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24日 星期三

沙叶新:1989年我和江泽民曾庆红的接触


  由於风云际会,恰逢机遇,让我在1989年前后能够和当时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曾庆红、江泽民有所接触,有所对话。这也并非重大国家机密,即便机密,二十年过去,也可以解密了。如今披露出来,但愿能为这段历史增补数行笔墨。


  曾庆红和新权威主义

  一九八九年初,时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的我,因工作烦恼和忧国忧民,写信给上海市委副书记曾庆红,希望见面一谈。信上说:“你能听听我这个基层干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许对你指导全面工作有好处。”口气不小,如能在信中补上一句“我也会从你的交谈中获得教益”,就好多了。但我这人心直口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写信亦如此,笔不停辍,文不加点,就匆忙寄出。一月十六日下午三时,曾叫秘书来电话,请我去他在康平路的市委办公室。

  我一月十九日下午四时的日记:

  “星期一(一月十六日)……我在曾的办公室谈了两个小时,我几次要走,他都说再谈谈。我主要谈我在信中所说的三个问题:一、为什么各个单位人际关系那么紧张。二、为什么有些政策不错,可执行起来那么难?三、为什么改革开放后,人们获得了不少利益,可还是骂娘?他也谈了不少,近似聊天。”

  日记是简略的,记下的也许并不重要,而日后才显现其重要性的事情反倒没记。比如,那天我和曾讨论过一九八九年的形势,意见不一,现补充如下。

  我说:“凡经济上出问题,隔年政治上总要出事。华国锋在五届人大提出“大干快上”、“特大跃进”,致使一九七九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造成很大损失。第二年,一九八○年,以“两个凡是”为口实,华国锋就辞职下台了。一九八五年,从不涨价的中国市场第一次出现涨价。那时我还抽烟,“飞马”牌本来二角八,一下子涨到三角二,火柴和肥皂也涨,造成供应紧张,人心波动。第二年,一九八六年,胡耀邦便在中国的第一次学潮中下台了。去年,一九八八年,“物价闯关”,导致价格飙升,百姓恐慌,物资短缺,到处哄抢。我当时在澳大利亚,妻子来电告诉我,银行出现挤兑,不得不暂停营业。这是中国从未有过的经济动荡。”

  曾说:“今年因此就会出事?”

  我说:“可能吧,因为老百姓连这样的歌都唱了: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没有钞票。∕反动派,没打倒。∕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回来了。∕全国人民要大团结(”大团结“是当时一百元人民币的图案),掀起了吃喝玩乐的性高潮、性高潮!”

  曾说:“如今党风民气是有问题,但并非像这首歌或者像传说的那么糟。我们的新闻界也不应该将人民的注意力硬转到社会的这些和其他某些敏感的问题上去。今年会不会出事?我认为自由多一些,民主要慎重,就不会出事。新加坡不就是这样吗?社会和政治很稳定。”

  当时新权威主义思潮正风靡一时,并得到官方的青睐。从曾的“民主要慎重”一语以及他对新加坡经验的肯定,可以得知曾以及与他类似的高干们日后对民主运动的基本态度。


  江泽民召开上海知识分子座谈会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很快就引发了震惊全国和世界的大学潮,全国各地的高校学生和知识分子以及普通市民相继游行示威。上海市委还因为《世界经济导报》事件激起轩然大波,难以自拔。

  我五月十七日下午二时的日记:

  “五月十六日下午二时,在康平路市委会议室召开上海部分知识分子座谈会,出席者有江泽民、曾庆红、吴邦国、陈至立、黄佐临、张瑞芳、苏步青、夏其言、邓伟志、宗福先、王沪宁等三、四十人,其中有些人,我不认识。我也在会上发了言,表示支持学生运动,认为学生运动起到了人大、政协应该起而没起到的作用。”

  日记过於简略,补充如下:

  会议一开始,江泽民便说北京和上海的形势非常严峻,他作为市委书记,压力甚大,以致精神不济。说着说着,他突然冒出一句话,说他最近有神经病,而且说了两三遍,听得我们莫名惊诧。我想,他可能是想说他精神方面有点毛病,或者是想说他有“精神病”;而“神经病”一词在江浙沪地区意同“疯子”,他肯定是用词不当,说错了。

  更不可思议的是,江泽民说到学潮以来,他进退两难,举棋不定,就用上海话作一譬方,他说他像乌龟(上海话念“乌巨”)一样,头伸出来一刀,头缩进去一刀。这显然不伦不类,比喻失当;男人无论如何也不会说自己是乌龟的!

  之所以如此,想必是江近日以来,疲劳过度,意乱心慌,以致慌不择言,辞不达意。否则像江这样口才甚好也极爱表达的人,不至於有如此语病和口误。语言是内心的外化,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江的内心纷扰,如热锅之蚁。

  这次座谈会,给我的强烈感觉是为了解决《导报》问题。

  江说:“最近以来上海所发生的事,游行呀,示威呀,静坐呀,绝食呀,北京、全国各地都有,上海唯一的“土特产”,就是《导报》问题。市委对钦本立同志的处理仅仅是停职,不是免职嘛。停职,还可以复职嘛。有人希望市委主动找个台阶下一下,我们也希望呀,但是双方面都要下台阶才行呀,一方下了,一方顶着,也不能解决问题嘛。”

  江当时对解决《导报》问题确有诚意,也非常急切,这和来自中央的压力有关。此前江去北京找过赵紫阳请示办法,赵没见,鲍彤见了。鲍传达赵的意见,说“解铃还需系铃人”,於是江返沪之后不得不急忙“解铃”。

  还有一细节很能表现江的意愿和焦虑,当记协主席夏其言提到他是钦本立的入党介绍人时,江便立即离位,和夏并坐,低声交谈,明显感到是他在向夏求援,希望夏帮助说服钦解决《导报》问题。我的发言有两点,一是说:“年初我对曾书记说过,今年要出事,不幸而言中,果然出大事。我支持学生运动,但素不爱游行,君子动口不动手,也不要动腿;游行要动腿,走那么长的路,很累。更不主张绝食,怕出事,会死人。每一个生命都很宝贵,尤其是青年人的生命。都是共产党,应该好商量。”

  第二,我说:“现在的领导干部,一是有委屈情绪,工作很辛苦,成绩也不小,怎么学生还要游行?想不通。这个问题我也和曾庆红同志探讨过。当人们的温饱基本解决之后,‘需要层次’便直线上升,要求尊重、要求自我实现。不满和骂娘,都是为了社会的更大进步。再就是领导干部不习惯民主,喜欢自己的一言九鼎,不喜欢人家的七嘴八舌。”

  我发言中还举了江泽民一九八七年在上海交大处理学潮之事为例。那次他以一个学生运动的前辈来开导大家,起先还很受听,当江用英语背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时,有点炫示,发音也欠准,被台下一个学生“嘘”了几声,江便“尊容失色”,指着台下质问:“谁?你上来,上来!”没想到该生真的堂而皇之地上来了。江连声问,“你叫什么名字!”该生也坦然回答,反而使江下不了台。

  我对江说:“起先你很潇洒,后来你失态了,表现的不是一个政治家的风度,而是一个父母官的架势。什么原因?就是不习惯民主。”

  江对我的话非但不以为忤,反倒说:“还是你们作家懂得人心,看得准。”出我意外。(有较大幅度删节——原注)

  沙叶新,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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