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空军为什么会选择1938年5月远征日本本土？他们在日本上空抛下的为何只是传单而非炸弹？而日军又为何没能拦截中国轰炸机呢？
一、蒋介石派空军轰炸日本本土的想法由来已久
蒋介石很早就开始谋划一旦中日开战，需派空军轰炸日本本土以获得制空权，但无奈中国空军实力太弱，抗战初期更是损失严重，而从国外购进轰炸机的计划又屡屡受挫，轰炸日本的想法也就只好暂且搁置。
1、1936年末国军制定国防计划时明确提出要轰炸日本本土争夺制空权
其实，早在三十年代初期，蒋介石就已经表示出了想派空军轰炸“敌国首都”夺取制空权的意愿，他说：“空军能不顾虑陆海军，一开战就深入敌国的中心地，把敌国的都市化为灰烬，把敌国民陷入于恐怖饥饿之中。同时，又断绝敌军对于战场军需品之供给，胜算究竟落于谁人之手中，我们自然明白……爆击敌国的首都，为现代战略上所必采取的手段。因此，爆击敌国的都市，成为现代作战计划上的主要条件。”此处的“敌国”虽并未明指“日本”，但从当时中国所处的环境来看，日本显然在其所指之内。
中国空军首次明确提出轰炸日本本土的计划是在1936年底参谋本部制订的1937年度《国防作战计划》中，整个计划分为甲案、乙案两种，以供开战时选择实施。甲案的“作战指导要领”中要求空军“准备全部重轰炸机队，于上海附近根据地，袭击敌之佐世保-横须贺及其空军根据地，并破坏东京-大版各大城市，以及其国内空军根据地及其重要城市，以获得我空军行动之自由。”乙案中的规定与甲案大致相同：“准备用全部重轰炸机队，以广德为根据，袭击敌之资源地、海空军根据地，如东京、大阪、横须贺及佐世保军港，并辽宁兵工厂、台湾敌之空军根据地等，以获得我空军行动之自由”。从这两个方案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蒋介石是打算利用空袭日本本土来消灭其工业基地和空军根据地，以便夺取制空权，保障中方陆、海军行动不受敌优势空军干扰。
2、但是抗战初期中国空军损失惨重，远征日本的计划被搁浅
但上述计划终因条件限制未能实现。一者，当时中国空军实力太弱，能用于作战的飞机本来就不多，能真正执行轰炸日本任务的飞机更是少之又少。比如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时，中国虽有600多架飞机，但可用于第一线作战且编入作战部队的仅296架，并且其中战斗机较多，轰炸机只96架。不但轰炸机的数量不足，而且不少飞机限于性能差、航程短，根本无法执行出国作战任务。其中能够到达日本本土执行轰炸任务的飞机中只有6架意大利萨伏亚S-72和6架美国马丁-139WC轰炸机（有些文章也称之为马丁-B10，这是对马丁-139WC外销型号的称呼，国军1936年从美国购进）。很显然，如此数量的轰炸机即便到达了日本本土，也很难真正达到夺取制空权的军事目的。即便如此，国民政府的航空委员会还是在1937年初将萨伏亚S-72的飞行员集中于南昌青玉浦，为计划中的对日开战前远征日本做战前训练，之后又将他们调到杭州、上海进行海上飞行训练和无导航条件下盲目飞行。
再者，抗战爆发后，中日空军在淞沪等战场上进行了殊死对抗，由于装备落后，中国空军在血战中伤亡惨重，不但绝大多数战斗机和轰炸机损毁（仅剩30架可用于作战），而且大部分指挥、保障体制都被打乱，其中能够飞抵日本本土的萨伏亚S-72和马丁-139WC两种远程轰炸机更是损失殆尽。在这种局面下，轰炸日本本土的作战计划不得不暂时搁置。
3、蒋介石想购买苏联的轰炸机用于对日轰炸，但苏联没有卖
蒋介石并没有就此放弃，他曾想方设法试图从国外购进能够轰炸日本本土的远程重型轰炸机。然而由于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美、英标榜“中立”，限制对华军售，中国不可能再从英、美购买远程轰炸机。恰在此时，苏联为了让中国有能力拖住日本，使后者无力侵犯苏联远东地区，于1937年8月同国民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并开始积极为中国提供军事援助。这让蒋介石看到了从苏联购买远程重型轰炸机的可能性。
早在1937年8月20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定前一日，时任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便接到蒋介石密电：“沈德燮处长想已到莫，请兄介绍其与俄政府洽商飞机交涉，现最需用者为驱逐机200架与双发重轰炸机100架。”此“重轰炸机100架”即为拟用于轰炸日本的远征任务。1937年9月，蒋介石密令赴苏联洽谈军事援华问题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务必购买可用于轰炸日本的远程重型轰炸机。”1937年9月9日，中国代表团长杨杰在中苏双方第1次会议上就提出拟购可用于渡海空袭日本的超重轰炸机100架的要求。但在苏方供参观的飞机中，中方代表并没有见到重型轰炸机。在中方内部会议上，空军代表王叔铭特别指出，苏方提供参观的是中型轰炸机，用于沿海防卫有余，用于攻击敌国本土则嫌不足，因此他强调：“必须至少购买50架可供东征日本的超重轰炸机，才能完成最高统帅赋予的使命。”9月14日双方举行第2次会议，杨杰再次要求：“余等来贵国时，蒋委员长曾命购超重轰炸机作为空袭日本内地之用，若此项超重轰炸机未能购成则余等此次来苏任务即不能全部完成，务请贵方允拨。至于机数，并不求多，有50架足够。若协定款项不够，则可减少其它兵器之购置，并可付现金”。但苏方代表对此未置可否，只答将此要求转达伏罗希洛夫元帅。9月17日第3次会议时，苏方答复说，中方“购备超重型轰炸机”的要求虽已转呈，但尚无结果，“俟确定后，再行奉告。”此次会议将结束时，杨杰再次强烈要求：“关于超重轰炸机，蒋委员长极希望购备。我方拟轰炸日本内地工业，务请再为转呈伏罗希洛夫元帅为荷。”但在之后的会谈中，苏方始终对中国购买重型轰炸机的要求避而不谈、一再推延，最后此事不了了之。至于苏方为何不卖超重轰炸机给中国，原因可能有二：一是超重轰炸机乃当时尖端武器，是国防机密，苏联不愿提供；二是此前蒋介石与苏联不睦，苏联怕蒋事后将这些轰炸机用于反苏。
在杨杰苦心孤诣地恳求下，最终苏联只答应卖给中方几架TB-3重型轰炸机，这些轰炸机于1937年10月飞抵兰州。11月30日，其中的5架飞机由兰州经汉口飞南昌，进行对日轰炸前的临战训练。然而不久日方就得到南昌有中国重型轰炸机的情报。12月13日日机空袭南昌机场，当场炸毁两架，炸伤3架，剩下的战机被迫飞返兰州躲避空袭。后来，由于备件缺乏和航空委员会的决策问题，TB-3并没有被用于战略轰炸任务，只作为运输机使用。至此，中国空军几乎没有了可以出鞘的利剑，大规模远程空袭日本也就不再可能。
二、1938年中国空军用“纸弹”轰炸日本的来龙去脉
虽然轰炸日本本土的计划一再受挫，但蒋介石始终没有放弃这一想法，最终在1938年5月得以实施。只是原来设想的大规模轰炸日本本土，变成了派两架轰炸机奔赴日本本土撒传单，原来的夺取制空权变成了宣传战，尽管反响不错，但终究没有达到军事上制敌的效果。
1、徐州会战前后蒋介石重新考虑空袭日本本土以儆效尤
进入1938年，中国抗战局势发生了两个方面的变化导致蒋介石开始重新考虑实施轰炸日本本土的计划：一是由于苏联的援助，中国空军接收了大批苏制飞机，部分恢复了战斗力，具备了小规模空袭日本本土的能力。二是随着抗战局面越来越艰难，特别是徐州会战台儿庄失守后，中国军队亟需一个重大的胜利来鼓舞国人的斗志。蒋介石也想在抗战低迷时鼓舞士气并给日军以警告，他在1938年5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空军飞倭示威之宣传，须早实施，使倭人民知所警惕。盖倭人夜郎自大，自以为三岛神州，断不被人侵入，此等迷梦，吾必促之觉醒也。”（《蒋介石日记揭秘（下册）》，张秀章编著，2007年）由此，远程轰炸日本就被提上了日程。
那么选什么飞机来执行这一任务呢？国军原本设想的是使用萨伏亚S-72轰炸机，因为这是当时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轰炸机部队，而且本来也计划用该机远征，然而萨伏亚S-72毕竟太老旧，技术状况不佳，在训练中危机不断，航委会不得不取消使用萨伏亚S-72轰炸日本本土的计划。唯一的选择就只有仅存的两架1936年从英美等国购进的马丁-139WC轰炸机，这种飞机最大时速为343公里，升限7300米，航程1900公里，可载弹1.25吨，乘员为4人。
空军第十四中队的第3号马丁139WC轰炸机，徐焕升远征日本时的座机
2、此次轰炸日本为什么不用炸弹而撒传单？
在1938年5月19日中国空军飞赴日本用传单进行“轰炸”后，人们就一直有疑问：蒋介石为什么会决定用传单而不是炸弹轰炸日本本土呢？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空军力量实在太弱，在国军重新考虑轰炸日本本土计划时，就有比较慎重的意见认为距离日本本土太远，我国空军力量不足，经过抗战初期的折损，能够到达日本本土的马丁飞机就只有两架，投放的炸弹破坏力很弱，战略效果不大，因此不必作此冒险行动。比如当时对决策有重要影响的侍从室一处主任为钱大钧就不赞同“作此冒险行动”，在侍一处讨论时，有人提出空军可以在日本本土散发传单和小册子，传单的携带量则可达一百多万份，且可以沿途抛撒，以唤起日本民众反战的觉悟，在其本土造成的影响范围会比少量炸弹更大。钱大钧认为此法可行，并将其口头报告蒋介石。蒋思虑再三，最终决定不投炸弹而散发传单。遵照蒋的指令，1938年3月中国空军重新制订了《空军对敌国内地袭击计划》，决定：空袭时间在1938年5月中旬；目标是九州的长崎、佐世保等城市；以浙东的宁波、诸暨为前进基地；选用飞机为从美国进口的马丁139WC远程轰炸机；使用武器是百万份纸弹。经计算，若从宁波起飞，到八蟠的距离为980公里，马丁-139WC往返时间约为6小时。
蒋介石核准计划书后，空军进入准备阶段。宣传文件是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方治及其日裔夫人、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和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撰写和翻译的。郭沫若编写传单多达数十种，如《告日本国民书》、《告日本工人书》、《告日本农民大众书》、《告日本士兵书》、《告日本全体劳动者书》、《告日本工商者书》等，定稿后请鹿地亘翻译成日文。日本反战同盟也编写了署名为《反战同盟告日本士兵书》、《一桩真实事》两种传单。这些传单总印数达一百万份之多（此外还有20万份和200万份两种说法），其中有告诫的，如《告日本国民书》：“老早从昭和六年，贵国军阀就这样对人民宣传：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只要满洲到手，就民富国强。可是，占领满洲，今已7年，在这7年之间，除了军部的巨头做了大官，成了暴发户以外，日本人民得到些什么呢？只有沉重的捐税，昂责的物价，贫困与饥饿，疾病和死亡罢了。……日本军阀发动的侵略战争，最后会使中日两国两败俱伤，希望日本国民唤醒军阀，放弃侵华迷梦，迅速撤回日本本土。”有劝谕的，如《中华民国全国民众告日本工人书》内容是：“诸君，等着等着，解放是不会自己来的，现在正是人民争回自由的时候了。你们掌握着生产，掌握着日本军阀之心脏的工人兄弟！觉醒诸君伟大的力量吧！诸君掌握着东洋的命运，打倒日本军阀，为着解放两国人民的苦痛，以同盟罢工来战斗吧！”更有有严厉警告的：“尔国侵略中国，罪恶深重。尔再不训，则百万传单将变为千吨炸弹，尔再戒之。”
3、林焕升主动请命远征日本，并为此做了充分准备
准备宣传品的同时，飞行员和机组人员的遴选工作也在同时进行。得知此消息的空军轰炸机大队上尉中队长徐焕升主动请缨要求执行远征任务。据刘敬坤在《钱大钧参与策划中国空军远征日本》一文中介绍说：“1938年春末，任空军轰炸机队队长的徐焕升请侍从室一处陆军侍从武官居亦侨向蒋介石面前陈说，他要求为抗战献针。居亦侨知道侍一处讨论过这事，就向蒋报告，说：‘先生，空军轰炸机队队长徐焕升求见。’蒋问：‘是不是钱主任（钱大钧）说的远征日本的事？’居亦侨答称：‘他想在日本本土上空投放反法西斯战争的宣传品。这个任务由他去完成。’蒋介石反问居亦侨道：‘这件事他能作吗？’接着又说：‘你通知要他今天午后来谈谈。’下午3时左右，居亦侨领着徐焕升到了蒋介石办公室，徐对蒋说：‘先生，我估计马丁号载负宣传品问题不大，只要把临近东海的衢州机场跑道修好，加长一些，就能够起飞。’蒋问：‘办法是好，那么往返的油够飞吗？’徐不加思索的回答道：‘从衢州机场起飞，到日本上空，来回路程，机油差不多，够用了。’蒋介石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最后叮咛道：‘徐武官，还须小心，要谨慎，注意保守机密！’徐焕升说：‘是，先生，我准备在深夜采取行动。’蒋介石命令抢修衢州机场。”
经由蒋介石最后敲定，由徐焕升1403号机组（徐焕升正驾驶、苏光华副驾驶、刘荣光领航、吴积冲通信员）和佟彦博1404号机组（佟彦博正驾驶、蒋绍禹副驾驶、雷天春领航、陈光斗通信员）执行任务，另安锡九、陈衣凡驾中国空军仅剩的最后1架He-111A轰炸机1902号担任后勤支援运输。随后远征机组开始战前训练，为防泄密，他们从汉口转往重庆进行模拟空袭训练。因是越洋长途飞行，且是夜间出征，加上当时中国空军的无线电导航还不完善，所以徐焕升还专门邀集了几个电讯专家设计了一套陆空定向电台连锁网。同时，由于航程原因，需要将马丁轰炸机的炸弹舱改装为一大型油箱以增加航程，虽然这必然减少飞机的载弹量，但也无可奈何。另外，马丁机的航程只有960公里，所以必须在距离日本较近的中方前进机场停留加油装弹，因此空军方面也开始备足油料，修复曾被敌人破坏的机场；更新通讯设备，新建以汉口经南昌、衢州至宁波为主，以长沙，温州、丽水为辅的双套通讯网络；完善应急导航长短波电台，敷设7座对空电台。一切就基本就绪后，他们一同飞到汉口王家墩机场，计划在5月中旬选一天执行远征任务。
4、中国空军“轰炸”日本几乎没有遇到日军的任何拦截，安然返回
1938年5月19日23时48分，远征队队长徐焕升下令秘密起飞，起飞后各机迅速熄灭机内灯光，为了防止被舟山群岛日军防空警戒哨发现，机队自宁波出海后先转向南，然后照准日本九州飞行。此刻徐焕升发出了第一份电文：“职谨率全体出征人员，向最高领袖蒋委员长及诸位长官行最敬礼，以示参与此项工作之荣幸，并誓以牺牲决心，尽最大努力，完成此非常之使命！”20日0时35分徐又发电：“云太高，不见月光，完全用盲目飞行。”凌晨2时40分轰炸机到达日本长崎，徐命令：“目标马路路灯，投弹。”随即报告指挥部：“顺利到达目的地，开始散发文告。”3时45分，在飞临九州北部城市福冈上空时，机上报务员向国内发报：“空中没有阻拦，地面发出警报；灯火管制了；无数探照灯柱直插云宵；高射炮火密集发射；我机安全飞离……”。两架飞机依次飞临久留米、佐贺、佐世保、福岗等其它九州各城市，撒下传单上百万份，在日本本土上空飞行了2个小时。途经久留米时还可见地面灯火，但到达福岗以后日本则实施了灯火管制，全城一片漆黑，说明直到此时日本人才有所察觉。此后的情况如航空委员会主任钱大钧给蒋介石的报告中所说：“两机至20日3时许到达长崎上空，经东北环绕九州北部全境，沿途散发传单，所经各处城市，未曾发现高射炮火光及敌机拦截。我机传单散毕任务完成，乃于4时许开始回航，于7时20分抵浙江海岸，8时45分降落南昌机场，加油后，于11时返汉口，人机无恙。”两架轰炸机在汉口王家墩机场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军政部长何应钦，中共中央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代表周恩来、陈绍禹、吴玉章、罗炳辉等亲自来到机场迎接。
在中国飞机飞临日本本土并进行长达1小时43分的“轰炸”期间，并没有遭到日本防空力量的有效拦截，据徐焕升后来向日本作家古屋奎二回忆说：“当时日本的防空哨警戒能力相当幼稚，我们侵入日本上空时，并未被发现；直到完成任务离开日本，俯视眼底的都市才刚刚在实施灯火管制。乃至天色通明飞到我国东海岸上空之际，接到地面联络，得知在上海、杭州一带有多架日本飞机升空拦截我们，但我们则掩蔽在云雾中安全返航。”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由上述材料大略可知，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中国空军准备充分，能后避开日方防空警戒；二是空袭的时间选择在凌晨，加上天气对中方有利，日方放松了警惕；三是日本对自己的防空力量过于自信，对中国空军太过轻视，致使其疏于防范。
孔祥熙（左一）等亲自到汉口王家墩机场迎接远征机组人员等凯旋
5、此次远征日本效果到底怎样？
此次奔赴日本实施“轰炸”的效果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考察：
在中国国内，尽管军事效果有限，但从宣传和政治效果看，此次远征的确得到了各方抗战势力的赞许，激励了国人的士气。当时国内出版的大小报章纷纷刊文称许此次远征壮举，如《大公报》说“空军初次远征日本，在九州各地散发传单，唤醒日本迷梦，发扬中国德威。”《申报》称：“冲破万里长空，完成神圣使命，神鹰队长征三岛，散发传单不滥杀无辜，以正义人道告诫敌国。”香港舆论则说：“传单比炸弹更具威力，中国空军来去自如，足见日空防不可靠，今后日人不得安宁矣！”中共的报纸《新华日报》也对此交口称赞：“我神勇空军征日创伟举，长崎佐世保传单飞舞惊破敌胆魂，我为维护人道免伤无辜并未投弹，警告残暴敌寇万吨炸弹随时可至。”5月22日，中共及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代表王明、周恩来、吴玉章、罗炳辉还专门来到空军政治部，热烈祝贺八勇士凯旋归来，并代表中共中央赠送了锦旗，上书：“空军首次远征日本纪念，德威并用，智勇双全。”
在英美各国，此举也有些反响，多是揶揄日本防空形同虚设。如路透社说：“日本一向吹嘘，其本土从未受到外来威胁，其空防咸针对美苏，而视中国空军不足畏，而今恰恰是中国的空军，创袭击日本之最先纪录，可谓一鸣惊人！”美国报纸评论道：“中国飞机往日本散发传单，唤醒日本国民，意义极为重大，且饶有趣味。”英国报章说：“中国空军来去自如，足见日本空防不可靠，今后日人不得安宁，所谓大日本帝国固若金汤的空防，不过贻笑大方而已。”
那么此次宣传战在日本方面效果到底如何呢？据萨苏介绍，东京《朝日新闻》1938年5月21日发文《支那的怪飞机在九州出现，散发反战传单后遁走》说：“二十日上午四点左右，在熊本、宮崎两县上空出现一架国籍不明的飞机，约一小时后消失于太平洋方向。这一飞行之后，球磨郡四浦，多良木，黑肥地，椎叶山奥以及宮崎县富岛附近发现了大量反战传单，县特高课立即与相邻各县及西部防卫司令部防空监视网联络，展开了大规模的对应行动。根据目击者所谈，此飞机为白色道格拉斯型，发现的传单以《告日本劳动者》等为题，内容为激进的反战宣传，根据采访抛撒传单的现场目击者，发现传单出现地点与该飞机飞行线路基本一致。这次出现的怪飞机究竟为何来历尚不清楚，但从传单的内容看，似为支那飞机。值此徐州攻略战大胜，士气高涨之际，用此战术扰乱我国内不过可充一笑之儿戏，民心自无动摇。”萨苏还介绍说，阿部弘之在《山本五十六》一书中记载，日本庆祝“皇历纪元2600年”时，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非常警惕，沿着东海黄海日本沿海调兵遣将全力防范，他说：“要这一天中国集中航程能到的飞机冲着日本皇宫来一家伙，那可就赚大发了！”如果事实真的如此，可以想见对日军还是有些震慑作用的，但仅限于宣传和威慑，几乎没有军事方面的效果。但有人认为1938年5月近卫内阁改组是此次对日空袭所致，就有些牵强并夸大此次空袭日本的影响了，至今尚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能证明日本的此次内阁改组与中国空军的此次行动有关联。
可惜此后直到1944年上半年，中国空军再也没有能力对日本本土采取过进一步的打击行动。直到1944年6月，中美联合空军第20航空队63架B-29型“超级空中堡垒”战略轰炸机满载600多吨重磅炸弹和凝固汽油弹首次从成都机场起飞，直扑日本九州，盟军才正式开始对日本本土进行大规模战略轰炸。
结语
从政治和宣传角度来看，远征日本在振奋国人抗日精神方面确实作用不小。尽此次行动军事效果有限，但中国将士在抗战低迷时尽最大努力震慑并抗击日军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敬重和称许。
于瀚/资料整理，腾讯历史频道 2013.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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