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旭彬：张学良如何走到西安事变这一步

　　导语

      1936年的西安事变，极大地改变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但如何理解这场事变，迄于今日，仍是意见纷呈，莫衷一是。

　　本期专题，尝试以张学良的立场变幻为线索，去重新勾勒这场复杂的历史变故。由此，或能获得一些新的认知。


　 01，一开始坚持“拥蒋”

    1936年1月，张学良主动与红军接触，表示愿意联合抗日，但不同意反蒋

     西安事变究其根源，与张学良对蒋介石的不满关系最大。而张学良对蒋介石的不满，至少可以追溯到1934年他从欧洲回国前后。此前，张学良以“不抵抗将军”之名，率东北军流亡关内，寄寓蒋介石之篱下，其地位，先从全国海陆空军副司令降至北平绥靖主任，再至被迫下野出洋，最后几乎差点丢掉看家本钱东北军，个中滋味可想而知。故而，1934年回国前后，张氏开始频繁与反蒋派领袖胡汉民联络，并欲与两广军阀合作武力倒蒋。

　　虽然张氏稍后感激于蒋介石对自己的信任——仍让自己全权指挥东北军，而与倒蒋派脱离，选择继续拥蒋，但很快，这种信任又因东北军实力在“剿共”战争中被消耗而遭遇危机。1935年10月到11月间，东北军在与红军的交战中损失了近三个师，尤其让张氏心疼不已。张氏的痛苦在于：与红军交战，一不能抗日以洗刷个人之耻，二势必消耗东北军而不能保存实力。无论怎么看都是一笔亏本的买卖。所以，当红军在1936年1月份试图利用东北军被俘团长高福源对驻守甘泉的东北军进行劝降工作时，张学良亲自驾飞机前往洛川与高福源谈话。据高福源向彭德怀汇报：张学良愿意亲自与中共方面的全权代表就共同抗日问题进行商谈。据彭德怀致中央的电报，“张学良表示，我真抗日，愿以实力相助，急请我方派全权代表到洛川与张一谈”。

　　1月20日，张学良又在洛川与中共代表李克农密谈了三个小时。据李克农、彭德怀事后的电报：张学良在会谈中提到，国民党内同情中共的国防政府主张、希望尽快对日开战者不乏其人，他自己即曾与阎锡山讨论过类似想法，并得到了阎氏的赞同。如果中共能站在诚意方面，他愿意为此奔走，赴甘肃、南京做大约为期两周的斡旋，如有成绩，拟约彭德怀及其他中共领导人面谈。但张氏同时又说，他不能同意中共提出的“抗日反蒋”的口号，强调自己对蒋颇有好感。


　　此一时期，中共方面也只谋求与张学良订立互不侵犯协定，不奢望其参加反蒋

　　张氏之所以强调自己对蒋的好感，大概是因为李克农在会谈中曾竭力劝说张氏接受“抗日反蒋”的口号。据《毛泽东年谱（上卷）》，张、李会谈同日，毛泽东曾致电李克农，将“抗日反蒋”定为会谈的重心。电报称：（1）向彼方表示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我方愿与东北军联合之诚意，务使进行之交涉克抵于成。（2）向彼方指出，东北军如不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求出路，则前途是很危险的。（3）暗示彼方如诚意抗日反蒋，则我方可助其在西北建立稳固局面，肃清蒋系势力，进一步助其回平津、东三省，军饷、械弹我方亦有办法助其解决。并暗示彼方，如有抗日反蒋诚意，国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可推张汉卿担任。

　　对张学良而言，“国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无疑是有诱惑力的。但更有诱惑力的，或许还是电报中所谓的“军饷、械弹我方亦有办法助其解决”。毕竟在西北地域，按实力原则，东北军最强，由张氏担任“国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是情理中的事情；而毛泽东所谓“军饷、械弹我方亦有办法助其解决”，则显然是在向张学良暗示：红军的背后倚靠着强大的苏联。而与苏联取得联系，并在抗日问题上取得苏联的物资支援，则是张学良多年来一直梦寐以求的事情。

　　1929年，张学良曾轻率动用武力，试图收复由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引发了著名的中东路事件，与苏联方面交恶极深。东三省沦陷后，张氏曾反省自己上述行为，自认不智。在张氏看来，列强当中，唯有与日本积怨甚深，且直接受到日本进攻威胁的苏联，最有可能援助他收复东北。故而在1933年夏被迫出洋旅欧期间，张氏曾想尽办法试图与苏联方面取得联系，但因苏联方面对其缺乏信任，种种接触都无疾而终。1936年与中共密谈期间，受张氏敦请，原东北军将领李杜仍在上海寻找共产国际的秘密组织，但也是毫无结果。如此，当不难理解，毛泽东指示李克农带给张氏的暗示——“军饷、械弹我方亦有办法助其解决”，对张学良而言，其诱惑力究竟如何了。

　　但这种口头上的诱惑力似乎仍不足以吸引张学良由“拥蒋”转向“反蒋”。对此，中共方面也有清晰的认知。1936年2月21日，毛泽东在给李克农的谈判训令中明确指示道：“坚持抗日讨卖国贼不可分离，反对抗日不讨卖国贼。但在此次谈判中不应因这些原则问题与张造成尖锐对立，致妨碍初步协定订立。”换言之，中共此时并不奢求能将张氏拉入“反蒋”阵营，只求双方顺利订立互不侵犯协定。


　　四月份与周恩来的会谈中，张学良仍继续坚持“抗日必须联蒋”的立场

    1936年2月中旬，张学良在西安遇到董健吾，从他口中得知南京方面也在秘密联络中共，谋求用政治手段和平解决中共问题——董氏此行的任务，就是秘密赴陕接通与中共的关系，转达南京方面的谈判愿望。这一消息对张氏刺激不小。一者，张氏很不满蒋介石一面让东北军“剿共”消耗实力，一面又越过东北军与中共和谈的手段；再者，既然南京方面也在寻求与中共合作，张氏对自己的“联共”路线自然也就更具自信。或许正是因为这种不满与自信，3月5日张氏与李克农秘密会面时，竟无一字谈及“拥蒋”问题，以致李克农准备的种种答词都没有派上用场；同时张氏又特别强调，希望通过中共介绍他的代表前往苏联，与苏联政府商谈合作抗日的问题，并要求越快越好。大略同时，张氏放弃了对南京的游说，转而频频与地方实力军阀联络，还恢复了与反蒋派领袖胡汉民之间的电函往来。

　　但这并不意味着张氏放弃了“拥蒋”的立场。1936年4月9日晚9时到10日凌晨3时，张氏在延安与周恩来、李克农、刘鼎密谈了6个小时之久。此次密谈中，张学良仍继续坚持其“抗日必须联蒋”的立场。据张氏自己回忆，“良告彼，中央已实施抗日准备，蒋公宵旰为国，双方辩论多时……”；据刘鼎回忆，“张学良认为蒋介石是国内最大的实力派，抗日的力量越大越好，如果抗日统一战线不包括他，他以中央政府名义反对，不好办。张说，蒋有民族情绪，在国民党中领导力量最强，据他回国后两年的观察，蒋可能抗日。……蒋介石是在歧路上，……共产党在外面逼，他在里面劝，内外夹攻，定能扭转过来。张学良还表示，除非蒋投降日本，否则他不能反蒋。”周恩来则在会谈后第二天给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的报告中写道：


　　“……二、（张学良担忧）苏联是否必帮中国？苏联是否真心助中国？是否为利己？三、张承认红军是真心抗日，剿共与抗日不能并存，红军东向可与日本接触，有了导火线，东北军即可响应。但他不相信红军进入山西立得住，到河北能胜日，故他希望红军到时由绥出察，可靠外蒙。四、他认为国民党完了，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条共产党，一条法西斯。五、他相信法西斯方法可以救中国，在国民党要人中只佩服蒋尚有民族情绪，领导大得力，故相信帮蒋能抗日。同时他也知蒋之左右多亲日派，蒋不能下抗日决心，且极矛盾。六、张之立场，如蒋降日，张即辞职而另干。……”


　　 02，突然又决定“反蒋”

　　1936年5月初，张学良突然转变立场，积极表示愿意联合红军“抗日反蒋”

　　1936年4月27日，刘鼎写密信给李克农转交周恩来，其中说道：“事情出乎意料之外，原来人们所想的太短促了，这位老头儿昨夜同我见面，他第一给我一个东西。第二表白他的不小的计划。这二者都可见他一日千里地进步着。”


　　所谓“老头儿”，暗指张学良。所谓“一个东西”，是一本叫做《活路》的小册子；其内容，据刘鼎介绍，“最鲜明地提出了反蒋抗日、联×联×。”所谓“不小的计划”，据刘鼎说，是“最近他（张学良）准备出去大活动。目下还要装得老实些……他已开始“爱国”，“抗日”活动，开始向内外活动。将使大老板无法公然反对，同时预备着，更预备着同大老板打一架也可以”，“大老板”即蒋介石。据刘鼎此信，距4月9日与周恩来的延安会谈不足20天，张学良就改变了立场，由“拥蒋”转向了“反蒋”。

　　个中原因，或许恰与张氏给刘鼎看的那本叫做《活路》的秘密小册子有关。《活路》出现在1936年3月份，其创办和撰稿者是东北军内的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其发行得到了张氏的默许和支持。但大约在4月中下旬，该刊物引起了国民党特工部门的关注和调查，并获蒋介石亲自过问，对具体负责人实施抓捕。这种调查，既不免引起张氏的反感，更必然引起张氏的忧惧。刘鼎理解张氏立场转变的原因时说：“他的大老板（指蒋介石）越发在他面前现恶，他家（指国民党政府）大大小小的嘴也厉害，很多人逼他，而且他已经感觉到大老板对他开始了恶毒的布置。”所谓“现恶”，或许就包括对《活路》的调查。所谓“很多人逼他”、“已经感觉到大老板对他开始了恶毒的布置”，或许与戴笠的特工人员早在3月份就已获悉张氏与中共的种种密谈并将之呈报给了蒋介石有很大关系。尤其是1936年2月到4月，红军东征山西，蒋介石多次逼迫东北军参与对红军的围剿，并命中央军大举入晋，在张氏看来，都难免存有不利于东北军的意图。


　　双方商定“西北大计划”，拟武力倒蒋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张学良并要求入党

      刚刚东征失利的红军，对张学良立场的突然转变自然是不胜欣喜。在5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极其乐观地认为张学良的态度转变，“是大革命到来的标志”，因此，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联合东北军，接通外蒙、苏联，建立西北国防政府。

　　1936年5月12日晚至13日晨，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第二次会谈。会谈至少达成了四项成果。其一，允许东北军进入苏区修筑碉堡，以防蒋、阎部队进占；其二，张氏答应支援红军子弹10万发；其三，双方商定了东北军与红军联合行动的“西北大计划”，该计划的核心内容是“以兰州作大本营，建立局面，打通友邦”。具体说来，即以抗日为号召，通过红军与东北军的联合行动，夺取宁夏、甘肃北部，接通新疆、外蒙，与苏联结成同盟，在9、10月间成立“抗日反蒋”的西北国防政府。其四，双方商定由张学良负责护送中共代表邓发前往苏联汇报、安排援助。

　　张、周会谈前后，两广军阀计划武力倒蒋的风声已路人皆知，中共对此极为重视，极力主张与东北军一起迅速做好在西北起事的准备，并拟定了具体的行动计划书交给了张学良。6月份两广事变果然爆发，中共迅速选派联络人员，通过王以哲秘密送往两广及河北。6月1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认为两广事变的爆发，使得“西北发动可提早时间”，并于稍后将该计划详细上报共产国际请求批准，认为“西北国防政府已有他坚定的基础了。……发动的时机拟在两个月内。……西北国防政府应以兰州为中心，此政府主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推张学良，我们则任其副。”

　　但张氏此一时期最积极的举动，乃是送邓发前往苏联，并多路派遣自己的代表试图与苏联取得联系。对中共的具体行动计划，则始终没有做出明确回应。究其原因，仍在于在张氏看来，事变发动后若无苏联的援助，财政来源断绝，数十万大军粮草弹药势必难以为继。或许是为了消除苏联方面对自己的成见，张学良甚至在6月底通过刘鼎提出了要求加入共产党的要求。对张学良这一要求，中共方面表示了极大的欢迎，张闻天在7月份给共产国际汇报的电报中说道：“（张学良）十分信赖苏联，多方设法帮助我们打通国际联络。……并要求加入我们的党。我们拟派叶剑英、朱理治去，并将来拟许其入党，因为这是有益无损的”（编辑注：共产国际的回复是不同意张学良入党），该电报尤其强调苏联的援助能否尽快到位，是促成张学良下决心发动西北事变的最关键因素：

　　“目前我们与蒋介石争夺东北军到了最后决斗的时期，我们客观与主观的条件虽都好过蒋介石，但还要用一把很大的力量，国际的援助是一个重要条件……东北军在西北的发动决不容缓，我们计划至迟到八月应该发动。……你们意见如何，即行见告。”


　　获悉蒋介石也在谋求“联苏抗日”后，张学良武力倒蒋的决心又犹豫了起来

　　当中共方面集中精力制定武力打通苏联的种种作战计划时，进入8月份，张学良“反蒋”的立场却突然变得犹豫了起来。潘汉年8月中旬到西安，等待多日，张氏始终托病不见。潘汉年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张氏“不急欲见我，未知何故。”

　　张氏态度的变化，与7月份他前往南京参加国民政府五届二中全会有很大关系。此行，张氏获悉国民党上层“联苏”的呼声很高，连蒋介石也在寻求“联苏抗日”的机会。从南京回到西安，张氏曾急忙通知中共，决心提早在西北发动事变，抢在南京国民政府之前实现“联苏”。但与苏联接触的迟缓，给了张氏冷静的机会，很明显，蒋介石的力量远大过东北军，若苏联要在自己和蒋介石之间寻找一个更有力的抗日盟友，蒋介石胜出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自己此时发动事变武力倒蒋，不但得不到苏联的支持，还会给国人留下破坏抗战的口实。

　　8月21日、24日，张氏两次接见潘汉年，将其犹豫表现的淋漓尽致。潘氏提出中共向其借款，张氏不问数目，即拿出5万元，并表示若不够还可多借；但对中共提出的具体战略方针，则言辞闪烁，表示难以主动配合，甚至明确表态：宁愿部队在与红军的作战中受损，也不愿因配合红军的行动而使秘密外泄。潘汉年对张氏的基本判断是：“占领兰州，打通苏联，确定愿意共同努力。……主要是怕蒋介石。”为消除张氏的惧蒋心理，8月30日晚，潘汉年再次与张氏密谈，警告张氏：“据我观察，蒋对你与红军妥协实已洞察”，只是现在蒋氏忙于处理两广事务，腾不出手来，“如你希望做到蒋完全不知道你的真相，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现在要争的是真实的预备工作，不是怕蒋知道与否。……即如桂事被他解决，回头要来对付你，你早已预备妥当，已可无虞。”

　　但张氏真正的顾虑并不在此。据他该晚向潘汉年解释：7月份在南京参加五届二中全会，蒋介石曾向他表示过要联俄，只是俄方态度不明。蒋廷黻在南京曾鼓动他向蒋介石建议联俄荣共，稍后蒋廷黻被任命为驻苏大使，张氏认为这意味着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有了新的大变动。蒋氏既然要联俄，那自然是要抗日，同时也势必要联共，南京方面若真如此去做，张氏自然也就丧失了任何发动武力事变的正当理由。


　　犹豫虽难彻底消解，但在潘氏的反复劝说下，张学良最终还是表示愿意积极回到“西北大计划”的既定方针上来，与潘氏的交流频率也提升至“每晚会面”。


      03，“捉蒋”的决定下得尤其仓促

　　共产国际要求中共“联蒋抗日”，“西北大计划”取消，正忙于武装反蒋的张学良却很高兴

     但就在潘汉年竭力劝说张学良回到“西北大计划”的既定方针上来的时候，8月15日共产国际的一封电报，却彻底改变了中共的既定计划。该电报明确批评了中共现行的“抗日反蒋”的方针，认为“把蒋介石与日寇等量齐观是不对的，这个方针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现阶段，一切都应服从抗日。……为了切实有效地进行武装抗日，还需要有蒋介石的军队参加，或者其绝大部分军队参加。鉴于以上情况，必须采取停止红军同蒋介石军队之间的军事行动并同蒋介石军队协同抗日的方针。”同时还批评了中共对国内军阀反蒋行动的支持，并强调张学良是不可信任的。

　　根据该电报的要求，8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今后一切宣传应以联红抗日为中心，对蒋介石及其南京政权应改变过去抗日必须讨蒋的口号，表示希望和欢迎蒋及南京政府参加和领导抗日战争。”8月26日，毛泽东打电报给潘汉年，要他向张学良解释中共政策转变的原因，电报中说：之所以变换立场，是因为南京在对日政策上已经有了切实的转变，因此我们的政策重心变成了联蒋抗日，张学良也应该继续保持与南京的统一。

　　当潘汉年纠结于如何向刚被自己鼓动重回“抗日反蒋”路线的张学良去解释中共的新政策时，9月20日，刘鼎却传回了张学良意外的表态，据张称：他对联蒋抗日的新方针极表赞同，并愿意进京面见蒋介石，作为中共方面的使者，冒险说和。但因不知中共方面实行联蒋政策的让步底限何在，故急欲与周恩来会晤一次。事实上，自得知中共联蒋新路线之后，张学良确实接二连三地向南京方面表露自己的抗日决心及提出停止“剿共”的要求。


　　劝蒋无效，张学良再度考虑与蒋翻脸，能否获取苏联的援助仍是否翻脸的关键

      蒋介石与中共之间的谈判，其实早在1936年初就已经开始。但直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到来之后，双方才开始有实质性的进展。蒋氏在谈判过程中始终没有放松对苏区的武力打击，面对中央军的步步进逼，毛泽东在1936年11月13日的一次讲话中，曾明确表示可以考虑对蒋氏做更大的让步。毛泽东说：“照蒋介石处理广西的办法解决，，我们是可以接受的。这也就是红军基本不动，服从中央，改叫国民革命军，只调个别人（如白崇禧等）去南京做官。这与国防政府、抗日联军表面上不同，但表面上得不到，我们应准备重实际，应该承认现实。”

　　但蒋氏却希望一劳永逸彻底瓦解中共及其武装，据11月19日潘汉年电告中央的电报称，由陈立夫转达的蒋介石的谈判条件是：“一、红军可缩编至三千人，其余由宁方编遣；二、师长以上官佐由宁资遣出洋考察，半年后回国按材录用；三、可派代表参加国会及各军政机关工作，但须先由我方提出适当名单，由彼酌量任用。”这无疑不但是要解散中共的军队，还要打碎中共的领导层。

　　这样一种分歧下，谈判自然不会有结果。张学良在10月末当面劝蒋和共，也反遭痛斥。据刘鼎说，“蒋张会谈结果亟恶。蒋表示匪不剿完，决不抗日，谁以红军打(劝)他，他不准谁剿匪。此路已绝，张将无能作为。”刘鼎还说，自遭蒋训斥之后，张氏的态度一直相当激昂，11月12日，张氏更召集会议，公开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1、抗日；2、联合各党派。第二条显系与蒋介石公然唱反调。11月上旬，叶剑英回苏区时还带有张氏的亲笔信件，信中张氏再度提出是否同意在西北发动反蒋事件和苏联能否直接援助自己的问题。显然，张学良又再度开始考虑与蒋介石武力翻脸的可能性了。11月中旬，毛泽东、周恩来回复张氏，答称：红军要跨越河西走廊去新疆接受苏联援助目前有很大困难，如果可能，最好还是由张学良派驻兰州的于学忠部协助红军前往新疆“办货”。

　　张氏对由于学忠去“办货”没有异议，但他更关心的是苏联的援助规模以及苏联对自己的真实态度究竟如何。这两个问题能否得到解决，是张氏能否下决心武力反蒋的关键。但张氏并不知道，苏联方面自始至终不信任他，所谓苏援，其实只是痴人说梦。11月，蒋氏发动绥远抗战，张氏认为东北军开往绥远，既不会与红军脱离接触，又可以更便利地接通苏联和外蒙，更有利于接受苏援，故三番五次向蒋氏请求开往绥远前线抗日，但均被蒋氏严拒。


　　两人在洛阳大吵一番，蒋介石突往西安督战，惶恐不已的张学良仓促变计，选择捉蒋

　　12月2日，屡次请战绥远被拒的张学良，情绪冲动之下驾机飞往洛阳谒见蒋介石，再次当面请求将东北军开往绥远，结果再次被拒。张氏愤然指责蒋氏：“蒋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蒋氏却强硬回复：“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当天的日记里，蒋介石写下了自己不允东北军去绥远的考虑：“东北军之兵心，为察绥战事而动摇，则剿赤之举，或将功亏一篑。此实为国家安危最后之关键，故余不可不进驻西安，以资镇慑，而挽危局。盖余个人之生死，早置诸度外矣。”

　　蒋氏12月4日亲赴西安以震慑督战的决定，大大出乎张学良的意料。张氏很早就开始怀疑蒋氏“对他开始了恶意的布置”，一直在提防“大老板下他的毒手”。此次二人刚刚当面吵翻，刚刚公开了巨大的政治歧见，蒋氏突然就亲临西安，不能不让张氏对其真实意图怀有严重的担心。但在蒋氏，则系对张氏的低估，认为“东北军通共已为不可掩事实，在张汉卿指挥下尚不至为国家害”。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蒋氏此时确有将东北军调离西北的打算，消息也早已传出，虽然蒋氏并无趁机取消张氏指挥权的打算，但在张氏的角度，如何理解这一调离信息，则未可知。

　　此前的11月30日，张学良曾向中共表示：一二月内定有变动，红军只要能设法牵延一二月，则西北之联军可成矣。个中意思，大约仍是待机而动，继续走武力反蒋之路。所谓“一二月内”，可知张氏心态并不算迫切。但蒋氏亲临西安打乱了张氏既定的步骤。蒋氏不但没有很快离开之意，而且大有将“剿共”一举进行到底的意思。张氏一方面不愿东北军与红军互相消耗；另一方面又忧惧东北军与红军的秘密关系在蒋的高压督促下曝光，其辗转腾挪的空间已经极小。至晚在12月7日，张氏终于下定了武力劫持蒋介石的决心，该日，张氏急电叶剑英：

　　“蒋来仍督剿匪，有要事待商，盼兄即日来此。”

      结语

      纵观张学良走向西安事变的全过程，其性格特征中的鲁莽冲动，轻易决定又常轻易更改决定、易受外界及他人影响等弱点，可谓暴露无遗。蒋介石曾评价他“小事精明，而心志不定”，可谓中肯之论。自中东路到九一八到西安事变，张学良的这种性格弱点，一直在极大地影响历史的进程。

　　谌旭彬，腾讯历史频道  2013.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