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记忆
一、破“四旧”
1966年，我14岁。5月，刚刚学完了初中的全部课程，正在紧张复习，准备参加全省统一的初升高考试。不料中央忽然发下一个《5.16通知》，号召全国迅速掀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于是，学校立即开始了停课“闹革命”；我们再也用不着殚精竭虑地复习迎考了。我们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声号令解除了一切管束，一时间就像龙归大海，鸟出樊笼，快活无比；首先是在校长的授意下写大字报批“右派”老师，接着又在驻校工作组的指使下把校长打成了黑帮头子，接着工作组又宣称犯了错误退出学校，于是一些青年老师和特别活跃的学生干部组成“红卫兵司令部”接掌了学校领导权，接着“红司令”又带领大家开始破“四旧”……总之，在我们暑期离校前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一连串走马灯般的新奇运动弄得我们激动不已，兴奋莫名。我们成了无法无天的时代骄子，不由得一个个欢欣鼓舞，意气风发，神采飞扬。
只有一件事情弄得我稍稍有点尴尬，那就是破“四旧”。
所谓破“四旧”，“两报一刊”（即当时代表中央意图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上说，就是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其实，对于这项运动的目的意义，我们根本就是莫名其妙，但是毫无疑问，只要是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我们就照例都会懵懵懂懂而又激情澎湃地坚决拥护，积极行动。因此，一开始，我也热血沸腾，非常积极。我不仅跟随一些高年级的学生领袖去扫荡过学校附近一些农民祠堂里供奉的祖宗灵牌和金字匾额，破坏过若干明清高官宅第的雕花门窗，摧毁过几个“圣旨敕修”的贞节牌坊和山神土地关公庙，并砸碎了其中的泥塑菩萨，而且回家砸烂了自己家里八九个明清时代的青花陶瓷罐，锯毁了两把明代的精雕红木太师椅。
我是一个农家伢子，当时就读的也是一所农村中学。由于我父亲常年病痛不断，劳力孱弱，因而家里年年超支，缺吃少穿，一贫如洗。我每年读书都是靠政府提供的助学金维持的。全家唯一可以称为财产的就是这些古旧的坛坛罐罐和两把太师椅，而这也是土改的时候从地主老财家分得的；可以说还有点纪念意义。因此我父亲对这些家什很是器重。当他得知我砸毁了他这些“宝贝”之后，一时震怒万分，抓住我不由分说就搧了两个大耳光，打得我眼前星光灿烂，还把我戴在袖上引为骄傲和自豪的“红卫兵”大红袖章扯下来撕了个柳败花残丝绦儿颤。当然，我父亲并不知道这些东西的真正价值，他只是从家用所需和不能暴殄天物的角度出发，想到砸了这些坛坛罐罐，今后家里的芝麻、豆子和豆腐乳就没东西盛了；锯毁了太师椅，家里就再也没有一张像样的凳子了。他其实也只不过是用打在他儿子脸上的两个大耳光，来表达了一介草民对“破四旧”的强烈抗议而已。
然而我虽然挨了耳光，却仍然感到无怨无悔。因为别说当时我跟我父亲一样根本就不知道这些古老的家什日后竟可能每一件都会宝贵到价值巨万，就是知道了，在当年那种视金钱如粪土的时代精神感召和激励下，我也会毫不足惜地把它们砸个稀巴烂。那股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号令鼓动起来的无知而又无畏的伟大“革命热情”，是任何私利的诱惑也阻挡不了的。
可是，与当时一般同学比较起来，我却有一个“走火入魔”的坏毛病，那就是嗜书成癖，爱书如命。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机缘，据说我们家祖上五代之内都没有出过一个读书人，历代长辈全是些围着牛屁股转圈的大老粗，按照基因遗传的规律，我理当不爱读书才对。可是偏偏我自从刚认得千把方块汉字的时候开始，就表现出了非常优异的读书天赋。那时我们县文化馆有一个盲人说书队常下乡说书，往往那些盲艺人一说两三个钟头的内容，我听一遍就能几乎一字不落地复述出来；我无论读什么诗词文章，基本上过目不忘。小学阶段，我就差不多读尽了我们山村民间所能找到的什么《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五虎平南》、《罗通扫北》、《李三保下山》、《七剑十三侠》、《粉妆楼全传》、《封神演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记异》、《红楼梦》……之类的古典白话武侠传奇，以及诸如《林海雪原》、《青春之歌》、《苦菜花》、《保卫延安》、《红岩》、《铁道游击队》之类的当时流行小说。我读书入迷，常常废寝忘食。小学还没毕业，村里人就评价我“讲传”的水平超过了县文化馆下乡来说书的“瞎子”。小学毕业时，我都担心今后再也找不到课外书读了。幸好进入初中后，发现我们学校有一个小型图书馆，总共足有上万册藏书。我这才知道原来世界上的书真是多得很，任你怎么会读，一辈子也读不完。于是，在“文革”开始前的整整三年间，这个图书馆一直是我所热爱的天堂；我把书一摞摞借出来飞速过目。信不信由你，三年下来，我已经把这个小小图书馆里除了读不懂的理工科著作和读得索然无味的中外哲学著作之外的好几千册杂七杂八的人文类图书基本溜了一遍。我能讲出许多连老师都不甚了了的文史知识。我还能够相当顺溜地阅读和理解比较浅近的文言文。我的写作水平也在不经意间长进到了下笔百言，倚马可待的程度。后来我在报社当记者头子时，还常常很不满意地对那些刚从大学中文系或新闻系毕业出来的新兵蛋子们说：“你们的写作水平比我初中毕业时的都还不如啊。”呵呵，牛皮吹足了，下面言归正传。
就在我因为破了自己家里的“四旧”而挨过父亲两个耳光的当天下午，我忽然风闻学校红卫兵司令部已决定要把图书馆的“封资修”图书全部烧毁。这一下可把我吓坏了。我默默地想着那些宝贵的藏书曾经给了我多么丰富的知识滋养啊！这一把火全烧了，岂不可惜？
正当我站在图书馆前怅然若失之际，馆里唯一的图书管理员秦老头从藏书室里伸出脑袋来好像很诡秘似的叫了我一声。我应声走进藏书室，便见秦老头显出一幅如丧考妣般失魂落魄的惨相，眼睛茫然看着地面，既像是对我又像是自语般痛苦万分地说：“作孽啊，作孽啊！这么宝贵的图书全要烧掉啊！这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人间知识的积累啊！天啊！天啊……”
秦老头说着说着，两行浑浊的老泪便不由自主地滚出了眼眶，从两边瘦削的皱脸上曲折流下。秦老头历来很喜欢我，对我借书不仅从来不设数量限制，而且还特许我进入藏书室自助挑书。我也对秦老头很有感情，一向叫他秦大伯。见他这副情形，我心里也非常难过。我似乎是第一回对破“四旧”的“革命行动”隐隐地有了一丝疑惑。
“唉--没办法了。伢子，你年龄虽小，却是我有生以来最为钟情的一颗读书种子啊！你自己随意挑吧，把你喜欢的书挑出来码成一堆，今天夜晚熄灯人静后，你带个麻袋悄悄进来，把你挑好的书都背回家去吧；你家是贫下中农，没有人会去查抄。到时我会在这里等你，你能拿走多少算多少，反正公家都不要了，不拿走也得被烧掉。过了今夜，你再想要可就没得机会了……唉--作孽啊，作孽啊！”秦老头见我对他露出了同情和恻隐之心，便诚挚地对我亮出了他的心意。
我的内心里不由得掠过一阵战栗。是兴奋？是感激？是害怕？还是别的什么？我说不清楚。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我虽然有所犹豫，但我却确实没有反对。尽管从“革命大义”上讲，我知道自己如果接受了秦老头的“勾引”，那简直就是合伙“犯罪”，但我还是无法抗拒那些书本的诱惑。我只能像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一样，在心中喁喁地为自己辩解说：“窃书。窃书。读书人窃书，能算偷么？”从而无可避免地落入了秦老头为我设下的柔情蜜意的“罪恶陷阱”。我匆匆从书架上取下了中国明清四大白话小说、《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唐诗宋词选》、《古文观止》、《堂吉诃德》、《一千零一夜》、《安徒生童话》、《莎士比亚戏剧选》等中外古典和《家春秋》、《四世同堂》、《边城》、《少年维特之烦恼》、《铁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中外现代小说，以及一部《四角号码字典》。当天夜里，我请了我堂叔带上两个麻袋，偷偷潜入藏书室，果然遂行了我们的偷书计划。我之所以要请我堂叔出马，一是想多偷一些，二是因为我知道自己个头矮小，力气不足，根本扛不动整整一麻袋书；还有一点是我必须得有一个人同我一道去向我父母说明我偷回家两麻袋书，是有一定道理的。否则，只怕我父亲免不了要操起一根耘禾棍子打断我的腿。
比较侥幸的是，我们的偷窃行为进行得隐秘而又顺当，今天我不在这里说出来，恐怕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加上当年我还是个年仅14岁的农村伢子，远没有具备城市红卫兵那种翻天覆地、捣毁整个“旧世界”的巨大能量，因此，由我参与毁坏的旧式物件其实也不是很多；虽然即使是不多，如今回想起来，也仍然令人痛惜不已。
第二天，我们学校图书馆的藏书，除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之外，就真的全都被搬到操场上付之一炬了。更为遗憾的是，被我偷回家的那两麻袋书，后来当我应征在外当兵期间，也因为家里没钱买盐，被我父亲扛到供销社废品收购站当废纸卖掉换成了一坨盐巴外加两盒火柴。得知这一情报时，我简直难过得心痛肉跳，欲哭无泪。在我当时看来，被我偷来的那些宝贝书本，每一本都比被我砸毁的所有古代器具还要宝贵100万倍。虽然它实际上连一只被我砸碎的明清瓷罐的价值都不如。
于是我自我戏谑地想，这也许是一报还一报吧？我破了我父亲的“四旧”，我父亲当然也可以反过来破一回我的“四旧”了。当然，实际上我很明白，父亲是不可能故意破我的“四旧”的。他也是穷得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啊！可叹的是，经过我们父子俩先后有意无意地这么一破，我们这个原本就穷困潦倒的家，就真的从物质财产到精神财富都更加彻底地被败了个赤条精光了。
二、买“宝书”
1966年9月，我进入萍乡师范学校学习当教书匠。这一年，由于文化教育界正在全力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国的大、中专院校基本都没有招生，唯独我们江西省的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仍然招进了“文革”开始后的最后一批应届新生。
不过虽然招了生，但当我们进校时，学校并没有课上。因为所有的校领导和大部分老师，尤其是年资较高的优秀教师都被打成了“黑帮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学校的领导机构是由若干青年教师和前几届老生中的“革命积极分子”组成的红卫兵司令部。我们当年进校的200名新生被分成四个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为每个班选派了一名“出身好”、能力强的老生当辅导员。我们就在辅导员的带领下，每天学习毛主席著作，或参加批斗“黑帮”和“反动学术权威”的全校性批斗大会，或分班开“忆苦思甜”会，以及吃“忆苦餐”等等。
学习毛主席著作是我们的头等大事。一进校，我们就买到了口袋版的小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大约10月中旬，新华书店开始向公众出售被郭沫若称为四卷雄文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套书，于是大家全都丢下“黑帮”和“反动学术权威”不管，纷纷涌到新华书店去买《毛选》。
买一套四卷本《毛选》要六块九毛钱。我家里穷得叮当响，好在我进的师范学校一切免费，每个月还有18元伙食费，这样我才得以继续上学；但买《毛选》就困难了，因为当时我身上通常都只有两三块零用钱，还要买牙膏肥皂等必需的生活日用品。于是，我只得从学校发给的每月18元伙食费中抠出一些，加上所有的零用钱，才总算勉强凑齐了书款。为了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为全国人民提供的精神食粮而节减一些物质食粮，我完全心甘情愿，其乐无比。
我们十几个同学都是开卖首日一起床连早餐都没吃就去排队的，原以为一定会排在前头，却没料到当我们到达时，新华书店门前早已经熙熙攘攘、曲里拐弯地排起了拉伸开来起码会长达上千米的购书队伍，原来许多市民前一天得到消息，当夜凌晨一两点钟就来抢先排队了。这使我们感到非常惭愧，因为这明显表明我们无限热爱“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的革命觉悟和实际行动都比人家许多市民差了一大截。
我们原准备一早来等书店8点开门，买到《毛选》后还可以赶回学校吃早餐。但一看这阵势，便知道那根本就不可能了，于是早餐也就免了，反正我本来就需要节约伙食费来买《毛选》的。
7：50书店开门后，队伍开始缓慢向前蠕动。但是直到中午12点，我们面前起码还有500米长的队伍。出于对排队购书者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免那些试图在家里坐享其成的人占便宜，书店规定每个排队者只许买一套《毛选》，不许为他人代购。又由于排队购书者都很焦急，相互监督十分严格，不能允许任何人插队加塞，因此我们一行十几个同学谁都不敢离开队伍回校去吃午饭；因为一旦离开了队伍，便再也别想插进来了。而那时候市面上又还没有像今天这样便捷的盒饭供应，于是，大家只好饿着肚子坚持等候。好在这时正值暮秋，白天天气不热也不太冷，虽然肚子饿得有点咕咕叫，忍忍倒也还能对付。
到下午5：30，书店负责人出来宣布要下班，劝大家明天再来排队购买。但站了整整一天队还没有买到“宝书”的数百名购书者，当即怒吼起来，一齐要求书店延迟下班，以不辜负大家无限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渴望尽早买到毛主席著作的强烈愿望；否则，立即就把书店负责人揪出来就地批斗。
那书店负责人发现众怒难犯，顿时吓得面如土色，当即宣布诚恳接受革命群众的“宝贵意见”，推迟下班，一面转身吆喝已经工作了一整天个个累得臭死的店员们克服疲劳继续战斗，一面进去安排人员前来接班，准备挑灯夜战，尽量满足革命群众的革命需求。
于是，大家又全都顾不上吃晚饭，继续饿着肚子站队待购。大约傍晚6：30左右的时候，眼看前面只剩下几十个人，很快就要轮到我们购买了。我们顿时兴奋万分，激情澎湃，欢呼雀跃，互相庆贺“宝书”即将到手，成功已经在望，所有的饥饿疲劳之感都刹那间飞到了九霄云外。
可是就在这时，我们一个女同学一声兴奋的“哈哈”刚刚打响，就忽然变得脸色煞白，扑通一声便歪倒在地不省了人事。我们一行十几个同学谁都没见过这种阵势，一时间全都吓坏了，大家围着她你拉我扯都想把她扶起来。就在这手忙脚乱不得要领之际，我们后面队伍里一位医生模样的同志对着我们喝了一声：“不要乱动！等我看看！”随即，他不由分说一把把我们挤到两旁，迅即就势蹲下，伸手把住了她手腕的脉搏。一会儿，他若无其事地说：“不要紧，她这是饿着肚子站久了，血压下降晕倒的。这种情况连部队的队列训练中都常有发生。我给她掐一阵子人中，她就会慢慢醒来。你们都是她的同学吧？那好，去一个人叫你们的校医带一副担架来，把她抬回去，吊两瓶盐水葡萄糖液，然后再给她喝点稀饭就好了，不需要服药治疗。”
于是，我们立即推举了一个同学去叫校医拿担架，同时，求得后面队伍里众多同志和书店负责人的理解，鉴于众人有目共睹，我们确实都是排了一整天队的，因此等轮到我们买书时，将特许我们为这位晕倒的、和准备护送她回去的同学代买。
等到我们的校医和两名护士，以及我们推举护送的同学把晕倒的女同学刚一抬走，就轮到我们买书了。我们不由得重又喜形于色。然而，令人十分遗憾的是，就在这时，书店最终宣告，全部库存的8000套“宝书”已卖得只剩下最后3套。这一下我们又全都傻眼了，别说我们后面还有好几百人在排队待购，仅就我们同学一行也有十几个人呀，三套书怎么够？没奈何，我们决定先把这三套“宝书”代买给晕倒的和护送她回去的两个同学。我们其他人就只好再等了。
这时，书店负责人不得不再次站出来高声劝告说：“排队买‘宝书’的同志们辛苦了！我代表书店向你们致以崇高的革命敬意！大家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渴望尽早买到毛主席著作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库存‘宝书’已经卖完了，而从省城开来补货的车辆却起码还要再过6个小时才能到达。你们许多人都没吃没喝站一整天了，再站下去不是事。所以，我劝大家今天还是先回去吃饭休息吧。明天一早再来，怎么样？”
听书店负责人这么诚恳地一劝说，那些远远站在队伍后头的人屈指算算反正再等一夜也不一定能买到，不如改明天再来。于是就开始离离拉拉，恋恋不舍而又无可无奈何地离去了。可是，我们这些站在前百十位的，尤其是已经轮到头上的我们十几个同学，却仍然不忍离开。因为想想，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最前头，只要书店再一开售，我们就能最先买到“红宝书”。而如果明天再来，说不定反倒又会排到队伍的后头，那就又得站上一天还不一定能买到。因此，我们一致要求书店不要关门，等过6小时新书送到后即刻连夜开售，我们自己则决定继续站队守候，不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红宝书”买到手决不离开……
入夜，寒露无声无息洒向大地，天气变得冷嗖嗖的。等到夜间10点以后，我们的头发上竟然结满了白霜；加上一整天没吃没喝，肚子已经贴着了背脊。我们穿着都很单薄，经这么又冷又饿的一番折腾，不由得一个个浑身瑟瑟发抖。眼看快要熬不住了，我们不得不派出两个同学去全城唯一的一家通宵饮食店给每人买来四个馒头并提来一铝壶热开水。吃过馒头喝过热水，大家总算缓过一口气来，扯张报纸垫在地上席地而坐，全身缩作一团抗拒寒冷，继续等候。
再苦熬过两个多小时，我们后面有手表的排队者说已到凌晨1点钟，预计补货的汽车该到了。于是我们一扫那恹恹欲睡的沉闷气氛，重又振作起来，打几个呵欠，伸伸腰，甩甩胳膊踢踢腿，瞪大眼睛盯着灯火通明的销售窗内，看室内通宵值班的营业员是否有什么新的动态。果然，没过多久，就看见书店负责人匆匆向销售窗边走来。我们猜想一定是补货车到了，“宝书”马上就可买到手，顿时高兴得跳了起来，一齐兴奋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然而，书店负责人却从销售厅里走了出来，沮丧地对站在外面排队的购书者说：“各位同志辛苦了！十分抱歉地报告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我们补货的大卡车就在离此不远的高坑镇翻了，司机身负重伤。我们立刻就要赶去处理事故，今天晚上不可能恢复售书了，敬请大家多多原谅！”
就像一记闷棍打在头上，我们简直都要晕过去了。在饥寒交迫中苦苦盼望了一整天加大半夜啊，竟然就得到这样一个结果！然而，事实就是如此，你还能怎么样呢？
于是，我们不得不拖着沉重的步履，沮丧万分地回到了学校宿舍，钻进被筒倒头就睡。
第二天，我们那昨天晕倒的同学倒是一点事没有，欢蹦乱跳的能吃能玩；而我们坚持到了最后时刻的十几个同学中，却有包括我在内的五六个人集体高烧到摄氏40度以上。我只觉得头昏脑胀，浑身酸痛，鼻涕眼泪一把抓，连从床上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三、毛主席万岁
经过林副统帅的榜样示范，各级党报党刊、解放军报和各级人民广播电台的连番引导，各类中央文件的精神熏陶，以及所有媒体和出版物以及电影戏曲等等革命舞台艺术的全面浸淫，我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崇拜无比热爱无限忠诚的深厚革命感情与日俱增，到1966年国庆节前后，就已达到了第一波高潮。我们的头脑里灌满了必须无限量、无条件永远忠于毛主席的信誓。我们100%的确信，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中国人民包括我们自己的一切；因而我们的一切包括生命也理当都是为了毛主席而存在的。只要毛主席需要，我们随时可以献出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只要毛主席一个号令，我们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即使毛主席叫我们回家去杀父母，我们肯定也会毫不犹豫地坚决执行，因为我们知道这叫做“大义灭亲”，在党的历史上曾有过不少这样的光辉榜样。总之，我们毫无疑问地认为，我们生为毛主席而生，死为毛主席而死；这就是我们的人生的全部涵义和最高准则。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很容易领会到，毛主席他老人家当年决定对全国人民进行这种封建愚忠思想的超强力培植，看来确实是有目的有预谋的。可以说，在全国范围内高高地竖立起、并最大限度地巩固他老人家的绝对个人权威和专制地位，本身就是“文革”的核心主题之一。因为只有首先做到了这一点，才能使他老人家在稍后开始，放开手脚对党内最高领导层中的异己分子和可疑分子（即所谓“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进行大规模的清算和清洗。鉴于此前中央最高领导层中的一些人对他的种种掣肘，毛泽东所需要的正是直接利用全国所有的信息传播手段所煽惑起来的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热情奔放的青年学生的衷心拥护和高度拥戴，来增加自身的权重，以便突破中央领导集体的束缚，“名正言顺”地登上实质上的皇帝的统治地位，同时借用广大懵懵懂懂的激进青年学生（即我们这些所谓“红卫兵”）的高度热情和猛烈的冲击力，形成优势兵力，造成众寡悬殊之势，使对手毫无反抗之力，然后轻而易举地尽情剿灭他所讨厌的以刘少奇为首的“各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可是，在当时，我们这些懵懵懂懂的青少年学生，怎么可能认识到毛主席他老人家如此高妙无比的政治权谋呢？再说，即使是认识到了，我们也仍然会紧跟他老人家的战略部署，按照他的号令，去打倒全国各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为我们绝对相信全国所有媒体共同一致强劲地灌输给我们的唯一信息：是毛主席凭借其个人的伟大智慧，领导中国共产党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翻身解放和社会主义的美好前程，所以我们必须对他老人家由衷的感恩戴德；是毛主席一贯伟大英明正确的个人决策，引领着中华民族绕过无数暗礁险滩，突破重重阻碍，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所以我们必须对他老人家顶礼膜拜。更因为我们绝对相信他老人家文韬武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豪气贯长虹，胆魄干宇宙；人格魅力全世界无与伦比，所以我们自然要对他老人家仰慕不已。我们对毛主席的敬爱和忠诚绝对没有一点虚假，不带半点水分。我们确认毛主席就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是世界上一切真善美、高尚和光明的化身，是代表着人类最高智慧和最美好未来的、比上帝还更神圣的“人间之神”。我们以能够当上毛主席最得心应手的工具和最忠诚可靠的“红卫兵”而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正是由于如此，在那些无拘无束的快乐日子里，书写和呼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就像庙里的和尚念经似的，成了我们的日常功课。这种政治的操守，甚至很快就渗透到了私人生活的领域。我们给亲朋好友写信，必定要在信纸的顶头先写上一句“毛主席万岁！”之类的口号，然后再写称呼，称呼后面还要接着先写一条毛主席语录，而后才开始写正文。通常的格式是：
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亲爱的爸爸妈妈：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斗私批修！”
爸妈您们好！我在学校一切安好，请勿挂念。
……
这就是我在当时的家书中抽出的一个样本。
我们不仅一般性地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敬辞喊在口里，而且从内心深处真诚地希望毛主席真的能够万岁万岁万万岁！虽然鉴于人类不可抗拒的生老病死的必然规律，我们也十分无奈地知道实际上毛主席是不可能永远活着的，但我们还是希望毛主席起码能够像他自己在诗词里写的一样，“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由于敬爱之深，我们有时甚至会莫名其妙地对毛主席的可能去世充满恐惧。我真的不敢想象，如果世界没有了毛主席，那将会黑暗和糟糕成一个什么样子！
正是在这样一种虔诚的祈愿之中，有一天，我和几个同学一起逛街时，忽然听到街头电杆上的大喇叭里声音嘹亮地广播说：“萍乡人民广播电台，萍乡人民广播电台，萍乡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特大喜讯！据首都传来可靠消息，日前国家高层医学界对毛主席最近的体检结果进行了研究，据各项健康指标综合分析表明，毛主席最起码可以活到125岁以上……”
这真是一条多么振奋人心的大好消息啊！虽然125岁不仅离万岁万岁万万岁相当遥远，而且离毛主席他老人家自期的200岁都还有不小的差距；但不管怎么说，世界上能够活过100岁的人就已经够少的了，咱们的毛主席“起码”能够活到125岁，而且还在“以上”，没有封顶，这当然也足以令人感到欢欣了！
“哈哈！听到没有？毛主席可以活到125岁以上啊！”我一听到这振奋人心的广播，当即就兴奋得跳了起来，兴高采烈地从背后拍了一把我前面一个“同学”的肩膀，一边跳，一边高声欢呼起来。
然而，当那被我拍了肩膀的“同学”转过身来看着我时，我才发现她竟是一个素不相识的漂亮少女！原来我不仅拍错了人的肩膀，而且兴奋得一时间连人家是男是女都没有注意到。我不由得顿时窘得面红耳赤；而比一般的困窘更为难堪的是，那年月在中国大陆虽然还没有“性骚扰”这个罪名，但一个男人在大街上公然拍女性的肩膀，那绝对可说是比当今所谓“性骚扰”还更为丑恶的流氓行径。我真担心眼前的少女会啐我一口，甚至真的当众指认我为公开调戏妇女的“超级流氓”。在那个年月，如果一个男人被一名女性当众指认为“流氓”，那么无论在什么场合，他都立即就会被旁边的“革命群众”大义凛然地扭送到派出所去接受严厉的惩罚。惩罚的严厉程度，最高可达到死刑立即执行。为了免于发生这种可怕的后果，我只得连忙低了头一叠连声地道歉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认错人了……”
然而，令人惊奇的是，那漂亮少女不仅没有生我的气，反而不忌生人生面，不顾男女界限，竟然热情而亲切地拉着我的手跟我一块欢跳起来说：“哈哈！真是太好啦！毛主席万岁！”
如果说我拍她的肩膀不过是一个非主观的误会的话，那么她反过来拉着我的手而且还表现得如此热情亲切，则完全是一种主观故意了。显然，她不仅毫无芥蒂地宽恕了我的冒失，而且还对我的“骚扰”表示了真诚的欢迎！
我立时就明白了，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万丈光辉，把我这个完全可能当众出丑的“流氓嫌疑犯”照耀成了一个并不令人厌恶的欢乐男孩。我一面继续和陌生的女子手拉着手欢呼跳跃，一面匆匆环视了一遍周遭，竟然又发现不光是我们两个正在欢呼跳跃，而且是整条街上所有的行人，不管是否认识，全都在为毛主席的长寿而互相庆贺，欢呼跳跃；也不乏其他男女当众手拉着手表情亲切热烈而毫无顾忌地欢呼跳跃的；没有任何人为彼此陌生的亲近而感到唐突或不自然。一个共同的心愿，把满街互不相识的人们立时变成了无须结拜的兄弟姐妹。
这不由得使我联想起曾在某一本书上看到过的另一个类似的街头场景：公元1945年，当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美国时，美国民众纷纷走上街头庆祝胜利。纽约时代广场上顿时万众欢腾，一名水兵冒冒失失地抱住身旁一位素不相识的女护士热烈地长吻，这一镜头被《生活》杂志摄影师阿尔弗雷德·艾森施泰特迅速抓拍下来。《生活》杂志把它用作了封面照片，一时感动了全世界，并被称为“胜利之吻”或“世纪之吻”，成了世界著名的传世经典历史画面。于是我当时也想，要是此刻我们面前也有个精明的新华社摄影记者该多好啊！
当然，现在我已经知道，1966年因为一条无稽的“特大喜讯”而在萍乡街头引起的这场狂欢，与1945年纽约街头庆祝二战胜利的狂欢自然是不可比拟的。可是当年在我的眼里，毛主席长寿的喜讯，比抗日战争胜利的喜讯，无疑要更令人振奋一百倍。因为我对抗战胜利毫无感受，而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则是与生俱来的长期教育和培养造就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当日自发欢庆毛主席长寿的生动场景，如果能被某个摄影高手拍摄下来，那动人效果和历史意义一定会大大地超过当年纽约街头的“世纪之吻”，虽然我们中国人很难狂热到乱吻生人的程度。
狂欢过后，经过彼此自我介绍，我才知道被我误拍的女孩原来是萍乡煤矿学校一名和我同届的新女生。后来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只是由于她比我年长了两岁，我们才没有发展成为恋人。呵呵！
后来1970年她结婚时，我还给她送了2块钱贺礼呢！你说这未免太寒碜人了，是吧？可她还感动不已呢！因为我当时每月的工资才不过29.5元，而当时一般朋友同事结婚，送上4毛钱贺礼就足够意思了。呵呵，谁说这不是托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无量福分呢！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聂冷，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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