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写真：徐铸成档案（中）

1955年上级主管部门派来一位副主编，掌管了报社实权。

徐铸成写道：“我名义上是社长兼总编辑，严宝礼同志是副社长兼管理部主任，但是实际上，说好听一点我们也只是可有可无的顾问，坦白说，我是长期以来不看自己的报纸的，不是不关心，而是凭我三十年新闻工作的经验和良心，我是不忍看这样满纸教条八股的报纸的，实际负责编辑工作的是一位党员副总编辑，他从来没有做过新闻工作，文化程度似乎也不那么高明，但他有一套本事，能够把通的文章改成不通，把所有的稿件改成教条八股。他把上级的指示当作领导的秘本，不和群众商量，也不在编委会认真地讨论，我们常常要像猜谜一样听他的说话，究竟是他自己的意见呢，还是市委的意图？另一位名义上是秘书实际掌握管理和人事大权的同志，也是气焰万丈，善于制造矛盾、利用矛盾来树立自己的权威，因此，在一个长时期内，文汇报内部不仅党群有矛盾，党内也有矛盾，墙内有墙，墙外有沟，一般干部对报纸前途都没有信心，过一天算一天。”

（徐铸成：《“墙”是能够拆掉的》，1957年5月19日《文汇报》）

而“这一位党员副总编辑1955年调来的时候，曾经很坦率地对人说：‘我到文汇报来的使命，是改造和消灭《文汇报》。’”（徐铸成：《“阳谋”——1957年》，《新华文摘》1989年第2期）果然，1956年春，上级下命令《文汇报》停刊，徐与绝大多数员工到北京创办教育部领导的《教育报》，被教育部任命为总编辑。然而，半年后中共中央却又让停刊不久的《文汇报》于1956年10月在上海复刊，徐仍任社长兼总编辑。而且，中共中央在批示中除了“照准”二字外，还加了一句“要让徐铸成同志有职有权”。他自述当时的心情“真是感激涕零，衷心感谢党对我的关怀”。（“回忆录”，第392页）

半年后，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共中央撤销了由民主党派主办、却由共产党任总编辑并设有党组的《光明日报》中的党组，改由民主党派独自办报，1957年4月初，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储安平正式就任总编辑，章伯钧继续就任社长之职。显然，这两张报纸的变动是为“鸣放”、“整风”做准备，为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提供阵地。

1957年3月上旬，徐奉命与上海一大批“党外知名人士”来到北京，参加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在京期间，他听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重要报告录音，毛的讲话深入浅出，妙语泉涌，大意说狂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今后用整风的办法逐步克服官僚主义，鼓励非党人士鸣放。有一天，他碰到也来京开此会的傅雷，对傅说：“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录音，感到浑身热乎乎的。”傅也兴奋地说：“共产主义者遍天下，毛主席真是千古一人。”稍后，毛泽东专门在中南海召见了他们，毛在客厅门口紧紧握住徐的手说：“你们《文汇报》实在办得好，琴棋书画、花鸟虫鱼，真是应有尽有。编排也十分出色。我每天下午起身后，必首先看《文汇报》，然后再看《人民日报》，有空，再翻翻别的报纸。”毛泽东的这种高度评价和鼓励，像一股暖流在他血液里汹涌。毛泽东还问他们有什么具体困难，他婉转谈到《文汇报》开展电影问题讨论后，立即遭到市委文艺处有组织的围攻，使别人把话缩回去，不敢畅所欲言。毛回答说：“你的意见很好。这样，我叫周扬同志给你们写个小结。这样，批评、反批评、小结。正、反、合，这是辩证法嘛。你的意见怎么样？”徐忙回答主席考虑得很周到，完全赞成。在谈话中，毛一再鼓励他们报纸要敢大胆提意见，并做出具体指示、安排。会一开完，他就被任命为中国新闻工作者访苏代表团团长，此团成员大都是《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单位的领导和骨干，都是老共产党员，却要他这个“党外人士”任团长；而且，中共在代表团内设临时党组，但组长专门被告知党组开会时，除纯讨论党内问题外，一律要请他这个团长列席。“我听了真是感激涕零，党真把我当自己人了。”（“回忆录”，第263－267页）共产党不把他当外人，他更积极响应号召，指示报社积极参加整风。国内中共上海市委多次开会动员、有关领导还多次谈话动员《文汇报》大胆“鸣放”、“帮党整风”。

然而，不久就风向骤变，由“整风”变为“反右”，《文汇报》与徐铸成自然首当其冲。不过，风向变得太快，而且他正“得宠”，认为自己是党的“自己人”，开始以为大雨不会落到他的头上。但是，揭发、批判迅速而深入地进行，他也开始感到压力，他也开始要检查交待。一天，上海市委统战部一位干部专门找他谈话，说毛主席十分关心他，说徐铸成包袱很重，无论什么样的包袱，丢下就好。

不久，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约见，反复启发他交代与“章罗”（章伯钧、罗隆基）的关系。由于他反复申明自己与“章罗”并无政治关系、办报方针并未受他们影响，李又说：“你的思想不用太偏狭，想想你的上下左右，和什么人接触过？有意无意受到什么影响？”想来想去，徐回答说：“我平素最钦佩的是傅雷、宋云彬两位，关于文艺学术问题我知识不够，有时向他们求教。主意还是我自己定的。”谈话被详细记录。宋云彬此前已经“陷入罗网”，而傅雷却很可能是因此被划为“右派”。后来，他深感愧疚：“中国知识分子优良的传统，不是人云亦云，必待真正亲眼看到真、善、美，才服从真理，投身于这个事业。傅雷先生就是一位杰出的典型人物。谁知后来竟也中了‘阳谋’，陷于罗网，到‘史无前例’这一幕开始，竟被残酷迫害，并与夫人双双被迫自尽，我深感‘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我终生负疚！”（“回忆录”，第414、398页）

最后，他也被打成“右派”，在一次次严厉的“批斗会”压力下，1957年8月22日的《文汇报》全文刊登了他写的近一万五千言的检查：“我的反党罪行”。这篇检查，通篇都是“反党”、“猖狂向党进攻”、“野心”、“反动”等自污之词，承认自己“按照章罗集团的指示行事”，并且批判、揭发、检举他人。从“检查”的小标题，即可看出全文大要：“民盟〈文汇报〉右派系统的形成”、“要和党报唱对台戏”、“污蔑党员企图独立为王”、“坚决抗拒市委指示、排挤党团员和进步同志”、“破坏编委会集体领导、调兵遣将到处点火”、“反动思想的历史根源”、“和反动派交往密切、恶毒污蔑人民革命事业”、“无耻地以进步人士自居、争地位、闹情绪”、“贯彻自己反动意图对党恩将仇报”、“和章罗及其他民盟右派分子的关系”、“接受章伯钧、罗隆基指示、订出反党宣传纲领”、“同宋云彬沆瀣一气”、“傅雷密商许多问题”、“妄想成为舆论界权威推翻党的领导”……最后他承认自己“这种政治野心，比想当什么局长、部长之类的野心更毒，对人民事业的危害性更大”；“党对我这样一个怙恶不改，这次又犯了这样严重罪行的人，还耐心地帮助我，鼓励我彻底交代检查，把我从泥坑里救出来。党这样仁至义尽，我不是木石，不能不感激涕零”。

打成“右派”后，他被送到农村集中劳动、学习，改造思想一段时间，先后被分配到上海出版局、《辞海》编辑部工作。1959年10月，他被宣布为第一批“已经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之一，摘去“帽子”。当然，“摘帽”后他吸取教训，绝不多言。然而同样“摘帽”的经济学家沈志远却没有那样“成熟”，刚刚“摘帽”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要他“交心”，他又如实汇报自己的真实思想，有两点想不通：一、为什么天安门一定要挂斯大林像，使中苏关系更多了一个疙瘩！二、现在农村允许自留地，为什么不容许有自由市场的流通渠道？他的这两点想不通汇报上去，再加上又开始在报上发表一些文章，于是又不断挨批判，最后，沈在1965年仰药自尽。

“文革”开始，徐铸成自然在劫难逃。他长期被关牛棚、无数次坐“喷气式”挨斗、四次被抄家、到农村“劳改”……还有，就是反复不断地写认罪书、检查、交代、汇报。这些“文献”的格式是当时的标准格式，在正文的上方要根据“内容”抄一段“最高指示”，比如，“交代我在旧《文汇报》为大毒草《草木篇》翻案的滔天罪行”，就要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交代我污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行”，就要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国庆节日汇报”，就要抄“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从格式上，就必须自污，是那个时代的鲜明特点之一。与“文革”前相比，此时的检讨、检查、汇报、认罪书中“认罪服刑”、“罪该万死”、“死有余辜”、“狗胆包天”、“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之类“不绝于书”，反映出这种“检讨文化”的一大变化。

当时所有“专政对象”必须这样自我凌辱，徐自然不能例外，必须几天交一份“思想汇报”，他说：“每天早晚向毛主席请罪时，背诵《南京政府向何处去？》这一光辉著作，联系当前大好形势，联系自己的罪行，触动很大。”（“档案”，第138页）

在“交代反右斗争前《文汇报》的反动编排”中，他骂自己“狗胆包天”竟然未刊登毛主席接见共青团代表这样头等重要的政治新闻，结果“姚文元同志特地写了一篇文章”“对《文汇报》当时的反动倾向，严正地加以指责”（“档案”，第269页）。1957年夏，最高领导人震怒之中发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的号令，《文汇报》领导层大改组，徐铸成被撤总编辑之职，“老革命”陈虞孙被任命为报社总编辑。但“文革”中，陈成为被打倒的“走资派”，其罪状之一是包庇大右派徐铸成。徐第三次被批斗后，在“斗争大会后我的想法和交代”中表示：“第三次斗争我的大会，我的确感到开得好，对我的教育很大”，“在大会上听到革命群众揭发陈虞孙竟敢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点名批判《文汇报》反党罪行这一伟大著作的注释中，极力美化旧《文汇报》，美化我这个大右派，真是狗胆包天。”“经过这次斗争大会，我一定要继续交代我自己的罪行，彻底交代清楚。同时，把我所知道的别人的问题，也要继续回忆、交代揭发。我一定要心口如一，彻底认罪服罪，老实改造，争取重新做人。”（“档案”，第34、35页）在汇报自己劳动改造的心得时承认：“像我这样长期没有劳动的所谓‘知识分子’，则粗手笨足，百无一能，只会糟蹋劳动人民的粮食，而且尽干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真是十足的废料，人民的罪人。”（“档案”，第169页）去农村劳改，他在“思想汇报”中写道：“下乡以来，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和几次批斗，受到很大教育。广大贫下中农对于像我这样反对毛主席路线的敌人，极为痛恨，连小孩都指着我说是毛主席点名的‘老牛’，这对我是最大的鞭挞”。（“档案”，第159页）

有人不堪其辱，忍受不了迫害，选择了死亡。在“那个年代”，选择死亡就是罪过，还要开斗争大会，宣布“死有余辜”，是当时的一整套“规范动作”。历任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古典文学出版社副社长的俞鸿模受到严重迫害，在1968年初春自尽而亡。在1968年3月25日至3月31日的“思想汇报”中，徐铸成谴责说：“这一周内，联委会召开了好几次斗争大会。这些斗争会，给我的教育很大。大叛徒、大吸血鬼俞鸿模以死来对抗文化大革命、破坏文化大革命，真是罪该万死，死有余辜！我在革命群众揭发斗争他的罪行大会上，联系自己，想到了犯了罪行的人，应如何对待革命运动、如何对待自己的问题。我想，像俞鸿模这种以死要挟、对抗的反革命行为，是一条最可耻可恶的道路，只能说明他是死不悔改、决心带着花岗石头脑去见‘上帝’的顽固反动派，是永远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粪堆。”（“档案”，第56页）在同年6月24日至30日的“思想汇报”中，他又写道：听了上海宣传系统“清理阶级队伍”的报告，知道“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空前大好，越来越好”，一个重要的反映是“一小撮隐藏得很深的敌人一个个被识破了，正在或者即将被揪出来。”“像孟世昌这样的狗特务就是一个例子，他最后还企图以一条狗命来破坏文化大革命，足见他的罪大恶极、死不悔改。”（“档案”，第96页）

“思想汇报”要求必须写出自己的真实思想，然而，写出真实思想却又可能会被“定罪”。1968年秋，毛泽东发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工人阶级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的最新最高指示。徐在“思想汇报”中谈了自己的真实想法，结果被迫写了“认罪书”：“我初步学习了这一最新指示后，竟在‘思想汇报’上放毒，说什么工人阶级领导学校的斗、批、改，思想上还能想得通，工人阶级永远领导学校，则感到‘意外’。这一违抗最高指示的严重罪行，充分暴露我反对工人阶级永远领导上层建筑的反动思想和罪恶意图。真是罪该万死。敬向毛主席请罪，向工人阶级请罪，向革命群众请罪。”落款是“认罪人徐铸成”。（“档案”，第150页）

雷颐，共识网·思想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