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王敏清：为什么叫抢救，你失足了，你失足变成敌人了，你是特务，我要求抢救你要坦白，我是抢救你，说的多好听呀，和文革一样。
编者按：王世英，1949年后曾任山西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等职，1968年被迫害致死。
凤凰卫视4月20日《我的中国心》，以下为文字实录：
曾子墨：1938年2月的一个早晨，在抗战歌声和街上贴满抗战标语的气氛中，一辆军用卡车驶出古城西安的城门开往陕北，车内挤坐着王世英和妻子李果毅、儿子王敏清，一车厢大人小孩有说有笑，王世英洪洞县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是三十年代中共特科的重要成员，从事政治保卫和反间谍的特工斗争。
解说：1935年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遭到国民党两次大破坏后，王世英率临时中央局转移到天津继续开展秘密工作。1936年后，王世英任中共北方局联络局副局长，受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派遣，代表中共与李宗仁和阎锡山等进行秘密联络，又以红军代表身份在太原主持秘密机关，红军驻太原办事处，为中共打开局面拓展生存空间作出了重大贡献。
李廖源（阎锡山秘书）：阎锡山有一次和副司令长官杨爱源，还有几个高干在一块儿座谈，我们秘书也在座的时候，他曾经谈到这么几句话，就是八路军这个办事处的处长王世英，这个人我认为他比较实在，办事也比较认真，真像个洪洞县人。
解说：1937年后，王世英代表中共驻太原和晋东南与阎锡山交涉周旋，同时多方搜索阎方情报，直到1938年初才携全家返回延安。王世英是中共高级干部从未被国民党抓获。1936年以后，一直与延安保持电讯联系，按照常理他从前方返回应受到热情的接待和慰问，可是却并非如此。当时的延安是许多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和进步青年来投奔，考虑到边区的安全情况，对于收留下来的进步青年，陕甘宁边区保安处都要了解和掌握一些基本情况，回到延安三个月后，从白区回来的同志没有不受到怀疑的，有的还被逮捕，有的被驱逐出根据地，就连王世英的妻子李果毅走在路上碰到一些熟人也被躲着走。
王敏清（王世英儿子）：那个时候特务，因为延安国民党封锁，可能有特务派进来，说是一说特务那是最大的阶级敌人，所以开始不久，把很多延安从大后方各地到延安来参加革命的人打成特务。
解说：面对审查王世英开始很困惑，他在太原国民师范上学期间接触共产主义，曾在国民革命军黄埔军校四期学习，担任省港大罢工工人纠察队队长。大革命失败后，他受党指派组织皖北暴动，在南京、上海白色恐怖时期，他曾担任中共地下党特科负责人，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策动杨虎城部与红军签订了互不侵犯的协议，这样的经历还需要被审查嘛。心里憋着气，王世英找到了张闻天提出想见毛泽东，然而就在王世英等待张闻天回音的时候，又听到一个让他震惊的消息。
王敏清：我父亲在党校学习，听说毛主席和江青要结婚，后来我父亲还说哪个江青，是不是上海的那个蓝苹，就怀疑这个家伙怎么来延安，她怎么和毛主席要结婚了，我父亲还有一次专门在开会转过头看了看就是她。
解说：对于江青，王世英并不陌生。
王敏清：我父亲在上海特科工作的时候，就知道江青在上海那些政治上、生活上乱七八糟的丑事，被捕过，被捕的时候，我父亲还曾经，曾经准备营救她的，后来听说她出来，反正出来了。
孙洪飞（王世英秘书）：江青在上海，蒋介石是50大寿，她去做寿，你给国民党这样的人物做寿，这个是非常影响坏的事情。
解说：王世英马上找到了曾在上海、天津特科一起工作过的同事陈雷，讲到了江青在上海的事情。随后，王世英在小组里讲述了自己所了解的江青在上海的历史，他建议大家联名给中央写信，劝谏毛泽东不要和江青结婚。
王敏清：在党校都是领导同志，他带头说，带头写好了信，自己写第一个按了手印，下面好多名字。有的是当时在党校，当时签了，有的是不在党校，但是知道，知道他知道江青这个人坏，不同意主席结婚，我父亲也替他签了名，签了名怎么按手印，我父亲就拿我父亲的十个手印和十个脚印就替他们盖了手印了。
解说：王世英看到联名信下的签名觉得少，又觉得自己是忠心耿耿劝谏，把曾经和他在上海、南京工作过的一些地下党员的名字也写上了，联名信写好，王世英急急忙忙地来找张闻天。
王敏清：张闻天接到以后感到问题严重了，张闻天综合了很多人的意见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很婉转地，好像就说很多同志反映到底想怎么样怎么样，原则问题好像话不知道怎么说的，反正就是说是个大问题，你要慎重、要怎么样、要考虑，毛泽东正在什么头上，那不管这一套了说谁敢挡我，明天就结婚。
解说：在当时几乎所有的老干部都反对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只有一个人积极支持。
王敏清：就是康生。江青不是让康生写材料嘛，康生说白纸黑字说江青的历史没有问题，生活问题算个什么事是不是，就可以，迎合性质毛主席心理。可是最后康生1975年底快死的时候，康生死前他把唐闻生和王海容这两个毛主席联络员找去，康生找去告诉他们两个请他们俩转告毛主席，江青和张春桥都是叛徒。
解说：对于康生这个人，王世英心里还有一件事情一直耿耿于怀，早在1934年也就是康生到莫斯科的第二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基洛夫被人暗杀，苏共立刻掀起一场“镇反肃托”运动。
王敏清：1935年前后，打托派肃反直接给王明说我们这些人的话，借助运动也要清理一下，王明同意了，所以他就打算把这些整死了，改了名字了，就发配到西伯利亚不叫名字，叫号。
解说：在这批人当中，就有1935年9月上海特科送到苏联学习的6个人。
王敏清：这个话是陈养山跟我亲自说的，当时因为什么事把他的留下了没去，别的派去的人都被康生迫害，这批里面有好多有十几个吧，知名的有武胡景。
武振元（王世英身边工作人员）：当时康生是在苏联，他负责中国党的问题，他负责任，但是斯大林、王老跟我讲过的斯大林肃反呢，把咱们派去学习的那些干部杀了好多，为什么呢？斯大林问康生，他在那负责那个，问康生说这个这部分人你都了解吗，这个康生回答呢，说不了解，所以斯大林在肃反的时候杀掉不少。
解说：这些人都是王世英的同事，当他听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也感到万分震惊。
王敏清：处死之后，侯志就他老婆就跟我父亲告状，因为都是我父亲下面的部下上海，就说康生在苏联把武胡景害死了，很冤。我父亲听了话以后，就因为这个事情和康生就斗了很多次，说都是好同志，说你怎么这么做，就处死这个问题，当时我不知道，康生跟我父亲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我父亲就告诉侯志，康生说不知道，后来侯志说他胡说八道，他就在莫斯科，我看见他在莫斯科。
武振元：这个问题上，王世英就一直跟他说康就不承认这个，说这个问题王世英从哪这个消息得到，因为他那个时候地下消息比较好，他是从做地下党的一些同志反映回来的。
解说：尽管康生不承认，但是王世英对康生的质疑并没有结束，并一直为这些人和家属讨说法。1938年春在延安，王世英的一个部下萧明被定为叛徒遭到逮捕，另一个部下刘雅洁则被驱逐出根据地，而刘雅洁正是在苏联“镇反”中被害的贺昌炽的妻子。
王敏清：在苏联的时候康生把她丈夫打成特务，搞死了嘛，他老婆又到延安来了，所以把他老婆打成叛疑特嫌，特务嫌疑就把刘雅洁就赶出延安，开除党籍赶出延安。
孙洪飞：王世英就说我用党性担保她没有问题，当时不只有他一个人吧，认为她没有问题，可是还是不行，康生还是要这样搞。
解说：一年前，王世英回延安向中央汇报了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后，中央决定他留在延安参加整风运动，他先参加了王家坪军委的学委工作，以后调到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1942年2月整风运动开始的时候，康生已经是整风运动中仅次于毛泽东的重要任务，总学委领导延安整风运动，康生身兼中央总学委副主任。
孙洪飞：极左，这是他的一个特点是不是，再一个呢就是投其所好，看毛主席的所好，所以他对白区，王世英在白区工作，他的手下的一些人回到延安，他用极左的眼光看这些人，他当然对这人要产生怀疑。
武振元：他们俩这个就是在政治上，对一些人员他是闹得很厉害，做地下工作的好多同志，应该都是些好同志，应该是重用的，结果是他都说是叛徒、阶级异己分子混进党内的，所以他就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俩斗、吵都是为这些问题。
解说：王世英是总学委中的一员，当时很多当年在王世英手下工作的老同事都跑到他那里告状，王世英渐渐觉得气氛有些不对劲儿，这场运动一开始他并没有怀疑。因为1938年他从白区回到延安时就已被审查过了，但是他从纷乱的案件堆里，从一份份的证明材料里发现有几位曾是自己领导的同事，被人证明是叛徒、特务。
武振元：康生极力的想拉他，这个我有时候也纳闷平时看着这么好，怎么一闹就吵起来，王老好像说过一直，他老想让我跟他统一一个说法，他说那不行，我有东西不管怎么说，我得跟中央反映，我把我知道的，我得跟中央说清楚。
解说：7月15日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抢救失组者》的报告，掀起了一场“抢救失足者运动”。
王敏清：为什么叫抢救，你失足了，你失足变成敌人了，你是特务，我要求抢救你要坦白，我是抢救你，说的多好听呀，和文革一样。
解说：1943年下半年，一个特大新闻在延安曝出，王世英给中央写信反对“抢救失足者”运动，他在信中指出整风运动由于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开展，已经开始向过左的方向发展，一大批好同志受到打击迫害。王世英所在的支部里被确定为特务的几个同志，经过他调查核实并不是事实。在别的单位也出现了许多类似这样的事情，短短的十几天里，有的单位竟被抓出1000多个“特务”。
王敏清：我也接触过，1942年我十三岁，十二岁、十三岁，当时我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后来1942年底到延安中学去了，我们班上因为那个扩大化非常厉害的，很多地方互相咬嘛，把你逼着往死里整，上课就刑罚，就乱咬的，我们班上，我们这十来岁的人也有的被打成小特务。
解说：运动已发展的过左，大批人员被错整，在一次支部会上，王世英大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座的人目瞪口呆。
王敏清：你搞的太过火了、太扩大化了，剩下一个单位一半人，过半数的人都打成特务。
解说：王世英决定再一次挺身而出，当天晚上他在灯下奋笔疾书，两天后，王世英向毛泽东、刘少奇、康生三人递交了一份《关于请求中央纠正抢救失足者运动过左问题的报告》，说运动已发展得有些过“左”，请中央纠正，并为已被定性为特务的童陆生、余宗彦、白天（魏巍）、周峻烈、钱来苏等六人申诉。这一下触怒了康生，他半夜给王世英复了一封信，说王世英是主观主义好人观点，让王世英把党票收好，并把周峻烈自己承认是特务的材料附了一份给他看。周峻烈的案卷材料记载着，周峻烈是四川安岳县人和特务头子康泽是同乡。据此专案组怀疑周峻烈是康泽派到延安的特务，对他进行审讯，周峻烈承认并说自己在1934年曾出卖了敌四十四师中的旅长、团员等党员。
王世英反复翻看了周峻烈的材料，证明他是叛徒的最得力的证据就只有这么一点，他心里更加有了底，便向康生复信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并把自己知道的事情经过全写了进去，他写道张庆炎和周峻烈根本不知道四十四师有党的组织，所以不存在出卖同志的问题。他又指出照你们那样的办法什么人也受不了，不承认只有死路一条，这些同志被迫承认是希望避过风头，有朝一日还会水落石出。
王敏清：就把我父亲学委会的委员给撤了，我父亲撤了就撤了，我还是坚持，所以这个撤了我做一般委员，不是委员我也要对抗。
解说：果然不出所料，不久在中央党校千人以上的干部大会上，就有人就公开讲王世英是大特务。
王敏清：康生指使他手下一个人说——不是康生本人，康生本人太露骨了，就说王世英是特务，当着大会上就高喊说王世英是特务，后来我父亲当时的表情，他说他当时也没有急、也没有气，问旁边人要了纸来卷烟抽烟，很平静，也没有反驳，也没有气愤，很平静抽烟。
解说：康生在杨家岭中央学委会上，指着王世英说他是大自由主义者想逞英雄，并说你王世英有几个脑袋，你成天保这个、保那个，你就不想想你自己。
刘明安（王世英同事儿子）：王世英，有人说你是叛徒。你们是年轻人，你们怎么知道我是叛徒呢，我参加革命时候你们参加了吗？这是康生布置下的，后来康生又找王世英谈话，世英有人说你是叛徒，王世英说了咱两个谁是叛徒谁知道。
解说：大会结束后，王世英径直回了家，他不准备找任何人解释。
王敏清：回到家里很生气的样子，他给我母亲就说这个事情，康生不是个东西，乱咬人。今天又指示谁谁谁说我是叛徒，什么什么的，说反正我不怕，反正就说，他的态度我不怕。
解说：王世英不再到别人家串门，把凡能牵扯到别人的信件等物品，全部销毁了。那几天，王世英一有空就和两个孩子在一起，孩子们特别高兴。他做好了迎接审查的准备，然而中央并没有作出审查他的决定，王世英感到有些意外。没过多久，毛泽东派人叫王世英过去。
王敏清：毛主席叫我父亲去，当初我父亲说去就去，还憋着气，去就去，这就去了。去了以后准备，可能是有人说我是特务，想辩论一番的，这个架式吧，去就去。去了一看屋子里有人，在打扑克，也有康生在，去干什么了。毛主席没说话，坐下打扑克，坐下打扑克叫我父亲，坐下就坐下吧，打扑克就打扑克，你叫我来，你不说我也不提，就这个态度。
解说：大家围坐一圈开始打牌，也没有人说话，几圈过后，毛泽东开口了。
王敏清：结果打扑克当中，毛主席先开口，世英啊，听说有人讲你是特务？毛主席先开口了。后来我父亲说主席，我不是不是特务，十年以后再看，就这个态度。后来毛主席说，你这个态度很好啊，真金不怕火炼嘛，这是毛主席当场说的一句话。
解说：自从1943年整风以后，王世英和康生的关系，处于很微妙的境况，走在路上，康生会主动和王世英搭讪，然而这种气氛在一次白区工作总结会上被打破，康生在讲话中坚持认为，白区工作给党带来很大损失，主要是由于出现了大量的叛徒、特务，并全面否定了白区工作成绩。并说“白区百分之百”遭到破坏。
王敏清：白区不是百分之百的破坏，破坏很大，不仅是上海，各地方白区，但不是百分之百分之，后来就直接对康生百分之百提出意见给中央。说我父亲很耿直，不管什么权，不对就是不对，后来我父亲说，我那个地方就没有破坏，怎么是百分之百？我父亲从上海特科，几百人转移到天津跟华北局，怎么是百分之百分之？
解说：因为王世英的直言，在“白区工作总结”中，不得不将原来的“白区百分之百遭到破坏”改为“白区几乎百分之百”遭到破坏。1962年王世英担任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专职委员，对中共党内生活不正常的情况，经常提出反对意见。然而又有一个消息传来，主管中央组织部的康生，诬陷国家五金矿产进出口贸易公司经理王超北是内奸，把他关进监狱。王超北，建国前是西安情报处处长，长期从事对敌隐秘斗争和交通运输工作，情报处至1949年西安解放，十年间向党中央输送了大量情报。胡宗南逃离西安前，他在掌握敌特的潜伏破坏活动，争取地方武装力量，联系上层人物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毛泽东曾说王超北是无名英雄。
武振元（王世英身边工作人员）：人家给咱们延安买过好多电台，咱们那个时候，延安没电台，买过好多，人家就在那种情况下，偷着给延安那边运去过不少电台，而且还有什么经费，帮助很大的这个，但是康生老说是叛变过，叛徒。
解说：正在吃午饭的王世英得知此事后，气得放下饭碗，立即乘车赶到康生家，当时被关在门外的武振元，并没听到王世英如何帮助王超北求情，但隔着门仍然替王世英捏了一把汉。
武振元：俩人拍（桌子），我以为打起来了，我在那个大的那个放挂画，大的会议室，他们里面啪啪的，我以为俩人打起来了，但是我也不敢进去，人也不让进去，人家你出去，把他送进去就让我出去。所以出来，走的时候老头那手哆嗦，我拽他胳膊以后，我当时，康生送出他来，也就是为了这个人员的这个历史问题，在那儿争吵。
解说：回到家，武振元小心地问王世英怎么了？王世英一句话也不说。
武振元：躺在床上，他就好像出不上气，我给他按摩了半天，完了以后，这个是喝了点水，一个多小时，他才缓过来。但是他这种情况下，他连秘书都不透露一个字，谈的到底是什么，跟康生吵到那种程度，究竟吵什么。王老一直就没有（说）。
解说：第二天康生让安子文找王世英谈话，不让他再管这事，王世英让安子文转告，我王世英不愿看着一位好同志遭受不白之冤而不管，他康生有整人的权力，我有向中央反映情况的权力。而王世英也多次因为王超北的问题和康生起争执，王世英知道自己谈到不公正的事情容易发火，曾经有一次，他对武振元说，如果下次我和别人吵得太厉害了，你就暗里捏我一把。
武振元：康生来这次，康生坐在正面，王世英坐在旁边这个沙发上，完了我呢就先给康老添点茶，到了他这儿，我就得挡着点，要不我这胳膊，我就捏了他胳膊一下，他瞪了我一眼，这个可能是他想起来了，他憋了很长时间，就没说话。康老就在那儿跟他说，他就在那儿，我看他是非常难受的样子，他就再没说话，完了以后，送走康老以后，他又说，哎呀，我这脾气，这样的话那我能把我憋坏了，我非得把这个问题给他说清楚，他听，他不愿意听，我也得给他说。
解说：王世英同康生的矛盾在中央也有名气了，两人的关系闹得很僵，经常吵得脸红脖子粗，王世英多次找到中央高层反映这件事，康生知道后对此更恼火，双方关系更加紧张。而这一时期，王世英还经常寄钱救济给自己以前白区工作的部下。秘书孙洪飞怕康生打击报复王世英。
孙洪飞（王世英秘书）：你因为这个事情，康生来整你，你再要寄这个钱，让康生再知道了这个事情，这个事情不是火上浇油啊，回来再整你。我说我的意见还是不要寄为好。王世英就火了，就是说，你出去，将我从办公室赶出去了。我都回到我办公室，后来王世英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又说，咱们都是共产党员，我的态度不好说了，这个事情。
解说：虽经王世英的努力，但最后王超北的问题也是一直拖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才得以彻底解决。这一时期，王世英同江青的接触不多，为了避免同江青见面，他连主席住的地方也很少去了。然而在1959年的国庆节，王世英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活动，在天安门城楼上，中央大道上铺着一条红地毯，人人纷纷给江青让路。
武振元：这个时候我小声，我知道是江青了，因为她披着黑斗篷，还戴着个帽子，里边是个红色的，她走过来，我就赶紧跟王世英说，我说王老，后面江青过来了。我赶紧把话说了以后，我就躲在旁边了，因为我得老得靠着，我怕他摔。我的意思就让他靠边点走，让人家过去，别的人都让开了。
解说：王世英没有吭声，继续走着，武振元的眼光只好瞥到一边，也装作没有看到江青过来。
武振元：他一点没让。江青从旁边地毯底下绕过来，回头这么看了他一下，好像想跟他说句话似的。但是王世英始终没抬头，一直就拄个棍慢慢慢慢的走，江青这时候就有点，完了以后，扭头就走到天安门那个城楼里面，大厅里去了。
解说：据武振元后来回忆，他总觉得那天晚上王世英并没有心思看烟花，他们早早的离开，回到家后武振元这才敢问王世英。
武振元：我说王老，我跟你小声说江青过来，你没听着啊？他说我耳朵也没聋，我怎么会听到。我说我那意思是让您往边点走，让人家过去，我说好多人都躲开了。他说我走我的，她走她的，我管她。他说这种人，这种女人，我根本连句话，我根本不想理她，不值得理她。
解说：1966年初，王世英已年逾花甲，患半身不遂十多年了，元旦的这天晚上，他在笔记本上写了一首诗。漫长岁月中，斗争从未停，任何艰险路，总是先驱行。一心向着党，同人皆知情，赤胆照日月，事事可查清。任何毁誉事，亦难伤吾衷。心怀党国事，生怕弯路行。
1966年9月，中监委的第一批大字报出来了，矛头直指王世英，这期间，造反不断升级，中监委成立了“王世英专案组”他们不断的把王世英叫去逼问。
武振元：王老这时候跟我说一句，看来呀，这次他们是不会放过我了。我说您就自己什么，因为外界还有俩看着呢，老盯着我，我也不能跟他多说话，就去了。老头也掉泪了，我也掉泪了。这个时候我觉得革命了一辈子，为什么，我当时真是想不通这个事实。
解说：事态愈发严重，使王世英焦急和不安，1967年春天的一个晚上，王世英把儿子王敏清叫到了跟前。
王敏清：我父亲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说是我想给周总理写信，因为现在过去的历史知道的人不多了。他这么一说，那我就领会了，我说你说我先起个草，就把开头写的周总理，下面就把我父亲说这些事情，和康生的斗争，康生杀人灭口，派的人这么斗争他，就是好像杀人灭口吧。希望周总理，当然不能他来，派人过问这个事情。想把他的话说给周总理。
解说：此后，王世英便时时惦记着那封信，每当有人敲门，他立刻挺起身问是总理派来的吗？然而这封信却一直没有下文。为了胁迫王世英说刘少奇是叛徒，江青批准了对肺癌已经扩散，半身不遂的王世英实行“监护审查”，“加紧突击审讯”的计划。
孙洪飞：之所以要把王世英迫害致死，主要是想采取什么借口呢？就是想把王世英闹成和刘少奇是一个集团的，想把闹成叛徒。
王敏清：病重的时候，上气不接下气的时候，还江青突击审查。怎么突击了？吸着氧，吊着瓶子还逼他写，逼着我父亲写刘少奇是叛徒。别人写没有份量，我父亲在上海特科搞得很深，叫我父亲写他是叛徒。后来我父亲接到这个以后，就很气愤就说，你们要的材料，枪毙了我也不会给你们写的。
解说：此时，山西、北京和天津，许多了解王世英的干部、群众，得知王世英被陷害后，自发地联络了十几个群众组织，成立了“王世英问题调查团”，他们主要目的是向中央反映王世英受迫害的情况，这其中就有来自山西的刘明安。
刘明安（王世英同事儿子）：那么一闹呢，1968年3月27号，群众组织绑架了陈永贵，康生以为我们弄的，实际不是我们。康生说，中央文革，这不3月27号出了这么个事，所谓当时的中央文革1968年4月9号，下达了个四九指示，那会儿说，林副统帅说，王世英是坏人。伯达同志说，山西省为什么不进行大批判，王世英是个坏人？刘明安是坏人。江青说王世英、刘明安很坏，应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康生批示。那时候叫康老了，康老批示，这个刘明安竟敢为中央定性的坏人王世英翻案，予以逮捕法办。
解说：因为王世英，刘明安被康生点名，被关进了太原看守所八年。王世英被军管隔离，王敏清为了见父亲，想尽了一切办法，他日夜守候在医院的走廊，期待能够与父亲相遇，终于有一天，王世英被两名军人用手推车推着去放射科接受治疗，在走廊上，老人也看到儿子。
王敏清：木呆呆的就过来了，当时我看到我父亲以后，那个滋味说不出来，又高兴，又很心疼，眼看着他，看见他过来我不敢说话。
我就装着是路人，然后让开，他看见我了，我父亲看见我了，我看见了。他不能说话，不能表示。好像微微地点点头，我不敢上前，为什么？我怕由于我的出现，放射治疗就不给做了。
解说：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王世英只张了张嘴，泪水涌满双眼，然后擦身而过。王敏清没有想到，这相视无言的两两相望，竟是与父亲的最后一面。
曾子墨：1968年3月，王世英含冤离世，造反派不许家人保留老人的骨灰，所以王世英的骨灰盒里并没有骨灰，而是放着生前的一副眼镜和他在1962年痛斥康生的一首诗。一直到1978年，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和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据理力争，签名提出为王世英平反昭雪。第二年9月，蒙冤13年的王世英终得平反，他的儿子王敏清写下了七千余言的长文，《王世英的眼睛—记我父亲王世英持续三十年的一场斗争》。“真金不怕火炼”，是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夸奖王世英的一句话，而王世英之后的人生，也因这句话不屈不挠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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