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王敏清:为什么叫抢救,你失足了,你失足变成敌人了,你是特务,我要求抢救你要坦白,我是抢救你,说的多好听呀,和文革一样。
编者按:王世英,1949年后曾任山西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等职,1968年被迫害致死。
凤凰卫视4月20日《我的中国心》,以下为文字实录:
曾子墨:1938年2月的一个早晨,在抗战歌声和街上贴满抗战标语的气氛中,一辆军用卡车驶出古城西安的城门开往陕北,车内挤坐着王世英和妻子李果毅、儿子王敏清,一车厢大人小孩有说有笑,王世英洪洞县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是三十年代中共特科的重要成员,从事政治保卫和反间谍的特工斗争。
解说:1935年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遭到国民党两次大破坏后,王世英率临时中央局转移到天津继续开展秘密工作。1936年后,王世英任中共北方局联络局副局长,受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派遣,代表中共与李宗仁和阎锡山等进行秘密联络,又以红军代表身份在太原主持秘密机关,红军驻太原办事处,为中共打开局面拓展生存空间作出了重大贡献。
李廖源(阎锡山秘书):阎锡山有一次和副司令长官杨爱源,还有几个高干在一块儿座谈,我们秘书也在座的时候,他曾经谈到这么几句话,就是八路军这个办事处的处长王世英,这个人我认为他比较实在,办事也比较认真,真像个洪洞县人。
解说:1937年后,王世英代表中共驻太原和晋东南与阎锡山交涉周旋,同时多方搜索阎方情报,直到1938年初才携全家返回延安。王世英是中共高级干部从未被国民党抓获。1936年以后,一直与延安保持电讯联系,按照常理他从前方返回应受到热情的接待和慰问,可是却并非如此。当时的延安是许多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和进步青年来投奔,考虑到边区的安全情况,对于收留下来的进步青年,陕甘宁边区保安处都要了解和掌握一些基本情况,回到延安三个月后,从白区回来的同志没有不受到怀疑的,有的还被逮捕,有的被驱逐出根据地,就连王世英的妻子李果毅走在路上碰到一些熟人也被躲着走。
王敏清(王世英儿子):那个时候特务,因为延安国民党封锁,可能有特务派进来,说是一说特务那是最大的阶级敌人,所以开始不久,把很多延安从大后方各地到延安来参加革命的人打成特务。
解说:面对审查王世英开始很困惑,他在太原国民师范上学期间接触共产主义,曾在国民革命军黄埔军校四期学习,担任省港大罢工工人纠察队队长。大革命失败后,他受党指派组织皖北暴动,在南京、上海白色恐怖时期,他曾担任中共地下党特科负责人,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策动杨虎城部与红军签订了互不侵犯的协议,这样的经历还需要被审查嘛。心里憋着气,王世英找到了张闻天提出想见毛泽东,然而就在王世英等待张闻天回音的时候,又听到一个让他震惊的消息。
王敏清:我父亲在党校学习,听说毛主席和江青要结婚,后来我父亲还说哪个江青,是不是上海的那个蓝苹,就怀疑这个家伙怎么来延安,她怎么和毛主席要结婚了,我父亲还有一次专门在开会转过头看了看就是她。
解说:对于江青,王世英并不陌生。
王敏清:我父亲在上海特科工作的时候,就知道江青在上海那些政治上、生活上乱七八糟的丑事,被捕过,被捕的时候,我父亲还曾经,曾经准备营救她的,后来听说她出来,反正出来了。
孙洪飞(王世英秘书):江青在上海,蒋介石是50大寿,她去做寿,你给国民党这样的人物做寿,这个是非常影响坏的事情。
解说:王世英马上找到了曾在上海、天津特科一起工作过的同事陈雷,讲到了江青在上海的事情。随后,王世英在小组里讲述了自己所了解的江青在上海的历史,他建议大家联名给中央写信,劝谏毛泽东不要和江青结婚。
王敏清:在党校都是领导同志,他带头说,带头写好了信,自己写第一个按了手印,下面好多名字。有的是当时在党校,当时签了,有的是不在党校,但是知道,知道他知道江青这个人坏,不同意主席结婚,我父亲也替他签了名,签了名怎么按手印,我父亲就拿我父亲的十个手印和十个脚印就替他们盖了手印了。
解说:王世英看到联名信下的签名觉得少,又觉得自己是忠心耿耿劝谏,把曾经和他在上海、南京工作过的一些地下党员的名字也写上了,联名信写好,王世英急急忙忙地来找张闻天。
王敏清:张闻天接到以后感到问题严重了,张闻天综合了很多人的意见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很婉转地,好像就说很多同志反映到底想怎么样怎么样,原则问题好像话不知道怎么说的,反正就是说是个大问题,你要慎重、要怎么样、要考虑,毛泽东正在什么头上,那不管这一套了说谁敢挡我,明天就结婚。
解说:在当时几乎所有的老干部都反对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只有一个人积极支持。
王敏清:就是康生。江青不是让康生写材料嘛,康生说白纸黑字说江青的历史没有问题,生活问题算个什么事是不是,就可以,迎合性质毛主席心理。可是最后康生1975年底快死的时候,康生死前他把唐闻生和王海容这两个毛主席联络员找去,康生找去告诉他们两个请他们俩转告毛主席,江青和张春桥都是叛徒。
解说:对于康生这个人,王世英心里还有一件事情一直耿耿于怀,早在1934年也就是康生到莫斯科的第二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基洛夫被人暗杀,苏共立刻掀起一场“镇反肃托”运动。
王敏清:1935年前后,打托派肃反直接给王明说我们这些人的话,借助运动也要清理一下,王明同意了,所以他就打算把这些整死了,改了名字了,就发配到西伯利亚不叫名字,叫号。
解说:在这批人当中,就有1935年9月上海特科送到苏联学习的6个人。
王敏清:这个话是陈养山跟我亲自说的,当时因为什么事把他的留下了没去,别的派去的人都被康生迫害,这批里面有好多有十几个吧,知名的有武胡景。
武振元(王世英身边工作人员):当时康生是在苏联,他负责中国党的问题,他负责任,但是斯大林、王老跟我讲过的斯大林肃反呢,把咱们派去学习的那些干部杀了好多,为什么呢?斯大林问康生,他在那负责那个,问康生说这个这部分人你都了解吗,这个康生回答呢,说不了解,所以斯大林在肃反的时候杀掉不少。
解说:这些人都是王世英的同事,当他听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也感到万分震惊。
王敏清:处死之后,侯志就他老婆就跟我父亲告状,因为都是我父亲下面的部下上海,就说康生在苏联把武胡景害死了,很冤。我父亲听了话以后,就因为这个事情和康生就斗了很多次,说都是好同志,说你怎么这么做,就处死这个问题,当时我不知道,康生跟我父亲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我父亲就告诉侯志,康生说不知道,后来侯志说他胡说八道,他就在莫斯科,我看见他在莫斯科。
武振元:这个问题上,王世英就一直跟他说康就不承认这个,说这个问题王世英从哪这个消息得到,因为他那个时候地下消息比较好,他是从做地下党的一些同志反映回来的。
解说:尽管康生不承认,但是王世英对康生的质疑并没有结束,并一直为这些人和家属讨说法。1938年春在延安,王世英的一个部下萧明被定为叛徒遭到逮捕,另一个部下刘雅洁则被驱逐出根据地,而刘雅洁正是在苏联“镇反”中被害的贺昌炽的妻子。
王敏清:在苏联的时候康生把她丈夫打成特务,搞死了嘛,他老婆又到延安来了,所以把他老婆打成叛疑特嫌,特务嫌疑就把刘雅洁就赶出延安,开除党籍赶出延安。
孙洪飞:王世英就说我用党性担保她没有问题,当时不只有他一个人吧,认为她没有问题,可是还是不行,康生还是要这样搞。
解说:一年前,王世英回延安向中央汇报了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后,中央决定他留在延安参加整风运动,他先参加了王家坪军委的学委工作,以后调到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1942年2月整风运动开始的时候,康生已经是整风运动中仅次于毛泽东的重要任务,总学委领导延安整风运动,康生身兼中央总学委副主任。
孙洪飞:极左,这是他的一个特点是不是,再一个呢就是投其所好,看毛主席的所好,所以他对白区,王世英在白区工作,他的手下的一些人回到延安,他用极左的眼光看这些人,他当然对这人要产生怀疑。
武振元:他们俩这个就是在政治上,对一些人员他是闹得很厉害,做地下工作的好多同志,应该都是些好同志,应该是重用的,结果是他都说是叛徒、阶级异己分子混进党内的,所以他就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俩斗、吵都是为这些问题。
解说:王世英是总学委中的一员,当时很多当年在王世英手下工作的老同事都跑到他那里告状,王世英渐渐觉得气氛有些不对劲儿,这场运动一开始他并没有怀疑。因为1938年他从白区回到延安时就已被审查过了,但是他从纷乱的案件堆里,从一份份的证明材料里发现有几位曾是自己领导的同事,被人证明是叛徒、特务。
武振元:康生极力的想拉他,这个我有时候也纳闷平时看着这么好,怎么一闹就吵起来,王老好像说过一直,他老想让我跟他统一一个说法,他说那不行,我有东西不管怎么说,我得跟中央反映,我把我知道的,我得跟中央说清楚。
解说:7月15日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抢救失组者》的报告,掀起了一场“抢救失足者运动”。
王敏清:为什么叫抢救,你失足了,你失足变成敌人了,你是特务,我要求抢救你要坦白,我是抢救你,说的多好听呀,和文革一样。
解说:1943年下半年,一个特大新闻在延安曝出,王世英给中央写信反对“抢救失足者”运动,他在信中指出整风运动由于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开展,已经开始向过左的方向发展,一大批好同志受到打击迫害。王世英所在的支部里被确定为特务的几个同志,经过他调查核实并不是事实。在别的单位也出现了许多类似这样的事情,短短的十几天里,有的单位竟被抓出1000多个“特务”。
王敏清:我也接触过,1942年我十三岁,十二岁、十三岁,当时我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后来1942年底到延安中学去了,我们班上因为那个扩大化非常厉害的,很多地方互相咬嘛,把你逼着往死里整,上课就刑罚,就乱咬的,我们班上,我们这十来岁的人也有的被打成小特务。
解说:运动已发展的过左,大批人员被错整,在一次支部会上,王世英大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座的人目瞪口呆。
王敏清:你搞的太过火了、太扩大化了,剩下一个单位一半人,过半数的人都打成特务。
解说:王世英决定再一次挺身而出,当天晚上他在灯下奋笔疾书,两天后,王世英向毛泽东、刘少奇、康生三人递交了一份《关于请求中央纠正抢救失足者运动过左问题的报告》,说运动已发展得有些过“左”,请中央纠正,并为已被定性为特务的童陆生、余宗彦、白天(魏巍)、周峻烈、钱来苏等六人申诉。这一下触怒了康生,他半夜给王世英复了一封信,说王世英是主观主义好人观点,让王世英把党票收好,并把周峻烈自己承认是特务的材料附了一份给他看。周峻烈的案卷材料记载着,周峻烈是四川安岳县人和特务头子康泽是同乡。据此专案组怀疑周峻烈是康泽派到延安的特务,对他进行审讯,周峻烈承认并说自己在1934年曾出卖了敌四十四师中的旅长、团员等党员。
王世英反复翻看了周峻烈的材料,证明他是叛徒的最得力的证据就只有这么一点,他心里更加有了底,便向康生复信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并把自己知道的事情经过全写了进去,他写道张庆炎和周峻烈根本不知道四十四师有党的组织,所以不存在出卖同志的问题。他又指出照你们那样的办法什么人也受不了,不承认只有死路一条,这些同志被迫承认是希望避过风头,有朝一日还会水落石出。
王敏清:就把我父亲学委会的委员给撤了,我父亲撤了就撤了,我还是坚持,所以这个撤了我做一般委员,不是委员我也要对抗。
解说:果然不出所料,不久在中央党校千人以上的干部大会上,就有人就公开讲王世英是大特务。
王敏清:康生指使他手下一个人说——不是康生本人,康生本人太露骨了,就说王世英是特务,当着大会上就高喊说王世英是特务,后来我父亲当时的表情,他说他当时也没有急、也没有气,问旁边人要了纸来卷烟抽烟,很平静,也没有反驳,也没有气愤,很平静抽烟。
解说:康生在杨家岭中央学委会上,指着王世英说他是大自由主义者想逞英雄,并说你王世英有几个脑袋,你成天保这个、保那个,你就不想想你自己。
刘明安(王世英同事儿子):王世英,有人说你是叛徒。你们是年轻人,你们怎么知道我是叛徒呢,我参加革命时候你们参加了吗?这是康生布置下的,后来康生又找王世英谈话,世英有人说你是叛徒,王世英说了咱两个谁是叛徒谁知道。
解说:大会结束后,王世英径直回了家,他不准备找任何人解释。
王敏清:回到家里很生气的样子,他给我母亲就说这个事情,康生不是个东西,乱咬人。今天又指示谁谁谁说我是叛徒,什么什么的,说反正我不怕,反正就说,他的态度我不怕。
解说:王世英不再到别人家串门,把凡能牵扯到别人的信件等物品,全部销毁了。那几天,王世英一有空就和两个孩子在一起,孩子们特别高兴。他做好了迎接审查的准备,然而中央并没有作出审查他的决定,王世英感到有些意外。没过多久,毛泽东派人叫王世英过去。
王敏清:毛主席叫我父亲去,当初我父亲说去就去,还憋着气,去就去,这就去了。去了以后准备,可能是有人说我是特务,想辩论一番的,这个架式吧,去就去。去了一看屋子里有人,在打扑克,也有康生在,去干什么了。毛主席没说话,坐下打扑克,坐下打扑克叫我父亲,坐下就坐下吧,打扑克就打扑克,你叫我来,你不说我也不提,就这个态度。
解说:大家围坐一圈开始打牌,也没有人说话,几圈过后,毛泽东开口了。
王敏清:结果打扑克当中,毛主席先开口,世英啊,听说有人讲你是特务?毛主席先开口了。后来我父亲说主席,我不是不是特务,十年以后再看,就这个态度。后来毛主席说,你这个态度很好啊,真金不怕火炼嘛,这是毛主席当场说的一句话。
解说:自从1943年整风以后,王世英和康生的关系,处于很微妙的境况,走在路上,康生会主动和王世英搭讪,然而这种气氛在一次白区工作总结会上被打破,康生在讲话中坚持认为,白区工作给党带来很大损失,主要是由于出现了大量的叛徒、特务,并全面否定了白区工作成绩。并说“白区百分之百”遭到破坏。
王敏清:白区不是百分之百的破坏,破坏很大,不仅是上海,各地方白区,但不是百分之百分之,后来就直接对康生百分之百提出意见给中央。说我父亲很耿直,不管什么权,不对就是不对,后来我父亲说,我那个地方就没有破坏,怎么是百分之百?我父亲从上海特科,几百人转移到天津跟华北局,怎么是百分之百分之?
解说:因为王世英的直言,在“白区工作总结”中,不得不将原来的“白区百分之百遭到破坏”改为“白区几乎百分之百”遭到破坏。1962年王世英担任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专职委员,对中共党内生活不正常的情况,经常提出反对意见。然而又有一个消息传来,主管中央组织部的康生,诬陷国家五金矿产进出口贸易公司经理王超北是内奸,把他关进监狱。王超北,建国前是西安情报处处长,长期从事对敌隐秘斗争和交通运输工作,情报处至1949年西安解放,十年间向党中央输送了大量情报。胡宗南逃离西安前,他在掌握敌特的潜伏破坏活动,争取地方武装力量,联系上层人物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毛泽东曾说王超北是无名英雄。
武振元(王世英身边工作人员):人家给咱们延安买过好多电台,咱们那个时候,延安没电台,买过好多,人家就在那种情况下,偷着给延安那边运去过不少电台,而且还有什么经费,帮助很大的这个,但是康生老说是叛变过,叛徒。
解说:正在吃午饭的王世英得知此事后,气得放下饭碗,立即乘车赶到康生家,当时被关在门外的武振元,并没听到王世英如何帮助王超北求情,但隔着门仍然替王世英捏了一把汉。
武振元:俩人拍(桌子),我以为打起来了,我在那个大的那个放挂画,大的会议室,他们里面啪啪的,我以为俩人打起来了,但是我也不敢进去,人也不让进去,人家你出去,把他送进去就让我出去。所以出来,走的时候老头那手哆嗦,我拽他胳膊以后,我当时,康生送出他来,也就是为了这个人员的这个历史问题,在那儿争吵。
解说:回到家,武振元小心地问王世英怎么了?王世英一句话也不说。
武振元:躺在床上,他就好像出不上气,我给他按摩了半天,完了以后,这个是喝了点水,一个多小时,他才缓过来。但是他这种情况下,他连秘书都不透露一个字,谈的到底是什么,跟康生吵到那种程度,究竟吵什么。王老一直就没有(说)。
解说:第二天康生让安子文找王世英谈话,不让他再管这事,王世英让安子文转告,我王世英不愿看着一位好同志遭受不白之冤而不管,他康生有整人的权力,我有向中央反映情况的权力。而王世英也多次因为王超北的问题和康生起争执,王世英知道自己谈到不公正的事情容易发火,曾经有一次,他对武振元说,如果下次我和别人吵得太厉害了,你就暗里捏我一把。
武振元:康生来这次,康生坐在正面,王世英坐在旁边这个沙发上,完了我呢就先给康老添点茶,到了他这儿,我就得挡着点,要不我这胳膊,我就捏了他胳膊一下,他瞪了我一眼,这个可能是他想起来了,他憋了很长时间,就没说话。康老就在那儿跟他说,他就在那儿,我看他是非常难受的样子,他就再没说话,完了以后,送走康老以后,他又说,哎呀,我这脾气,这样的话那我能把我憋坏了,我非得把这个问题给他说清楚,他听,他不愿意听,我也得给他说。
解说:王世英同康生的矛盾在中央也有名气了,两人的关系闹得很僵,经常吵得脸红脖子粗,王世英多次找到中央高层反映这件事,康生知道后对此更恼火,双方关系更加紧张。而这一时期,王世英还经常寄钱救济给自己以前白区工作的部下。秘书孙洪飞怕康生打击报复王世英。
孙洪飞(王世英秘书):你因为这个事情,康生来整你,你再要寄这个钱,让康生再知道了这个事情,这个事情不是火上浇油啊,回来再整你。我说我的意见还是不要寄为好。王世英就火了,就是说,你出去,将我从办公室赶出去了。我都回到我办公室,后来王世英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又说,咱们都是共产党员,我的态度不好说了,这个事情。
解说:虽经王世英的努力,但最后王超北的问题也是一直拖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才得以彻底解决。这一时期,王世英同江青的接触不多,为了避免同江青见面,他连主席住的地方也很少去了。然而在1959年的国庆节,王世英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活动,在天安门城楼上,中央大道上铺着一条红地毯,人人纷纷给江青让路。
武振元:这个时候我小声,我知道是江青了,因为她披着黑斗篷,还戴着个帽子,里边是个红色的,她走过来,我就赶紧跟王世英说,我说王老,后面江青过来了。我赶紧把话说了以后,我就躲在旁边了,因为我得老得靠着,我怕他摔。我的意思就让他靠边点走,让人家过去,别的人都让开了。
解说:王世英没有吭声,继续走着,武振元的眼光只好瞥到一边,也装作没有看到江青过来。
武振元:他一点没让。江青从旁边地毯底下绕过来,回头这么看了他一下,好像想跟他说句话似的。但是王世英始终没抬头,一直就拄个棍慢慢慢慢的走,江青这时候就有点,完了以后,扭头就走到天安门那个城楼里面,大厅里去了。
解说:据武振元后来回忆,他总觉得那天晚上王世英并没有心思看烟花,他们早早的离开,回到家后武振元这才敢问王世英。
武振元:我说王老,我跟你小声说江青过来,你没听着啊?他说我耳朵也没聋,我怎么会听到。我说我那意思是让您往边点走,让人家过去,我说好多人都躲开了。他说我走我的,她走她的,我管她。他说这种人,这种女人,我根本连句话,我根本不想理她,不值得理她。
解说:1966年初,王世英已年逾花甲,患半身不遂十多年了,元旦的这天晚上,他在笔记本上写了一首诗。漫长岁月中,斗争从未停,任何艰险路,总是先驱行。一心向着党,同人皆知情,赤胆照日月,事事可查清。任何毁誉事,亦难伤吾衷。心怀党国事,生怕弯路行。
1966年9月,中监委的第一批大字报出来了,矛头直指王世英,这期间,造反不断升级,中监委成立了“王世英专案组”他们不断的把王世英叫去逼问。
武振元:王老这时候跟我说一句,看来呀,这次他们是不会放过我了。我说您就自己什么,因为外界还有俩看着呢,老盯着我,我也不能跟他多说话,就去了。老头也掉泪了,我也掉泪了。这个时候我觉得革命了一辈子,为什么,我当时真是想不通这个事实。
解说:事态愈发严重,使王世英焦急和不安,1967年春天的一个晚上,王世英把儿子王敏清叫到了跟前。
王敏清:我父亲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说是我想给周总理写信,因为现在过去的历史知道的人不多了。他这么一说,那我就领会了,我说你说我先起个草,就把开头写的周总理,下面就把我父亲说这些事情,和康生的斗争,康生杀人灭口,派的人这么斗争他,就是好像杀人灭口吧。希望周总理,当然不能他来,派人过问这个事情。想把他的话说给周总理。
解说:此后,王世英便时时惦记着那封信,每当有人敲门,他立刻挺起身问是总理派来的吗?然而这封信却一直没有下文。为了胁迫王世英说刘少奇是叛徒,江青批准了对肺癌已经扩散,半身不遂的王世英实行“监护审查”,“加紧突击审讯”的计划。
孙洪飞:之所以要把王世英迫害致死,主要是想采取什么借口呢?就是想把王世英闹成和刘少奇是一个集团的,想把闹成叛徒。
王敏清:病重的时候,上气不接下气的时候,还江青突击审查。怎么突击了?吸着氧,吊着瓶子还逼他写,逼着我父亲写刘少奇是叛徒。别人写没有份量,我父亲在上海特科搞得很深,叫我父亲写他是叛徒。后来我父亲接到这个以后,就很气愤就说,你们要的材料,枪毙了我也不会给你们写的。
解说:此时,山西、北京和天津,许多了解王世英的干部、群众,得知王世英被陷害后,自发地联络了十几个群众组织,成立了“王世英问题调查团”,他们主要目的是向中央反映王世英受迫害的情况,这其中就有来自山西的刘明安。
刘明安(王世英同事儿子):那么一闹呢,1968年3月27号,群众组织绑架了陈永贵,康生以为我们弄的,实际不是我们。康生说,中央文革,这不3月27号出了这么个事,所谓当时的中央文革1968年4月9号,下达了个四九指示,那会儿说,林副统帅说,王世英是坏人。伯达同志说,山西省为什么不进行大批判,王世英是个坏人?刘明安是坏人。江青说王世英、刘明安很坏,应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康生批示。那时候叫康老了,康老批示,这个刘明安竟敢为中央定性的坏人王世英翻案,予以逮捕法办。
解说:因为王世英,刘明安被康生点名,被关进了太原看守所八年。王世英被军管隔离,王敏清为了见父亲,想尽了一切办法,他日夜守候在医院的走廊,期待能够与父亲相遇,终于有一天,王世英被两名军人用手推车推着去放射科接受治疗,在走廊上,老人也看到儿子。
王敏清:木呆呆的就过来了,当时我看到我父亲以后,那个滋味说不出来,又高兴,又很心疼,眼看着他,看见他过来我不敢说话。
我就装着是路人,然后让开,他看见我了,我父亲看见我了,我看见了。他不能说话,不能表示。好像微微地点点头,我不敢上前,为什么?我怕由于我的出现,放射治疗就不给做了。
解说: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王世英只张了张嘴,泪水涌满双眼,然后擦身而过。王敏清没有想到,这相视无言的两两相望,竟是与父亲的最后一面。
曾子墨:1968年3月,王世英含冤离世,造反派不许家人保留老人的骨灰,所以王世英的骨灰盒里并没有骨灰,而是放着生前的一副眼镜和他在1962年痛斥康生的一首诗。一直到1978年,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和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据理力争,签名提出为王世英平反昭雪。第二年9月,蒙冤13年的王世英终得平反,他的儿子王敏清写下了七千余言的长文,《王世英的眼睛—记我父亲王世英持续三十年的一场斗争》。“真金不怕火炼”,是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夸奖王世英的一句话,而王世英之后的人生,也因这句话不屈不挠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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