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日本侵略的危险理论

　　提要：日本把对亚洲各国的侵略说成是促进亚洲民族的解放运动，日本为建立“王道乐土”而进行的“圣战”理论具有异乎寻常的“魅力”，使日本绝大多数国民认为自己国家进行的是场非常正义的“圣战”，心甘情愿地充当侵略者的炮灰。

　　“狼吃小羊”是大家从小就熟知的故事。连狼要吃羊也一定要找出个“理由”，那么当一个国家对外大举扩张时，仅恃武力自然远远不够，更要“理由充分”，更需要一套强大、系统的理论为自己的穷兵黩武提供“背景支持”，作为对外宣传、对内煽动民情或曰动员民众的借口。譬如日本从明治维新起逐渐走上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在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发展出了一套相当“深厚”的侵略理论。如果没有这样一套理论作基础，它的侵略扩张不可能得到几乎是举国一致的长期支持，也难以持久、更难不断扩大。

　　概括地说，这套理论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诉求，把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说成是促进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提出发动这次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使有色人种从白种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不仅是求日本的发展，而且要救济和解放东洋被压迫民族”，“为了誓死抵抗西欧帝国主义的压迫，不得不进入大陆，中国人应理解这些事情”。这样，亚洲各国的抗日运动都被白人误导，反成了欧美和苏联“白人帝国主义的走狗”，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则分别是英美和苏联的代理人，“亚洲诸民族应追随日本反对欧美帝国主义的各种势力”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

　　这种理论还批判了西方对东亚的经济剥削，谴责西方列强对东方实行殖民经济，“帝国主义一方面破坏东洋固有的经济，将近代企业置于它们的统治之下，同时又维持有利于自己的封建经济，榨取、压迫东洋的勤劳大众”，“东洋诸国的经济除日满两国外，都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经济，其经济命脉完全被英国为首的欧美帝国主义操纵，欧美帝国主义全面支配着东洋经济”。“蒋介石政权下的中国误入歧途”，日本的经济政策是“要引导中国经济从次殖民地状况下解放出来”；亚洲各国只有与日本“经济一体”，才能摆脱欧美的经济殖民。

　　同时，它认为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来自欧美的“文化殖民”，破坏了东方固有的文化。只有日本是东方文化的代表，是王道的化身，而王道不仅事关日本的繁荣，而且事关世界的发展，实现王道是日本民族的光荣使命，所以以日本为代表的王道文明应主宰世界、拯救全人类，在日本的领导下为万世开太平。总之，这是日本为建立“王道乐土”而进行的“圣战”。

　　在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现代世界，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无疑具有极强的煽动性，因此这套话语系统无疑具有异乎寻常的“魅力”，使日本绝大多数国民都如饮狂泉，认为自己国家进行的是场非常正义的“圣战”，愿意为之奉献、牺牲自己的一切，心甘情愿地充当侵略者的炮灰。

　　抽象地提反对国际资本、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经济文化殖民及“东方文化优越论”“东方文化复兴论”等，很难说不对，因此具有更强的迷惑性，使人更难认清这种理论制造者背后的真实面目。而这些冠冕堂皇的“反殖”“反帝”理论就这样为另一种更野蛮、更凶残的殖民主义所利用。理论与现实的关系之复杂，确实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事实说明，如果抽掉或无视具体的、有血有肉的历史内容和时代背景，如果抹去日本侵略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造成的巨大灾难，而仅仅作一种“纯文本”阐释，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从文本到文本，以“后理论”证“前理论”，以“新概念”证“旧概念”，以“今文本”证“昔文本”，找出二者的某些类似，那么，我们今日很可以拿时下颇为流行的“后殖民”“反对跨国资本”“反全球化”、东方文化可“为万世开太平”等各种理论来论证、诠释当年日本进行“大东亚圣战”的合理性和正义性。值得思考的是现在学界流行的“纯文本”阐释，如有学者以时下的“后现代”对现代性进行结构的文本来阐释近代中国思想，得出“顽固派”是“后现代”前驱的结论；以“后殖民”对近代中国改革者进行“文本”解读，得出从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提倡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到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人的思想都被西方“后殖民”的结论；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文本阐释中国的“文革”理论，得出“文革”是“真正的民主”的结论……

　　脱离具体的内容和背景而对某种理论进行一种“纯文本”分析疏理，很可能会得出一些荒诞不经、甚至危险的结论。因此，对各种“话语”，万勿仅据其“自我表白”便轻作判断，它的言词其实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它是由谁掌握、又是如何被运用的。

　　雷颐，中国新闻周刊网 2013-0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