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记忆
四、进京朝圣
1966年8月18日，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庆祝“文革”发动的百万红卫兵大会，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了首都和来自全国各地的100万参加大会的红卫兵。自此，进京见毛主席，成了全国亿万红卫兵日思夜梦的迫切心愿。
我们师范学校的学生都比较保守本分，直到9月中旬，毛主席已经在北京第三次接见了红卫兵，才有一些高年级同学开始蠢蠢欲动；而且最初还要学校“红卫兵司令部”给出具介绍信。但学校“红卫兵司令部”一开始只肯给“红五类”家庭出身的同学开具介绍信，“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就只好干瞪眼了。
我出身贫农家庭，属于“红五类”，本可趁早上路。但由于我当时还才14岁，而且自从出生以来就一直缺衣少食，营养不足，身体发育迟缓，个子才长到1.44米高，被同学们戏称为“聂矮子”；致使我一时间缺乏闯荡江湖的足够胆量；加上我家里经济困窘，缺乏最起码的经费支持，因此，只好跟在那些“黑五类”出身的同学后面，眼瞪瞪看着许多各方面条件优越的同学兴高采烈地奔向首都而迟迟不敢动身。
到得11月3日，毛主席已经第六次接见了红卫兵。不少早出门的同学已经到北京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回来，给我们绘声绘色地描述起亲眼见到毛主席的幸福感受和首都的大好风光，以及许多新奇的经历和见闻，勾引得我馋涎欲滴。而更令人着急的是，谁也不知道毛主席还会继续接见多少次红卫兵。按照一般想象，主席是不可能永无休止地一直接见下去的。再不赶紧出发，说不定即使哪天进了北京，一旦赶上毛主席决定不再接见，那么，想见毛主席的愿望也得落空了。思虑至此，我再也坐不住了，连忙邀了几个跟我一样家里比较贫困的同学，去求得学校总务处提前给我们预支了两个月的伙食费，加上自己身上现有的1.5元零钱，总共已有37.5元，完全可以支持我进一趟首都北京，去亲眼见见伟大领袖毛主席了。
于是，11月5日，我怀揣着有生以来一次性拥有最多的37.5元钞票，和其他六名同学一道，在萍乡火车站登上了北上的列车。
红卫兵外出串联凭学生证乘车是免费的。但我们登车时，这列火车的每一节车厢都已经挤满了乘客。再加上本站上车的好几百人，车厢里更加挤得水泄不通，连过道里和两排对座之间的空隙里都挤满了人。有的旅客只得钻到座椅底下去躺着，有的则坐在两排座椅之间的小茶几上，有的手扶着行李架高高地坐在座椅的靠背上。连盥洗室和厕所里也挤满了乘客；如有人要上厕所，必须请里面的人暂时挤出来；只待方便的人一完事，就又立刻会有五六个人接着挤进去占领那点赖以立身的空间，哪怕里面还是臭烘烘的也在所不顾。要想在车厢里挪动位置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人想从车厢的这头去到车厢的那头，那就只有从满车厢个挨个挤得紧紧的人头上“游泳”过去。那时的火车技术性能很差，行驶中总是不停地“哐当”震动，左摇右晃，可是满车像竖立的木头一样被互相紧挤在一块的乘客们，即使是直挺挺地站立着睡着了，也不会歪倒。已经冬天了，然而车厢里却是燥热难耐；不是因为开了暖气，而是因为人们身上散发出的体温的互相蒸烤。更叫人难受的是，车厢里还蒸腾着一股由汗气、脚气、口臭、狐臭，以及各种食品、物品的气息混合而成的浓重浊气，使人闻之作呕。车上不仅没有餐饮，没有茶水，没有任何服务，而且连洗刷用的冷水也没有。因此，不管你在车上呆几天几夜，要想洗脸刷牙是不可能的。如果你没带食品和水，那就只有等到了县城以上城市的站点才可能买到。而火车一路不停的晚点，有时在一个乡村小站上一停就是一两个钟头，平均算起来，恐怕每小时顶多不过能够行驶30公里左右，急得人们连连骂娘。
相当幸运的是，我是一个身高不过1.44米的“聂矮子”，从众人的脚缝里钻进车箱后不久，我就发现头顶上的行李架大多空着，因为车上的乘客绝大多数都是外出串联的红卫兵，一个挎包就背全了所有的行装，所以无须在行李架上安放什么大件行李。这就乐得我捡到了一个特大的便宜。我爬上行李架，只要稍稍弯腰就可以安稳地坐着，而伸直脚来倒身一躺，则就是一张很好的“卧铺”。没有任何人跟我争夺这一方宝贵的空间。由于行李架上没放东西的空间还有不少，我甚至还可以在这些空间中自在地转移、挪窝。我的“幸福生活”使得行李架下满车厢苦不堪言的人们羡慕不已，但人们可望而不可即，唯有一片叹息。我听着人们的叹息，心里颇有几分得意。心想能有这样的“卧铺”一路躺到北京，也真是太侥幸了。
然而，火车刚到达株洲，就又有千百人向站台蜂拥而来。株洲是个铁路枢纽大站，旅客既多且乱，列车员见情势不妙，连忙命令车上乘客严密关闭车门车窗，不许外面的人员上车。但是，站台上急欲上车的人们并不肯善罢甘休。他们首先是用拳头“咚咚”地捶打车门，大声叫骂；继而竟有人捡了石块来砸车窗玻璃。只听得“哐当、哗啦”一阵乱响，我所在车厢的好几个窗玻璃就被砸破了。坐在窗边的人被飞溅的碎玻璃划破了手脸，痛得哇哇大叫。而外面的人却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像潮水般从刚刚打通的车窗外涌了进来；而且最先被同伴托举着从车窗外“扔”进来的，就是些身材个头跟我不相上下的男女少年。这些小矮人一见我安稳地躺在行李架上，立马“上行下效”，纷纷爬上了行李架，顿时就把两边的行李架也挤了个满满当当、密不透气，致使这列客车就像一列堆满了货物的大货车，车厢内所有的立体空间都差不多被人体塞满了。
于是，我的“幸福生活”也就嘎然而止。我被前前后后的人体挤得伸不开腿，只能像达摩打禅一样，盘腿弯腰定在一个位置上不能动弹，比直立着站在车厢地板上还要难受得多；加上下面的浊气不断上蒸，熏得我一阵阵作呕，勉强忍耐到快到长沙的时候，我的胸腹忽然一阵痉挛，禁不住一张口就“哇啦”一声向站在走道上的人群喷出了一口酸溜溜的腹中浊物。过道上立马就炸了窝，那些身染呕吐物的倒霉蛋无法挪步，又无处擦洗，顿时怒不可遏，眼看就要伸手把我从行李架上扯下来给撕个粉碎。吓得我缩作一团，浑身发抖……
然而就在这时，我对面那边的一排行李架由于承不住过多人员的挤压，忽然“啪嗒”一声整个垮塌了下来，连人带物重重地砸在走道上的乘客头上。那几个刚要伸手来打我的倒霉蛋，也恰被砸个正着，即刻委顿了下去。血腥的恐怖顿时充满了整个车厢……
须臾车到长沙站，再也不能前行了。经清理，发现我们车厢的事故总共造成三死十五伤，还好在行李架落下后，大部分被底下的座椅靠背顶住，没有直砸到车厢地板上，否则，后果必将更惨。随即整列火车的乘客全被清理下车，列车进厂修理。我们被迫在长沙的红卫兵接待站暂住下来。
我有点想打退堂鼓，试图劝说同伴回家。但多数同学坚决反对，坚定地表示“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到北京见上毛主席誓不罢休。结果我们又在接着几经周折，几度滞留，历时半月之后，才终于好不容易到达了朝思暮想向往已久的伟大祖国首都北京--据说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
这天是1966年11月20日，我们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经过一个通宵再加上大半天的排队等待之后，于下午三点多钟被公共汽车拉到位于通县的北京航空物探大队安顿下来。我们还在赴京的路上颠簸折腾时，就通过报纸广播得知毛主席已经在11月10日第七次接见了红卫兵。如果火车能够正常行驶，一路顺利的话，那么原本我们是完全可以赶上毛主席第七次接见的；可惜在途中给耽误了。现在，毛主席是否还会第八次接见？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们。因此我们很是悬念。
第二天，我们自动进城浏览了天安门城楼和广场、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等等著名的建筑景观。我对天安门广场的宽广赞叹不已，但对天安门城楼则颇有一丝失望，因为它似乎并不像书本里所描绘的那样雄伟壮丽。我甚至觉得它有点矮，有点暗淡。但这并没有影响我的兴致，毕竟是首次进京，幸福和新奇之感充满了我的全身心。
眨眼到了23日，吃晚饭的时候，接待站负责人宣布，在最近的若干天内，中央首长可能要接见大家，从明天起，大家集中在操场操练队列和听取有关规定，不得随意外出。24日，我们排练了一整天，其中包括如何列方阵，走齐步、正步，以及如何挥动毛主席语录，齐声有节奏地欢呼“毛主席，万岁！”等等，同时聆听了领导宣布组织纪律。我们明明猜到一定是毛主席要接见了，但心里好像还是有点不托底，于是急切地向接待站领导询问是哪位中央首长接见，以及具体哪天接见。接待站领导却故意闪烁其词地说，他也不知道；同时还警告我们不该问的不要乱问；不该知道的，不要试图知道，这也是纪律云云；弄得我们更加心里悬悬的、跳跳的，整夜辗转反侧，兴奋不已。
结果就在25日凌晨4点半，我们就被管理人员喊起床，提前吃过早餐，并每人发了一份由两个鸡蛋、两个包子、两个鸭梨打成一包的午餐干粮，登上公共汽车，就被拉到了复兴门外复兴路西头南侧的人行道上整队站好，这时才正式宣布，让我们在这里等候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那时候复兴路西头街道两边还是一些高粱地，在刚收割过后不久的地里用高粱杆搭建了一些窝棚作为临时厕所，一切都显得非常简陋和脏乱。但是，一想到马上就要见到伟大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我们的心里就充满了无比的幸福和甜蜜。
特别是管理人员还考虑得很周全，为了使大家都能看到毛主席，站队时完全按照高矮次序，由前往后排；矮的站前面，高的站后面。我因为个子特矮，被安排站在最前面第一排。这就将使我成为离毛主席最近，看毛主席看得最真切的人，说不定还有机会跟毛主席握上手呢。呵呵！一想到这些，我的心里真的不由得乐开了花。
大约上午8点钟左右，我们队伍的前面站起了一排解放军战士。显然，他们是来维持秩序，以防止毛主席出现时，人流涌入大街堵塞交通的。见到有解放军压阵，我们更加安心。大家都在解放军的指挥下就地席地而坐，静静地等候主席的到来。
一直等到上午10点半左右，忽然有人喊了一声：“毛主席来了！”于是，人们呼啦一声站了起来。前面的解放军战士也即刻起立，胳膊挽着胳膊组成了一道人墙，做好了防护准备。紧接着，就有两辆显然是作为先导的黑色轿车从东往西高速驶了过来。人们看见真的有车开来，一时激动万分，原先排练好的如何挥动语录本，如何有节奏地齐呼“毛主席，万岁！”等一套程式，一下就乱了套。排在后面的人早已把事先宣布不要拥挤的纪律抛到了九霄云外，开始一个劲地往前猛挤。一开始，解放军战士的胳膊还挽的很紧，试图顶住后面的人潮压力。但实际上还没有坚持住一分钟，就被势不可挡的人潮冲出了不知多少个缺口。
我首先是被后面的人潮挤得紧紧地贴在了一名解放军战士的背脊上。到吃不住劲的解放军战士人墙一垮，我又第一个被后面的人流汹涌地扑倒在地上，紧跟着我的身后又“哗啦啦”跌倒一大片，而我则被压在了最底层。我顿时只觉得眼前一黑，脑子里一片糊涂，本能地想要挣扎着爬起来，但背上却像是压着一堵城墙，根本就无法动弹。有无数双踉跄狂乱的脚擦着我的耳朵和头皮在我的脑袋旁踩踏而过……
我这个可怜的倒霉蛋，原以为站在前头得了一个大便宜，谁料结果却反而跌了个最惨！
等我们这些被挤倒在地的人重新从地上爬起时，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车队早已疾速从我们乱七八糟溃不成军的队伍前面开过去了。万幸的是，当我从地上爬起，伸直腰来扭扭身子甩甩胳膊踢踢腿时，居然发现除手掌搓破了一点皮之外，身体的其他部位还无甚大碍。接着就听得没有跌倒的人描述说，主席车队过来时，行驶的时速起码在80公里以上；毛主席在人们眼前闪过的时间还不到15秒。
但是，这些人描述瞥见主席的时间虽短，可他们毕竟总算还是真正见到了毛主席。而我们这些跌扑在地的倒霉蛋，则别说见毛主席了，没有被压死踩死就算不错。
于是，我不由得鼻子一酸，感伤的眼泪便像决堤的洪水般从眼眶里漫溢了出来。是的，我哭了，而且接着就“呜呜”地哭出了声来。想想吧，我当年还不过是个14岁的孩子，千里迢迢千辛万苦专程赶到北京来见毛主席的啊，可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就在我眼前驰过，我竟然还失去了哪怕是仅仅瞥见他一眼的机会！这是多么令人难以接受的现实啊！
两位解放军战士连忙跑过来拍着我的肩膀关切地问：“小鬼，是哪里受伤了吗？”
我摇了摇头哽咽着说：“没有。”
“哦，没受伤就好，长安街那边还有好多折胳膊断腿的呢！别哭了啊，跌痛了一点没关系。赶紧找到你归属的队伍去吧。”
“可是，我没有见到毛主席啊……”我继续哽咽着万分委屈地说。
“哦--你是为了这个？可以理解，可以理解。你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过，没有见到毛主席的人还多着哩。都回家赶明儿看电影去吧！那也是一样的见毛主席啊！”解放军叔叔既同情而又理智地安慰我说。
还能怎么样呢？我只得听了解放军叔叔的劝导，擦干眼泪，打着哽咽找我的队伍去了。然而，走着走着，我忽然觉着脚底下冰凉的，脚趾头还隐隐生痛。低头一看，才发现原来我的鞋子在混乱中被踩踏掉了，现在竟然只穿着一双破袜子在街头踯躅。当日北京的气温已降至摄氏0度，仅仅穿双破袜子在地上行走，怎能不冻的脚痛呢？有趣的是此前由于注意力全都集中在毛主席身上，居然连鞋子掉了都不知道，直到现在情绪慢慢缓过来，才开始感到了冷。
无奈，我只得向街头一位交通警察求助。交警看了我一眼说：“呵呵，你这小鬼，怎么现在才来找鞋呀？好，好，好。没关系，我这就带你去找。”
我跟着交警走进一所大院，只见院中的空地上竟然乱七八糟地堆着一堆人一样高的鞋子，里面布鞋、球鞋、皮鞋、大鞋、小鞋、男鞋、女鞋……应有尽有。我这才知道当日被踩掉鞋子的人，原来远远不止我一个。
第二天，我看到《人民日报》报道毛主席接见我们的消息说，毛主席的车队缓缓驶过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毛主席在敞篷车上亲切地向街道两边的红卫兵队伍挥手致意。来自全国各地的150万红卫兵小将秩序井然地在街头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不停地挥动着手中的红宝书，激动万分地齐声欢呼“毛主席万岁！”……云云。
我的心里不由得漫上了一丝无奈的苦笑……
五、万吨水压机
由于北京太冷，我们身上最厚的衣服也不过一件运动绒衣，还是临时向接待站借的。因此，25日接受过毛主席检阅之后，我们只在北京再呆一天，27日就主动离京南下了。
又经过爆满的火车一个星期的折腾，我们同学一行7人于12月4日到达上海。虽然疲惫不堪，大家还是一致决定要在上海下车，去参观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最伟大而著名的工业科技成果之一--万吨水压机。
我们被安排住在普陀区曹杨中学的一间教室里。和在北京一样，住室的地板上铺着两排地铺，中间留一条过道；一间教室总共约有20多个床位。我们入住时，床位全是空的，表明我们是当日最早入住这间教室的。为了抵御晚上的寒冷，我们选择了一个比较避风的角落，挨个把挎包往地铺上一扔，就急不可待地向接待人员问清了路线，匆匆赶往上海重型机器厂，去参观我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
万吨水压机由江南造船厂建造，安装在上海重型机器厂的锻造车间里。我们去参观这天，不巧赶上工人休息。因此我们只看到一座庞大的钢铁巨怪寂然无声地蹲踞在那里，而没有观赏到它的作业场景。因此我们也不知道这座钢铁巨怪到底是做什么用，以及它是怎样工作的。我们家乡有句绝妙的俗语叫做“老鼠看筒车”，就是形容那些专门喜欢凑热闹的人只知道看新奇而不解事物之奥妙的。当我们走进车间惊讶万分而又莫名其妙地看着这座近20米高的庞然大物而咋舌不已时，我的头脑里就幻化出了一幅在我们家乡的小河边，一群小老鼠来到一架巨大的筒车跟前，伸长脖子昂起脑袋，惊奇万分地看着那高大的水轮在流水的推力作用之下“吱吱呀呀”不停旋转的生动情景。
我们当然意识到了，我们这趟参观并没有参出什么门道。但这并没有影响我们的盎然兴致。只要看到了万吨水压机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就相当满足了。于是我们一致兴高采烈地啧啧赞叹，为我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创造而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傍晚回到曹杨中学的宿舍，我们发现里面已经来了一批陌生的室友。经简单沟通，我们得知他们一行15人原是湖北武汉三中的高中毕业生。这些家伙一个个长得牛高马大，看起来大都在20岁左右。由于大学没有招生，他们高中毕业后无法升学，就滞留在原校参加“文化大革命”；而且自诩都是全武汉有名的红卫兵中坚骨干，真正好生了得！
然而，还来不及等我们对他们产生敬意，这些家伙就以他们非常无礼的举动，使我们感觉很是不爽。本来我们因为先到而早已选好了靠里面一排地铺比较避风处的铺位；可是这些后到的家伙却趁着我们外出未归之际，就毫无商讨余地地擅自把我们放在里面铺上占位的挎包一个个扔到了教室门口当风一侧的铺位上。
我们早就曾听说过“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的谚语，意谓湖北佬个个鬼奸鬼精，没承想这回在上海倒真正领教上了。但是，我们虽然明知这些家伙自私自利，仗势欺人，然而看看形势明显对我们非常不利，我们也就毫无办法，只得无可奈何地默默忍受了。我们原想反正就住个三五天，白天各奔东西，夜晚不跟他们说话，勉强凑合几夜得了。可是，这些家伙却又偏偏总来缠着我们说话，污蔑我们“江西老表都是兄妹结婚，近亲繁殖”，还拿我的个子矮小当例子，来证明“江西老表都是近亲繁殖的怪胎”等等，完全是恣意调笑，百般嘲弄。这些倒也罢了，更叫人气愤的是，当我们讲到白天参观的、标志着我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创造精神的万吨水压机时，他们竟然否定说，万吨水压机不能说是我国工人阶级创造的，因为这东西美国早就有了云云；这在我们当时听来，简直就是对我们伟大祖国和我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创造能力的贬低和蔑视啊！
因此我听得实在忍无可忍，终于奋起反驳说：“照你们这么说，资本主义美国还走在我们中国人的前头了？那在你们眼里，我们中国工人阶级还算是老几呢？！”
“哟嗬--你这小老表还想反驳我们！你他妈的懂个屁呀！我们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并不在于他们的技术水平领先世界，而正是在于他们能够在技术落后和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用最简陋的工具设备，制造出世界最先进的机器来。你们知不知道？”一个头领模样的湖北佬见有人竟敢挑衅他们的权威，马上非常生气地反过来训斥我说。
“中国过去是一穷二白，但是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蜜罐里，享受着世界无比的巨大幸福；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广大人民却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正在翘首盼望着我们去帮助他们获得翻身和解放。这难道不清楚表明我们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先进得多吗？”我很不服气地据理力争说。
“嗬，你他妈个小不点子还很顽固哈！你这是扯的什么歪理？我们不是讲的万吨水压机吗？你怎么扯到政治制度上去了？在政治制度和人民生活水平上，我们确实比资本主义优越和幸福得多，可是在制造万吨水压机这类的生产技术上，我们目前还正处在赶超资本主义国家的阶段。你们懂不？！”湖北佬仍然生气地教训说。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敌人正在一天天烂下去，我们正在一天天好起来。’我们社会主义新中国连原子弹都造出来了。这就说明我们在一切方面都比资本主义强大！”我仍然坚持说。
“造原子弹我们也是在赶超，包括放卫星，美帝苏修都走在我们前面。现在还不能说我们已经领先。但我们要力争领先，最终以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打倒美帝苏修，解放全人类！只有这样认识世界，才是对的。你他妈的不懂就少说话，还强辩什么？”湖北佬头子傲慢地说。
“嗐，头儿。这些个小老表还太嫩，你怎么说他们也听不懂，跟他们讲个屁！”另外几个湖北佬也跟着不屑地起哄说。
不错，今天，大家很容易看出，尽管他们当时的整个思想体系也跟我们一样是在同一个模子里塑造出来的，但是客观地说来，他们的知识面和理论水平还是比我们高得多。毕竟他们比我们多学了整整三年的高中课程，还比我们多见识了好几年的世面啊；因此他们确实是有充分的理由藐视我们的。
然而在当时，正是由于我们比他们还更懵懂幼稚，才使得我们不仅确信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一定能够战胜美帝苏修，最终解放全人类，而且还以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中国的最好、最优越、最先进；万吨水压机和原子弹当然也一样，怎么能说我们在某些生产技术上还处在后进阶段呢？因此，尽管湖北佬讲得头头是道，我心里终归还是有点疑惑；尤其是他们还公然不屑地藐视我们，更使我感到不服气。我原本还想再争论几句，但我们一名比较老练的同学暗暗扯了一下我的衣角，我就只好偃旗息鼓了。结果自然是湖北佬占了上风。
可是，这些湖北佬从学识水平上压倒了我们还不肯作罢，他们还进一步搞出了一个恶作剧来戏弄我们。当天夜里，当我们睡着之后，他们竟然用毛笔蘸上墨汁在我们的脸上画满了各种乱七八糟的图案。第二天早晨起床时，我们几个江西同学你看我，我看你，发现大家一个个全都变成了京剧舞台上的“黑老包”。正当我们莫名其妙地茫然四顾时，就看到对过地铺上的湖北佬全都在捧着肚子“嘻嘻”地乐翻了天。于是，我们心里便全都明白了，这原来全是湖北佬使的坏。
这一下真把我们气疯了。但我们势单力薄，要是跟他们硬干，唯有吃亏而已。因而我们仍然只得暂时忍了。当日白天，我们商量了一整天，才总算想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反制措施。夜晚睡到两点多钟，我们悄悄起床穿好衣服，背上挎包，趁着湖北佬正睡得酣，把他们所有人的鞋子一一收了，接着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出宿舍，跑进厕所，把收得的鞋子一只不留全给扔进了粪坑。然后我们就连夜赶到了火车站，重新爬上一列人满为患的火车返回家乡。我们希望这一辈子再也不跟这些湖北佬见面了。
不过今天，我倒颇有几分怀念他们。俗话说，“有缘修得同船渡”，更何况我们还在同一个房间睡过觉呢？如果我们今天能得机会在一块叙叙旧的话，那么，最起码在关于万吨水压机的问题上，就再也不会发生争论了。
六、聂自华同学
红卫兵大串联一结束，转眼就到了1967年。鬼知道什么原因，我们学校的红卫兵司令部忽然又分裂成了三个大“兵团”，彼此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斗。但不久在支左部队的斡旋下，三个兵团又联合组成“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简称“大联筹”），临时掌握了学校的领导权。
而就在这时，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敬颂和崇拜，也达到了空前绝后的最高峰。在这一波最狂热的高潮中，敬仰毛主席已不再是人们自发或自觉的情感和行动，而是发展成了一种强制性的扭曲状态：人们必须每天24小时全天候不停顿地表示出对毛主席的无限敬仰和忠诚；而且这种敬仰和忠诚还不能仅仅铭刻在心里，而必须通过各种有形的活动把它表现出来。人们早晨起床要“早敬”，一日三餐要“餐敬”，晚上睡觉前要“晚敬”；任何集体活动都要首先齐声高呼“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体育运动要作“毛主席语录操”，文艺活动要跳“忠字舞”；人人胸前要佩戴毛主席像章；除了厕所，一切场合都要贴上毛主席的画像；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要不过夜，而偏偏当时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往往喜欢在深更半夜发布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因而我们常常在睡梦中被高年级的造反派组织头头叫起来，连夜敲锣打鼓去参加庆祝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发表的大游行。有了私心杂念要对着毛主席像进行虔诚的忏悔；犯了错误，更要向毛主席跪拜请罪。我们经常不离口的一首歌是：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
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
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
谁要是反对它，
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这种形式主义的繁文缛节，毫无疑问必定会使每一个人都感到不胜烦劳和疲惫不堪。然而，在当时，不仅谁也不敢表示出半点疑惑和怠慢，而且大家一个个都争着表现积极。我们学校旁边有一户居民在自己家里室内所有的墙面和天花板上都贴满了毛主席的画像，一时成了大家参观学习的榜样。一位解放军战士在参加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在军帽和军衣上挂满了毛主席像章；更有甚者，有的人为了表示对毛主席的极端忠诚，竟把毛主席像章直接佩戴在胸前的皮肉上（当时报纸上登出了照片）！至于常常有人自觉自动跑到毛主席像前去痛哭流涕地检讨自己内心的私心杂念，狠斗“私字一闪念”，那就更是不足为奇了。
与此相应的是，人们还经常神经过敏地严密监控着周围的人，甚至包括自己在内是否存在对毛主席不敬或不忠的言行。一旦发现自己或别人存在“问题”，立即就会自我检举，或把他人揪出来批判斗争甚至打成反革命。有一天，我们学校开批斗“走资派”的群众大会，当“走资派”被押着入场时，大家按规定的程式持续而有节奏地齐声呼喊“打倒刘少奇！拥护毛主席！”、“打倒刘少奇！拥护毛主席！”……大家正喊着喊着，一个比我们高一年级的同学忽然“噗通”一声自动跪在地上，一面用拳头捶打着自己的脑袋，一面泪流满面地自责说：“我该死！我有罪！我对不起毛主席……”有人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我把口号叫反了。我一时口误，叫成了‘打到毛主席！拥护刘少奇！’我是反革命，我有罪，我罪该万死！”结果，这个同学马上被拉到台上陪走资派挨斗。但是，由于他自动认罪，坦白从宽，所以在批斗一场之后就把他解放了，而没有进一步对他进行处罚。
我当时对这位同学的做法感到很是困惑，其实，当时并没有别人发现他叫错口号；甚至叫错的人也许还不止他一个，因为这两句口号节奏相同，韵律相通，喊久了发生口误颠倒一下是不足为怪的。如果他不是自己跳出来请罪的话，本来是不会发生什么问题的。而偏偏别人都不检举，就他跳出来自首。这岂不是“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吗？然而，没过几天发生的另一件“大事”，却终于使我认识到了这位同学的聪明过人之处。
这一天，我们全校师生在操场上席地而坐，露天聆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辅导报告。我们班上一位名叫聂自华的同学，把一本《毛泽东选集》放在屁股底下垫坐。这一情况很快就被兄弟班一名同学发现，当即现场检举揭发。可是，聂自华不仅不肯认错认罪，还用他们家乡清江县的土话说：“你个‘河捞’瞎管什卵闲事？毛主席著作又不是毛主席，垫垫坐有什卵了不起？”
聂自华是班上跟我最要好的同学之一。我们班的同学绝大多数出身贫下中农，父母多为农民。可是聂自华父亲却是个在赣江上摆渡的船工。因此聂自华是我们班惟一一个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的“红五类”佼佼者。要不是他也跟我一样年龄、个头都偏小，而且也跟我一样比较自由散漫，缺乏那种稳重老练的领导气质的话，那么，他肯定要成为我们班的头头。不过，他虽然没有成为班头，但毕竟出身于“领导阶级”家庭，所以平常也就无所顾忌，对什么都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而正当别人揭发他用毛主席著作垫坐的问题时，他恰恰就把平时那副无所谓的态度带到了危机四伏的会场上。加上他反击检举者的那些清江县土话，又不够文雅，例如所谓“河捞”，是指从河里打捞起来的尸体；所谓“什卵”，则是“什么鸡巴”的意思，总之都是骂人的粗口。因此，那检举者岂肯放过他？
“好啊，你还骂人！你还竟敢说毛主席著作不是毛主席，给你垫坐没什么了不起。难道你还想直接坐到毛主席头上去拉屎吗？毛主席著作就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不可污辱，难道毛泽东思想就可以污辱吗？你污辱毛泽东思想就是污辱毛主席！污辱毛主席和污辱毛泽东思想就是现行反革命！打倒污辱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聂自华！……”
那检举者伶牙俐舌地一口气就把个聂自华呛了个眼翻白。而更为可怕的是，那检举者的语言逻辑听起来似乎确实环环相扣，条清理顺，论据确凿，论点分明，论证充分；所以立即就赢得了许多在场者的信任和支持。于是又立即就有不少人举起拳头跟着高呼：“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聂自华！”
一旦看到有人带头呼喊打倒反革命，其他所有的人就都不由自主地担心别人怀疑自己革命不积极了。于是满场师生不管实际上对这件事的认识如何，全都做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紧跟而上，一个个同仇敌忾地振臂高呼：“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聂自华！”
聂自华立马就被一伙革命积极分子揪到了露天会场前面进行批斗。结果一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辅导报告会，中途变成了批斗聂自华的大会。而聂自华还真有几分傲骨，任你怎么批斗，他就是一个死不认罪！
最后，学校“大联筹”决定将聂自华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对他实行群众专政，开除学籍、团籍，押送回乡由当地组织和革命群众监督改造。
聂自华事件使我内心里深深地感到不寒而栗；而对前面那位喊错口号同学的自首和自我糟践，我也豁然理解了。原来他那是出自于一种对周围环境的高度疑惧和戒备，虽然当时似乎并没有人检举他，但他却不能不做到防止万一；而万一被别人检举出来得个从严惩处的后果，就不如自己争取主动求得个坦白从宽。聪明啊！可是，聂自华却反其道而行之，结果自然是大相径庭了。
天啊！这是一个何等恐怖的世界啊！正所谓“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平日里多好的兄弟姐妹，同窗友谊，一旦稍不小心触犯到某根敏感的政治神经，就再深厚的情谊也敌不过“捍卫领袖的无限忠心”了。因此，任何情谊都有可能忽然间就变成一杯杯置你于死地的毒酒；除非你是毛主席的子女，否则，任何人不管你对毛主席有着多么真诚和深厚的敬仰之情，都有可能倏忽间就成为毛主席的阶下囚。
时至此刻，我终于有点明白了，对于绝大多数并非自愿癫狂的人们来说，正是这种人人自危的刻骨铭心的恐惧感，造成了他们那种狂热敬拜领袖，千方百计创新花样，争先恐后表现积极的极度癫狂状态；表面一亿度的狂热下，实际掩藏着的却是零下100度的战栗。我相信，在那红红火火地敬拜领袖的日子里，其实没有几个人心里是不随时担着几分恐惧的。
这不由得又使我想起了老子所谓“过犹不及”的深刻教诲。的确，如果说一开始，我们对于毛主席的热爱确实是出于一种朴素真诚的内心情感的话，那么，到了这时候，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变成了一种内外交攻的精神强迫。推己及人，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在那些诚惶诚恐的“早敬”、“餐敬”、“晚敬”和“表忠心”仪式上，起码有80%的人是言不由衷、行不由衷的。我非常清楚地记得，我个人对于毛主席的狂热爱戴，也正是在这些不胜其烦的仪式中，尤其是在聂自华事件之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改革开放后，我曾经多次去寻找过聂自华，因为当年学校“大联筹”宣判他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并开除他学籍、团籍的决定显然是非法和无效的；按照政策，他虽然被迫中途辍学离开了学校，但他还可以回校参加工作分配。当时还有其他好几个中途离校的同学都是在得知可以落实分配政策的消息后，回到学校去补办毕业手续并参加工作分配的。我非常希望能够帮助他甩脱那段噩运，同我们一样进入正常的人生轨道，获得应有的工作岗位，付出劳动，收获硕果；重新体验人世的温情，社会的暖怀。遗憾的是，直到今天仍然没有找到他。
聂自华，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痛……
聂冷，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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