迫害，被迫写了大量的“认罪书”、“思想汇报”、“本人情况交代”、“改造小结”……1980年，徐的“右派”被“改正”，他自1967年到1971年写的119篇材料发还本人。或许还有些没有发还，但发还的这119篇已弥足珍贵；更难能可贵的是，徐的后人能直面历史，将这批充满自辱、自虐，且有自己如何伤害他人的材料不加删节全部汇成一册公开出版。书中除“文革”中的这119篇材料，还收有1952年的“思想检查”和1957年被划为“右派”后被迫交待的“反党罪行”各一件。

（《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三联书店于2012年10月版，以下简称“档案”）

平反后，徐氏一直在撰写回忆，几经努力，终于在其故去6年后的1998年出版。30万言的《徐铸成回忆录》（三联书店版，以下简称“回忆录”）与26万字的“档案”，许多相同的事情在不同的语境下说法完全不同，为研究历史记忆提供了绝佳材料，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共和国那一段沉重历史中，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曲折命运，在后人难以想象的重压下，心灵是怎样被扭曲的，脊梁是怎样被弯曲的，这是一部精神受难史、被虐史、自虐史。

1907年，徐铸成出生在江苏宜兴一个小康之家，先后在无锡省立第三师范、清华大学、北师大求学。从小学高年级起，他就酷爱读报纸杂志，所以1927年在北师大中文系读书时就担任国闻通讯社抄写员，尝试新闻写作；不久就被正式聘为国闻通讯社和《大公报》记者，由此，开始报人生涯。随后20年，主要在《大公报》与《文汇报》供职，成为著名报人。在这20年间，他的政治观点日渐左倾，与共产党关系越来越密切，并参加一些活动。1946年，他出任《文汇报》总主笔；由于报道了反对国民政府的学潮，《文汇报》在1947年5月被国民政府查封。不久，他就在中共地下党指示下来到香港，主持《文汇报》在香港复刊。此时，香港《文汇报》不仅仅是一家“左派”报纸，而是中共在港的一个活动据点。1949年初，他参与了组织在港“民主人士”北上的行动并与之一同北行。到北平不久，又随解放军南下上海，1949年5月，上海《文汇报》复刊，徐出任管理委员会主任兼总编辑。

由于与共产党已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且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力，所以徐于1949年9月初北上，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候补代表的身份到北平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共商建国大业。徐是资深报人，一直有仔细观察、详记日记的习惯，所见所闻，或巨或细，大都详录。这次建国大会，有关报道回忆已多，而徐氏日记中的几个细节，殊有趣味。

9月25日下午的第五次大会，有20多名代表发言，“最使全场惊奇者，吴奇伟发言末，举手高呼‘中国国民党万岁！’盖原拟喊‘中国共产党万岁！’因过去习惯，脱口而出也。”（“回忆录”，第200页）吴是原国民党将领，曾任湖南省主席，1949年5月参与和策划了“粤东起义”，通电与蒋政权决裂，宣布投奔共产党。

9月27日下午开第六次大会，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其中，关于国旗的说明，徐的日记写道：“国旗为五星红旗，原说明为‘上角一黄色大星，旁绕小星’。有一位代表当场发言，‘小星’二字有别解，最好另换释文。周恩来时任执行主席，对此大赞许，说明可否笼统改为‘上角有五黄色星’，大家鼓掌。”（“回忆录”，第201页）原来，《诗经·召南·小星》中有“嘒彼小星，三五在东。肃肃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嘒彼小星，维参与昴。肃肃宵征，抱衾与裯。寔命不犹！”本为一位卑职微的小吏，对自己日夜奔忙的命运，发出的不平浩叹，后又以小星比喻小人物的悲惨命运，感叹命运的多磨，更以小星喻妾。《毛诗序》云：“《小星》，惠及下也。夫人无妬忌之行，惠及贱妾，进御于君，知其命有贵贱，能尽其心矣。”《续修四库全书·经部·诗类》也是如此解释，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亦常把姬妾称为“小星”。难怪，周恩来对这位代表“另换释文”的建议“大赞许”。修改后公布的国旗制法规定：“旗面为红色，长方形，其长与高为三与二之比，旗面左上方缀黄色五角星五颗。一星较大，其外接圆直径为旗高十分之三，居左；四星较小，其外接圆直径为其高十分之一，环拱于大星之右。”以“四星较小”回避了“小星”。

9月30日下午是政协最后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大会宣言，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等6人为副主席。徐在日记中记到：“在大会酝酿名单时，副主席原只定五人，后有人提出，副主席中无一人为北方人，乃加推高岗。”高真是因此才当上副主席吗？录此备考。令徐大感意外的是：“此次政协之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陈伯达居首席，陈绍禹反在其下，甚矣，余对共产党历史之少了解也！”（“回忆录”，第204页）按名份，陈绍禹（王明）确高于陈伯达，但却是“错误路线代表人物”，而陈伯达此时正深得毛泽东信任，权倾一时。这种按实权不按名分排序，“对共产党历史之少了解”的徐铸成难免会有“甚矣”之叹。

10月1日，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开国大典，兴奋异常。以后几天，连续开会，经常见到毛刘周朱等中央领导。10月6日是中秋，他心情更是大好，在日记中写道：“回顾这一年内，祖国的变化真大。今天，能在北京参加开国盛典，并在此度中秋佳节。祝愿五亿同胞，从此脱离苦海，年年欢度团圆节，共庆太平、自由、幸福，共庆国家日益富强康盛！”（“回忆录”，第207页）

当然，兴奋之中也有些许小烦恼。就在前引9月25日日记中，他还写道：“数月以来，我写文章很少，主要是不善于人云亦云、照搬照抄，写时下的标语口号式文章，而对有些新问题，确无深入研究。回沪后，当多多学习，多研究，多读书，俾能多写些有益于国家、人民的文章。”虽然此时据解放军攻占上海不过四个月，但已开始对私营报刊的管理、“改革”，做出种种规定，如对国际新闻和评论，对全国、全市重大的政治新闻，均须以新华社的稿件为准，不得解释中共及政府的法令政策等。7月1日，《文汇报》头版发表了毛泽东的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要闻编辑为便于阅读，按惯例制作多个分题以醒目，立即被主管部门严厉批判，“被指为离经叛道。如此重要文件，只能作经典郑重排版，安可自由处理！”8月初，长沙易手，徐等从收音机中得此消息，第二日即刊出，但“即被指为抢新闻，是资产阶级办报作风，因新华社尚未正式公告也”。对此，他后来大发感叹：“总之，老区方式，苏联套套，只能老实学习，不问宣传效果，此为当时必经之‘改革’。”言论多一向是《文汇报》另一特色，几乎每天一社论，且有“专论”、“来论”，此时由于种种规定，言论顿窄。“因此，我对社论也艰以执笔，因数十年记者经验，从不惯于人云亦云，思想未通过即先歌颂，每以此为苦。老友李平心兄谅我苦心，辄陪我熬夜，我舒纸半日，尚未能下笔，辄请平心代劳。总计复刊一二年屈指可数之社论，以平心所撰者为多。”（“回忆录”，第190页）

从日记中，还可一窥当时知识分子的“新气象”。9月29日的日记，简记了与储安平的谈话：“他说《观察》即将复刊，领导上大力支持，但恐群众思想难捉摸，如何办好，毫无把握。他又说，近月曾至东北旅行，写了旅行记25万字，材料甚新，特别注重人事制度及工作效率。胡乔木看了极赞赏，力促早日付梓。他又说，他出发前及回来后，都与领导同志商谈，反复请教云云。”储最后这句话，引徐大发感叹：“甚矣，做事之难，《文汇报》之被歧视，殆即由予之不善应付欤？余如遇事诺诺，唯唯听命，《文汇报》亦不会有今日。以本性难移，要我俯首就范，盲目听从指挥，宁死不甘也。”

紧接着，徐又记述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名教授吴景超近事：“又闻吴景超近来研究马列主义甚有成果，在清华教这门课，联系实际，甚受学生欢迎。闻党内有人谓其以假马列骗人。周恩来独排众议，说吴能研究马列主义，一可喜；研究有心得而公开讲，二可喜；讲而能得听众热烈欢迎，三可喜。吾人应奖励之，可派人旁听，研究其如何讲得好，向他学习。如偶有不全面或歪曲处，亦应考察其原因，帮助其学习和改进。总之，不应主义，自以为老革命，抹煞别人的进步。旨哉言乎!”（“回忆录”，第203页）清华大学于1949年1月10日被北平军事管理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接管，此时被接管尚不足9个月、共和国尚未成立，已开始了对学校和教师的“改造”。

1950年春，徐又来到北京，参加新成立的新闻总署与中宣部共同召开的为时一个多星期的新闻工作会议。署长胡乔木在会上强调民营报纸也要消除“资产阶级办报思想”。“从此提出报纸要反对刊载社会新闻，不得发表抒发人感情及黄色、迷信的报道和作品；反对‘资产阶级办报思想’，报纸宣传要为党的当前政策服务；新闻‘宁可慢些’，但要‘真实’。总之，一大套苏联模式的清规戒律确定下来。”（“回忆录”，第212页）

不久，即开始了大规模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1951年5月,毛泽东在《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中强调要“采用整风方式,对留用人员和新吸收的知识分子普遍地初步地清查一次”。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明确了对学校、尤其是大学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组织清理的目的、方法和步骤。教师要人人“过关”，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经历的第一次“急风暴雨”式的运动。随后，“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运动扩展到文化、艺术、新闻界。1952年8月到10月，徐铸成参加了为期两个月的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运动的集中学习。

值得注意的是，徐的回忆录中，整个1952年只有这短短两三句话：“除偶出演讲、酬应外，潜心办好报纸。但报纸发行总无大起色，跟不上《解放》、《新闻》等报。我也很少写文章，有无可奈何之感。”（“回忆录”，第227-228页）参加两月之久的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运动，竟只字未提。相反，1951年的回忆却有12页之多，且摘登了23则日记。这些回忆、日记，全部是他参加第一次赴朝慰问团在朝与回国后在各地报告、传达的内容。如此详略不知是他本人之意还是出版者的要求，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何详何略，或反映了作者的内在的主观意图，或反映出一种外在的“规训”。

所幸《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收有“徐铸成同志的思想检查”，使人知道为何他有“无可奈何之感”。（“档案”，第1-9页）这篇洋洋7000字的“思想检查”分为“办报的方针路线”、“对待干部的政策”、“错误的思想根源”三个部分。从行文中可以看出，他已能熟练准确地运用中共的政治词汇、话语系统了。而且，这份检查在“检查文化”中具有标本意义：思想检查、暴露要层层剥皮、越来越深，最后要“体无完肤”；从思想检查，深入生活作风检查；再深入自己的“历史审查”；由此，检查自己的“阶级根源”。

他承认：“我从来没有自觉地认清报纸是整个革命机器的组成部分，坚定地、完全地以工人阶级思想去教育人民群众。”虽然在党的领导下复刊了，但办报“还是强调小市民趣味，完全是资产阶级庸俗一套的东西。我自己思想上还迷恋旧社会的一套办报方法”，没有深刻领会新闻工作会议精神，结果“退到小市民黄色路线上去”。他层层递进检讨自己的思想根源：一、“对人民事业如此不负责的态度，完全可以说明我的资产阶级办报思想以及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浓厚。”二、承认自己思想上一直把报纸当作商品，“实际还是从资产阶级的思想出发，为着争取读者，扩大发行”，“不是从读者的需要和为着教育、组织、鼓舞群众的正确思想出发”，“不是联系群众教育群众的人民事业”。三、自己“客观主义”登载新闻，“形式主义”编辑稿件，“我从旧社会来，自己以为有一套技术，根本没有认识到新闻工作的政治性和阶级性，抱定了纯技术观点”。“今天检查，这是资产阶级的纯技术的错误思想、一切不从实际出发，不从政治原则出发，强调形式，玩弄形式”，“这些思想和工作方法，是完全错误的”。“这些错误的办报方针政策、主要是由于我的小资产阶级的‘超阶级’、‘超政治’的错误思想。”四、进一步挖掘、清理自己这种思想的阶级根源。“在解放前，我在《文汇报》标榜‘独立’的报纸。”“在反动统治下这样标榜是可以的，但我的思想上也一直认为超然独立是清高的，应该的，认为办报不能有政治目的。我过去也骂国民党反动派，也赞扬共产党，但并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革命的立场爱憎分明，而是自己站在第三者的立场，认为国民党该骂所以骂，共产党可赞扬才赞扬。”如层层剥笋，直逼核心。

当“思想根源”挖掘到“阶级立场”时，就不仅仅是思想认识问题，而是自己的历史问题，组织、人事问题了。于是，徐铸成又检讨了自己的历史问题、人事问题：“追查这错误行为的思想根源：主要是由于我的阶级本质，我出身于没落的小资产阶级家庭，在读书时代，就半工半读，凭个人奋斗，逐步地往上爬，一心追求名利地位和个人利益，在旧社会二十二年的新闻工作过程中，也就是二十二年‘向上爬’的过程中，受尽了倾轧排挤，也学会了一套自卫和排斥别人的本领。”这说明自己“个人主义是很严重的”、“内藏的，因而更顽固”，“决心抛弃个人主义，否则就不能真正解决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爱国主义和个人主义间的矛盾”。“我的个人主义思想为什么这样根深蒂固像铁板一样坚硬呢？因为我在解放以前，已经爬到小资产阶级上层，生活、思想作风，已经接近资产阶级，对名利抱着很大的野心。”

他还批判了自己与《文汇报》老板严宝礼的不正常关系，更严厉地批判了自己曾长期服务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的影响，“以为新闻记者应该冷眼旁观，超出政治之外”，“今天，我当然认识他本质是反动的，他的立场中立态度完全是假的，他的文章和编报技术完全为着掩盖他的反动本质，把报纸当作自己钓名沽誉向反动统治勾结作恶的工具”。

《文汇报》此时仍是“民营”报纸，但编排上已完全按“党报”要求了；1953年1月，干脆公私合营。《文汇报》是最后公私合营的几家民营报纸，而其他行业民企的社会主义改造要到1956年才完成，对民营报纸的社会主义改造远远早于其他行业，足见新政权对此业的重视。经过思想改造，在“公私合营”中徐仍受重用，担任“公方代表”、社长、总编辑、社务委员会主任等重要职务。不过，报纸却被命令转向以中小学教师和高中生为主要对象，市教育局长、市团委负责干部等都参加编委会。

1954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徐当选为代表于9月1日赴京开会，参加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并选举毛泽东为国家主席，刘少奇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据他的日记记载，当刘少奇宣布毛泽东以全票当选国家主席时，“全场鼓掌欢呼达二十分钟，我的手也红肿了，口也喊干了”。不过，国务院副总理全是中共党员而无民主人士却出乎估计，对此，“周总理说明，今后任务重大，每一副总理要各专一门，而这些同志久经锻炼，甚有才干也”。从日记来看，他所密切交往的大都是“民主人士”，反映出为数不少的民主人士当时对非中共党员有可能出任副总理的盼望与预估，所以周恩来要做专门解释。

10月1日，他与全体人大代表一同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国庆典礼，在日记中兴奋地写道：“参加国家生活中这样大的喜事，每天比幼时过新年还闹忙，还兴奋。这样幸福的生活，当然越活越年轻了。”（“回忆录”，第244、242、249页）

雷颐，共识网·思想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